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來信收到。你說儘管早已知道了尼克松因“水門案件”而下台的結局，但是，對於這事件所引發的製約權力的“收銀機”運作過程，還是非常感興趣。你在等著我講完這個故事。對我來說，其實也是一樣，整個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於這個美國“收銀機”。一旦按下第一個啟動按鈕，它的各個部件就互動地一步推一步地在向前走，在一個出問題的部位繞上一道又一道的蛛網，然後逐漸解決。對於我來說，這樣的機制也是很新鮮的一個玩意兒。你已經看到了，司法和立法兩大部分正在對“水門事件”進行最後的衝刺。這時，作為另一道外部保險機制的新聞界，正以他們習慣的操作方式，進行無孔不入的全方位調查。你幾乎可以把他們稱作是一支“野戰軍”。首先，他們沒有任何特權，他們無法迫使任何人告訴他們任何與案情有關的內容，除非被採訪者自己願意這樣做。
新聞界也無法把任何他們感興趣的採訪對象召來，因為在他們手裡，既沒有法庭也沒有聽證會這樣的有效手段。確實有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這一類的好事，可是工商之民斥為“五蠹”，主張“除五蠹”，“廢先王之教”，“以，這個主動權是掌握在他們的採訪對象的手裡的。是別人有話要說，把他們給招了去，而不是相反。但就連這樣的機會對於他們都是重要的，他們會在這樣的時刻，急急地抓緊每一分種提出問題，可是，人家不僅常常以“無可奉告”一口回絕，甚至可以一甩手拔腿就走了。你也不能如法庭國會那樣給他定個什麼“藐視罪”。因此，看上去新聞界是最沒有“實權”的一支結構外的“野戰部隊”。
然而，在美國沒有一個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在內，敢於把新聞界不放在眼裡。因為這支“野戰軍”有不計其數的具有良好職業訓練的記者隊伍，而且他們習慣於獨立作戰，幾乎沒有一個是等閒之輩。因為凡是不具備一定新聞素質的，都早已被淘汰了。這些記者雖然沒有什麼特權相助，可是，他們在職業正義感和新聞業的競爭等等動因的驅使下，會把一個常人的能量發揮到極限。發掘出天曉得是從哪裡挖出來的內幕新聞。再說，他們一個記者一個智慧，對於他們沒有什麼禁區和局限，他們能找出什麼就找什麼，別看有些東西看上去只不過是雞零狗碎，但是，沒準這些記者的共同努力湊在一起，就能拼出一張“先遣圖”來。
這一次，就是在尼克松“水門案”的緊要關頭，新聞界又一次全面出擊，造成了意外的效果。首先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開展了對尼克松減稅問題的調查報導。這是尼克松曾經把自己當副總統時的私人文件捐出，換取了五十萬美元的減稅。這家報紙還報導了尼克松曾經花了公眾的一千七百萬美元，用來裝修和警衛他在加利弗尼亞和佛羅里達的私人住宅。這雖然與“水門案”無關，但是對於尼克鬆的信譽是一個慘重的打擊。
同時，“華爾街日報”又雪上加霜，對尼克鬆的副總統阿格鈕受賄以及偷漏收入稅的情況進行了報導。這在美國民眾中又引起一陣強烈反應。在司法部檢察官對一系列證據的調查之下，副總統阿格鈕很快看清，如果他頑抗下去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馬克思，也將面臨無法逃避的彈劾，他最好的出路，只能是以辭職認罪交換寬大處理。於是，他很快放棄了掙扎，僅僅在“華爾街日報”向公眾披露的兩個月後，他就向當時的國務卿基辛格交了一封辭職信。然後來到一個聯邦地區法院，以認罪交換了“三年徒刑緩期執行以及一萬美元罰款”的寬大處理。
尼克鬆的錄音帶問題還在僵持。但是，尼克松從大陪審團的宣告中，已經知道自己面臨觸犯眾怒的危險。他無法忽視站在那23名普通陪審員身後的全體美國人民。因此，在8月15日他又一次在電視裡發表聲明的時候，提到錄音帶時再也沒有過去那種持“行政特權”力爭的強詞奪理，而完全是透著和美國人民商討，試圖取得諒解的低姿態。
尼克鬆在這次電視聲明中向公眾表示道歉，他直視著攝像機說，“我很遺憾這一切的發生”。並且，尼克松第一次表示，國會參院對有關他的指控進行調查，“我沒有意見”。在錄音帶的問題上，他竭力試圖取得民眾的同情，把話都說到了這樣的份上，他把自己和助手之間的談話錄音，比作是丈夫和妻子之間的私房話，因此要求大家允許他將錄音帶持為己有。當然，尼克松抱著最後的希望，希望能夠守住這條最致命的防線。
這時，幾乎已經不用再多說什麼了。在美國，所有的人都知道，遇到這樣重大的“憲法性”問題。如果雙方不讓步的話，那麼因而產生的心理、生理乃至社會的病症。認為現行的思維是，就只有等待了。等待什麼呢？等待持有憲法解釋權的最高法院出來給出一個判決。但是，我前面已經說過了，這實在不是一個普通的憲法解釋問題，這已經是一個憲法危機。
正因為如此，尼克松總統新任的憲法顧問才發表了一番他的法理性的思考。這位憲法顧問也是來自一個大學的法學教授。根據他對憲法的理解，同樣是根據權力劃分的原則，他覺得，如果司法分支強制這個國家的總統，將會毀了美國的總統地位，即毀了行政分支的憲法地位，從而動搖美國的國家製度。那麼，如果檢察官要堅持強制總統服從法律程序，如何解決這個僵局呢？他認為如果總統決定不服從法律，法庭能做的就是解散檢方，也就是法庭不接受對總統的指控。
同樣來自大學法學講壇的獨立檢察官考克斯，聽了這番法理推論之後，他發表了一個短短的聲明。只有尼克松總統明白這個聲明沉甸甸的份量。考克斯說，總統所永遠不能解散，不能中止的是大陪審團。因為大陪審團代表人民，人民有權得到每個人的證據。
儘管大家知道，此事是必鬧到最高法院不可的。但是，按照司法程序，還是必須由地方法院先判決，然後再一級級上訴。在這個過程中學院，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為了防止一場憲法危機真正發生，不論是法官西里卡還是上訴法院，都盡可能地作了局部讓步的努力，使得變通的方式有可能被尼克松所接受。
這些變通的方法，主要是如何盡量縮小錄音帶的審聽範圍，甚至如何由第三方審聽錄音帶，再將其變為可由法庭審閱的書面記錄，等等。但是，這些努力都沒有被尼克松所接收。這時，尼克鬆的周圍又有了一批象憲法顧問，“水門事件”顧問等等這樣的新任顧問。尼克鬆在這些重大問題上，也基本上是參考他們的意見為自己的決策依據。看來，不論尼克鬆的口氣是硬是軟，從根本上來說，這些新顧問們給他制定的基本上還是“頂”的方針。
尼克鬆的新任憲法顧問的觀點就十分典型。身為一個總統的憲法顧問，他的立足點似乎並不在於維護憲法，而是在強行維護合眾國總統的權威。他在遞交給法庭的聲明中說，“將美國總統辦公室拆成碎片，是一個太高的代價，即使是為水門案件，也付不起這個代價。”
他的意思很清楚，總統再錯，也是總統。哪怕總統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總統與庶民同罪”。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我的美國朋友們卻常常說這是一件好事情。因為，這個憲法危機把美國人從面對一個抽象的理念，逼到一個實實在在的現實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選的總統，也不能保證就不走向一個危險的方向。如果總統終於成功地站到了憲法之上，那麼，專制對於美國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個古老的神話，也不是一個遙遠的別人家裡的故事了。
尼克鬆在他的新顧問們的推動下，終於在最後的時刻，作出了一個利用職權與法律頑抗的大動作。這使得他被彈劾的命運再也不可逆轉。儘管尼克鬆在避免被彈劾的問題上，可謂費盡了心機。
當尼克鬆的副總統被迫以辭職交換法律寬大的時候，尼克松處心積慮地挑選了眾議員福特作為副總統的替任。在一般人眼裡，福特不像是一個做總統的人材。尼克松之所以在當時挑選了福特，就是為了使國會在考慮彈劾的時候有所顧慮。因為一旦尼克松被彈劾成功，他的副總統就將頂上來做完這個總統任期。
如果福特比較軟弱，看上去不能勝任總統職務，也就意味著美國將有一段時間出現“總統危機”。那時，美國對內將缺乏一個強有力的行政事務執行者，對外也將缺少一個決斷的外交事務領導人。這對於美國當時的情況顯然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從外部形勢來看，還處在冷戰的危險期。從內部來說，美國剛剛經歷了六十年代的動盪和轉變，急需一個安定的環境完成社會過渡。所以，尼克松作出這樣的副總統安排，就是希望國會將不得不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不敢輕言彈劾。
那麼，尼克松到底做了一個什麼大的舉動呢？
他想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當時，尼克松確實萬分惱火。因為，再三使他感到難堪，在司法程序上一步不讓的那名獨立檢察官考克斯，從理論上來講，還是尼克松行政體系之下一名“下屬”。如果不是獨立檢察官向法庭提出要求，法庭也不可能主動出一張傳票，要尼克松交出錄音帶。考克斯在上任之後，沒有一刻表現出他是尼克鬆的“下屬的下屬”，相反，他始終保持一個克盡職責的獨立檢察官的形象。
這時，上訴法院的判決也已經下來了。判決對尼克松很不利。尼克松按法定程序，還有一周時間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訴。尼克松向獨立檢察官攤牌了。因為錄音帶是獨立檢察官提出來要的。如果檢方堅持，法院一級級都按這樣的趨勢判下去，尼克鬆就非常被動了。因此，他必須先下手為強，強迫檢察官放棄或改變他對法庭提的要求。
尼克鬆的法律顧問告訴獨立檢察官考克斯，要他接受白宮的條件，把交出錄音帶改為交出根據錄音帶筆錄的談話提要。否則，請獨立檢察官辭職，或者由司法部長解除他的職務。他們給了這個最後通諜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們將不得不採取最符合國家利益的行動”。
考克斯的回答也很漂亮，他說，他也希望避免衝突和對峙。但是，他不能違背參議院在批准他的任命時他所作出的承諾。
看來，不論是讓獨立檢察官屈服，還是讓他自己提出辭職，都是不可能的了。
對於獨立檢察官的這個回答，現任司法部長理查德森早有預料。因為這麼一來，一個球兩邊一踢，最後還是要落到了他的手裡。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獨立檢察官的任命權從理論上來說，只能落在司法部長這裡。既然如此，現在解職權也必定要落在他手裡。如果他這樣做了，應該說，也無可非議。因為，在政府的行政系統裡，司法部長是總統的下級，他即使解除了獨立檢察官的職務，也不過就是執行了自己的上級，總統的命令。
但是，司法部長理查德森當然很清楚，他有一個作為司法部長的職業道德的問題。他今天之所以具有解除檢察官職務的權力，是因為他正巧站在一個無法避免的邏輯悖論的交點上。他是美國的行政系統中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最高官員。他除了必鬚麵對總統的命令，還必鬚麵對法律，面對歷史，面對良心。所以，他的選擇十分簡單，他輕輕放下落在他手裡的那個球，冷靜地對總統宣布，他辭職了。在辭職信中，他提醒尼克松總統，不要忘記，在當初給獨立檢察官考克斯的任命書上，規定了司法部長“不能推翻，不能干涉特別檢察官的決定”。
一開始，尼克鬆的顧問還以商量的口氣，請司法部長理查德森是否考慮先解僱考克斯再辭職。他提出當時的中東危機，要求司法部長解僱獨立檢察官，給美國一個“喘息的機會”。司法部長斷然拒絕。接下來，黑格則毫不客氣地給司法部長來了一個電話命令，“解僱考克斯。”司法部長提出要求約見尼克松總統。
在會見尼克松之前，司法部長理查德森見到了黑格。黑格再一次向他提到中東危機。他說，美國正在就中東危機與蘇聯談判，“水門事件”一直在讓蘇聯看笑話，弄不好就會讓蘇聯人在談判桌上佔上風。理查德森不為所動。當他走進白宮的橢圓型辦公室的時候，尼克松總統手裡也只有這一張相同的牌。 “國家利益”是一個當權者最輕易可以為自己所用的遮羞布。
尼克松問他的司法部長，他現在辭職，勃列日涅夫會怎麼看？基辛格與莫斯科談判將增加多大困難？難道你應該把個人義務置於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當時只覺得一股熱血直往頭上沖，他抑制住憤怒答道，“我只能說，我相信我的辭職是符合公眾利益的。”
當黑格再一次給理查德森打電話的時候，他反問黑格，既然中東危機如此緊要，你們為什麼就不能延遲幾天解僱考克斯呢？當過軍人的黑格將軍，其回答頗具軍隊風格，後來在美國眾所周知，他說，“你的總司令給你下了一個命令，你別無選擇。”理查德森嚴絲合縫地接了一句，“除非我辭職。”
當晚，搶在司法部長宣布辭職之前，白宮宣布他被解雇了。這一做法顯得十分卑劣，他們不讓他以辭職的形式離任，一心想毀了他的政治前程。尼克松曾恨恨地對黑格說：“我們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腳以外，不欠他什麼東西。理查德森必須解僱，我可不想看到他回到印第安那再去競選參議員。”
至於整個風波的中心人物，獨立檢察官考克斯，他此刻的心情幾乎只能以“悲憤”二字來形容了。因為，這絕不是一件“上司對下屬的工作不滿意”的簡單解僱事件。這是一個被法律追踪調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來自人民的權力，試圖開除一個代表法律和人民對他進行調查的檢察官。這就等於是一個正在抓一幫江洋大盜的警察，讓這幫江洋大盜給解除了警察的職務！
這不是他一個獨立檢察官考克斯個人的職位問題，如果一個總統能夠這樣凌駕於法律，凌駕於人民，這個國家整個的根基就都會動搖了。因此，考克斯在這場風波一開始的時候，就鄭重地對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說，如果他被開除了，不論總統怎麼幹，你們也一定要堅持做下去。
在考克斯從電話中得知司法部長將為他的緣故而辭職時，他冷靜地作出了舉行一個新聞發布會的決定。這是非常典型的美國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總統，考克斯只是一個小小的檢察官，但是，當你以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給你的權力為所欲為的時候，考克斯並不是一籌莫展的，他可以直直地走向公共講壇，站在全美國的電視機前，讓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讓大家來評評這個理。
新聞發布會上的考克斯，顯得謙恭而文靜，彷彿是在給周末待在家裡的平頭百姓上一堂課。他說，我可以保證，我不是故意在和美國總統作對。我甚至擔心，我是不是太自以為是了。是不是錯把虛榮當作了原則。我希望我沒有。最終我決定，我必須堅持做我認為是正確的事。
在司法部長理查德森提出辭職之前，司法部副部長已經表示，如果要逼他就範，他也做好了辭職的準備。因此，隨即，司法部副部長也因同樣原因辭職。
剩下的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鮑克。他曾經對理查德森表示，他只是在理論上同意總統有權解除手下一個檢察官的職務，因此如果總統下命令，他會同意簽字解僱考克斯。但是，他不想讓別人以為他是個貪圖高官的“貪生怕死之徒”，簽完解職令，他也會要求辭職。理查德森在自己離任之前，勸阻了鮑克的辭職。他要為司法部留下一個看家的。
就這樣，在尼克松總統的命令之下，鮑克簽署了獨立檢察官考克斯的解職令。
這一解職並沒有就此劃上歷史的句號。這一“強盜解僱警察”的“解職”是否合法的問題，也在此後作為一個案子上了法庭，並且經過了頗多上訴的周折。直至最高法院終於否決了鮑克簽署的解職令的合法性。但是，這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在當時看來，尼克松還是達到了自己一除心頭隱患的目的。
權力看來還是十分管用的，就看你用不用了。權威並施之下，討厭的獨立檢察官考克斯，還有堂堂司法部長理查德森，不是都乖乖地“走人”了嗎？至少考克斯被解職的這天晚上，尼克松總統和他的新顧問們，感受到了權威的力量和成功的快感。
晚上八點二十五分，白宮的新聞發言人宣布，“水門案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已於今晚八點左右解散”，它將歸還司法部。黑格命令聯邦調查局，前去封閉前獨立檢察官和兩名前司法部正副部長的辦公室，一副大獲全勝的派頭。
黑格的擔心看來不是沒有道理的。考克斯整個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搶在幾天前已經開始保護所有的調查文件。他們先租了一個銀行保險櫃，專門保存他們與白宮的書信來往。然後，他們盡可能地複印了大量文件，分散到每個人家中“自行保管”。
考克斯被解職的這天晚上十點，也就是在白宮的“新聞發布”之後，考克斯的副手把記者們招到辦公室的圖書館，他向記者們說，“難以想像，這是發生在一個民主國家裡。”
被解職的前獨立檢察官考克斯本人，在這個時候仍然對美國，對美國人民持有信心。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們將繼續成為一個法制的政府，還是成為一個人治的政府，這必須由國會，也就是最終由美國人民來決定。”
在此之前，國會也已經通知白宮，參院調查委員會不接受白宮以“談話提要”替代錄音的要求。
相對而言，尼克松們顯然是低估了美國民眾的覺悟。獨立檢察官被解職，辦公室被查封的消息一發布，全美國就跟觸了電一樣。由於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一是傳統的老兵節，是美國的國定假日。因此，這是一個長周末，連放三天假。每個人在這樣的時候，通常是輕鬆度假，國會也在星期二才會上班。
但是，歷來以散漫著稱的美國人，就在這個輕鬆的假日里，從全國各地打來抗議電話。這些電話以前所未有的數量湧入首都華盛頓。華盛頓地區的電話公司，通常一天給國會轉接約三千通電話，可在這個星期天上午，他們轉接了三萬通打向國會的電話。在星期二以前，已經轉接了高達三十萬通打向國會的電話。電話公司不得不修改計算機參數以適應新的需要。人們估計，共有三百萬個來自民眾的抗議和要求，對國會傾盆而下。
在白宮門外，有一個孤零零的抗議者舉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鳴響喇叭，要求彈劾”。當時，白宮門前的賓夕法尼亞大道的車行交通還沒有關閉，這是一條非常繁忙的交通要道。結果。過路的汽車紛紛響應，白宮門前一片汽車喇叭聲。此後的兩個星期。尼克鬆一直待在平時只有度假才去的戴維營。
一年前還是支持尼克松再任總統的美國勞工組織，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國會，如果尼克松不辭職就彈劾他。美國律師協會主席則宣稱，白宮的行動是破壞了已經建立的司法程序，所以他公開呼籲國會採取適當行動。一時間，全國各地形成對美國政府的行政分支強烈的不信任，彈劾總統成為街談巷議的中心話題。
這時，白宮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的一周期限已經到了。但是白宮卻沒有利用這個最後的機會。為什麼呢？因為上訴的焦點是，白宮是否應該應檢察官的要求，交出那九次談話的錄音帶。現在，尼克松們已經自以為聰明地搶先一步，利用行政系統的權力，在法庭的競技場上，一腳把檢察官乾脆踢出了局。
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那個“交出錄音帶”的要求本來就是檢察官提出的，現在，檢察官應該帶著他的“球”一起滾出局去了。白宮自然也不必再去上訴，然後膽戰心驚地等候最高法院作什麼判決了。他們現在可以在固執的考克斯缺席的情況下，和法庭或者考克斯的後任，談談新的條件了。
可是憤怒的法官西里卡並不因此屈服。他滿懷震驚地眼看著他當裁判的那個球場，居然被告一方活生生地把檢察官一方一腳踢出了球場。他也在電視裡看到獨立檢察官考克斯的辦公室被聯邦調查局封閉的情況，從法官的法律常識來說，這簡直就像一場經常在南美國家上演的政變。
就在這時，法官西里卡收到了來自白宮法律顧問的一份書面陳述，說是白宮打算提供由第三者整理的錄音提要。這個架式活像是被告給法庭的一份通知，通知法官應該如何進行調查。盛怒的法官西里卡立即起草了一個命令，要總統出示理由，講情楚為什麼總統這樣做就不算藐視法庭。同時他通知白宮律師，他認為總統是在違抗法庭命令，如若星期二還不交出錄音帶，他將找總統算帳。他打算如果錄音帶交不出來，他將判尼克松總統每天罰款兩萬五千至五萬美元。
同時，法官西里卡把兩個聯邦大陪審團同時召到法庭。這兩個大陪審團，一個是為“水門事件”闖入案而建立的，另一個是由前一個案子的案情發展後，導致新的立案而建立的。前者的案子雖然已經起訴，但是，由於最近一系列的發展，仍然需要這個大陪審團存在，並對新發展的案情是否需要調查和起訴作決定。
在法庭上，神情嚴峻的法官西里卡，向陪審員們重讀了他們曾經作過的誓言。他要求他們明白，任何人都不能玩法律於掌股之間。他強調，大陪審團依然存在，依然工作。他對陪審員們說，你們沒有被解散，你們也不會被解散，除非本庭在法律的授權之下解散你們。他莊重地宣布，“法律自會處理目前的形勢”。
國會一開會，彈劾的動議就無可避免地開始了。
彈劾在美國是怎樣的一種權力製約機制呢？這是一種屬於政府的立法分支範圍的特殊刑事訴訟程序。你也許要問，刑事訴訟這類的事情不是屬於司法分支的嗎？怎麼會跑到立法分支的國會去了呢？是的，在刑事訴訟中，彈劾是唯一的例外。它的起訴對像只限於政府官員。也就是說，即使司法分支的機制失了靈，被某位政府權勢官員控製或者破壞了，他也休想因此逃避法網，在國會還有一個“法庭”在那裡等著他呢。
由於彈劾只針對政府官員，所以，它也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庭，很明顯，它只是一個制約權力的機制。這個制約機制在美國的絕大多數州法裡也有。彈劾的做法源於英國，這曾是當年英國的議會除去國王寵臣的有效手段。當年的英國，彈劾案一旦成立，被彈劾者不僅可以被判處罰金，甚至還可以判入監獄，甚至判處死刑。這種英國式的彈劾，是英國國會長年累月與王室衝突的歷史產物。隨著這一沖突的緩解和消失，彈劾在英國的使用就日漸衰落。從1806年起，英國就不再使用彈劾訴訟。美國憲法中所規定的的彈劾，與英國有極大的不同。美國從成立開始，就是一個由民主程序產生政府各個分支的國家。因此，它沒有一個英國那樣的歷史重負和社會轉型的嚴重政治衝突。美國人借用彈劾這個程序，只是用它以防萬一，只是相當於在製約政府權力的“收銀機”上，再加上一重保險機制。因此，美國的彈劾也沒有必要呈現殺氣很重的面貌。在美國，如果一個彈劾訴訟成立，也就是判定被彈劾對象撤職，沒有更重的處罰。因此，美國的彈劾更少“法庭”的味道，而更多一些權力製約的意思。儘管如此，美國還是很少發生彈劾案。也許，一方面，是美國政府官員產生方式的緣故，使得這個國家政府官員和民眾很少發生無法解決的激烈衝突，另一方面，也是整個權力製約與平衡的“收銀機”設計比較完善，也就很少發生非得動用這個“保險機制”不可的時候。因此，在美國的歷史上，雖然憲法規定對政府官員有彈劾程序，但是事實上極少使用。在尼克松總統之前，歷屆美國總統中，被國會提出彈劾動議的，只有安德魯.約翰遜總統一人，他在最後一刻還是以一票之差被宣告無罪。因此，對尼克松總統提出的彈劾動議，是美國歷史上僅有的第二次對總統的彈劾程序的啟動。
彈劾的動議一開始，就如大家預料的一樣，出現了一邊倒的局面。共和黨人也並不站出來支持尼克松。在美國的國會裡，一直有這樣的傳統，就是國會議員在某一個問題上表態，或是投票表決的時候，他們很忌諱“黨性”二字。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議員們不會僅僅根據自己的黨派歸屬，就作出表什麼態，投什麼票的決定。因為美國的普通民眾，是非常鄙視那種不問青紅皂白的“黨性”的。他們要求他們選出來的代表，不論他是哪一個黨派的，他們在國會所表現出來的立場，應該是人民的立場，而不僅僅是“黨派”的立場。否則，他們要這樣的議員幹什麼呢？
當然，在一些本來就和黨派觀點密切相連的問題上，國會的投票結果會和各黨派所佔的席位有很大的關係。這一點民眾也是理解的。他們在選這個國會議員的時候，也已經充分了解了他的觀點。但是，在一些與黨派觀點無關的問題上，如果一個國會議員的立場時時表現出他的“黨性”，這個議員將很快被他的選民所拋棄。
眼前的這個尼克松總統彈劾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沒有一個共和黨的國會議員，會僅僅因為尼克松是共和黨的推出來的總統，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出來反對彈劾。因為這個彈劾案所涉及的觀點是，你是否認為總統可以高於法律。這是一個涉及美國製度的根本問題。而不是像是否支持墮胎，如何進行福利改革等等這樣涉及黨派觀點的問題。因此在這個時候，哪怕有一些共和黨議員，實際上“黨性”很強，他也會望尼克鬆而卻步。
在眾議院的彈劾程序開始以後，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沒有共和黨人站出來支持尼克松，到最後，由後來被替補為副總統的福特，代表眾議院中的共和黨員表示，他們同意此事授權給國會的司法委員會，按程序處理。也就是說，只要尼克松不交出錄音帶，他們也不會支持尼克松。
就在這同一天，已經被解職的前司法部長理查德森，在司法部的大廳裡，面對電視記者召開了一個告別會。當然，尼克松們一心指望理查德森乖乖地離開，不要再多嘴多舌。可是，對於那些被剝奪了權力的人和從來就無權無勢的平民，新聞媒體，這是社會保留給他們的唯一的講壇。這個講壇是沒有人可以阻擋的。
理查德森沒有多說什麼，一切似乎還算平靜。只是在最後，他對著電視機前的民眾說，如果他是考克斯，他也會這樣做。他希望還會出現另一個盡職的特別檢察官。當他被記者問到尼克松是不是應該被彈劾的問題，他回答說，這應該是由美國人民來考慮的問題。作為前司法部長，他強調說，“我沒有理由認為總統就可以違抗法庭的命令。”
司法部指定的檢察官和所調查的對象白宮高階層官員發生矛盾的話，白宮是上級，檢察官是下級，水門一案所暴露出來的這一漏洞，引出了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此法案規定司法部長在發現行政部門高官有違法行為時，可以要求由聯邦法庭來指定一個獨立的特別檢察官從事調查起訴。這個法案保護了特別檢察官的獨立性，因為他或她不是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任命，而是聯邦法庭任命。司法部長只有在“有正當理由”的前提下可以撤除這一任命，這一保留給司法部長的權限以顯示起訴權限的原本歸屬是行政分支。這一法案使得行政分支高層的犯罪容易被起訴。不過這些已經是水門一案的後話了。
尼克松已經處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必須再一次考慮何去何從。
法官西里卡規定的期限到了。星期二下午，法庭裡擠得水洩不通。法官西里卡照例坐在上面，面對著法庭的較量雙方。在法官對面，一側坐著白宮的律師們，另一側，獨立檢察官已經不復存在。但是，他的十一名助手全部到場，坐在檢方的位置上。
法官西里卡宣讀了上訴法院的判決，這個判決肯定了地方法官西里卡要求總統交出錄音帶的命令。然後，他轉向白宮的律師，問道：“總統的律師是否打算現在就代表總統答复法庭的命令？”
這位律師走到話筒前，回答說“法官陛下，我沒有打算作出一個答复，不過，我被授權聲明，美國總統將完全執行上訴法院8月29日的命令。”全場靜得只能聽到人們的喘息聲。法官西里卡威嚴地阻止了那些想悄悄溜出去發表頭條新聞的記者。然後，他幾乎是不相信地問道，“你將服從我的決定？”律師又一次回答說，“不折不扣，全部執行。”
迫於美國人民的壓力，尼克松總統終於承認了不可阻擋的大勢。他作為美國政府權力三大分支之一的最高長官，按照美國憲法制約與平衡的原則，承認了司法分支的監督權。他不僅同意了讓刑事司法系統取得有關他的證據，同時，面對來自共和黨內部的壓力，不得不又任命了一個新的特別檢察官。
這名新任檢察官叫加沃斯基，他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師，也曾經是紐倫堡法庭審判納粹時的軍事檢察官。他是一名民主黨人，卻一向對尼克松十分友好。因此，看上去，尼克松似乎是在這個位置上除去考克斯之後，安排了一個對他更為有利的人選。但是，尼克松應該很快發現，他所遇到的麻煩，幾乎與“人選”問題沒有太大的相關性。
尼克松所遇到的麻煩似乎是隨同獨立檢察官這個職位而來的。作為一個獨立檢察官，身負重托站在全美國民眾目光的焦點下，處於這樣一個位置的任何一個法律工作者，幾乎都會本能地忠於職責，不循私情，也不會願意接受來自被調查方的干擾。如果尼克松早一些對獨立檢察官的這種“職業禀性”有所了解，他也不必在檢察官的問題上觸犯眾怒了。換一個人選，並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加沃斯基上任之後，大家很快看到，他所表現的獨立性一點也不比他的前任差。同時，他還繼續任用了考克斯留下的全班人馬。
原來考克斯的這一套班子，也曾擔心這個新上司和白宮的關係太近。但是他們很快看到，他是一個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儘管黑格再三向加沃斯基暗示，要他以“國家利益”為重，要“愛國”。然而，這個新任獨立檢察官一邊和黑格周旋，一邊從不影響他的正常工作。同時，在吸取了他的前任考克斯的教訓之後，國會對加沃斯基進行了職位保護。此後，如果沒有國會共和黨和民主黨兩個黨派的一致同意，任何人都無權開除這個獨立檢察官了。
然而，事情並不因為尼克松同意交出九盤錄音帶就結束了。首先是，尼克鬆的律師在回答法官，他們將“不折不扣，全部執行”法庭命令之後，交出的錄音帶本身就是有折扣的。一方面是有兩盤錄音帶不知去向，另一方面，交出的錄音帶中，有一盤被擦去了十八分鐘。為此，法庭展開了冗長的聽證調查。白宮的有關工作人員都被傳到法庭作證。這些被傳來的證人中，官階最高的就是當時的白宮幕僚長黑格了。
對於那已經消失的兩盤錄音帶，各個證人的說法都不盡相同。有的說可能是錄音帶用完之後沒有及時換新帶造成的，也有的說，有時一些高層官員借去聽，沒有很健全的記錄製度，所以也可能是被誰借走了沒有歸還。總之，這兩盤錄音帶再也沒有被帶上法庭。
至於那消失的十八分鐘，是一名白宮女祕書在整理錄音帶的時候擦去的。她跟隨尼克松做了幾十年的秘書。她原來以為，她擦去的那一段不在交到法庭的那些帶子裡頭，因此，在法庭上態度十分傲慢。當檢察官問她，用什麼方法可以避免錄音事故時，她答道，“用我的頭腦。這是我唯一可以用的東西。”，“我認為我還沒有愚蠢到要人家一遍又一遍教我怎樣倒帶，怎樣放音。”
可是，當她再一次被叫到法庭上的時候，她已經知道被她擦去的錄音帶已經在法官手裡，就再也神氣不起來了。她最後不得不自己請了一個律師。而且，這位秘書是所有的證人中，唯一要求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保護自己的。你一定還記得，在去年給你的信中，我詳細介紹過這一條。就是說，根據“第五條”，法庭不能強迫公民“自證其罪”。所以，在法庭上，如果一個人遇到必須回答對自己不利的問題時，就可以引用“第五條”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儘管這位秘書說，她是在無意中造成了錄音事故，“不小心”擦去了一段。她最終也沒有被起訴。但是，這十八分鐘消失的錄音和那兩盤不知去向的錄音帶一起，成了永久的秘密。人們至今無法消除心中深深的疑惑。
不管怎麼說，經過無數人的努力，法庭手裡總算有了一部分錄音帶。即使是這幾盤不全的錄音帶，都使檢察官在按下放音開關之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畢竟，作為案件的調查者和起訴者，猜測總統有可能涉及犯罪和聽到證人指證總統犯罪，是一回事，因為這都是有可能不是真實的。但是，現在親耳聽到總統的犯罪罪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檢察官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尼克松總統寧可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也要死死保住那幾盤錄音帶。前白宮顧問迪恩在國會的證詞，現在都被錄音帶的出現所證實了。他們不僅聽到尼克鬆在錄音中與親信談到要搞上百萬美元的“堵嘴錢”，對於將來法庭上的宣誓作證，尼克松居然就赤裸裸地對海爾德曼說，“你就一口咬定，我不記得了，我回憶不起來，我沒法想起來。就只回答我想不起來了。”
獨立檢察官加沃斯基聽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臉漲得通紅說，“你們能夠想像得出來嗎？合眾國的總統坐在他的辦公室裡，居然在教他的手下人如何做偽證！”聽完錄音之後，作為一個以前曾經在長時期裡支持過尼克鬆的法律工作者，加沃斯基最後沉痛地說，我以前也料到，此案將是十分複雜十分困難的，我也料到會面臨許多困難的決定，但是我想，這些都還不至於要動搖總統。現在，我第一次意識到，總統深陷於這個案子，已經無法自拔了。 ”
已經是接近1973年年底的時候了，新任獨立檢察官加沃斯基特地帶著總統的一盤錄音帶前往白宮。就是在這盤錄音帶裡，尼克松談到要籌集上百萬美元的“堵嘴錢”。他約見了黑格將軍。也許，他想讓這個並不知道全部內情，卻顯得十分自以為是的白宮幕僚長清醒過來。但是，黑格還是堅持認為尼克松是清白的。加沃斯基面對執迷不悟的黑格，只能請他代為向總統傳達一個最後的忠告。他再一次對他說，你錯了。 “根據我的判斷，總統已經捲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請一位他所能夠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辯護律師。”
也許真的因為是蒙在鼓裡，表現得糊塗而又“愚忠”的黑格後來又打電話給這位獨立檢察官。他像是發現了什麼新大陸一樣，興奮地對加沃斯基說，總統在錄音中的那次談話之後，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所以不能認定是一個“罪行”，因為按照法律，必須有行動才能把一個“陰謀”認定為一個罪行，光說說是不算犯罪的。
也許，這個電話只是進一步證明了白宮幕僚長黑格確實不在罪犯之列，他此後也確實沒有被起訴。因為這次他又錯了。尼克鬆就不會這樣想，因為他非常清楚，他們是有行動的，那天談話之後，就有過一個裝著“堵嘴錢”的信封，被扔進了前白宮顧問亨特的律師的信箱。所以，在1973年聖誕來臨之際，尼克松總統終於聽從了獨立檢察官的忠告，為自己聘請了波士頓名律師克萊爾，為他所涉及的“水門事件”作刑事辯護。
這時，對於政府權力的行政分支進行監查的所有機制幾乎都已經開動了。它們都按照自己的程序，各自在進行自己這一部分的功能運作。
新聞界這一方面，對於總統財務方面的追查一直沒有放鬆，這使得尼克松總統公佈了他的財務狀況，以圖洗清自己。並且最終補交了43萬美元的稅款，這是為那筆“副總統文件”的“不正當扣稅”造成的。白宮說，這幾乎已經掏空了尼克鬆的積蓄。
司法分支這一部分，儘管尼克鬆的新任律師，暫時拒絕了獨立檢察官在進一步調查中，要求總統再交出22盤錄音帶的要求。尼克松也拒絕了大陪審團要求他出席秘密聽證會的要求。但是，根據已有的錄音帶，已經足以讓大陪審團對尼克松定性。 1974年的2月25日，大陪審團以19對0的表決結果認定，理查德.尼克松是一個欺騙美國並且妨礙司法的陰謀的成員。大陪審團同意特別檢察官將理查德.尼克松認定為一個“不受起訴的共謀者”。
尼克鬆在司法系統的免於起訴，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立法分支國會的“彈劾”這個特殊刑事訴訟已經開始。在大陪審團作出以上認定之後，法庭立即開庭，宣布了大陪審團的建議，當庭將司法分支已經獲得的全部證據，包括那幾盤已經獲得的錄音帶，全部移交國會的司法委員會，讓他們“用作諸如彈劾的適當程序。”
現在，所有的證據都落到了立法分支手裡。國會的刑事訴訟彈劾一經開始，就非常嚴肅地聲稱，國會的司法委員會，擁有獲得有關彈劾案件的全部證據的絕對權力。 4月11日，國會發出要求40盤新的錄音帶的傳票，並且警告尼克松，如果他拒絕的話，彈劾尼克鬆的第一條罪名，就將是“藐視國會”。
這時，獨立檢察官加沃斯基和國會司法委員會，分別對尼克松提出的要求新的錄音帶的壓力，越來越大。尼克松決定作一次最後掙扎。他先是又一次提出只交出這些談話的提要，然後決定，將刪減後的46次談話公開出版，以換取美國民眾的諒解，使他們相信，他沒有更多的罪行。他說，這些經過編輯的記錄，“將一勞永逸地證明，我所知道的和所做的，完全就是像我一開始就告訴你們的一樣。”尼克松很清楚，儘管看上去他面對的政府權力的另外兩個分支的調查，實際上，他真正面對的，是站在這些調查機構後面的美國人民。
於是，真的出版了這樣一本大如電話號碼本一樣的特殊的“書”，而且一時還真的成了“暢銷書”。在書中，多處標著“此處刪去多餘談話”，不久這句話就成了老百姓嘲諷的口頭語。美國的老百姓是很難蒙住的。本來，尼克松試圖使大家看了這本“潔本”談話錄之後，會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實質性內容，就對他失去追究的興趣。
但是，這本書給美國民眾造成的刺激，恰恰不是內容，而是它所反映出來的一個總統的基本態度和行事風格。也就是說，人們最吃驚的是，這位被美國人民安排在漂亮的橢圓形辦公室裡上班的總統，居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至少是一個正人君子，不幸而相反，他們只看到一個急於擺脫困境甚至於不擇手段的小人。他們認為，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被刪去的“多餘談話”一定是一些更見不得人的東西。
獨立檢察官和國會並沒有因為這本“潔本談話錄”的出版，就放棄他們的要求。這時根據調查的進展，他們對錄音帶的要求已經分別為64次和42次的談話錄音。這時，尼克鬆的新任律師克萊爾提出，至今為止，尼克松本人並不是被控訴者，所以在法律上要求這些錄音帶沒有足夠理由。此刻，獨立檢察官向他出示了大陪審團的判定，顯示了尼克松是“未被起訴的共謀者”，克萊爾頓時啞口無言。因為在美國，整個司法程序中，作為人民象徵的陪審團，是最至高無上的權威了。
錄音帶的爭執，又一次被白宮上訴到美國上訴法院。但是，這一次，這位新任獨立檢察官加沃斯基毫不猶豫地越級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 5月31日，美國最高法院同意受理。 “水門案件”的官司終於在案發兩年之後，到達了最高法院。
同時，國會的彈劾程序並沒有停下來。按照美國憲法，彈劾程序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由眾議院提出建議並且認定罪名，這一個階段很像是司法程序中的大陪審團的作業，整個階段是不公開的。所以，在這個階段，民眾無法知道進展情況，就連尼克松也一點吃不准形勢的走勢怎麼樣。
彈劾程序的第二步，就有些像法庭的審理過程。先是公開的出庭作證，然後是參院投票。通過彈劾案，必須在參院里達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所以，尼克松還是對參院聽証投票的這一個階段，寄了很大的希望。他只要在一百個席位中獲得三十四票的支持，就算是逃過這一劫了。一百年前，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就是在這一個階段，以一票之差，安然逃脫的。畢竟，國會裡還有那麼多共和黨人，尼克松至少可以試試看爭取他們中的一部分。
你一定還記得我前面說過，在美國國會裡，是非常忌諱“黨性”二字的。因此，此刻國會中的民主黨人最擔心的，就是彈劾共和黨的尼克松被指責是“黨派行為”。所以，他們讓足夠的明確證據取得共和黨議員的支持，使他們也堅信這是一個超越“黨性”的維護憲法的行為。
而從尼克松這一方來說，正好相反，他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共和黨議員相信，這是民主黨人的“黨派奪權”行為。使得共和黨議員轉而支持尼克松。
因此，證據的可靠性就成為一個關鍵。只要證據可靠，共和黨議員即使真的“黨性”十足，也不至於會冒天之大不韙，站出來維護明顯在踐踏法律的尼克松總統。因為參院的彈劾過程基本都是公開的，甚至由電視轉播的。選民們都在看著他們選出來的國會議員，在如何代表人民說話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個民主制度已經充分成熟的國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時是必須完全公開的。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使他的選民知道，自己選上去的人到底在幹些什麼。所以在美國，儘管每一個選民在選總統，或是進行其他投票時，他們的選擇是隱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但是，在美國國會中，議員們的投票卻必須是公開的，受到選民監督的。
相反，在民主制度還不十分完善的，處於過渡時期的地區，要求就完全不一樣。在這些情況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來自其他非選民方向的壓力和影響。因此，如果迫使這些民意代表公開他們的投票方向，反而會使他們顧忌來自其他方向的壓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這個時候，為民意代表的立場保密會變得更為重要。
在彈劾的第一個階段，由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羅迪諾主持，他和法官西里卡一樣，是意大利裔的美國人。由於確鑿的證據成為彈劾的關鍵，所以，他和助手道爾非常謹慎地召集了四十多名律師，在新的錄音帶還沒有得到的情況下，先開始分析手中已有的證據。在這四十多名律師中，有一個當時才二十六歲的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希萊利.羅德曼。她就是今天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夫人。
直到五月份，第一批整理好的證據才交到38人的司法委員會手裡，他們全是清一色的律師。道爾在調來做國會司法委員會主席的助手之前，應該說，他也是尼克鬆手下的人，他是行政分支司法部下的一名檢察官。他的工作非常仔細，他不僅注重那些涉及定罪的錄音，還注重證據所反映出來的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處在行政分支權力中心的尼克鬆在白宮的行為模式。道爾不僅給委員會播放了錄音，還指出尼克松所出版的“潔本錄音記錄”中，故意刪除了一些危險的談話。
在聽了第一批錄音之後，國會司法委員會認為，有必要進一步要求尼克松交出另外147次的談話錄音。尼克松斷然拒絕了。
由於國會彈劾程序的開始，原先國會的參院“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正式結束了他們的工作，並在最後的報告中譴責了尼克松。七月份，國會司法委員會的工作進入了最後階段。委員會公佈了四千頁的證據，其中有尼克鬆的八次談話記錄，從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與尼克鬆自己公佈的記錄不符。人們更傾向於相信，尼克松是故意地刪除了對他不利的內容。
國會的司法委員會決定舉行一次向全國轉播的電視辯論。讓委員會內主張和反對彈劾的兩種意見，公開向美國民眾表明他們的觀點，對美國人民有個交代。在國會司法委員會中，保守派的共和黨人是尼克松唯一的希望。但是，在電視辯論之前，原來反對彈劾的委員，一個接一個地轉變了立場，尼克鬆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
就在辯論即將開始之前，最高法院以八比零（一人棄權）一致通過，要求尼克松繼續交出錄音帶。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先由總統提名任命，由國會通過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旦當選之後，除了國會有充分理由進行彈劾之外，他的任命就是終身的。所以，雖然總統“有權”任命大法官，卻不是一定“有機會”任命大法官。因為在總統的任期內，完全可能沒有大法官退休。
尼克松應該說是十分“幸運”的。他在任期內，居然出現了任命四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機會。但是，美國的最高法院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地位在美國是非常高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神聖的。他們本身當然也有基本觀點傾向的不同，例如有的大法官更傾向保守派的觀點一些，有的大法官則更傾向自由派的觀點一些。這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對於手中的案件的判斷理解。但是，他們可以說都不會落到屈服於或者傾向於某個權勢人物，因此就對他網開一面的地步。
我相信這不僅和國會及民眾的監督有關，一定也和這個職位的職業神聖感有關。就像獨立檢察官一樣，整個社會就有這樣的氣氛和壓力，到了這個位置上的任何一個法律工作者，他都會立即感覺到這個頭銜沉甸甸的份量和民眾灼灼的期待目光。這樣的職位，和行政官員的感覺是不一樣的。行政官員很容易產生政客一類的人物，但是，大法官這樣的位置卻通常不是產生政客的地方。
因此，在“水門事件”發生以後，最高法院的唯一一次插手，它的結果是公正的。儘管九名大法官其中有四名出自尼克鬆的任命，使他總是抱有一些幻想，希望表決結果至少出現兩種不同意見。可是，事後想來，誰都覺得，最高法院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這樣一邊倒的投票結果是極其正常和自然的。
尼克松還曾希望，最高法院至少把他的錄音帶分別處理，例如，判定有些涉及國家安全的材料允許他保留。也就是說，尼克松希望“國家安全”這頂保護傘，至少還可以為他抵擋一部分威脅。但是最高法院的意見非常明確，什麼該交出來，什麼不必交出來，這一切都由法官西里卡決定。最高法院裁定：總統顯然享有行政豁免權，但是，這種豁免權不可以壓倒刑事司法的法律既定程序所提出的根本要求。總統不能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
總統能不能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這是自從“水門事件”發生之後，尼克松們與整個權力製約機制抗爭和掙扎的焦點。也是美國歷史上，政府權力的行政分支試圖曲解美國憲法精神，向整個由憲法所規定的製度挑戰的突破口。但是，“收銀機”整個機制非常關鍵的一個設計，就是，憲法的解釋權在最高法院手裡。因此，最高法院判定，總統不能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是從根本上為這場歷史性的爭論劃上了句號。
是的，最高法院從理論上宣布了尼克鬆的徹底失敗。但是當時，真正的明眼人並不因此松下一口氣來。他們知道，美國憲法面臨一場嚴峻考驗的關鍵時刻來到了。這將是一場真正的憲法危機。因為，此時，尼克松已經被最後攤牌了，已經被從理論上宣告了失敗。那麼，接下來，尼克松會怎麼辦？
尼克松完全有可能破罐子破摔，乾脆公開對抗。理論歸理論，理論上他必須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之後就向法律低頭。可是，如果在實際上他不服從，你又有什麼辦法？他還是總統，還是全美國最有權威的一個人。同時，你不要忘記，尼克松總統還是美國的三軍統帥，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而最高法院，只有全美國承認的，在理論上最有權威的九名大法官。他們手無縛雞之力，沒有一兵一卒。
因此，全美國幾乎沒有人知道，如果尼克松總統打算對抗，將會發生些什麼？如果尼克鬆就是抗拒法庭，法官西里卡派一個法警去白宮逮捕總統嗎？總統拒捕又怎麼辦？理論上，國會可以彈劾總統，但是，國會也只有代表著美國人民的幾百個議員，如果總統抗拒國會的彈劾，命令武裝部隊保衛白宮，攻打國會，又怎麼辦呢？
這是整個“水門事件”發展到最後，最千鈞一發的時刻。
你不要以為，這對於美國這樣一個有著民主傳統的國家，就一定是無稽之談。事實上，如果沒有一個在不斷完善中的製約機制，沒有一個國家是絕對不會產生危機的。對於這最後關頭的抉擇，軍界和白宮也有所感悟。當時行政分支的國防部長，曾指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任何來自白宮有關的軍事命令一定要經過他的手。這在美國是異乎尋常的。因為美國的國防部長歷來只是行政系統的一名文官，既沒有軍權也從來與指揮軍隊調動事宜無關。美國的國防部長與軍界有非常明確的界限。所以，這個非同一般的信息，立即引起了美國軍隊的實際指揮者，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強烈不滿。
白宮幕僚長黑格，出身軍界，雖然轉向了文官系統，一直還保留著將軍的稱號，同時還是白宮的當家人。對尼克松忠心耿耿的黑格，當時也想到，尼克鬆對最高法院的判決，有服從和抗拒兩種選擇的可能。如果是後者，白宮和尼克鬆的安全則頓成問題。他將有可能面臨法警帶來的搜捕狀。於是，作為一個前軍人，他本能地提出，有必要調82空降師圍住白宮保衛總統。
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刻，聰明絕頂的猶太裔國務卿基辛格，只輕輕一句話，就永遠打消了白宮有可能冒出來的類似念頭。基辛格說，坐在用刺刀團團圍住的白宮裡，是做不成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的。
最高法院裁決的八小時之後，尼克鬆的律師克萊爾宣讀了尼克鬆的聲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決。”這一個簡單的聲明，化解了美國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憲法危機，也使得人們對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回味無窮。
兩年前，當尼克松去世的時候，我們從電視上看到了在他的加州老家院子裡舉行的葬禮的全過程。所有在世的美國總統們，都出席了這一隆重的葬禮，並且向他表達了他們對他的懷念和尊重。我想，就憑著以上的這個聲明，尼克松總統也是無愧于這樣的尊重的。
不論尼克松犯了多少錯誤，在最後一刻，他表現出他依然是美國的文化背景中產生的一個民選領導人。他公開向美國全體人民宣告，他願意認同憲法，服從法律，服從人民。而且，正是由於前面所發生的一切，以及他完全了解自己即將面對的處境和結果，他的服從才具有更深遠的歷史意義。
儘管尼克松知道，他將永遠失去權力以及權力所帶來的一切，甚至面對一個使他感到十分屈辱的下場。但是，他還是選擇了這樣一條痛苦的道路，而沒有最後一次錯誤地使用人民交到他手中的權力，去做最後的抗拒。畢竟，在世界歷史上，人們看到過許多同樣權高位重的政治領袖，在類似的情況下，都本能地選擇了抗拒到底。
不論他當時是出於無奈，還是真正地有所醒悟。他畢竟在最關鍵的時刻，表現出了他到底還是一個叫做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家的總統，他向憲法低下了他驕傲的頭。我們不可能忘記，在這個時刻，尼克松畢竟還是美國的三軍統帥，是全美國最有權威的一個人。
尼克鬆的聲明剛剛讀完，電視台的國會司法委員會的總統彈劾問題辯論會，就開始實況轉播了。這個公開辯論會持續了六天。尼克松是一個老政治家了，不算他在州一級之前的任職，僅僅是在副總統和總統的職位上，他已經待了整整十三年半。因此，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在政界有了許多相處多年，感情很好的同事和朋友。就在眼前的這個國會司法委員會裡，也有很多尼克鬆的老朋友。但是他們也無法不承認，他們確實為尼克鬆的濫用職權，妨礙司法的行為感到憤怒和不安。
弗吉尼亞州的一名共和黨議員說，“多年來，我們共和黨人宣布要反對其他黨在美國政府行政部門中的腐敗和不軌，可是，水門一案卻是我們自己的恥辱。”
在國會中顯得鶴立雞群的黑人女眾議員，芭芭拉.喬丹，發表了一段著名的講話。她說，在當初，美國憲法的第一句“我們，美國人民”是不包括她和她的種族的。但是今天，這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前州法官，以一個黑人女議員的身份宣布：“我對憲法的信任是完整的，全部的，徹底的。在有人對憲法進行損害，限制和破壞的時候，我不會坐在這裡袖手旁觀。”去年這位黑人女議員逝世以後，我們在電視上又看到了當年她發表這番聲明的鏡頭。
1974年6月27日，國會司法委員會對如下第一款決議進行表決：“由上所述，理查德.尼克鬆的所為與人民對總統的信任相違，與一個憲法政府的行為相反，是對法律和正義事業的極大不公，傷害了美國人民。因此，由於其所作所為，理查德.尼克松應予彈劾和審判，並撤除其職務。”
這是國會司法委員會在調查結束之後，向國會提交的報告。此後還必須由眾議院和參議院根據彈劾程序作出正式判決。
在此之前，正如你已經知道的，尼克松回到家裡，和他的親人們商量，也從他們那裡獲得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同時也和基辛格和黑格商量之後，決定辭職。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宣布辭職。這裡除了他的妻子，還有他心愛的女兒，以及女婿。這名女婿就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兒子，就是那個後來試圖向毛澤東解釋尼克松下台所反映的美國製度運作，而被毛澤東一句“這是假的”就給彈回來了的小艾克。
8月20日，眾議院以412比3票正式投票通過了司法委員會關於彈劾尼克鬆的報告，由於尼克鬆的辭職，參院的彈劾程序就沒有必要了。尼克松下台以後，福特副總統按照憲法程序，接任了總統職位。因此，如果說，每一個美國總統都是全民直接投票選上來的，這句話是不確切的。福特總統就是一個例外。他是在副總統和總統相繼辭職的歷史巧合下，沒有經過全民選舉當上的美國總統。
9月8日，新任的福特總統宣布了給予尼克鬆的豁免，寬免了尼克松“在總統任期內已犯下的或可能會犯下的於美國不利的罪過。”一勞永逸地免除了對尼克鬆有可能發生的一切追究。美國民眾也感到，這個赦免是公正的。對於尼克松來說，大家覺得，他因為自己的過錯所受到的懲罰已經足夠了。正如尼克鬆自己所說，“我是以如此錯誤的一種方式在處理水門事件，它將成為我的餘生中每天都要背負的重負。”
尼克鬆的故事我想就在這裡結束了。讓我們都“消化”一下。歇一段之後我再繼續給你寫下去。今年的美國大選尚在拼搏的最後階段，但是，我想，你看完尼克鬆的“水門事件”，一定不會責怪我介紹“大選”，跑得離題太遠了吧。
祝
好！
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