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紐約大學電影進修班學習。班上的同學真可謂是來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國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法國人..當然還有我——中國人。紐約是個國際大都會，見到這麼多國家的人並不稀奇，但當這一群人聚在一個教室裡，操著五花八門的口音，睜著或大或小的眼睛，討論同一主題：電影，也就真夠熱鬧的了。
來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奧是個高個兒的小伙子，總帶著熱帶海島般燦爛透明的笑容。他酷愛舞會，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邊的小咖啡館隱約傳出的音樂也能讓他手舞足蹈起來。班上一宣布週末有聚會，他就會馬上問：“跳舞嗎？”他的英語不流利，急了會把西班牙語說出來。一旦意識到這絲毫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他的意圖時，他就開始做手勢。每個手勢都富有節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於大家對這些手勢大感興趣，卻依舊不明白他要說什麼，他只好又說英語，每句話都帶著：“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以確保我們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製片人，任務之一是負責買午飯。他選中了中餐，當我告訴他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時，他大為詫異地說：“這已經夠好吃的了，你們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嗎？”“比這個好吃多了！如果你有機會到北京，我保證各種大菜小吃讓你吃一個月不重樣。”我談起中國菜從來是不遺餘力的。他張大了嘴巴，先是興奮地大呼小叫，然後不無沮喪地說：“可惜我現在還沒有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來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個不足1.70米的小個子，只有二十一歲，一臉稚氣，卻時常要把手插在褲兜里裝出老成持重的樣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頭來，簡直是一副孩子模樣。他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外科醫生，在經濟上支持他。果然是財大氣粗，他租了世界貿易中心附近的一間高級公寓，月租金逾兩千美元，還說：“這個很便宜，而且我喜歡那個能看海的窗戶。”——誰不喜歡啊？ ！拍電影作業需要不少額外費用。雖說學校免費提供設備，但膠片給得有限。遇到技術不熟練拍廢了片子，學生們就要自己掏錢。一般學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無所謂的樣子，“這個很便宜，你們如果有困難，我包了。”在美國，朋友們在一起吃飯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帳，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動為別人掏腰包。
如果別人謝他，他就搖著頭，很真誠地安慰人家：“這算什麼，很便宜。”大夥兒對他有點看不慣，但覺得他年紀小，又無惡意，也就不去計較了。不過全班一致認為，安德烈如果當製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錢全賠進去才怪呢，誰叫他樣樣都嫌便宜呢。
班上還有一位同學從瑞士來，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鐵，卻因不買1.25美元的票，被便衣檢查人員發現，當場罰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學面前大丟了面子，連地鐵裡的乞丐也不忘走過來挖苦一句：“兄弟，連我都是買了票進來的！”
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國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認的美人：模特的身材，永遠帶著溫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總蒙著一層羞色。在我看來，她有著西方人的外貌，氣質上卻更接近東方，甚至是古典東方。她在一家劇院裡做了幾年舞台設計，掙了一筆錢就全部拿出來上學，她說這是最好的投資，再說年紀輕還不想攢錢，等錢用光了再掙也不遲。她的這種豁達自信的態度在很多美國同學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棄了收入頗豐的華爾街會計師工作，明知電影是個競爭激烈、穩定性差的圈子，卻偏偏闖進來，不為別的，就是因為“喜歡電影”。一次同學們在酒吧聚會，蒂姆坐在我身邊。幾杯過後，他悄悄跟我說他愛上了克里斯蒂。 “為什麼不跟她說？”
我好奇地問。 “我怕被拒絕。她那麼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為驚異：原來還以為美國人在愛情上都是不顧一切的呢！現在看到蒂姆喝得臉紅紅的，卻在為不能啟齒言愛而深深煩惱，倒讓我覺得他更可愛了。
其實，熱烈的情人也有。英國小伙子傑斯就遇上這麼一位。傑斯金發碧眼，氣質出眾，讓班上的助教小姐動了芳心。每次遇到傑斯問問題，她總是回答得詳詳細細，而且態度溫柔謙和，連眼神都變了。據說後來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卻失望而歸。但這並不減少她的熱情。只要有機會，她就去“輔導”傑斯，而且每次都靠傑斯很近，幾乎把傑斯逼到一見她就想逃的地步。
傑斯立志要當名導演。也許這個願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來，他總有一股“得聽我的！”氣勢。一次我與他，還有法國的瑪麗亞，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組，傑斯任導演，我擔任攝像。在討論分鏡頭劇本時，他非常獨斷，別人的意見總是被他不禮貌地打斷。瑪麗亞首先忍不住了，這個愛抽煙的女孩毫不掩飾自己的反感：“傑斯，我們為什麼都要聽你的？”
傑斯毫不示弱：“因為我是導演，而且我的意見是正確的。”
“你的一些意見明顯有問題！”尤利是個大嗓門，然後轉向我：“瀾，是不是這樣？”我表示同意說：“傑斯，比如你為什麼非要去拍火車站附近的紐約市景呢？這與故事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樣可以讓人知道這個故事發生在紐約。”
“可是通過其他鏡頭，觀眾已經知道這是紐約了。而且火車出現在鏡頭里，容易讓人以為主人公是不是出門了或是回來了。”
“瀾，你的這些想法邏輯性太強。電影講的是感覺，你大概只看過好萊塢的情節片吧。你在中國看過歐洲的抽象電影嗎？”傑斯幾乎是在用居高臨下的語氣對我說話了。
我壓著的火騰地冒了上來：“可是這個鏡頭容易讓人誤解你的感覺。故事本身是寫實的。這樣做是浪費膠片！”這時一直沒吭氣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說，瀾和我們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電影教育。”（瞧，我的這些同學可沒有一個是好惹的。）大家就這麼不歡而散了。
晚上，我們幾個都接到了傑斯的電話。他為白天的態度道歉，說離開了大家，他什麼也做不成，並建議第二天碰頭再議劇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誠，我們也沒有得理不讓人。那次作業最後得到全班一致的讚賞。後來，我也沒忘了向他請教抽象電影。
我的這些同學，有什麼說什麼，不高興就吵，吵得不留餘地，和好了又親熱得不得了，總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緒。也許是因為大家都是學生的緣故，才會這樣單純而無所顧忌吧。這也是我工作幾年來一直眷戀著學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順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學們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張寫滿了各式文字的賀卡。兩邊的面頰都快被親破了。胡里奧大聲建議說：“今晚為什麼不開個舞會？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