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爭相高呼“建成像紐約那樣的國際大都市”的同時，中國的有志知識份子也在為“建成中國人自己的《紐約客》”而孜孜不倦地努力。與那些的摩天大樓和玻璃幕牆相比，知識份子這一次倒是乾了點實事，至少，我們已經有了一本除刊名和語種之外，從面目到欄目，從字體到文體，從氣質到紙質都高度疑似《紐約客》的雜誌。
可大夥兒依然餘興未了。我也看出來了，談《紐約客》和辦《紐約客》是兩碼事，那麼
，我也說兩句吧。上星期，有個老朋友從洛杉磯回廣州，出來吃飯時，扔給我一疊《紐約客》：“在飛機上翻了翻，都是近期的，扔了可惜。”此友居美十多年，在加州一所名校做終身教授，之所以是《紐約客》的老訂戶，倒也不完全是因為年度訂閱每本可省兩塊九毛五，而是因為他發現這是一本“有用”的雜誌，“ 有用”倒也不完全在於《紐約客》裡的文字，而文字也不完全是因為寫得精彩，而是這些文字裡的“話題”和談資。加州的主流知識份子圈裡，各種名目的聚會不少，但缺的就是話題和談資。
“政治正確”(PC)是造成“缺話題”的主因。性別，不好談；宗教，不方便；政治——正是最容易導致“政治不正確”的高危話題。倒也不是知識份子一見面就非談這些不可，原因恰恰是這些基本因素構成了知識份子話題的核心，就像我們用“ 拳頭加枕頭”來概括色情和暴力電影的共同本質一樣。之所以會犯錯誤，是因為無論觀點還是用詞，一不小心就會造成“歧視”——“區別對待”，這是不可饒恕的政治錯誤。退而求其次，八卦新聞，加州從來不缺，但是知識份子不屑；談籃球吧，一面倒都是湖人的擁躉，不可能出現“歧視”， 然而觀點上不搞“區別對待”，談話便索然無味。當然，若有個紐約客在場，至少籃球會談得比較有趣。
既然如此，最安全、最不容易犯錯誤的事，就是談談近期《紐約客》裡的話題，《紐約客》在知識份子裡的作用，大概像一位無產者可以憑《國際歌》在全世界找到自己的同志那樣。除此之外，圍繞《紐約客》展開談話還是雙保險的——第一，其中所有話題皆經過東岸資深同行的嚴格把關，政治大方向基本正確，可以放心暢談；第二，即使有政治問題，東岸的同行應負全責。 《紐約客》的權威性及其做為“工具書”的“必要性”，蓋在於此。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天《紐約客》改成月刊，美國知識份子的社交習慣則可能受到直接影響。就我的老朋友的個案而言，一旦回到祖國懷抱，“工具書”就可以暫時扔到一邊，或者贈予我這種《紐約客》的崇拜者。
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PC雖不至於夏蟲語冰，不過《經濟學人》曾經鄭重提醒過歐洲同行，其實美國有一座“不自由女神像”：“美國人享有的自由並不如人們想像多。法律和限制幾乎無所不在，交通號志不斷提醒人們什麼時候該走，什麼時候該停；食品標籤上的說明足以滿足以位科學家；阿斯匹靈的瓶蓋緊到讓老人家擰不開……美國的個人主義只能在限制中放縱，這都是憲法和民權法的功勞……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美國人打從一開始就選擇了被各種法規限制。早期的淘金闢土並非如漫畫和卡通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受限制，除了電影中讓人崇拜的遊俠，沒有人是完全自由的。”關於中國為什麼沒有《紐約客》？朱偉先生曾經這樣解釋：“它是一個城市的文化消費指南、有文字特別講究的小說、報導、專欄與幽默，不僅有思想，還有趣味與較寬的信息面。而我們好像很難把作為知識分子的高品質與消費聯繫起來—知識分子總是高高在上，不屑於人間煙火，於是凡宣揚自己高品質的刊物，好像總得不到大眾認同。”朱偉還引用洪晃的話：“中國有那樣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嗎？北京上海是紐約嗎？”
我就沒這么悲觀。篤於時也，到那時，思想會有的，趣味也會有的，知識分子終將被“高品質與消費聯繫起來”；紐約會有的，還會有曼哈頓，中央公園以及東村，而且都是中國人自己的。別說北京上海，就連廣州也有機會以“三年大變樣”的速度把自己弄成一個比紐約更牛的“約”。不過，屆時有沒有中國人自己的《紐約客》(或中國人屆時需不需《紐約客》)仍是另一回事。中國知識份子也愛聚會，也愛聊，只是跟美國的知識份子相比，他們實在太不需要選擇話題和尋找談資了——我認識的“美國主流知識份子”實在不多，除了上面那位，絕大多數屬於有知識、有美國身份，定居紐約，堅持以紐約“客”自居並且從來不看《紐約客》的中國同胞。受到這一限制，以上意見可能無任何參考價值，謹為各位在把酒大談《紐約客》時提供一點談資，雖然我們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