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去一趟長春，因為長春藏著一個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從南京飛長春，飛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兩個半小時。如果是從法蘭克福起飛的話，同樣的時間，北邊就到了丹麥，往南就會到馬德里，往東已經到了匈牙利。在中國，你卻只是到了另一個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機，到達長春已經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時。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燈照在空曠無人的廣場上，看起來有點遼闊、冷落，你還是看得出長春與眾不同。寬闊的大道從市中心四面八方輻射出去，廣場特別多，公園特別大；如果你曾經走過莫斯科，走過柏林，走過布達佩斯，長春給你的第一印象就會是，嗯，這個城市有首都的架勢、京城的氣派。
長春曾經是東北的政經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滿州國定為首都“新京”之後，更成為日本人費心經營的花園城市。都市規劃以歐洲的大都會為範本，六線大道條條筆直，寬大的公園處處蔥綠。火車站前的中央道路寬六十米，以花崗岩鑲嵌，兩旁的百貨公司都是鋼筋水泥的大樓，美麗的馬車踩街發出達達的聲音。長春很早就有抽水馬桶，很早就全面鋪設煤氣管道，很早就規劃了環城地鐵、有軌電車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乾電線埋入了地下。
長春的五月，風還帶著點涼意，抱著孩子的母親，把圍巾繞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風露出來的小臉，像北方的蘋果。我站在人民廣場的邊邊，仰頭看著廣場中心那個高聳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崗岩石碑伸向天空，頂端，是一架戰鬥機，俯視著整個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並列，中文寫的是“蘇軍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長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著二十三個名字，是蘇軍在進攻東北的行動中犧牲的飛行員。蘇聯紅軍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進軍東北，佔領城市之後最早動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爾濱、長春、瀋陽等等城市的要衝，興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矗立在現代城市的交通心臟、讓萬眾仰視的，是一架戰鬥機，真的有點奇怪。蘇聯人同時興建在瀋陽市中心的紀念碑，頂端放的是個十三公噸重的銅製坦克車。因為建地鐵，“坦克碑”幾年前才被遷走。
人民廣場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寬闊大氣，車水馬龍，兩旁還有很多有如上海外灘一樣的宏偉歐式古典建築。走在樹影搖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這條大街的名字換過多少次，每一次換名，都發生了些什麼事？為什麼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會不會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中打贏了俄國，取得南滿鐵路的經營權，就在這裡興建火車站、築路，叫它“長春大街”。
真正開始經營長春之後，日本人把這條大街命名為“中央通”——這種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儀的滿州國成立了，長春變成“新京”，這條街就以滿州國的國號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戰敗，蘇聯紅軍進城了，就在大同廣場中心建個紅軍紀念碑。
緊接著國軍接收了長春，於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為“中正大街”，大同廣場嘛，就叫“中正廣場”。這個，台灣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後，國軍又潰敗而走，解放軍進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我現在就走在這條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見熟悉長春史的於祺元老先生，想從他口裡聽一聽，一九四八年，長春的“人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穿過人民廣場，剛好踩過紅軍紀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時，我心裡想到的是，長春人，或說，東北人，記憶裡藏著多少沒真正打開過的抽屜啊？
譬如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統治十四年之後，當蘇聯紅軍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城，並且在長春和瀋陽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戰機、坦克紀念碑時，長春和瀋陽的人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在那紀念碑上落款，說“長春各界人士”共同紀念？事實上，在紀念碑落成、“長春各界人士”在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裡頭燒殺擄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於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姦，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髮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砲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裡：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
——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裡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