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丁林和林達的文章都愛讀，前者的文章在網上流傳甚廣，後者的書在讀者中頗富盛名。但近日我卻突然讀出一團迷霧來。這迷霧不是因為兩人的文章，而是這兩人的關係。當初以為丁林和林達沒有關係，後來發現不是，好像丁林就是林達，再後來，有朋友告訴我，丁林不是一個人，是兩個人，是林達夫妻兩位一體的筆名。這真是一種奇怪的閱讀感受。
林達出版過的書，我見過三本：《 我也有一個夢想》。前三部書被稱為“近距離看美國”三部曲，在讀者群中影響巨大，其對美國社會、民主、制度的描寫和闡述，深入淺出，耐人咀嚼。後來據說還出過一本叫《帶一本書去巴黎》的文集，這本書出版較晚，較前三本書影響力要小的多。
作者很低調，書沒有前言，沒有序，沒有跋，突然就開始了，而後突然就結束了。這種出書的方法，要讀者選中和喜歡，就只能完全靠文字的功力了。但也正是作者的這種過分低調，引發了我的好奇，所以吃過了雞蛋想看雞的我，便到處找起作者的介紹來。結果找來找去，一無所獲。後來，還是在朱學勤先生的文章中找到蛛絲馬跡。在《從“五月花“到“哈佛”》中，朱先生有這麼一段文字：
聖誕節到了，我的南方朋友從佐治亞——即中國人很熟悉的小說的家鄉，長驅三千英里，開車兩天來看我。而他們夫婦寫的兩本介紹美國社會、政治、文化的書，那一年在中國也上了熱點圖書排行榜，《歷史深處的憂患——近距離看美國》和，已經為中國讀書界熟悉。那兩本書寫得好，與他們的生活狀態有關，抵美多年，他們以小販為生，在草根層摸爬滾打，一點沒有在美留學生階層的那些壞毛病。夫妻倆遙聞哈佛大名，卻總是自認為是南方的鄉巴佬，輕易不敢來，這次乘著我在那裡，就到哈佛來探頭探腦了。因此，我戲稱這一年的聖誕是“兩個小販到哈佛”，而他們對我的報復，則是帶給我一本，扉頁贈言居然如此回敬：“ 1997年聖誕：哈佛不讀書紀念! ”他們開車載著我東跑西顛，走了很多我平時因沒車而到不了的地方。那一個禮拜，我果然讀不成書了，這一對小販夫婦開心得哈哈大笑。
這一對夫婦，就是林達夫婦。不過，從朱先生的文章中透露出來的情況來看，林達夫婦竟然是一對小販，這與我當初的想像大相徑庭。我認為，這兩位至少也是個學者，在某個著名的大學里當教授，或者做訪問學者。但結果竟這樣出乎我的意料。這多多少少在我的心理上形成了一個落差。不過我同時也對這對“小販”夫婦存疑。若真是小販，他們怎麼有那麼充裕的時間和閒情來寫東西呢？可能是朱先生對林達夫婦太熟悉了，所以才有此戲稱吧？ ！
後來繼續尋找，在朱學勤先生的的著作《書齋裡的革命》裡一篇叫《小概率事件》文章中，再次看到了他對林達夫婦的描寫，這次寫的稍微清晰明白些：
我到了美國，去了南方，在佐治亞州一個偏僻農舍裡，與寫作、《我也有個夢想》的林達夫婦暢談了三天。
看起來這回沒錯了，竟而是在“偏僻農舍”裡見到林達夫婦。看來不是小販，也是農民了。
再找。我終於又在朱先生的《帶一本書——從美國到巴黎》中，讀到了關於林達的比較完整一點的敘述，其中肯定性地說明了，林達夫婦確實是一對小販，他們就住在美國的鄉下比較偏僻的地方，掙扎在美國生活的最底層，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勞作，半年寫作”。其中，朱先生對林達夫婦販賣生活還有一段比較細緻的描寫：
車停穩，先搬出眾多木板搭制簡易貨架，將待售的藝術品一一擺上；天一黑則把這些貨架還原為長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車內。一天下來，腰酸背痛，他們笑話我是“中國干部參加美國勞動”。趕集的日子從五月到十一月，天冷葉子一落，數一數半年掙的辛苦錢夠一年食用，他們也就安心收工不干。從秋天到冬天，他們是回到老屋，砍一點自家林子裡的劈柴，點爐子生火，在火爐邊閱讀、畫畫，寫作“我有一個夢想”或者“帶一本書去巴黎”。
待確認清楚丁林夫婦確實是一對小販之後，相反，我卻沒有失望，反而有一種羨慕和欣慰。 “半年勞作，半年寫作”，這是多麼好的一種心態，也是令我對當初產生那樣的想法感覺到慚愧。這種“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勞動，自由地寫作”的簡單生活方式，其實比那些追逐名利的學者們的生活方式更令人崇敬。 “見所見而寫，聞所聞而寫，隨興而起，隨興而止。”這種低調、平民的寫作方式，也許更值得我們尊敬。他們的人格力量和追求，他們那種“清貧而豐富”的生活，其實更加令人相往。
2
我認為我的追尋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不料不獨我吃過雞蛋之後對下蛋的雞感興趣，其他的讀者們也有類似的愛好。
今年年初，在關天，有位網友寫了篇帖子，進行林達探秘。這位網友這麼一招呼呼，一下子點燃了藏在大家心中的激情，呼啦啦，上來一大幫，各抒己見，各供材料。但可惜，各位讀者對於林達夫婦的了解，也就僅止於我所了解的水平，再多，似乎也沒有了。
不料，山窮水復疑無路之際，卻突然柳暗花明起來了。這所謂的“柳暗花明”就是：竟然因為這帖，引出了在關天潛水的林達夫婦。更讓人們驚喜的是，他們非常難得的，在這裡做了一翻“自我交待”，約略追述了自己的過去，還談到了他們的現狀。我讀到之後，倍感欣喜。卻不料，喜之過早，後來林達夫婦卻要求版主刪去了他們的那段“自我交待”。後經過百般努力，我終於獲得了他們當初貼的那段文字，錄在下面，供當初未能得見的網友一飽眼福：
諸位，別猜了，我坦白交代了吧。
我們夫婦倆，叫丁林也罷，叫林達也罷，都不過是為了發表一些話非要一個名字不可時，起的一個名字。男的原來姓丁，女的名字裡有一個林。通常都是女的寫頭一稿，所以仔細的人看得出有女性的痕跡。之所以不怎麼“秀”，實在是沒什麼可“秀”的。讀者諸君讀了，覺得有道理，對那些故事留一個印象，我們就滿足了；覺得沒道理，罵一聲，也沒什麼不可。
我們倆是中學同學，朱學勤先生文中提到的劉海生老師就是我們上海復興中學的老師。
我們倆在黑龍江小興安嶺插過隊，幹農活，還放過馬。後來回上海，男的是街道工人，女的干過幾年建築隊木匠。文革結束進大學，學的都是“工科”。女的畢業後又考了研究生，師從陳從周先生。後來我們兩人都在大學里工作，但不久就都辭職了。那是大概1987，88年的事情。此後就都在建築工地上打工，當然，有點書本和技術底子，活兒比一般小工要輕得多，但是和工人們一起住工棚，卻是當然的事。這樣直到91年偶然的機會出國，機緣還是打工。
出國後，幹的活在農業、倉庫、建築、運輸等等的邊緣，就是說，在老闆手下你該干什麼就得乾什麼。也上過一點課，很雜。讀書，也很雜。 “小販”一說，還真是準確的說法。在各地小鎮的地方節慶上，擺一個“攤”，賣小玩意兒，比如自己做的小東西，工藝品之類。相當於趕廟會。如此謀生不易，所以我們倆還得有一人維持一份固定的job，每天上班。如此謀生的好處是，走遍了南方的小鎮，習慣了黑白紅黃鄉下人。
最怕的是，編輯在我們的“名字”旁注：學者。非得是學者才有credit嗎？不是學者能不能有常識？我們早不是什麼學者。我們倆手上都是有繭子的。
最近我們倆在忙於自己動手蓋房子，改善居住條件。 DIY在這兒非常普遍。傑米·卡特總統是我們州的人，他老先生就喜歡空下來做做木工活的。我們覺得這挺好，你說呢？
記得曾經讀到過何清漣一篇文章，說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但各自在路上的境界卻不一樣。大多數人是“身在路上”，他們為自己設定的物質性目標所累，最後都難逃愷撒之悲；少部分人是“心在路上”，他們為心靈的自由而生活，在追求心靈自由的過程中，賦予人類文明以尊嚴與崇高，為人們留下許許多多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丁林，就是那類為人們留下精神財富的人。
祝福丁林，希望他們在DIY的日子裡，過的富足快樂！也許希望他們能夠給我們留下更多的“精神”財富。 2003-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