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林肯總統和李將軍
我們不是第一次到肯塔基州的萊克辛頓來，只是每回都是來去匆匆，只有這一次，悠閒地在市內逛了逛，逛出一些感想來。
肯塔基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於南北之間，又可以算是“中西部”，是美國的“中原”地帶。美國建國初期，這裡還是邊遠蠻荒之地，那時的美國還沒有肯塔基州。後來美國向西開發，一個個的新州加入聯邦。那也是美國政治制度漸漸擴展的時代，下層豪傑在邊遠地區的地方政治中出頭露面的機會開始多起來。第一個靠戰功崛起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就是從肯塔基南面的田納西州出來的。又過了二十多年，林肯和他的政敵道格拉斯，還有從道格拉斯的民主黨里分裂出來的布萊肯利奇，就都是肯塔基州和稍北的伊利諾伊州的人了。政治中心在地理上從傳統的弗吉尼亞州和馬薩諸塞州往西移，政治舞台則從少數精英圈子向下層平民降低。
我們走進一所學校。這是一所私立大學，很小，建築物極為典雅，環境幽靜之至，想來學費也一定貴得不得了。從校門口的一塊紀念標牌上得知，在1780年，肯塔基還未加入美國的時候，它就已經成立了。就是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大學，畢業生里出了兩位副總統、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五十位參議員、一百零一位眾議員、三十六位州長、三十四位駐外大使。這番業績聽起來令人印象深刻，其實只是說明早期政治權力，還是一個不大的小圈子的遊戲，這是製度民主化之前的精英政治遺留的痕跡。
亞伯拉罕·林肯是製度民主化以後第一個真正具備平民特徵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農舍裡。林肯的崛起，標誌著美國從建國初期共和國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轉變的完成。從此，民主政治家來了。
政治家，politician，有時候也譯成政客。中文裡，政治家是褒義詞，政客是貶義詞。英語裡，politician中性而有時略帶貶義。民主一旦完成，也就意味著傳統的政治家，statesman，轉變成民主政治下的politician，現代政治家和政客。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時代，特別強調政治家的道德水準；在現代民主政治的時代，這種對個人道德的強調不僅是一種奢侈，而且失去了現實的操作意義。古典共和政治訴諸於道德，現代民主政治則訴諸於製度。
林肯出身農家，沒有機會受完整的正規教育，前面提到的那所大學，他是沒有資格進去的。他幹的是伐木工、店員、農莊幫工、擺渡工、土地丈量員。他沒有貴族祖上的餘蔭，也沒有機會建立疆場功勳，他的惟一手段是競選演講。
在一生無數次的競選演說中，他從不諱言自己出身卑賤，“這兒是謙卑的亞伯拉罕·林肯”，“如果你們選了我，我將萬分感激，如果你們不選我，我也同樣萬分感激。”美國南方牧場要用一種劈開的樹幹做圍籬，劈樹幹是最費力氣的粗活。林肯的支持者卻常在林肯演講的場所放一堆劈開的樹幹，以表明我們的候選人曾經是乾這種粗活的。林肯的兒子覺得不好意思，說現在滿世界都知道爹是劈樹幹的，林肯卻很樂意這樣。道理簡單得很，這樣就在感情上接近了下層民眾，而選票就在他們手裡。其實，那一系列的粗活，林肯並不擅長。他幹粗活只幹到二十一歲。林肯最感興趣的是政治，他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他搬遷到伊利諾伊州後，在地方小鎮上開始競選，二十出頭就選上了州眾議員，開始了他的政治家生涯。
後來的人們都說，林肯領導了美國人民廢除奴隸制的鬥爭。有一個傳說，說林肯在二十來歲的時候去了一次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奧爾良，在那裡的市場上，看到一個面目清秀的黑人少女正待出售。這個鏡頭刺痛了他，他發誓，有朝一日找到機會就要粉碎奴隸制。後世史家考證說，這多半是人們編出來的故事，因為從那以後，有整整二十年，林肯在自己的政治活動中，從來沒有下手打擊奴隸制。作為一個普通人，林肯是一個富於同情心的人，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毫無疑問，他在道德上痛恨奴隸制。可是他在奴隸制面前保持了沉默，因為政治家不得不尋找成功的機會，那時廢奴的時機還不到。林肯出生的肯塔基州，是19世紀前半葉美國國內奴隸買賣的輸出基地，肯塔基州的四分之一人口是黑奴，有大批肯塔基黑奴被賣到更需要勞動力的南方。奴隸買賣假如真的刺痛林肯的話，是用不著跑到新奧爾良的。我們在萊克辛頓參觀了林肯夫人瑪麗·塔德的娘家。塔德家就蓄奴。
1854年，國會在伊利諾伊州的參議員道格拉斯的活動下，通過了坎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這個法案取消了1820年在“密蘇里妥協案”中規定的北緯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的法律。道格拉斯的理由是，是否允許奴隸制，應該是各個州的人民自己來決定，是“地方自治”，是“民眾自決”。
他打的居然是一張“民主牌”。這個法案不僅激怒了廢奴主義者，也使北方大多數不願意和黑人共處的民眾感到憂慮。
北方的大多數白人並不是激進的廢奴主義者，他們不喜歡黑人，甚至討厭、害怕黑人。根據新的法案，黑奴就可能向北方蔓延，影響北方白人民眾的工作和生活。這是美國建國半個多世紀後奴隸制迴光返照的時刻。林肯意識到了阻擋奴隸制的責任，他也看到：他的機會來了。 1854年8月，林肯第一次在公開演講中譴責奴隸制。他說：我痛恨奴隸制，因為我確信這種制度是不道德的，是邪惡的。
從此以後，一直到1860年被選為總統，整整六年時間裡，當他面對北方民眾的時候，他就一遍一遍地在道德上譴責奴隸制，毫不諱言他痛恨奴隸制；而當他面對南方民眾的時候，他苦口婆心地解釋，他並不主張廢奴，廢不廢應該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他主張的是：不能讓奴隸制向北方擴散。
他個人雖然痛恨奴隸制，但是他主張讓奴隸制自然死亡。
1858年7月10日在芝加哥——北方廢奴主義的大本營，林肯發表演講：
讓我們拋棄不同人種之說，不同種族之說，某種族更為低級故而必須置於一種低級地位，諸如此類的無稽之談。讓我們拋棄所有這一類的東西，讓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團結如一人，直到我們能夠再一次站起來宣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兩個月後的9月18日，在南方查爾斯頓——蓄奴主義者的大本營，林肯發表演說：
我必須說，我不是，也從來沒有，主張以任何方式實行白人和黑人種族的社會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從來沒有，主張讓黑人也有選舉權，也能當陪審員，也能擔任公職，也能和白人通婚。
這兩場演講，都贏得了聽眾的熱烈鼓掌。什麼是林肯的心裡話？哪個林肯是真正的林肯？這樣的問題，只有在古典共和政治下，才是有意義的。在現代民主政治下，這個問題失去了操作意義。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導民眾的責任，更有追隨民意，籠絡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
事實上，你已經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麼時候他是一個基於原則和道德說話的政治家，什麼時候他是一個權衡利弊說話的政客了。著名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認為，這是尋求民眾選票支持的職業政治家的正常表現。當然，即便如此，政治運作的這兩個部分如何側重，是否有一定的原則，依然能夠看出一個優秀的現代政治家和政客之間的區別。
和道格拉斯進行的七次著名的辯論，表現出了林肯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智慧。道格拉斯為奴隸制辯護，辯護的不是奴隸制的道德，而是民眾的財產權，是地方自治和民眾自決，是州權。畢竟是民主時代了，道格拉斯是在向民眾呼籲，可他是向一個單一陣營發出訴求。林肯也是在向民眾呼籲，卻是在激進廢奴主義者和害怕黑人的民眾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向兩邊發出訴求。 1860年大選，民主黨分裂，肯塔基州的前任副總統布萊肯利奇和道格拉斯分道揚鑣，林肯“漁翁得利”，當選為總統。可是，南方十一個州的大選舉團沒有一個人投林肯的票。林肯得到的民眾選票，僅為39％。
選票狀況已經預言，林肯面臨著情緒激昂的民眾的對立。對於一個國家的總統來說，這實在不是一件樂於看見的事情。四年總統任期，林肯只做了一件事情，打了一場南北戰爭，美國惟一的一次內戰。
林肯尚未宣誓就職，南方七州已經宣布分離。林肯總統接手的是一個殘缺的國家。他即使有意戰爭解決，目標也是要維護聯邦的統一和完整，而不是廢奴。他直覺不能由他來發動戰爭。他要南方人先打第一槍。聯邦政府在南方查爾斯頓的海港裡有一個孤零零的蘇姆特要塞。要塞里的百十來個士兵，位於南方的咽喉要地，給養不足，支撐不下去了。林肯不下令將其撤回，卻通知查爾斯頓的南卡州州長，說聯邦政府將向要塞提供給養補充。這等於表示，聯邦政府不承認分裂，聯邦的軍事要塞將在查爾斯頓海港里長期存在。這一策略，逼得查爾斯頓的南方人動手要把要塞收回，於是向蘇姆特要塞開火。南北戰爭就此爆發。
可惜，那個時候的美國人，誰都沒有估計到戰爭的殘酷性。戰爭爆發後，林肯總統的第一個徵兵令，只徵召七萬五千人，從軍三個月。那個時候林肯總統腦子裡，可能還覺得短暫衝突之後，還是可以在幾十個政治家之間達成妥協。他肯定沒有想到，這場戰爭，將持續四年，美國將損失六十一萬八千個青壯男子。那時已經有了照相術，南北戰爭留下了很多照片。我們現在看到的林肯總統照片，無一例外是緊縮眉頭、憂傷焦慮的沉重表情。林肯夫人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介紹說，雖然肯塔基州沒有加入南方邦聯，肯塔基人卻認為自己是南方人。這位第一夫人的娘家，有幾個兄弟參加了南方叛軍，有多人戰死在戰場上。南方人罵這位第一夫人是叛徒，北方人則指責她是南方派在白宮的間諜。她的一位女友，見了林肯總統後說，“天哪，他為什麼總是這樣苦著臉！”林肯總統怎麼可能不苦著臉呢？引出一場內戰，喪失六十一萬八千個生命是什麼分量，任何一個有道德的政治家都不會無動於衷。正是這緊皺的眉頭，證明了林肯總統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古典的statesman。
結束南北戰爭這場災難的，不是林肯總統，而是南軍的司令羅伯特·李將軍。和林肯總統相比，李將軍就像是從歷史裡走出來的老派紳士。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卻活生生地是兩個時代的人。李將軍出生在弗吉尼亞，那是政治舞台隨著民主化而西移以前的政治中心。李將軍和華盛頓將軍有親戚關係，在精神上則仍然繼承著華盛頓那一代的紳士準則。在社會活動的舞台上，他們古典一代和民主時代的人有一個區別：風興浪起的時候，民主時代的人傾向於向下訴求，向民眾呼籲；古典時代的人傾向於向內訴求，訴諸於自己內在的道德良心。
李將軍是一個職業軍人，聽從國家的召喚對他來說，就是聽從弗吉尼亞州的召喚。他素來痛恨奴隸制，很早就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隸。他也反對南方的分離，更反對用戰爭來解決分離問題。他從軍人的眼光得出結論，北強南弱，南方根本沒有在一場長期戰爭中取勝的機會。可是，當弗吉尼亞州在南北戰爭打響以後宣布分離，加入南方邦聯的時候，他不得不服從弗吉尼亞州的徵召，帶領南軍開始了艱鉅的戰爭。
四年後，1865年春天，李將軍置個人榮辱和生死以度外，在阿波馬托克斯向對手格蘭特將軍投降。他惟一的要求，是要求北軍善待他的士兵。從出征到投降，李將軍的所作所為，在道德上一以貫之，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李將軍的投降，是美國民主化後，古典政治人格最後的告別演出。從此以後，在美國政治舞台上，你大概只能期待林肯的出現，卻很難再期待羅伯特·李將軍這樣的人了。
李將軍投降後不過幾天，林肯總統被刺殺，他倒在了自己的崗位上。在美國歷史上，南北戰爭是一個轉折點。南北戰爭以後國會通過的憲法第十三和十四修正案，終於從法律上廢除了奴隸制度，並且提出了“正當程序”和“同等保護”的原則。再往前推三十年，一個法國人托克維爾訪問美國後，曾提出了“多數的暴政”的擔心。民主是多數的統治，如果多數決定對少數人施以暴政，就像美國的奴隸制那樣，用什麼來糾正和防止？南北戰爭後的美國回答說：民主原則加上人權法案，再加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
美國就在那個時刻完成了古典共和政治到現代民主政治的轉變，這是一種歷史進步。從此以後，民眾眼睛裡的政治家，不再有statesman，而全部是politician了。他們不再要求站出來競選的人都是華盛頓總統、杰弗遜總統那樣的紳士，他們不再奢求德高望重。他們也不再相信這些政治家的演講都是實話，都是心裡話，他們用懷疑的眼光來看待台上的人。他們知道，這些人說話有可能言不由衷，有可能避重就輕，有可能純粹是為了選票而一時獻媚於民眾，欺瞞民眾。但成熟民主制度下的民眾，也不會因此而對製度失望。
他們知道，避免政客為禍，只能依靠反對派的平衡，依靠開放的積極的新聞監督，依靠啟蒙了的民眾自己。他們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