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史學放在最後。歷史對於價值判斷的影響，好像非常清楚。鑑往知來，認識過去才能以測未來，這話都已經說爛了。我不太用成語，所以試試另外一個說法。
一個朋友從以色列來，給我帶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裡沒有玻瑰，但是這個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裡，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這樣一把，很難看。但是他要我看說明書；說明書告訴我，這個沙漠玫瑰其實是一種地衣，針葉型，有點像松枝的形狀。你把它整個泡在水里，第八天它會完全復活；把水拿掉的話，它又會漸漸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個一年兩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會復活。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這個團枯乾的草，用一個大玻璃碗盛著，注滿了清水，放在那兒。從那一天開始，我跟我兩個寶貝兒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樣了？第一天去看它，沒有動靜，還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頭，第二天去看的時候發現，它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已經從裡頭往外頭，稍稍舒展鬆了，而且有一點綠的感覺，還不是顏色。第叁天再去看，那個綠的模糊的感覺已經實實在在是一種綠的顏色，松枝的綠色，散發出潮濕青苔的氣味，雖然邊緣還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張開，已經讓我們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圖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綠意就往外擴展一寸。我們每天給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個綠色已經漸漸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層層舒展開來。
第八天，當我們去看沙漠玫瑰的時候，剛好我們一路鄰居也在，他就跟著我們一起到廚房裡去看。這一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完整的、豐潤飽滿、復活了的沙漠玫瑰！我們叁個瘋狂大叫出聲，因為太快樂了，我們看到一朵盡情開放的濃綠的沙漠玫瑰。
這個鄰居在旁邊很奇怪的說，這一把雜草，你們幹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說，地衣再美，美到哪裡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難看、氣味潮濕的低等植物，擱在一個大碗裡；也就是說，他看到的是現象的本身定在那一個時刻，是孤立的，而我們所看到的是現象和現象背後一點一滴的線索，輾轉曲折、千絲萬縷的來歷。
於是，這個東西在我們的價值判斷裡，它的美是驚天動地的，它的複活過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驚駭演出。我們能夠對它欣賞，只有一個原因；我們知道它的起點在哪裡。知不知道這個起點，就形成我們和鄰居之間價值判斷的南轅北轍。
不必說鑑往知來，我只想告訴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罷了。對於任何東西、現象、目題、人、事件、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什麽意義？不理解它的現在，又何從判斷它的未來？不認識過去，不理解現在，不能判斷未來，你又有什麽資格來做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對於歷史我是一個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學生。四十歲之後，才發覺自己的不足。寫「野火」的時候我只看孤立的現象，就是說，沙漠玫瑰放在這裡，很醜，我要改變你，因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歲之後，發現了歷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過來的，我的興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評，而在於：你給我一個東西、一個事件、一個現象，我希望知道這個事件在更大的座標裡頭，橫的跟縱的，它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上？在我不知道這個橫的跟縱的座標之前，對不起，我不敢對這個事情批判。
了解這一點之後，對於這個社會的教育系統和傳播媒體所給你的許許多多所謂的知識，你發現，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東西。比如說，我們從小就認為所謂西方文化就是開放的、民主的、講究個人價值反抗權威的文化，都說西方是自由主義的文化。用自己的腦子去研究一下歐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驚：哪有這回事啊？西方文藝復興之前是一回事，文藝復興之後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前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過，什麽叫中國，什麽叫中國國情，就是專制，兩千年的專制。你用自己的腦子研究一下中國歷史就發現，咦，這也是一個半真半假的陳述。中國是專制的嗎？朱元璋之前的中國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國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國，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國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說「中國兩千年專制」指的是那一段呢？這樣的一個斬釘截鐵的陳述有什麽意義呢？自己進入歷史之後，你納悶：為什麽這個社會給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訴你他們是半真半假的東西？
對歷史的探索勢必要迫使你回頭去重讀原典，用你現在比較成熟的、參考係比較廣闊的眼光。重讀原典使我對自己變得苛刻起來。有一個大陸作家在歐洲哪一個國家的餐廳吃飯，一群朋友高高興興地吃飯，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離開餐館很遠了，服務生追出來說：「對不起，你們忘了付帳。」作家就寫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讚美歐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沒有人懷疑他們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們中國的話，吃飯忘了付錢人家可能要拿著菜刀出來追你的。 （笑）
我寫了篇文章帶點反駁的意思，就是說，對不起，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差異的問題。這恐怕根本還是一個經濟問題。比如說如果作家去的歐洲正好是二次大戰後糧食嚴重不足的德國，德國待者恐怕也要拿著菜刀追出來的。這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體制結構的問題。
寫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覺得自己很有見解。好了，有一天重讀原典的時候，翻到一個暢銷作家兩千多年前寫的文章，讓我差點從椅子上一跤摔下來。我發現，我的「了不起」的見解，人家兩千年前就寫過了，而且寫得比我還好。這個人是誰呢？ （投影打出《五蠹篇》）
韓非子要解釋的是：我們中國人老是讚美堯舜禪讓是一個多麽道德高尚的一個事情，但是堯舜「王天下」的時候，他們住的是茅屋，他們穿的是粗布衣服，他們吃的東西也很差，也就是說，他們的享受跟最低級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當國王的時候他的勞苦跟「臣虜之勞」也差不多。所以堯舜禹做政治領導人的時候，他們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層的老百姓差別不大，「以是言之」，那個時候他們很容易禪讓，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能享受的東西很少，放棄了也沒有什麽了不起。 （笑聲）但是「今之縣令」，在今天的體制裡，僅只是一個縣令，跟老百姓比起來，他享受的權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紀的語言來說，他有種種「官本位」所賦以的特權，他有終身俸、住房優惠、出國考察金、醫療保險……因為權力帶來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個家族都要享受這個好處，誰肯讓呢？ 「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 「薄厚之實異也」，實際利益，經濟問題，體制結構，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樣的行為。
看了韓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兩千年之後你還在寫一樣的東西，而且自以為見解獨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這種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認為其實應該是一個基本條件。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但是對於過去的路有所認識，至少是一個追求。講到這裡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學評論，談個人才氣與傳統，強調的也是：每一個個人創作成就必須放在文學譜系裡去評斷才有意義。譜系，就是歷史。然而這個標準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毋寧是困難的，因為長期政治動湯與分裂造成文化的嚴重斷層，我們離我們的原典，我們的譜系，我們的歷史，非常、非常遙遠。
文學、哲學跟史學。文學讓你看見水里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成思想的迷宮裡認識星星，從而有了走出迷宮的可能；那麽歷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沒有一個現像是孤立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