從龍年到蛇年，連續兩個新春、新世紀、新千年的熱鬧中，各媒體出現了兩次“展望”熱。去年“展望新千年”，今年“展望新世紀”。在這些展望中寄託了人們對未來的諸多理想、希望與憧憬，也表達瞭如今的努力方向。而在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裡，這些期望也不會是雷同的：有人期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未來“中國世界第一”；有人則希望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順利地“與國際接軌”。有人憧憬宏偉的“赶超”藍圖，盼望早日圓“強國”夢；有人則呼籲回歸自然，告別“無節制的增長”。有人期待著我們闊了以後洋人也會“頭朝下給我們刷盤子”；有人則希望新世紀裡我們的打工仔打工妹們在“自己人”手下能少受點氣。有人的“展望”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以解放人類為己任；有的凡夫俗子則只能“展望”自己打到一份好工，弟妹能有書讀，父母不再賣血……。
我們能判斷哪一種“展望”在道義上更崇高、在實踐中更可行嗎？如果能，我們就不妨把那種據認為道義上最崇高、實踐中最可行的“展望”作為“標準展望”而定於一尊，並取消不那麼崇高或不那麼可行的“展望”。但如今人們大概都知道，這樣一來我們等於回到了那個焚書坑儒的時代，也就真正無“望”可展了。
如今的確有人很浪漫，喜歡批評別人的展望道義上不夠崇高，也有些人很現實，樂於指出別人的展望實踐中不可行。但平心而論，養尊處優者改造世界的理想固然可貴，打工者多掙些錢養家糊口的希冀難道可以非議？被列強欺凌百餘年的人們盼“強國”，歷經兩千年專制的人們盼“接軌”，未擺脫貧困的人們求“發展”，環境危機中的人們想“回歸”，我們又能說誰比誰更“崇高”呢？
另一方面，過去人們很崇尚“科學”而鄙薄“空想”，視“烏托邦”為萬惡之淵。然而記得幾年前歲逢甲子，某報曾重刊過上個甲子年諸名流的“六十年展望”，60年後與現實相較，合者幾希，引起許多感慨。其實，如今人們已經知道，所謂科學，就是一系列邏輯化的“有益之假說”不斷被有限案例所證偽、並為新的假說所取代的過程。既是“可以證偽的假說”，豈能避免“想”而不落“空”？
所以我認為烏托邦（它的狹義定義涉及復雜的宗教學問題，這裡只取廣義，即“不能實現的理想”）首先是無法“告別”的。因為人們不能事先判定什麼可以實現、什麼不能實現，然後只在“可以實現”的範圍內思考。在這個意義上，“告別”了烏托邦，就不再有自由思想者。哈耶克指出理性的局限，呼籲警惕“理性的僭妄”，他說的不錯。但他迴避了一個悖論：“理性的局限”應當重視，但正因為有這種局限性，人不可能確定“理性之限”在何處。所以“限制理性”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而限制強制才是既必要也可能的。
其次，烏托邦本身也不是什麼壞東西，古人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盡善盡美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人們根本不想追求盡善盡美，又何來較善較美？因此對烏托邦的追求（這裡姑不討論某種具體的烏托邦是否可欲）其實很可貴。如果人們都“現實”到了不敢“想入非非”的地步，那倒糟糕了。
那麼為何以往在某種烏托邦的名義下常常造成災難？道理很簡單：因為強制。我曾經講過：任何理想無論它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空想的”還是“現實”的，作為一種思維活動都只能屬於具體的思想者個人。我可以為我所信的而獻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麼並強迫你為“我覺得你應該信”的東西而獻身。任何奉行強制原則的“展望”或理想都會面臨如下悖論：如果理想能夠成為強制他人的理由，則被強制者不僅無從判斷強制者的“理想”是合理的還是荒唐的，是可實現的還是“空想”的，甚至也將無從判斷強制者是否真有理想，從而為全無理想只為一己之私濫行強制者迫害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創造了最佳條件。
因此理想盡可崇高，“何知天命，但盡人事”的精神在新時代也是可貴的。但行為須有底線，這底線就是不能濫行強制，再崇高者的權力也要有製約，再平庸者的權利也要受保障。有了這個底線，我們就可以追求盡善盡美而不必擔心它會變成盡惡盡醜。我們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是烏托邦而是可實現的，但就算“知其不可而為之”，相信它也不會給人們帶來壞處。
在新春、新世紀、新千年面對種種“展望”時我想說：思無涯，行有製。思無涯就是要解放思想，行有製則是要持守底線。尤其是百姓之思應無涯，官員之行應有製。孔夫子早就說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他說的是“克己”而不是克人，誠哉斯言！克己復禮則善，克人復禮則偽，克人縱己而號稱復禮，則假惡醜之尤也。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克人之人——此子所不語而匹夫某敢補言之也。最後我也講幾句“展望”的話吧：
一願新世紀道德昌明，經濟繁榮，天人和諧，世界大同；
二願新世紀交易有序，強盜斂踪，人或自利，法不失公。
前願或為烏托邦，但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倘無強制，烏托邦何害之有。
後願肯定是底線，我想白貓也好黑貓也罷，若不守此，哪一個能辭大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