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今日得列席於此報界歡迎會，而群賢濟濟，至百數十人之盛，其特別之感想，殆難罄言，去秋武漢起義，不數月而國休丕變，成功之速，殆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煩戰事，若北方則更不勞一兵、不折一矢矣。問其何以能如是？則報館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國之大，革數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價至薄，詫以為奇。豈知當軍興前軍興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於報紙中者，雲胡可量？然則謂我中華民國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紅血革命焉可也。鄙人越在海外，曾未能一分諸君子之勞，言之滋愧。雖然鄙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今幸得與同業諸英握手一堂，竊願舉鄙人過去對於報館事業之關係及今後所懷抱，為諸君一言之。
鄙人之投身報界，托始於上海《時務報》，同人多知之。然前此尚有一段小歷史，恐今日能言之者少矣。當甲午喪師以後，國人敵愾心頗盛，而全瞢於世界大勢。乙未夏秋間，諸先輩乃發起一政社名強學會者，今大總統袁公，即當時發起之一人也。彼時同人固不知各國有所謂政黨，但知欲改良國政，不可無此種團體耳。而最初著手之事業，則欲辦圖書館與報館，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處募集，得千餘金，遂在后孫公園設立會所，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而以辦報事委諸鄙人。當時固無自購機器之力，且都中亦從不聞有此物，乃向售《京報》處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張，名曰《中外公報》，只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鄙人則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膚淺無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顏。當時安敢望有人購閱者，乃托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辦理月餘，居然每日發出三千張內外。然謠諑蜂起，送至各家門者，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強學會遂被封禁，鄙人服器書籍，皆沒收。流浪於蕭寺中者數月，益感慨時局。自審舍言論外，末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明年二月南下，得數同誌之助，乃設《時務報》於上海，其經費則張文襄與有力焉。而數月後，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干涉甚烈。其時鄙人之與文襄，殆如僱傭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年少氣盛，衝突愈積愈甚。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脫離報館關係者數月。 《時務報》雖存在，已非複前此之精神矣。當時亦不知學堂當作何辦法也。惟日令諸生作札記，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恆萬數千言，亦與作報館論文無異。當時學生四十人，日日讀吾所出體裁怪特之報章，精神幾與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餘年來強半死於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分報章，在學堂中固習焉不怪，未幾放年假，諸生攜歸鄉里，此報章遂流佈人間，於是全湘嘩然，咸目鄙人為得外教眩人之術，以一丸藥翻人心而轉之，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見擯於社會。其後戊戌政變，其最有力之彈章，則摭當時所批札記之言以為罪狀。蓋當時吾之所以與諸生語者，非徒心醉民權，抑且於種族之感言之未嘗有諱也。此種言論，在近數年來誠數見不鮮，然當時之人，聞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無足怪也。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復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嚴禁入口，馴至內地斷絕發行機關，不得已停辦。辛丑之冬，別辦《新民叢報》，稍從灌輸常識入手，而受社會之歡迎，乃出意外。當時承團匪之後，政府創痍既复，故態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憤慨，故報中論調，日趨激烈。壬寅秋間，同時復辦一《新小說》報，專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時為最矣。猶記曾作一小說，名曰《新中國未來記》，連登於該報者十餘回。其理想的國號，曰“大中華民主國”；其理想的開國紀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總統，名曰羅在田，第二代大總統，名曰黃克強。當時固非別有所見，不過辦報在壬寅年，逆計十年後大業始就，故託言“大中華民主國”祝開國五十年紀念，當西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開國紀元，乃恰在今年也。羅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遜位也；黃克強者，取黃帝子孫能自強立之意。此文在座諸君想尚多見之，今事實竟多相應，乃至與革命偉人姓字暗合，若符讖然，豈不異哉！其後見留學界及內地學校，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頻鬧風潮，竊計學生求學，將以為國家建設之用，雅不欲破壞之學說，深入青年之腦中；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流弊無窮，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增進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後，青黃不接，暴民踵興，雖提倡革命諸賢，亦苦於收拾；加以比年國家財政、國民生計，艱窘皆達極點，恐事機一發，為人劫持，或至亡國；而現在西藏、蒙古離畔分攜之噩耗，又當時所日夜念及而引以為戚。自此種思想來往於胸中，於是極端之破壞，不敢主張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後之《新民叢報》，專言政治革命，不復言種族革命。質言之，則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及丁未夏秋間，與同人發起政聞社，其機關雜誌，名曰《政論》，鄙人實為主任。政聞社為清政府所封禁，《政論》亦廢。最近乃復營《國風報》，專從各種政治問題，為具體之研究討論，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初志亦求溫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國之不亡而速之，劌心怵目，不復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後至去年一年之《國風報》，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視《清議報》時代，殆有過之矣。猶記當舉國請願國會運動最烈之時，而政府猶日思延宕，以宣統八年、宣統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憤既極，則在報中大聲疾呼，謂政治現象若仍此不變，則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此語在《國風報》中凡屢見，今亦成預言之讖矣。
計鄙人十八年來經辦之報凡七。自審學識譾陋，文辭樸僿，何足以副立言之天職，惟常舉吾當時心中所信者，誠實懇摯以就正於國民已耳。今國中報館之發達，一日千里，即以京師論，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報》沿門丐閱時代，殆如隔世；崇論閎議，家喻戶曉，豈復鄙人所能望其肩背。雖然，鄙人此次歸來，仍思重理舊業。人情於其所習熟之職業，固有所不能捨耶！若夫立言之宗旨，則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發揚民力，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之資格，此則十八年來初志，且將終身以之者也。
而世論或以鄙人曾主張君主立憲，在今共和政體之下，不應有發言權；即欲有言，亦當先自引咎，以求恕於疇昔之革命黨；甚或捏造讕言，謂其不慊於共和希圖破壞者。即儕輩中，亦有疑於平昔所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捨己從人，近於貶節，因囁嚅而不敢盡言者。吾以為此皆讏詞也。無論前此吾黨所盡力於共和主義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張，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此志固可皎然與天下共見。夫國體與政體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識者頻能知之矣。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儼然為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於是憂國之士，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為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像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即諺所謂“苦肉計”也，故於其失敗，不屑復為救正，惟從事於秘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民之塗炭，思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套在滿政府頭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為民權之武器，得憑藉以與一戰。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然則前此曾言君主立憲者果何負于國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為國宣力？至於強誣前此立憲派之人為不慊於共和，則更是無理取鬧。立憲派人不爭國體而爭政體，其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吾既屢言之，故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於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
夫於前此障礙極多之君主國體，猶以其為現存之事實而承認之，屈己以活動於此事實之下，豈有對於神聖高尚之共和國體而反挾異議者？夫破壞國體，惟革命黨始出此手段耳，若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為主義者也。故在今日，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
若夫吾儕前此所憂革命後種種險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實章章，在人耳目，又寧能為諱？論者得毋謂中國今日已治已安，而愛國志士之責任從是畢耶？平心論之，現在之國勢政局，為十餘年來激烈、溫和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同構成，以云有功，則兩俱有功，以云有罪，則兩俱有罪。要之，此諸人士者，欲將國家脫離厄區，躋諸樂土，而今方泛中流，未達彼岸。既能發之，當思所以能收之，自今以往，其責任之艱鉅，視前十倍，又豈容一人狡卸者？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則謂吾既已為國家立大功、成大業矣，疇昔為我盡義務之時期，今日為我享權利之時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於清政府者，今則欲取什伯倍之安富、尊榮於民國以為償。此種人自待太薄，既不復有責備之價值。其束身自好者，則謂吾前此亦既已盡一部分之責任，進國家於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則翛然於事外而已。而所謂溫和派者，忘卻自己本來爭政體不爭國體，因國體變更，而自以為主張失敗，甚乃生出節操問題；又忘卻現在政治，絕未改良，自己疇昔所抱志願，絕未貫徹，而自己覺得無話可說，則如斗敗之雞，垂頭喪氣，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兩方面之人，既皆如此，則國家之事，更有誰管？在已治已安之時，人人不管國事，尚且不可，況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
若謂前此曾言立憲之人，當共和國體成立後，即不許其容喙於政治，吾恐古往今來普天率土之共和國，無此法律。吾儕惟知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盡人有分而絕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國家為其私產，以政治為其私權，其所以迫害吾儕不使容喙於政治者，無所不用其極，吾儕未嘗敢緣此自餒而放棄責任也，況在今日共和國體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此鄙人所為謂欲賡續前業，常舉其所信以言論與天下相見也。忝列嘉會，深銘隆貺，聊述前此之經歷與今後之志事以塵清聽。情與詞蕪，伏希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