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一大樂趣，是晚間將耳朵貼在睡房牆上水泥剝落後露出的小洞上，聽著風聲穿越牆上縫隙時形成的聲響，猶如聆聽器樂奏出的奇妙樂曲。風力大一點時，音樂便亢奮一些；無風的時候，空氣靜靜地流過，竟也是低沉的男音，還帶著迴響。我常常想，洞裡的黑暗中有什麼呢？ 據說，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是源於他兒時的一個經驗：在一仲夏夜，小路德維希衝出家門，狂奔進曠野，在氣喘吁籲時跳進了一潭池水，仰臥著，望著寧靜的星空、月光，心中體驗到一種說不出的激動。後來，他長大了，兒時的這一感覺卻忘不了。終於，貝多芬將這一沖動翻新，又融進了成熟後的一些思想。這樣便誕生了一首絕世之作。 我生長在上海長寧區一棟年久失修的舊洋房裡，自然沒有原野可以馳騁，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顆早熟的童心萌芽後，竟真的將我推出了“穴地”，一個十八九歲的靈魂，開始了世界的飄蕩，誠惶誠恐地走進了中國國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尋起人生。

剛到法國時，身無分文。越南老闆的喝斥，生活之窘迫從阿拉伯房客的戲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萬萬不能夠的。我於是死命地干，每天晚上滿足於數錢的喜悅。儲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個週末可以“奢侈”一下，不打工，與幾個同學滑著雪，上到了阿爾卑斯山的一座頂峰上，我驚住了：望著藍得不能再藍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連綿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綠色的水—法國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張開整個身心，讓涼颼颼但又無比甜美的空氣充滿肺腑，頓時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義。我當時認為我在這一刻前的人生僅等同於一隻蛙的經驗而已。我從此想做一個遊俠，去找尋世界上其他這樣美的地方。 後來，我從歐洲到亞洲，又從亞洲到美洲。

後來，我從學士到碩士，從碩士到博士。 後來，我從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頓中城，有了自己的辦公室。 我總還是在遊蕩：一共走過了二十多個國家，數不清的城市，數百萬公里的旅程。人生是什麼？世界是什麼？好幾次以為找到了答案，卻又像肥皂泡一樣，一閃光後就消失了。我還在遊蕩，但我已經很累了。我常常讀馬克·吐溫的一首詩來自慰：海員回家，好似回到籠中（For a sailor，home again，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員為航行而回家，還是為了回家而航行？總之，我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個港灣了。 我的船終於到了港灣—我遇到了楊瀾。 楊瀾是一個很隨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見到她，只覺得她就像一個普通的學生，很一般。後來發現，她有的時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僅在熒屏上揮灑自如，而且在與基辛格、克朗凱特這些“大人物”交往時，也落落大方，談笑風生。而有時候，她卻可以與中央公園中一個窮途潦倒的流浪漢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漢每天究竟是從哪裡弄來麵包，來餵中央公園的鴿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間，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知道了楊瀾過去電視生涯的情況，於是要求與她吃頓飯。想不到就此，他竟寫了一篇篇幅極長的文章，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之後一個月內，竟有五十多個媒體單位要求採訪楊瀾，除了《新聞周刊》外，她一概謝絕。楊瀾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著實吃了一驚，因為幾乎無人真正知道她的過去。系主任約翰遜教授在被《新聞周刊》採訪時說：“楊瀾總是穿著普通地來上學，與師生相處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於系裡的很多工作人員都不認識她。”而就在約翰遜教授作此評論的下幾週內，美國第一新聞主持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拉瑟卻這樣評論楊瀾“光彩照人，令人難以忘懷”。一九九六年八日，英國大百科全書通知楊瀾，她的名字被收入《大不列顛年鑑》。我很佩服楊瀾，因為上述這些事，我不說，她是永遠不會說的。她只是懷念著北京外國語大學食堂中的白饅頭與窩窩頭，還有上海城隍廟的各種小吃及外婆做的醉蝦、醉蟹。

楊瀾是一個很固執的人，她對自己要追求的東西是毫不含糊的。例子之一，是她在《正大綜藝》的峰巔狀忐中“急流勇退”，又在美國完成學業後執著地要回國。說實話，直到一九九六年初，我一直暗中祈望她能改變初衷，改為在美中兩地來回發展。我畢竟在美國已打下一片天下，輕車熟路，好不自在。對楊瀾來講，她也已經可以成為第一個非美國出生，在三大電視網中一家任職的業裔主持人，拿一份優厚的待遇。但她卻堅決不願意。她說：不是自己的國家，再成功，心中不會滿意的。於是，她連現成的綠卡也不拿。 於是，我們先處理掉了在加州的海邊別墅，後又賣了佛羅里達的房子，決心徹底回國了。 楊瀾固執的例子之二，是她連“飛來橫財”都不要。楊瀾做了央電視台四年的主持人。卻沒攢下幾個錢來。她外出演出開始得比別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繳給台裡，而主持節目的服裝卻大多是自費的。到了美國後，儘管“正大”的謝國民先生主動地負責了學貨，昂貴的生活費卻令楊瀾感到拮据。在認識我之前，楊瀾已有過多次拍廣告的邀請，開價竟高達百萬港幣，她卻拒絕了。認識我後，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願意支付相當可觀的廣告酬金，她又拒絕了。

楊瀾的固執之三，在於她可以超脫塵世的一些東西，而堅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當楊瀾要回國的消息在國內公開後，在大多數人讚美的同時，有一些說法也傳了開來：楊瀾嫁了有錢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廣告；楊瀾回來搞專題節目是為了賺錢，搞名人效應，等等等等。我曾為此而大動肝火，認為“報國未嘗有門”，再一次勸她另做打算。楊瀾也很生氣，但她最終還是說：“我哪怕是碰得頭破血流，也要撐下去，來證明這個國家有容我的地方。” 但歸根結底，楊瀾對我來說，是一個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總是忙著給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侶：我脾氣大的時候，有時她耐心，有時她也有脾氣，但她總能很快地把我倆鬱弄得笑起來；楊瀾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倆都慶幸在茫茫的人海裡，能遇上這麼一個知己。

有一次她問我：“據心理學家統計，人在瀕死的時候，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冪幕會像放電影一樣在眼前閃過，猜一猜有什麼？”我茫然地搖了搖頭。 她說：“沒有我主持大儀式的輝煌，也沒有你賺錢成功的欣喜。”“那有什麼？”我不解地問。她說：“只有一些普通的、有關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別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說，人瀕死時，這一幕幕過去後，人就會覺得處身於一個黑暗的隧道，向著另一端的光明飛去。我忽然悟出點味來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為了找一個好港灣，一個樂得其所的家吧。 我與楊瀾，注定了余生還要一起航行的。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們到了希臘，到了愛琴海上的桑託林島。此島是一絕：三百多米高，筆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牆，像一張帆。桑託林島據考證，是“亞特蘭蒂斯”—“大西洋國”的唯一殘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災難毀火了大西洋國，也削掉了桑託林島的一半，使之成為大自然嘆為觀止的一景。島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懸崖頂上。我們騎著毛驢來到山頂的平地，頓覺一陣莫名的愜意。山頂的民居只有藍、白兩色，整潔乾淨至極。我們來到懸浮在崖邊的一個露天酒吧，方才發現我們身處的陽台，竟同時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頂—驕傲地伸出懸崖去，俯視著一大片藍與一小塊綠—那是一個火山島。時間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間的一切好像都變得無所謂了。我呷上一口桑託林居民土釀的葡萄酒，頓覺自己醉了。於是便釋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劃破那湛藍明亮的天空，去追逐遠處的幾點白帆。忽然，楊瀾驚呼起來。原來在一旁研究著觀光介紹書的她發現，桑託林島每幾十年便被摧毀一次—隔壁火山島的“功勞”。每次火山爆發，總是伴發地震，將崖頂的村落掃個支離破碎。但桑託林人永遠不願搬走。書上說：“是因為這裡太美了。”她講完後，若有所思起來。本來在這樣燦爛透明的陽光中，置身於我們當時的所在，多一句話鬱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會兒說：“人瀕死時過的黑色隧道的那一頭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體驗不到了。”

離開桑託林，我與她相約：今後若在塵世煩惱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來桑託林，好將靈魂掏出，放在碧空淨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們倆回到上海時，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黃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書。我與黃先生談得很投緣，竟答應促成這事。 她知道後說：“還是不寫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紙黑字，貽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煩。” 我說：“文筆稍欠無妨，只要文如其人，貴在真實就行了。至於其他麼，我們總還可以去桑託林淨化淨化。” 她笑了，說道：“你游俠倒做慣了。”於是便答應了。 二月初，我倆回到美國紐約的家中，又可以看見窗外溫馨的燈火了。她在學習及拍《楊瀾視線》之餘，拿起了筆。 二月初，也恰好是我們證實了我倆的第一個孩子已經開始孕育的時候，於是楊瀾寫這本書的過程，也就是她“懷胎十月，瓜熟蒂落”的過程。所以有的朋友說楊瀾是在孕育“雙胞胎”，這是恰如其分的。

這本散文集“遊歷”了楊瀾“記憶中的島嶼”，重溫了她“難忘的熒屏”，回顧了“留學的日子”，表達了她對“藍色的海洋”的嚮往，也記下了她絮絮“心語”及人生的感悟—這是楊瀾的第一本書。 楊瀾今後一定還會寫書，但這本書的意義卻永遠不一般。 我分享著楊瀾在這本書中呈現的一切：寫在紙上的及蘊含在其間的。楊瀾認為我最了解她，固執地“逼”我來寫這個序。我於是便寫下了以上這一段文字，權作序吧。 好在我和她都年輕，我們還需要繼續遊蕩。永遠胸懷著明燈，在人生的黑洞中游盪。 寫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東京至紐約飛行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