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止，斷斷續續，寫寫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為本書寫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來潮，決意把它抄出來。到今年六月三日，用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抄成定稿。草稿與定稿之間差別極大，幾乎等於重寫。
我原來為自己定下了一條守則：寫的時候不要帶刺兒，也不要帶氣兒，只是實事求是地完全客觀地加以敘述。但是，我是一個有感情的活人，寫著寫著，不禁怒從心上起，淚自眼中流，刺兒也來了，氣兒也來了。我沒有辦法，就這樣吧。否則，我只能說謊了。定稿與草稿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定稿中的刺兒少了一點，氣兒也減了一些。我實際上是不願意這樣幹的，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爾。
我在書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有三種情況：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兩種目的是為當事人諱，後一種只有一兩個人，我認為這種人對社會主義社會危害極大，全名提出，讓他永垂不朽，以警來者。
無論對哪一種人我都沒有進行報復，事實俱在，此心可質天日！ “文化大革命”後，我恢復了系主任，後來又“升了官”，在國家權力機構中也“飛黃騰達”過。我並不缺少報復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無形提到的人對我加以諒解。我寫的是歷史事實。我們“文化大革命”前的友誼，以及“文化大革命”後的友誼，我們都要加以愛護。
現在統計了一下，我平生著譯的約有八百萬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產品。如果“文化大革命”中我真遂了“自絕於人民”的願，這些東西當然產生不出來。
這對我是一件大幸呢？還是不幸？我現在真還回答不上來。 —由它去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