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聲，大象希形
——老子
他曾經給我們音樂，而現在，他不能再給我們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聲律，真正震撼人的巨響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給我們音樂。
他是史惟亮先生。
對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種傳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後方工作，在東北——那神秘的、悲壯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從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這樣純潔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國學音樂，是作曲家，是音樂理論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樂圖書館，他還不時爬山涉水地去採民謠……
去年秋天，我託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劇（嚴子與妻》給他。不久，我跟他打電話，他的聲音異樣地柔和：
“我好喜歡這劇本，寫得真美。”
作為一個劇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給你讚美也可以給你鞭笞，我早已學會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讚美不同，我激動地抓緊電話筒。
“我可以幫得上什麼忙嗎？”
我正不知如何開口，他竟那麼仁慈地先說了。
“我對配樂的構想是這樣的，我認為戲劇是主，音樂不可以喧賓奪主，我希望觀眾甚至沒有發現到音樂——雖然音樂一直在那裡，中國音樂向來就不霸道的。”
他的話雖說得很簡單，但是我還是覺得驚奇，讓一個藝術家做這樣多的讓步，在別人少不了要經過跟對方的辯論，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後才得到協調。而在史先生，卻是這樣自然簡單。
秋意更深時，他交出了初步的錄音帶，那天舞台和燈光的設計聶光炎先生也來了，負責視覺效果的和負責聽覺效果的開始彼此探索對方，來作更進一步的修正。
“真謝謝你，藉著這個機會我倒是想了許多我從前沒有想過的東西，對我很有用。”
——他總是令我驚訝，應該致謝的當然是我，可是他竟說那樣的話。似乎有人批評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卻是異樣的謙遜。
劉鳳學先生知道史先生答應配樂，很感奇怪：
“他暑假才動過大手術的。”
“手術？”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會的，不是癌症，一定什麼人傳錯了話，他看起來健康而正常，或者那東西已經割除了，總之，癌不該和他有關係，他還有許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總是微笑，他的牙齒特別白，特別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種歷經歲月和憂患的滄桑的美，鼻以下卻是一種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麼舒坦的人怎麼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樂都寫好了，找齊了人，大夥兒在錄音室里工作了十二個小時，才算完成。
他對導演黃以功說：“大概是我們最後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聽，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像的還糟，醫生根本沒有給他割毒瘤，他們認為已經沒有辦法割了，醫生起初甚至沒有告訴他真實的情形，但他對一位老友說：“我已經知道了，我在朋友們的眼睛裡看出來。”
——聽了那樣的話我很駭然，以後我每次去看他的時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沒有調整好，即使是欺騙，我也必須讓他看到一雙快樂的眼睛。
十一月，我們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遠從北投趕到華視攝影棚，那天他穿著白底藍條襯衫，藍灰色的夾克，他有一種只有中國讀書人才可能有的既絕塵而又舒坦的優美。
為了等別人先攝，我們坐下聊天，他忽然說想在兒童節辦一次兒童歌舞劇的演出，他說已找了四個學生，分別去寫兒童歌舞劇了，那天我手邊剛好有份寫給小女兒的兒歌，題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桃花瓣兒在風裡滑滑梯，
小白魚在波浪裡滑滑梯，
夏夜的天空是滑梯，
留給一顆小星去玩皮。
荷葉的綠茸茸的滑梯，
留給小水滴。
從鍵盤上滑下來的是，
朵、瑞、咪、發、梭、拉、提；
從搖籃裡滑出來的是，
小表妹夢裡的笑意。
真的，真的，
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為高興，問我還有多少，他說可以串成一組來寫，我也很興奮，聽到藝術家肯屈身為孩子做事，我總是感動的，我後來搜了十幾首，拿去給他——卻是拿到醫院裡給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裡，仍然意氣昂楊，仍然笑得那麼漂亮：
“每一首都可以寫，我一出去就寫，真好。”
後來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我，他說：“醞釀得久些，對創作有好處。”
他還跟我談他的歌劇，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寫好，倒是很像《繡襦記》裡的鄭元和成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敘述一個讀書人在一場賣唱人的競歌中得到第一，結果眾賣唱人排擠他，他終於在孤單的、不被接納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參悟生命究竟是什麼，可惜中間這段的歌詞部份（其實不是歌詞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還想不到較好的處理方法，他提到這齣未完成的歌劇有一點點惆悵，他說：
“在國外，一個大歌劇應該是由一個基金會主動邀請作曲家寫的，那樣就省力多了。”
他說得很含蓄，而且也沒有抱怨誰，在所有的藝術家中，作曲家幾乎是比劇作家更淒慘的，他必須自己寫，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並且負責演出（事實上，目前連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沒有）一個歌劇連管弦樂隊動輒百人以上，哪裡是一個教員所能負擔的，他的歌劇寫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傷的事。
在醫院裡，他關心的也不是自己，聖誕節，榮總病房的前廳裡有一株齊兩層樓高的聖誕樹，他很興奮：
“我跟醫院說，讓我的學生來奉獻一點聖誕音樂好不好，可惜醫院不答應，怕吵了病人。”
談到病，他說：
“知道有病，有兩種心情，一種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應該做的事做完，一種反而是輕鬆——什麼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淡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靜，深邃，你跟他談話，他讓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顯然地，他還有另一個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隨和從眾，可是你又同時感到他的孤獨。
鑽六十對他根本無效，化學療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惡化，有一次他說：
“要是我住在一個小地方，從來不知有現代醫學，也許我會活得久些，其實那東西回想起來，我在馬德里就有——我的身體有辦法把它壓在那裡七八年，想想，前幾年我不是還滿山遍野地跑著去找民謠嗎？”
我喜歡他說自己的身體機能可以把癌症壓抑七八年的那種表情，他始終都是自信的。
《嚴子與妻》上演了，他很興奮，把我們送他的票都送給了醫生，卻自己掏錢給孩子買了票，我們給他一萬元的作曲費，他也不收，他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錢這回事，你們可以奉獻，我也奉獻吧！”
他向醫院請假要去看戲，院方很為難：
“讓我去，也許是最後一次！”
他到了，坐在藝術館裡，大家都動容了，在整個浩瀚的宇宙劇場中，即使觀眾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們的演出就有了價值。
幕落了，我們特別介紹了史先生，他在掌聲中站起來，趕到後台和演員握手，演嚴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劇場原是最熙攘也最荒涼的地方，所有的聚無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終歸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說：
“演員的壓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員，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氣！他從不叫一聲苦，倒像生病的是別人，連醫生問他，他也不太說，只再三致謝——而其實，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著，故作輕鬆地說：
“我不起來，我有點'懶'。”
他不說法舒服，只說“懶”，我發現他和探病者之間總在徒勞無益地彼此相騙。
由於醫學院教書，我也找話來騙他，“有一個教授告訴我兩組實驗，有兩組老鼠，都注射了肺結核，但第二組又加註了腎上腺，結果第一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組老鼠仍然很興奮，爬上爬下的活動。”
“對，”他很高興，“我就是第二種老鼠。”
我也許不算騙他，我只是沒有把整個故事講完，實驗的結果是第二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來，才發現整個肺都已經爛了——那些老鼠不是沒有病，只是在體內擁有一些跟病一樣強的東西。
戲演完後，照例的尾聲是挨罵，我原來也不是什麼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慣了罵，頗能了解它是整個演出環節中必然發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來安慰我：
“別管他們，我這兒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說好話的。”他竟來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開始用氧氣了。
他開始肺積水了。
也不知是誰騙誰，我們仍在談著出院以後合作一個Cantata （清唱劇）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說：
“我希望來幫你忙。”
其實，我對Cantata的興趣不大，我只是想給一個瀕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給他看，但那是蘇武在冰天雪地中面臨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氣血翻湧，以致不能靜心養病，矛盾了很久遲遲不敢出手，而現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為《血笛》。
我的血是最紅最熱的一管笛
最長最溫柔的笛
從頭顱直到腳趾
蜿蜒的流繞我淙淙的愛
給你我的中國
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
最雄肆最悲傷的鼓
從太古直擊到永恆
焦急的獻出我熊熊的愛
給你我的中國
也不知算不算春天，榮總花圃裡的早櫻已經淒然地紅了，非洲菊竄得滿地金黃。
有一天，司馬中原打電話來問我他的病房，他說華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騙我們，我們騙他了。”我傷感地說。
“本來就是這樣的——要是我有這一天，你也騙我吧！”我感到一種澈骨的悲哀，但還是打起精神為他烤了一塊西式蝦糕托司馬送去，事後他的女兒告訴我：
“爸爸只吃了幾口，他說很好吃。”
就那樣幾句話，我已感到一種哽咽的幸福。
記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趙先生（《滾滾遼河》的作者），趙太太在席間忽然說了一件從來不曾告訴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連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時候，史先生要出國學音樂，老朋友都知道他窮，各人捐了些錢，趙先生當時是軍醫，待遇很低，力不從心，但他還是送了一份錢——那是賣血得來的。
事隔二十年趙先生只淡然地說一句：“我賣血倒是很順便，我就在醫院做事啊！”
有一個朋友肯為你賣血當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過來說，能擁有一個值得為之去賣血的朋友，他活著，可以享受你的奉獻，應該是一件同樣幸福的事。
“他們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軒在電話裡談起，他說，“而且也不能想像。”
真的，在觀光飯店餞行，指定喝某個年份的白蘭地，談某某人的居留權，誰能了解那個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過洗，他一直不是那種打卡式的標准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嚴謹，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幾人，在內心深處，他比誰都虔誠都熱切。
他初病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他，附了一篇祈禱文，我沒有告訴他祈禱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慣於把自己的意志強烈地加在別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樂，他說：“那篇祈禱文真好，我已經照那樣析禱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要兒子給他買一本筆記簿，那篇祈禱文抄錄在第一頁上：上帝，我是一個渺小的人
但仍然懂得羨慕你的偉大
上帝，我是一個常犯錯的人
但仍然渴望去親近你的聖潔
上帝，我是一個脆弱的人
但仍然嚮往十字架上救贖的愛
上帝，我的生命短暫如一聲嘆息
但永恆在你
上帝，我不知何所歸依，如風中一葦，
但看見你，弱草亦化為蘆笛
上帝，別人只能看見我昂然站著的身影
你卻窺見自內心深處向你膜拜的我
我趁香港開會之便買了個耶路撒冷的橄欖木做的十字架送給他，木紋細緻古拙，他很激動地抱在胸前，摩挲著，緊按著，那一剎間，我覺得他握著的不是一個小禮物，而是他所愛的一個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負著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謝，說我給了他最貴重的禮物——其實和他所贈給我的相比，我什麼都沒有給他，他給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後僅馀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擲的光和熱，我無法報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誼，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愛過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時50分，他閉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卻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個“人”的歷程。
《嚴子與妻》的配樂，並非他最後的絕響，因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時仍琤琮，真正的歌聲是板盡處仍繚繞，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樂家的典型，是無聲的大音，沉寂的巨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