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改革中的中國教育，美國是很好的典範。但是，當我們羨慕美國的成功時，也要看清今天美國大學的弊端。
今天的美國大學有下列五大弊端：（1）“終身職”制度造成教授不思進取；（2）學費經費失衡導致“大學行銷競爭”和“盈利型大學”氾濫；（3）院系貧富懸殊、校方大權旁落；（4）研究型教授身價暴漲、優秀教師飯碗不保；（5）一流學府壟斷格局日趨僵化。
（1）“終身職”制度造成教授不思進取
“終身職”制度用較高的門檻來遴選教授是很正確的做法，但是“終身職”也對美國教育產生副作用：得到“終身職”之後，一些教授便高枕無憂，不再努力工作。有些教授高踞其位，其實已半退休，要么就在外創業。這是因為，教授在得到“終身職”後就不再有約束，制度上無法促使他們竭盡全力地擔當起對學校和學生的義務和責任。如果在企業，無論職位多高，做得不好，依然會被降薪、降級、甚至解僱。相形之下，大學也應參照企業管理的方式，才能確立令人信服的公平競爭。
（2）學費經費失衡導致“大學行銷競爭”和“盈利型大學”氾濫
伯克萊大學教授David Kirp的“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一書批評了美國的大學由於近年政府經費削減而產生的學費暴漲。為了生存，很多學校採用行銷手段推銷自己。行銷本身不是壞事，在學費、經費問題無可迴避的情況下，適當地融入行銷手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大學採取誇大、不實的行銷手段，不惜通過投機甚至作假來提高排名和提升大學品牌。
此外，很多大學忽視基礎學科，因為基礎學科拿不到經費。很多大學在僱用校長、副校長時忽略學術和管理能力，而主要看他們的行銷能力。這一點已經成為美國教育系統的重大隱患。
正當主流大學遭遇經費問題時，一批盈利型大學乘虛而入。這些學校（如Devry University, Phoenix University，Jon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等）以中專水平僭稱“大學”名號，竟然門庭若市，很快積累了數十萬學生。分析這些學校發蹟的門路，不難看出端倪：他們拿不到國際認證，就拿州立或市立認證，照樣可以得到政府的補助；它們得不到媒體的好評，就在電視上大做廣告；它們吸引不到優秀學生，就降低入學門檻；它們為了提高利潤，就以最低的代價，最少量的課，最少的專業教師，通過網絡教學……這些盈利型大學利用主流大學的危機大發了一筆橫財。 Devry大學的控股公司已在紐約股票市場上市，市值為15億美元，總裁每年收入180萬美元。然而，看到大學文憑貶值，教育淪為商人掠奪納稅人尤其是貧苦學生的搖錢樹，人們不禁要質問：公理良知何在？教育作價幾何？
（３）院系貧富懸殊、校方大權旁落
為了提高各個院系爭取經費的積極性，很多美國大學降低學校“提成”，縮減校方的權力，而把權力下放給院系。這造成了冷門院係經費捉襟見肘，熱門院系卻財源滾滾的局面。例如，伯克萊大學為了大筆研究經費，開始做不開放的研究。南加州大學推行“資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學院自負財務盈虧，導致課程變質，院際公共設施的經營品質下降。 Virginia的商學院不滿校方“提成”太多，乾脆自立山頭，設法脫離母校。流風所及，大學的各個院係幾成盈利性公司。
此外，院系獨立還導致校長大權旁落。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看到像過去哈佛的Eliot校長、Johns Hopkins的Gilman校長，芝加哥大學的Harper校長那樣的集社會理想與膽識氣魄於一身的教育家。
（４）研究型教授身價暴漲、優秀教師飯碗不保
另一本題為“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書，作者是加州大學校長Clark Kerr，分析了美國大學荒廢教學的深刻危機。隨著大學經費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經費，研究與教學並重的大學已變成重研輕教。目前，一個大學或者院系的品牌取決於它有沒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這使得大學以天價去挖研究型的明星教授。紐約大學在5年內挖來的法學和哲學明星教授使它有兩個係從原先不列名躍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問題是都不願意教學。於是，紐約大學又只好聘來大批“教匠”應付教學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高到一年20萬美元，而“教匠”教一門課只有三千元，而且不算學校正式員工。如果“教匠”所授課程明年冷門了，他將徹底失業。
很多美國名校的學生都認為教授只關心研究，不關心學生的學習。最終吃虧的還是學生，尤其是本科生。
（５）一流學府壟斷格局日趨僵化
上述四點弊端，倘若出現在50年前或100年前的美國，很可能會被某個慈善家或教育家通過開創或改造一所大學而得到改進。但在今天，這樣的變革契機已經不復存在，因為“一流私立大學”的市場已被壟斷。
這種壟斷除了靠私立大學的品牌、師資、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鎮山之寶，那就是它們的基金（endowment）。哈佛、斯坦福等大學都有超過百億美元的基金。僅僅這個基金的利息就已經超過很多學校多年的經費。只用利息，學校就可以僱最好的教師、補足不夠的經費或者進行擴張。實際上，它們甚至根本不需要動這筆“老本”，這些私立大學憑他們的品牌和實力就能拿到天文數字的科研經費，基金只會年復一年像雪球般越滾越大。
二流學校根本不可能與這些壟斷市場的一流學府競爭，也不再會有慈善家敢於拿錢來和他們競爭（谁愿意投資幾百億，並且慘淡經營幾十年後也只能達到“準一流”的檔次？何況名校出身的慈善家對自己的母校都很忠誠）。因此，Johns Hopkins、芝加哥、斯坦福挑戰哈佛的歷史將不會重演。由理想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共襄盛舉締造歷史的時代已經遠去。現在，一流大學的作風和政策早已固定，在沒有挑戰的情況下，很難出現任何改革。
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美國大學的利弊得失對中國來說具有重大借鑒意義。就中國的發展目標而論，中國必須擁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學府——無論這個目標有多困難，這都是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
面對這個任重道遠的目標，有人誇下海口，聲稱2020年應可達到；也有人冷言相譏，斥為比超英趕美還不現實。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極其困難，但是絕對可以達到的偉大而實用的目標。作為一個科學家和工程師，我深信任何偉大而實用的目標都不該靠閉門造車，而應在實際問題的考驗之下，在吸取他人經驗教訓基礎之上尋求發展。
目前，中國的大學在師資、體制、管理系統等方面都離世界一流學府有相當大的距離。若想步入一流，從美國的經驗和教訓看來，我認為中國必須本著“在進步中求穩定”的思維，增加科研經費投入，革新大學管理系統，改變教學方式，並重研究和教學，推進產學研結合，避免過分產業化，打擊由教育獲暴利的行為，鼓勵有特色的大學良性競爭，並且鼓勵創辦一流私立大學。如果這些措施果真能夠見納，想來月華如水，桂子飄香的金秋時節，我們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