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家省報刊出一則報導：《××（某市）“出口”新娘保證“質量”》，內稱：“××是我國重要旅遊城市，世界各國遊客對神奇美景仰慕的同時，也對××山水孕育的佳麗一片傾心。近年來，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及香港、台灣地區男士到××相親者不斷增加，每年嫁往以上國家和地區的'××妹'都在千人以上”。為此，該市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加強了涉外婚檢工作，１９９９年共對涉外婚姻１４００對進行了婚前檢查。結果查出梅毒患者２７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例。該文還對這後一例不幸的女性情況作了介紹，強調檢驗檢疫局不准予結婚，而對其余梅毒患者則令其治療後再准予結婚。報導最後以讚賞的口吻說：此舉做到了“確保××'出口'新娘的健康和'質量'”。
向我介紹這則報導的朋友對文中講述的“××妹”外嫁狀況印象深刻。據他按該市人口、婚齡女性比率及實際結婚率估計，該年外嫁女性要佔該市婚齡女性人數的４％左右，佔當年實際出嫁人數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其中婚檢不合格的檢出率（性病率）為２％。他對這些數字大發了一番感慨。
我倒覺得，對這些數字背後的“道德”涵義大可不必過於敏感。在改革開放與中外經濟文化多方位交流日益活躍的今天，涉外婚姻的增加是正常現象，不發達地區女性嫁往發達地區的婚姻遠比反向婚姻為多見，也是人之常情。文明、進步的社會應當保障公民的個人自由，保障每個人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只要其中沒有強制、欺詐、拐賣等涉及侵犯人權的成分和重婚等違法行為（在這方面，我們國家應當堅決維護我國公民的權益），中國人“洋女婿”的增多與“洋媳婦”的增多一樣是好事。過去的中國人以女嫁“番邦”為恥，當年洪秀全更在《奉天討胡檄》中大罵“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污”，似乎粉黛三千本該委身漢家天子（包括他這個“天王”），進了滿族皇帝的宮廷就成了華夏奇恥了。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中外人權平等、多元文化交融的今天，這些觀念無疑是過時了。就是對於性病與艾滋病，在提倡健康的社會道德以及掃除黃禍的同時，也應當堅持人道主義，尊重患者人格。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對這則報導也有很多看法。這不僅因為“'出口'新娘保證'質量'”這樣的提法給人以把新娘當成“出口商品”而把境外當事人看成購買商品的顧客這樣一種印象，而且從報導的內容看來，在這種涉外婚檢程序中“出口”、“進口”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似乎很不對等。按我國《婚姻法》、《母嬰保健法》和有關部門關於涉外婚檢的行政法規，涉外婚檢中的權利與義務應當是雙方對等的。有關方面在“確保'出口'新娘的健康和'質量'”的同時，是否也有對等措施以“確保”對方的“質量”？報導詳敘了“出口”新娘婚檢的情況、不合格率以及處理的情況，卻並無隻字提到另一方的相應情況。是這些“進口客商”無須體檢呢，還是檢查結果他們全都合格？如果有不合格的又如何處理？檢驗檢疫局只是單方面對境外當事人負責，以“確保”他們得到合格的“出口”新娘，還是對雙方負有同等責任，也要“確保”新娘們得到合格的丈夫？或者說檢驗檢疫局只是單方面對新娘行使權力，“准予”或“不准予”她們結婚，還是對雙方具同等權力，也可以准予或不准予“進口”方在這裡尋偶？
如果事實上在這一過程中並不存在不對等，而偏差只在於報導的角度，那麼問題可能就在於：人們認為這些“出口”新娘的“質量”關係到××市或我們祖國的聲譽，因而必須予以特別關注，就像過去我們經常說出口生產是“政治任務”、事關愛國主義一樣。事實上進出口貿易作為一種商業行為，出口商品的質量問題本質上是商業信譽問題，它與國內市場的商品質量問題應當說是同等重要的。然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許多人並不這麼看，於是乎“愛國主義”在這些人那裡就表現為：國人用劣質商品似乎沒什麼了不起，可千萬別讓洋人用了劣質商品呀！這樣一種“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在改革前的年代十分流行。那個時代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的面子受到高度重視，而一個個具體的中國公民的權利與尊嚴卻不被當作一回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人對外交往心態的正常化和中國公民權利保障狀況的進步，那種畸形的現像已經明顯減少。但其遺風不僅猶存，而且有時還會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從過去那種好女不嫁“番邦”，視涉外婚姻為恥辱的態度，到如今“'出口'新娘保證'質量'”，惟恐“出口”的不是“好女”會有辱國格，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兩個極端，但實質上是相通的：即都在本屬個人私事的男婚女嫁問題上附加了太多的“國家主義”義務。把人當成“出口商品”與把人當成是禁止“出口”的“內控物資”，不都是對人的不尊重嗎？
當然，筆者並不想對涉外婚檢本身持異議。婚前體檢無論涉外與否，只要真正從保證當事人健康出發而不是所謂“貞操檢查”，就都是有益的。如果說涉外婚姻有什麼特殊性的話，那似乎也應該把重點放在防止境外疾病的傳入上，至少也應當是對等的雙向防疫，而不應該只是為了“'出口'新娘保證'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