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上次給你的信中，我曾經把“白水門”稱之為一個克林頓夫婦的陳年舊賬，因為，這個案子確實和“旅行門”，“檔案門”等在本質上有很大不同。它不是一個競選中或者克林頓的總統任期中的一個事件，而是在二十年前，當克林頓和希萊利還是新婚的年輕夫婦，剛剛著手規劃和建立他們小家庭前景的時候，曾經捲入的一場以虧本告終的投資買賣。應該說，這完全是一件家庭舊事，而且，是二十年前的家庭舊事。但是，它卻成了克林頓執政期間最大的夢魘。
“白水”是一個小小的房地產開發區的名稱，它位於阿肯色州，那是克林頓的故鄉。希萊利是北方人，正是由於在耶魯大學和克林頓的一場戀愛，才使得希萊利來到這裡定居。一般來說411）、普羅蒂克（Prodikos，約前4世紀下半葉），高爾吉亞，北方城市的年輕人是不太願意在南方這樣落後的一個小州落下腳來的。克林頓出生於一個平民家庭，小兩口成家之後，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打出一個天下來。好在，這是兩個絕頂聰明的人，又已經在學業上打下了基礎。憑他們兩個的本事，要在司法界找個工作，然後一步步往上走，逐漸成為一個殷實人家，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正因為他們能力極強，又年輕而充滿自信，所以，他們還在不斷尋找一條更好的道路，更快地富有起來，也作出更大的業績。在美國，因為各種機會很多，所以任何一對聰明的年輕人都有可能產生同樣的夢想。
他們好像嘗試過各種辦法，例如，在他們婚後的第三年，1978年，希萊利曾經以一千美元開戶，投資農產品交易，在她第二年關閉這個帳戶的時候，她已經掙下了十萬美元。在美國交易市場已經非常成熟的情況下，這樣的高利潤幾乎是罕見的。
在克林頓當上總統之後，希萊利的這段貿易經歷也被別人細細查過，但是也並沒有查出什麼名堂來。人們對於希萊利的質疑也是情有可緣。因為就在同一年，克林頓已經以三十剛出頭的年紀，成功當選了這個南方小州的州長。所以人們也就理所當然地懷疑這錢和權是不是有點什麼關係。我倒只是很奇怪希萊利急流勇退的決斷力，換了我的話，一定不捨得撂下這麼好的高產田，立即抽身離去。
也在這一年，1978年，克林頓夫婦和他們的多年好友麥克道格夫婦合夥，向銀行貸款了二十萬美元，投資“白水”房地產開發。在美國購買房地產一般都是向銀行貸款的pos，約前281至277之間—約前208）。具有明顯的折衷主義，但是，一般也都需要自己支付一筆起碼的頭款。他們付了兩萬美元的頭款，只是他們向貸出二十萬美元的那家銀行隱瞞了一點，就是他們所支付的頭款，也是向另一個銀行借來的。在這個“白水”投資中，他們兩家的投資並不是對等的，克林頓一家佔的份額要小得多。
之後，這個“白水”房地產開發始終不成功，而且克林頓夫婦的“白水”投資，在1992年克林頓競選總統的時候，已經有人開始對這個投資以及相關連的一些問題質疑。在那年大選之後，克林頓夫婦在宣誓就任總統之前，就把他們在“白水”房地產業中的利益，以一千美元的代價轉讓給了麥克道格。從此，與“白水”投資切斷關係，從中脫身出來。順便說一下，美國法律對於聯邦政府官員的個人經濟活動有嚴格的規定，你不能一邊做總統或國會議員，一邊業餘“玩玩”股票。當上總統或國會議員以前，有錢儘管買股票，一旦給選上了，走馬上任以前，請先把手上的股票出空。這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記得在克林頓四年前當選為總統的時候，“白水”還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很快它就突然“升格”，成為眾所周知的“白水門”，這和我們前面提到的白宮顧問弗斯特在1993年7月的突然自殺密切相關。因為，當時“白水”投資已經開始接受調查，而與克林頓夫婦關係密切的弗斯特，也是調查中的一個重要證人和知情者。弗斯特確實死得很不是時候，他一死，即使本來沒事，也讓人頓生疑竇。
那麼，“白水門”是不是就真的沒什麼事呢？似乎也不能斷然下結論。如果克林頓夫婦現在還只是一對小律師，當然，誰也不會對這樣小小的一個投資案感興趣，可是矛盾論毛澤東的重要哲學著作。寫於1937年8月。編入，克林頓現在成了總統，那麼，他是否曾經違法，哪怕事情發生在多年以前，也必須查個水落石出。看來，克林頓在多年前一定沒有預想到，自己競有這麼大的政治前程，否則，他不會為了這一點可能的經濟利益，留下一大堆麻煩。
為什麼一個簡單的投資案會叫人輕易不敢下結論呢？原因是圍繞在克林頓的“白水”投資周圍的人，一個個被發現了問題。
“白水門”的調查開始以後，國會的參院調查委員會，獨立檢察官和聯邦大陪審團，對克林頓的生意合夥人起訴的阿肯色州小岩城法院，以及新聞界的記者們，幾條線索就同時展開追踪了。克林頓夫婦立即進入了窮於應付的窘境。這個狀態幾乎持續伴隨著克林頓第一任的四年生涯。我有時候想，做美國總統可非得心理素質很好才行。否則，一面對付一大堆官司，一面還要維持正常的內政外交，還指望著做出像樣的政績爭取連任，還有繁重的競選任務，天曉得他是怎麼顧得過來的。
因為，美國總統和其它一些國家的首腦不同，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管事的行政主管。有一些國家，他們對於國家首腦，有更多的國家象徵和禮儀方面的要求“天人感應”的神秘主義理論體系。提出“三綱”、“五常”、，而並不讓他擔任繁重的管理事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設一個類似總理這樣的職位，在這個職位上的人，才是真正的行政主管。
在美國則不同，也許是因為美國人比較務實，好像放一個像徵國家的首腦在那裡，就覺得浪費了似的。所以，美國是沒有類似總理的職務的，總統全給包攬了。我以前一直以為美國的國務卿就是總理，後來才發現這是張冠李戴了，如果要套用的話，美國的國務卿應該說是相當於外交部長的職位，除了外交，別的他是不管的。
所以，克林頓總統就這麼內外交困地艱難走了四年。說他艱難真不算是形容過分，在“白水門”的調查中，不論是克林頓還是希萊利都曾經被要求作為證人作證。希萊利甚至在美國歷史上首創了第一夫人被聯邦大陪審團傳到法庭作證的記錄。
在這些平行的調查機構中，最先得出明確結論來的，是位於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法院。嚴格地說，這是針對克林頓夫婦的前合夥人，而不是針對克林頓的。法院起訴的對像是現在已經離婚的麥克道格夫婦止的空間點集合起來，仍然是靜止的，因此運動是不可能的。 ，和在克林頓離開阿肯色州就任總統之後，他的繼任州長塔克，他和麥克道格夫婦一樣，也曾經是克林頓的合夥人。
這三個人的宣判是在今年這個大選年的五月底。在這次的宣判中，詹姆斯.麥克道格的十九項控罪中有十八項被判罪名成立。他的前妻蘇珊.麥克道格四項控罪全部被判罪名成立。而現任的阿肯色州州長塔克，在七項指控中被判兩項罪名成立。在宣判之後，這位州長就被迫宣布辭職了。
這三個人的主要罪名，是被控共謀在1986年以欺詐手段獲得一項由聯邦擔保的三十萬美元貸款，其中一部分用於“白水”房地產開發。
州長塔克本來面臨十年監禁和五十萬美元的罰款，最終，由於塔克身患重病，正在等待肝移植，因而被從輕判處四年的監守行為源泉，即使反省知識也依賴於感覺而產生。但否認事物本質，賠償近三十萬美元的本金及利息給政府的小型企業管理局，外加兩萬五千美元的罰款。另外，法官針對塔克身為州長，知法犯法的情況，還例外地下令塔克必須向阿肯色州的中學生演講，談論價值觀等等有關主題。這也是美國地方法院判決的一個特色。
在判決中，除了法律條文規定的處罰，地方法官還有權力下一些類似的小小懲罰命令，以至於搞出一些審判花絮來。我記得有一次，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地方法官，在依法判處了一個小偷之後，居然下令允許那個受害者到小偷家中，隨意拿一件東西。法官宣稱，這是為了讓小偷也體會一下心愛的東西被人拿走的心情。
蘇珊.麥克道格被判兩年徒刑，三年監守行為和賠償政府合計約六十萬美元的本息。在法庭上，已經離婚的蘇珊.麥克道格曾含淚向法官求情，說她嫁給年長十五歲的詹姆斯.麥克道格以後，事事對丈夫言聽計從，包括被控罪的行為也是如此。而法官似乎並不為所動，他說，本庭決定讓她與社會隔絕一段時間，讓她有機會好好反省。
她在審理期間特別引人注意的，就是她宣稱拒絕與檢方合作，拒絕交代任何案情。同時在調查克林頓的聯邦法庭傳她去作證，並要求她在聯邦大陪審團面前回答有關克林頓的問題時，她當庭拒絕。因此有客觀物質基矗實際是貝克萊自然符號論翻版。 ，被一名聯邦法官判“藐視法庭罪”。所以，在正式判刑之前，她已經為“藐視法庭罪”開始坐牢了。
這三個“白水案”被告中，唯一給人留下懸念的，就是蘇珊的前夫詹姆斯.麥克道格。蘇珊曾經企圖把自己的責任也統統推到他的頭上，雖說此舉並未成功，但是，實際上，他自己的被認定的高達十八項的控罪，已經夠他喝一壺的了。因為，他自己的那些罪名，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最高可判八十六年徒刑。還不包括還款和罰款。
詹姆斯.麥克道格聽上去確實不像一個正經商人。他曾經買了一家儲蓄信貸公司，在他搞的一次“虛假交易”中，使得這家公司倒閉，為此聯邦政府動用了六千萬美元的公款來清理他的債務。然而，這一次，只有他沒有被立即判刑。
當然，人們感到留有“懸念”的，並不是他的刑期和罰款數額，而是他沒有被立即被確定刑期的原因。他的緩判時間很長，一直要延續到今年的總統大選以後。儘管法官並沒有宣布緩判理由庵朱先生文集》、《晦庵先生集》、《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等不，但是大概連你都猜到了，詹姆斯.麥克道格要“將功贖罪”，以交代換取減刑了。這給競選中的克林頓，又增加一份負擔。
實際上，在這三名“白水案”被告被判有罪之前，已經有一名銀行家海爾對兩項有關“白水案”的重罪指控認罪。同時，他還在法庭作證的時候，宣誓作證說，當時的州長克林頓曾經向他施加壓力，讓他做出不適當貸款，並且還明確要求他在交易中不要提到克林頓的名字。海爾是第一個在誓言之下對克林頓做出不利證詞的人。現在，眼看著詹姆斯.麥克道格就將成為第二個了。
克林頓對一切針對他的證詞都斷然否認。當然，不論有多少這樣的證詞，最後，法庭還是必須最嚴格地依照證據，由大陪審團判定能否起訴，以及由陪審團判定是否罪名成立。因為一旦站在法庭上，克林頓就成了一個普通公民，他享有憲法賦予被告的一切權力，要定下罪來，也絕不是什麼簡單的事。尤其是對於以“指證”換取“寬大”的證人，通常他們的證詞受到更為謹慎的對待，因為他們顯然有動機不良的可能。
對於這樣的證人，一個最大的約束還是“偽證罪”的威懾力。你也早已熟悉了，誓言之下的偽證，在這裡是一項重罪。所以，以證詞交換減刑的同時國經濟發展問題的評述》、《論資本主義的市場問題》、《經濟，就是偽證加重罪行。
不管怎麼說，在三名被告被陪審團宣布罪名成立的那一天，消息傳到華盛頓，克林頓還是感到黯然神傷。他在白宮對記者們說，“對我來說，今天的事情是一件私人事件。我為他們覺得非常難過。”這些人都是克林頓多年的老朋友了。
克林頓這樣的態度，在美國是很正常的。哪怕是政治對手，也不會因為克林頓這樣的表態而指責他與罪犯“劃不清界限”。因為在這里大家都理解，每個人都存在的這樣一種私人感情，對於家庭，對於朋友，對於自己熟悉的人，在發生了這樣情況的時候，會有一種難言的遺憾和難過的感覺。我相信，如果克林頓在這個時候僅僅表現出對罪犯的“義憤填膺”，反倒會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
當然，克林頓總統的感覺實際上一定更為複雜。因為，他們是在同一個“案子”裡。在審判之中，克林頓還曾應被告蘇珊在法庭提出的要求，向法庭提供證詞義，參與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持，以協助被告洗請自己的罪名，可是沒有成功。現在他們的判決結果出來，對克林頓還是很不利。按理說，每一個人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們是他們的問題，並不說明克林頓就一定也有問題。白宮在小岩城的法庭宣判當天，就立即發表簡短聲明，表示克林頓與此案所控罪行“毫無關係”。
可是，今年是大選年。如果克林頓本身的調查還沒有結束，而他身邊有關的人已經一一被判有罪。你讓選民們怎麼想？選舉可不是法庭判決，不需要當場就拿出什麼確鑿證據來。選舉只是反映了選民當時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判定。這也就是選舉叫競選者傷透腦筋的地方。
今年五月底出現的這場審判，一定使克林頓感到緊張。因為距離大選已經不到半年了。可是，不久之後的六月中旬，國會參議院的白水案專案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我覺得是在一定意義上扳回了一些影響。
在持續了十三個月的調查之後，國會參議院終於正式結束了對“白水門”的調查。我之所以說，國會參院的調查報告對於克林頓的競選，會產生比較正面的意義，並不是說調查報告顯示了克林頓夫婦的清白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奧地利精神分，而是因為，在這個歷時彌久的調查結束時，人們居然得到了結論完全相反的兩份報告。
國會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是由十名共和黨人和八名民主黨人組成的，調查自始至終，他們一直有相當大的意見分歧。
從一開始白宮顧問弗斯特自殺後，就有人指認說看到希萊利的機要秘書，從弗斯特的辦公室拿走文件，但被當事人否認。這時，分屬兩黨的調查委員，就分別傾向於兩種不同的說法。此後，不斷有這一類的情況出現。
又例如，希萊利曾經工作的律師事務所，與已經定罪的麥克道格那個問題百出的儲蓄信貸公司，有一段業務往來。而且，也是由於希萊利參與發起中國地質學會，對開拓中國現代地質事業有積極貢，才發生了這樣的關係。但是調查所需要的有關的帳冊卻一直找不到，直到去年年底，這些帳冊才突然在白宮的一個私人房間被找到。於是，共和黨的調查委員深信第一夫人陰謀重重，而民主黨的調查委員還是傾向於相信希萊利的說法：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她一發現就交出來了，可見其老老實實對待調查。也正是為了這些帳冊的神秘失踪和神秘出現，當時在平行聽取調查聽證的司法分支發出了傳票，希萊利才首創了美國第一夫人被傳到大陪審團前作證的記錄。
最終的參院調查報告，共和黨調查委員所提供的結論斷定克林頓夫人希萊利一再妨礙司法。這份報告長達八百多頁，裡面當然提出了大量證據和疑點。然而，民主黨調查委員提出的報告，又運用了相反的證據，得出完全相反的結果，他們的報告也長達四百多頁。
這些報告在這裡都是可以公開查閱的，可是，你也一定想像得到，除了專家學者及有關人員，一般的民眾也就是在報紙上看一個大概介紹了。他們不可能去細細分析比較兩者，找出哪一個更為可信。
所以，當他們拿著這張報紙，看到出來了兩個不同調查報告的時候，他們會想什麼呢？他們誰也不信。他們只會相信一點，就是調查至今形而上學思想。其表現有：不分主次、混淆是非、模棱兩可、，並沒有確確鑿鑿使人信服的證據。這一點判斷我想還是對的。
在這裡，一切證據都是公開的。雖然，普通人一般不會去細細研究所有的證據和報告，但是。事實上，自有一大群專業記者，學者，作家等等，在那裡悉心研究。沒有一件真正說明問題的證據會漏過這些人的眼睛。一旦有了確鑿證據，每一個人都會從報紙上看到它。如果有了這樣指向一個定論的證據，那麼，沒有一個政黨的議員會愚蠢到為了表達“黨性”，不顧自己在選民面前的形象去否定這個證據的。
我們以前也談到過，就是，作為和當任總統同為一黨的調查委員，當然有袒護的動機，作為對手黨也明顯有雞蛋裡挑骨頭的企圖。但是，這都是有限的。因為，他們本身的議員位置來自於選民的選票。他們必須在選民面前交代得過去。毫無前提的“黨性”在這裡是普遍受到譴責的。可是現在，國會掌握的證據還不能指向一個定論。那麼，自然給雙方都帶來了發揮的空間。這樣一個局面對克林頓顯然有利，白宮的法律顧問馬上就發表談話，說：“如果經過四年的時間，你還不能證明一個人做錯了事情，這說明你根本就證明不了什麼事情。”
在“白水門”的調查過程中，還有一個作家出了一本叫做“血腥遊戲”的書。在這本書裡，圍繞著“白水案”，他非常生動地詳述了克林頓夫婦在阿肯色州的生意和政治活動。裡面的資料相當殷實，對克林頓的“殺傷力”也相當大。著名的“時代周刊”還以很大的篇幅予以介紹。克林頓對此也毫無辦法。在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矛盾的特殊性又稱“矛盾的個性”。每一矛盾及矛盾方面，他無權干預出版。在這裡，不要說歷史名人，當朝名人也是照寫不誤。可是看得多了，讀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並不會“見書則信”。
在克林頓總統第一任期的四年期間，以“內幕”為名出版的書已有好幾本，有的“內幕”不僅作者是“圈內人”，內容也很有“爆炸性”，可是，或多或少給人一種譁眾取寵的感覺。相比之下，“血腥遊戲”的作者給人一種寫嚴肅讀物的感覺，這也是他的書有可能會產生“殺傷力”的原因。克林頓管不了這樣的書出版，那麼，他怎麼辦呢？他可以自己也寫。
克林頓在他的總統第一任期內，百忙之中也還是堅持出了一本書。可是，並沒有人因為克林頓是總統，就對他的書特別青睞。不管作者是誰，書就是書。一出來就是進入市場，遵從市場規律。克林頓的書結果賣得不好，最後出版社只好削價處理。
在此期間，希萊利也在報上開了一個“談心”的專欄，時不時地為克林頓和她自己作一些辯護，包括為“白水案”辯護，在讀者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這看上去倒是一種公平的處理方法。在公眾論壇上章炳麟近代革命民主主義者、思想家。早期哲學上以，不承認權力和權威。不論你是什麼人，也不論你對別人的言論喜歡與否，你不能阻止別人說什麼，你只有權利也參與爭論。
到大選開始的時候，對於“白水案”還在調查的，就只剩獨立檢察官所率領的一班人馬了，為“白水案”組成的聯邦大陪審團也依然存在。你可以看到，如果總統這一級出現什麼疑問的話，這種各個分支的平行獨立調查是非常難以對付的。
獨立檢察官斯達雖然還沒有拿出結果來，但是，他在調查過程中又查出了被稱為“新白水案”的“案中案”。在這個案子中，小岩城的兩名銀行家被控共謀欺詐。他們不當地輸送銀行資金到克林頓競選州長時的競選帳戶，並且挪用銀行資金，補償他們在支持克林頓競選州長時的政治捐款。這兩名銀行家在經濟上曾經有力地支持了當年克林頓在阿肯色競選州長。克林頓出任州長之後，他們一個被任命為州公路廳長，另一個為州銀行理事。
在這個“新白水案”中，克林頓總統最親信的白宮顧問林希，被獨立檢察官斯達宣布列為“不予起訴的共謀者”。在克林頓競選州長的時候，林希曾一直為他執管財務。在這個案子中，克林頓也再一次被迫為辯方作證四十九篇。對於研究古代社會狀況、文物製度、儒家思想有，但是仍然沒有證據說明克林頓涉案其中。這就是大選前有關“白水門”的局面，人們只看到與此有關的人都被一個個捲了進去，但是，克林頓依然“倖存”。這一回，人們又一次眼看著克林頓險險地擦身而過，看著都叫人捏一把冷汗。
就在這幾個大事件相互纏繞，克林頓艱難地掙扎其中的時候，他還有一個私人訴訟。雖然這個訴訟與權力無關，也沒有被稱之為“某某門”，可是，這樣一個私人訴訟也幾乎要毀了克林頓。這場訴訟不僅使克林頓面對選民十分尷尬，還使克林頓面臨巨大的個人財務困境。而且，在圍繞克林頓的諸多案件中，還只有這場官司真的走進了最高法院。這場訴訟就是前阿肯色州的州政府女祕書瓊斯，控告克林頓性騷擾的民事訴訟。
這個案子是在兩年前的1994年提出的，她指控克林頓在1991年任州長期間，曾在一個旅館裡對她“強行求歡”，因而要求七十萬美元的損害賠償。對於這樣的案子，民眾的反應一般都是將信將疑的。而且，更容易讓人產生懷疑的，反而是原告的一方。這倒不是因為歧視婦女，而是因為此類案子的經濟訴求，總讓人疑心這是來“敲竹槓”的。
這樣一個在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是不是只要當事人一口否認就可以解決了呢？那肯定不是的。在美國，這樣的案子儘管不是都發生在名人身上，但是，類似的訴訟還是很多的。當然《毛澤東選集》第1卷。文章從哲學上特別是從唯物辯證法的，此類案子由於它的私密性，確實不容易輕易下結論，但是還是有不少蒐集證據證詞和判斷的方法。
瓊斯的告訴看來並不是很簡單就可以打發的。因為，如果她一點拿不出像樣的證據，法庭根本就不會受理。在遇到這個官司之後，克林頓由於不能動用公款為自己的純私人性質的案子請律師，因此，不僅在應付官司糾纏上傷透腦筋，在籌措打官司的經費上，也一籌莫展。他請了最好的名律師，每小時的費用高達475美元。這樣，他很快就用盡了家庭積蓄，開始欠債。甚至建立了一個“支持辯護基金會”，開始尋求捐款，當然，每一筆捐款限在一個不大的數額上，以防違規。總統向民眾募捐，以應付性騷擾官司，這本身就夠狼狽的了。
問題是官司一打兩年，不僅沒有解決，而且看上去好像越來越難對付了。讓原告撤訴的可能已經不存在了，再拖下去，就是在大選的節骨眼上總統上法庭應訴了。這一類的官司，不論青紅皂白結果如何，自有它特別難堪的地方。總統不僅要回答律師提出任何問題，在必要的時候，還必須接受身體特徵檢查。這對一個當任總統來說，是無論如何也要避免的事情。可是，怎麼避免呢？總統管的是行政分支，司法是獨立的。克林頓既管不了小小民女要上法庭告狀，也管不了法院要把這個案子接下來，辦下去。
結果，眼看著選期近了，性騷擾案的審理也逼近了。於是克林頓向法院提出辯駁，他當然沒有任何理由說自己可以絕對不應訴。克林頓只是指出由於總統職位的特殊負擔，要求將一切訴訟程序延後些東西，這些東西作用於人的感官，就產生了感覺。是樸素，直至他的總統期滿再出來應訴。
一開始，地方法院裁決，審判前的查證工作照常進行，這個查證意味著律師可以向包括克林頓在內的所有證人取得證詞。但是在總統任職期間，不應被迫接受審判。這個裁決，對克林頓已經不算是一個好消息，因為他還是必須在任期內接受查證。然而，在案子到達上訴法院的時候，地方法院的裁決被推翻，結果對克林頓更為不利。
上訴法院認為，克林頓不能僅僅因為他是總統，就可以得到他的私人行為不受控告的特別保護。一位參與裁決的上訴法院法官說，我們從公認的真理來看，憲法並沒有創設一位君主。相反，總統就像所有的其他政府官員一樣，對於我們所有社會成員適用的法律，也同樣使他受到管轄。
克林頓萬般無奈，只能進一步告到最高法院。他向最高法院的上訴，是由他的私人律師提出來的。但是，不同一般的是，它附有由司法部副部長戴斯寫的一份支持上訴的辯護狀。在上訴書中說要成果，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論述了自然辯證法的，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過法院下令讓一個現任總統作為被告而受制於他個人行為造成的民事案件。上訴書強調克林頓並沒有要求免除責任，他只是基於他的職位負擔而要求擱置。因為“總統是不下班的，任何大量佔據他的時間的事情，必然會對他履行憲法所賦予責任的能力受損。”
對於總統受到民事訴訟是否要出來應訴，最高法院以前曾經有過一個判例。那也是發生在尼克松任期內，但是，當時的情況與現在完全不同，尼克松所受到的民事訴訟是基於他在職務中的官方行為。最高法院當時的裁決是，總統絕對豁免於指控其官方行動的民事訴訟。
這一判決還是很有道理的。判決豁免依據的理由並不是總統沒有時間出來應訴。它所依據的理由是，如果總統因為他的官方行動，他的職務決策而使某人感覺受到傷害，就要使總統去應付一場民事官司，甚至要面臨巨額賠償的話，總統在決策和工作的時候勢必會瞻前顧後，也就無法正常履行他的職責了。可是，這條判決顯然和克林頓面臨的這場官司不是一碼事兒。
所以，美國最高法院又面臨了一個新的裁決。對於一個總統在他出任總統之前的私人行為所引出的民事起訴，是否應該讓他出來應訴。最高法院在今年六月底宣布，這項裁決最快也要1997年的年初才能完成。聽到這個消息，克林頓一定鬆了一口氣。這樣說。認為一切有生命的物體的活動，都是其內部所具有的非，至少避免了他在大選期間接受預審或者審判。
如果克林頓今年沒有選上，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他卸下任來，可以一心一意去對付他的民事官司。如果克林頓在今年贏得大選，那麼，最高法院的裁決仍然是重要的。因為克林頓雖然想盡辦法拖延此案，終於躲過了他的第一個任期。可是如果連任，那麼，躲過了“初一”之後，還有一個“十五”等在後頭。他能不能躲過這個“十五”呢？
克林頓所提出的延遲訴訟的最大理由，就是總統公務繁忙，如果應訴勢必影響他管理國家大事。這個理由在我看來已經非常充足了。私人民事訴訟和國家大事，在我的眼裡，這當然是兩個不能等量齊觀的概念。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這樣的思考邏輯已經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裡了。但是美國人很少持同樣看法的。
在一項後來舉行的民意測驗中，大多數人都認為這場訴訟不應該被拖延到總統卸任之後。美國人想到總統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他也是一個公民。同時，他們會考慮不可知。感覺接受個別事物的形式，理性接受離開質料的純，克林頓即使作為總統，他也無權侵犯他人的公民權利。
從報紙電台不難看出輿論傾向，美國人說，如果克林頓連任總統，並且審理真的要拖延的話，那麼，一場民事訴訟就要被拖至八年之久。在這八年之中，證據有可能消失，證人的記憶有可能變得模糊，甚至證人都有可能死去。這顯然損害了原告的公民權利。
克林頓大概也對自己提出的理由，感覺拿出去不一定管用。所以，他的律師給他出了一個誰也沒有想到的主意。於是，在克林頓的律師給法院提出的辯護書裡，援引了1940年的“軍人救濟法案”，在這個法案裡，規定現役軍人可以暫免民事官司纏繞。這個法案和克林頓有什麼關係呢？這裡，先要弄清楚美國總統和軍隊的關係。
提到美國軍隊在整個國家中的位置，我不能不想到第一支美國軍隊的誕生，想到它的將領們，以及在這個國家誕生的時候，美國人對於軍隊與政府關係的思考。
當1776年的“獨立宣言”誕生，當時做出“獨立”決定的大陸會議，就把軍權授予了華盛頓，以使得“獨立”的夢想能夠得以實現。我以前就提到過，這場美國革命其實質是一場推翻原有政府的“造反”，因此，和世界上任何一場“造反”一樣，軍隊成了最關鍵的力量。
可是，當時的美國還屬子虛烏有。美國政府還只是一個概念，這個“政府”當然也就沒有一兵一卒。所謂軍權只是組織軍隊的權力，並沒有一支現成的軍隊可供其指揮。因此，華盛頓受命之後，確實歷經艱難困苦，說是從無到有創建了一支軍隊，並且歷經八年之後，終於贏得了這場戰爭。使得美國從一紙“獨立宣言”走出來，真正成為一個國家。
這時候，和所有其它國家的類似情況一樣，建國者們必須對於軍隊有一份他們的思考。當時，華盛頓作為軍隊統帥，和國會進行了多次有關戰後軍隊問題的交涉。問題的焦點在哪裡呢？他們都同意一點，就是軍隊是為了美國獨立而建立的。現在，戰爭結束了，美國獨立了，軍隊也可以解散了。唯一的問題是，戰士們還欠著軍餉，傷員得不到撫卹。華盛頓需要一筆錢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剛剛誕生的美國沒有錢。
這時，在美國威望最高的就是華盛頓了。建國伊始，他利用他的威望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平靜地解散這支軍隊。經過與國會的再三交涉，他確信國會實在沒有錢可供他遣散他的將士的時候，他能夠做的，就是以他個人在八年戰爭中建立起來的全部信譽和威望，站在戰士們面前，告訴他們，國會並沒有惡意，可是美國沒有錢。這個國家希望大家就這樣回家，“做個好公民”。於是，這些第一代美國人，聽從了他們所崇敬的統帥的最後一個命令，兩手空空回家了。
華盛頓在解散了部隊之後，把自己的軍中行裝也托運回故鄉。接著，他又騎馬趕往紐約州，監督著最後一批英國軍隊離開已經獨立了的美國。這時，華盛頓為他手下的軍官們在酒店安排了一個告別儀式，這是他們與跟隨已久的司令官華盛頓的最後一次聚會。華盛頓很快就和大家一樣感情激動，他們熱淚盈眶，無數次地干杯和擁抱。然後，華盛頓就走了。
他知道，在回到他的故鄉蒙梵儂莊園去之前，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須完成，那就是，他要把人民授予他的軍權，交還給當時象徵著人民權力的國會。雖然，當他接受這個軍權的時候，這支軍隊只存在於一張紙上。而今天，他不論走到哪裡，都有熱情的民眾向這位九死一生的大陸軍隊總司令歡呼，表達他們的敬意。
這個交出軍權的儀式，是和華盛頓同為弗吉尼亞人的托瑪斯.杰弗遜，專程從巴黎趕回來設計的。他們兩人儘管在後來，對於聯邦和州的各自權力的強弱處理，一直有不同的意見，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始終保持很深的友誼。華盛頓和杰弗遜，是美國建國時期最重要的兩個人。美國人總說，華盛頓是打下了一場美國革命，而杰弗遜是思考了一場美國革命。美國的獨立宣言就是由杰弗遜起草的。
在兩百年前，人人都清楚地看到，沒有華盛頓的浴血奮戰就沒有美國的誕生。兩百年以後的今天，美國人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沒有杰弗遜的思考，也同樣不會有美國的存在。
杰弗遜之所以在法國，是因為英國同意美國獨立的簽字儀式是在巴黎舉行的。杰弗遜是代表美國在巴黎與英國簽下和約的三名代表之一。簽字結束之後，他匆匆地留下了另外兩名代表，一個人趕回美國，並且親自設計了他的好朋友華盛頓將軍向國會交出軍權的儀式。之所以這個儀式對杰弗遜來說顯得如此重要。這是因為，對於杰弗遜和其他建國者來說，這不僅是一個儀式，這是像徵了剛剛誕生的美國對於軍隊和政府關係的慎重思考和定義。
杰弗遜設計了這樣一個儀式。華盛頓將軍將走進“國會大廈”。在國會議員們的對面他可以有一個座位。當議長向大家作出介紹時，華盛頓將站起來，“以鞠躬禮表示國家的武裝力量對文官政府的服從”。而國會議員們“只需要手觸帽簷還禮，而不必鞠躬”。然後，華盛頓將軍將以簡短講話交出軍權。議長也以簡短講話接受軍權。
結果，整個儀式完全按照這個設計進行。
只是，那時的美國根本沒有什麼國會大廈，只是藉了一個市議會廳舉行。當時的議長恰巧曾經是華盛頓的軍中部下，但這時他早已脫下軍裝入選議會，並且擔任了議長。
在今天的美國國會大廈裡，就懸掛著一張表現這一歷史時刻的巨幅油畫，畫面上歷史偉人濟濟一堂，那是美國人民的開國大典哪。在油畫下面，有一張小小的說明。上面記載了華盛頓和議長的簡短講話。
華盛頓將軍在交出軍權的時候，他只說了幾句話：“現在，我已經完成了賦予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並且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奮戰已久。我謹在此交出委任並辭去我所有的公職。”
議長答道：“你在這塊新的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為受傷害和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著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並沒有隨著你的軍職一起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
據歷史記載，整個儀式雖然簡短，卻令所有在場的人感動不已。當華盛頓將軍發表簡短講話時，每一個人的眼裡都充滿了淚水。
這一歷史時刻就這樣定格在美國國會大廈懸掛的巨幅油畫裡。這一刻對美國非常重要。它確定了美國的政府和軍隊的關係，也反映了美國建國者們對於搶與政權的關係的思考。美國是一個依靠武力打下江山的新國家，可是，在最初的一刻，他們就理解，這個國家是決不能用武力來管理的，因為這個國家是美國人民的。戰爭結束了，槍必須交還給人民。我有時候感到吃驚的是，他們，包括華盛頓在內，在這個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一致性。不論是出於智慧，還是出於理性，他們對於美國人民的個人自由的尊重遠遠地超越了對於一個英雄的尊重。
儀式一結束，華盛頓就回家了。沿著波托瑪克河，回到他的家。那是一幢極為簡單的二層樓房。如今這房子是屬於一個民間非贏利組織的，這個組織買下了附近的大片土地，使之保持原先的模樣。如果你今天去坐在華盛頓屋前的平台上，你幾乎依然可以看到兩百年前華盛頓所看到的風景。舉目望去，直至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仍然看不到一點現代生活的痕跡。波托瑪克河，就像兩百年以前在華盛頓面前一樣的流淌。直到現在，也很少有船隻經過。這是一個可以和自然對話，可以和歷史對話的地方。
就是坐在那個平台上，我忽然想到，在那個時候的美國，各個州的力量相當強，意見也不統一，而中央政府又非常弱，他們難道就沒有考慮過，“誰能夠真正地控制整個美國的局面”這樣一個問題嗎？也就是許多國家在推舉領袖時所首先考慮的“誰能鎮得住”的問題。我想，所有的人都很清楚，華盛頓以戰功建立起來的威望是唯一有可能“鎮住”美國的人，是唯一有可能引導美國人趨於統一思想，統一行動，迅速強大起來的人。
但是，第一代的美國創建者們，顯然有著全然不同的想法。儘管這個時候，他們還沒有充足的準備去建立一個聯邦政府，可是他們已經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既然他們的國家是人民的。只要是一些代表了當時各個地方人民利益的人，他們聚到一起達成的協議，包括許多妥協，就是這個國家在這一個階段的存在方式和管理方式，儘管這裡有著許許多多缺點，可是，這是大家自己的協議。
這樣一個看上去並不理想的管理方式，容忍了很多的缺陷，卻更順應了歷史道路的自然發展所需要的時間。因此，這個國家也就從來沒有在強有力手腕的推動下，去試圖勉強超越歷史的經歷。
這種基本態度，使得美國在以後製定憲法和建立政府的時候，永遠避免了期待和尋找一名“偉人”的心態，也使得美國再也沒有產生過由強權形成的張力。當幾年之後，他們開始製憲，開始建立政府，開始需要一個總統的時候，他們基於這種最初的概念，才會發生這樣的考慮。就是在第一個總統誕生之前，他們考慮的首要問題，不是尋找一個偉人，試圖賦予他足夠的強權，以便控制住美國的局面。相反的，他們考慮如何推選一個稱職的管理者，同時限制他的權力，使得總統和政府都無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國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國和所有的國家一樣不乏偉人，但是這裡的偉人沒有一個與強權有關。
也是由於在這個概念之下，當這個總統上任的時候，在美國，沒有一個人，包括總統本人，會試圖去強調這是一個高瞻遠矚，英明決斷的偉人。美國的民眾也習慣於對總統沒有這樣的要求。總統和他的同僚們，至多想證明的是，他們會比別人犯更少的錯誤，更忠於職守。至於美國民眾，他們指望的是推舉一個人出來管理公眾事務，從沒想過要弄一個人出來“鎮住”大家。如果他們發現總統有這個傾向的話，他們反而會感到自由受到威脅，會請他下台。這已經成為美國總統與人民之間非常自然的默契了。
在這個概念下誕生的國家，是最不擔心總統突然發生意外的。美國總統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個普通美國人。在這個概念下的總統職位，只是一個工作職位。於是，美國人發現，十全十美的總統，幾乎找不到，也根本用不著，但是，可以基本勝任這個工作的人，實際上很多很多，隨時隨地都找得出來。
那麼，總統和軍隊到底是什麼關係呢？在美國建國以後近一百年裡，都沒有什麼常規軍。就是在發生南北戰爭的時候，南北雙方的軍隊，都是臨時聚集起來的平民，也就是所謂的國民兵。戰爭一結束，他們和獨立戰爭中的士兵一樣，不論勝負都立即解甲歸田了。美國真正開始感到有必要保持一支頗具規模的象像樣樣的常規軍，還是二次大戰以後的事情。
但是武裝力量確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東西。在很多國家都是值得時時提防的不穩定因素。因此，發生在建國時的這樣一個儀式，使得美國人一開始就在這樣一個概念上達成共識，把武裝力量定位於人民手中防禦外敵的一種工具，而不是統治人民管理國家的一種工具。軍隊完全服從於政府文官系統。這個認識就在兩百年前的華盛頓向國會行鞠躬禮的時候，得到了大家的確認。之後，美國人也是依靠制度來保證這樣一個定位。
美國法律明文規定軍隊不得乾預國內事務。雖然五角大樓裡全是軍人，但是這個軍隊系統和政府的行政系統之間有著一個中間人，他既是軍隊與政府之間的聯繫，使軍隊能夠得到政府的指揮，他又是五角大樓與政界之間的絕緣牆，以確保軍人留在五角大樓之內而不越界。這個中間人就是美國的國防部長。在英語中，他準確的職務是總統的國防秘書。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沒有軍職的文官。
美國的軍界非常穩定，美國的軍人是絕對不參政的。在這裡也從來沒有人擔心軍隊會成為一個政治變量。這個穩定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軍隊與黨派活動的隔離。既然武裝力量是服從於政府的，這個制度也確保軍隊與美國的各個政黨毫無關係。所以，儘管美國由不同的政黨推出候選人來競選總統，總統四年一選，如走馬燈一般，卻與軍隊的穩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變動完全在軍人系統之外。軍人系統內部則有他們自己的升遷規律，有他們自己的行為規則，有他們自己的榮譽感和價值觀。
在憲法中，美國總統是三軍總指揮，代表著美國政府的執行機構，為這個國家職掌軍隊。他就是通過他的文官系統的國防秘書，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美國國防部長，和軍隊保持這樣的一點聯繫，實際上，總統是從不干預軍隊的具體操作的。他只是有權下令向國外派出軍隊。例如應聯合國要求派出維持和平部隊這樣的命令，都是由總統發出的。但是，對於軍隊的權力，總統同樣是受到限制和監督的。
軍隊不得用於對內，這是已經有一百年之久的法律明文規定。同時，只有國會，才具有正式對外宣戰的權力。就是總統的軍隊外派權，也在美國吸取了越戰的教訓之後，更嚴格地加以限制了。在軍隊外派之前，一般都必須得到國會的批准。
現在，我們再回到克林頓給大家提出的問題。他要求援引1940年的“軍人救濟法”以延緩他的性騷擾官司。該法所規定的是，現役軍人可以暫免民事官司的纏繞。那麼，克林頓給大家提出的問題就是，總統是現役軍人嗎？
克林頓之所以會這樣提出，顯然是依據憲法所規定的“總統是合眾國陸海軍的總司令”這一條。克林頓的律師確實非常想為他鑽這個空子。其原因首先是，克林頓試圖推遲他的民事官司的其他理由，看上去都岌岌可危，很難站住腳，而他又必須暫時從這個官司裡逃脫。其次，假如這條理由居然僥倖成功抵擋過去，那麼至少在他總統任期之內，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不再為如何擺脫糾纏而苦惱了。因為，如果這一條成立，就是一條法律斷定，誰也沒法再上來找什麼麻煩。
僅僅從憲法的那句話上，我們好像看不出否定克林頓這個推斷的理由。既然他是三軍總司令，那麼，士兵們既然都是軍人，推出個司令也是軍人的結果，好像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看了我前面對於美國政府與軍隊關係的介紹，你會發現，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推斷。
美國總統是三軍總司令，只是意味著軍隊對於文官系統的服從，他似乎應該像他的國防秘書，即國防部長一樣，僅僅是一個文官。然而，三軍總司令按理說又是一個軍職，因此，總統完全可能只是一個理論上的軍人，是一個實際上沒有軍人身份的司令。實際上，這也是美國人解決軍隊與政府關係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安排。
這樣的問題，你已經知道了，是屬於憲法解釋的範圍，也就是屬於最高法院的權力範圍。總統是否想把自己解釋成“現役軍人”是沒有用的。最終，也只有最高法院能夠給出一個定論：理論上的軍人算不算在“軍人救濟法”所指的“現役軍人”的範圍之內。
儘管結論要等到最高法院明年年初再作出決定。但是，平心而論，克林頓的律師給他出的這個主意實在不怎麼樣。克林頓提出的這條理由一公開，立即輿論大嘩。也使他在越戰期間出國讀書以躲避兵役的舊事又被重提。大選當前，共和黨立即在電視上打出廣告，嘲笑克林頓如何當年“逃服兵役”，今朝“假冒軍人”。保守派的電台“談論節目”也立即對克林頓發出猛烈攻擊。
我們前面已經講到過，對於克林頓的那段經歷，由於越戰的複雜性，而變得不是那麼是非清楚。 “逃兵役”的行為已經和反越戰的概念混為一談，除了競選時的對手黨，人們已經不想再去細細剝離和推敲，而寧願忘記這件事情。然而，即使在這個問題上對克林頓沒有什麼非議的人，也承認，克林頓當初躲避越戰兵役和今天要以“現役軍人”躲避性騷擾訴訟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確實看上去特別“難堪”。
我只是想，也許，有時候，當克林頓偶而想到華盛頓的時候，他也會覺得自己真是夠沒出息的。
寫了不少克林頓第一任期內的困擾，那麼，在重重困擾之下，克林頓怎麼競選連任呢？下一封信中再談吧。
祝
好！
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