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令已經進入了冬季，牢房裡也裝上了爐子，生上了火。雖然配給的煤不多，爐火當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來，屋子裡已經是溫暖如春了。
可是勞改的隊伍卻逐漸縮小了起來。一來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到一間大屋子裡來。什麼原因呢？我不清楚，當然也不敢問。我此時反正已經墮入阿鼻地獄，再升上一級兩級，是鬼總是鬼，對我無所謂了。
屋子裡顯得空蕩蕩的。大概是因為人少了，連老鼠的膽子也大了起來，大白天裡，竟敢到處亂竄。我從家裡帶回來的一個乾饅頭首當其衝，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趕走它們，它們竟敢瞪著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許老鼠們也意識到，屋子裡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幫”，等級不比老鼠高，欺負他們一下，諒他們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雖然不大敢隨便說話，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沒有不透風的牆”，我逐漸知道了，聶記革委會改變了對待“勞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實行分散，把各系所處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單位。姍姍來遲，東語係也把我們幾個“罪犯”提回系裡。我們的“牛棚”轉移了。轉移到外文樓去。
前些日子，“特別班”還在外文樓時，我是多麼希望能進外文樓來呀！現在果然進來了；卻是依然故我。我們幾個“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樓北面的緬甸語教研室裡，都在地上搭地舖。靠窗子有一張大桌子，我們的牢頭禁子睡在上面，居高臨下，監督我們。他外號叫“小爐匠”，大概是姓盧的青年學生。最使我吃驚的是，“我們”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幫大院”中沒有見過的。他們也是“罪犯”嗎？我心里納悶。反正現在是同我們一鍋煮了，彼此相安無事。
在這裡，生活比較平靜了。不像在“黑幫大院”裡那樣，時時刻刻都要把神經繃得緊緊的，把耳朵伸得長長的，惟恐牢頭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時答應晚了，招致災難。現在牢頭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間小屋的桌子上，用不著把神經弄得那樣緊張了。
但是，日子也並不好過，也不可能好過。我仍然是“勞改罪犯”。這樓上有許多辦公室，大多是各專業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這些辦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圍的氣氛當然是非常好的。我是這裡的主人。而今時移世遷，我一“跳”（自己跳出來也）而成為階下囚了。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我當“反革命”已經有一年多了。我並不是留戀當年的“威風”，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無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殘喘而已。
現在，在整個大樓裡，我只有三個地方能進：一是牢房，二是廁所，三是審訊我的屋子，最後這一項是並不固定的。至於第二項則是“黑幫”同“白幫”（“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為“黑幫”雖然是鬼，也總得大小便呀。 —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這裡也頗有令人難堪之處。 “黑”“白”雜居，抬頭不見低頭見。中國是禮儀之邦，見了面，總得說點什麼。可我們又缺少英美人見面說的Goodmorning！ Howdoyoudo？或者單純一聲Hello！現在習用的“早安”之類，是地道的舶來品。我們過去常用的：“你吃了飯了嗎？”是舉國通用的問候語，我想縮為“國候”。現在，在外文樓，見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來品不敢用，“國候”也不敢用。只有低頭，望望然而去之。 “白幫”怎麼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幫”卻實在覺得非常彆扭。有時“白人”在某一間屋子裡，討論什麼問題，逸興湍飛，歡笑之聲中溢滿了“革命氣”，在樓道裡往復迴盪。這革命氣卻一點也沒有薰到我身上。我們現在是“談笑之聲能聞，而老死不相往來”。 “能聞”者，能聽到也，這是別人的聲音，我們是不能有聲音的。我們都像影子似地活動著，影子是沒有聲音的。
但是，這裡也並不缺少新聞，缺少有刺激性的東西。這新聞並不是哪一個人告訴我的，現在沒有人敢干、肯幹這種事。這是我自己從樓道中嘁嘁喳喳的聲音中聽出來的。最重要的一條新聞是關於我在上面提到過的那一位蒙古語女教員的。原來東語系“罪犯”中只有她一個女性。在“黑幫大院”時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樓以後，女囚牢沒有了，又不能同我輩男士一起睡在地舖上。所以就把她關在另外一間屋子裡。據我的推測，管理她的大概是一個學朝鮮語的女學生和一個系圖書室女管理員。後者姓葉，大名暫缺。此人是一個女光棍似的人物，潑辣，粗暴，最擅長惹事生非，興風作浪。她所在的圖書室是東語系小沙龍，謠言由此處產生，小道消息在這裡集散。 “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聶記公社在東語系的女干將，大概也屬於那一種“老子鐵了心，誓死保聶孫”類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來，大聲叱罵，押解著我到外文樓去接受批鬥。女牢頭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見的新鮮事兒。這樣一個人物，對惟一的女囚絕對不會放過。在一天夜裡，她和其他幾個人對這位女囚大肆審訊，毆打。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幫大院”裡那樣被折磨得眼圈發青，我沒有看見，不敢瞎說。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心裡沒有引起什麼波動，我的神經現在已經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卻萬萬沒有想到，第二條引起人們震動的新聞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樓以後，我沒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個不識抬舉的傢伙，一個有著花崗岩腦袋瓜死不改悔的傢伙。雖然經過了煉獄的鍛煉，我並沒有低頭認罪。有一天，解放軍派來“支左”的常駐東語系的一個大概是營長的軍官，大名叫趙良山（此人後來聽說已經故去），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裡，問我一個問題。我當時心裡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軍水平總應該是高的，現在看來也不盡然。我粗聲粗氣地說道：“我的全部日記已經都被抄來了。一定會放在外文樓某一間屋子裡。你派一個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記。最多只用五分鐘，問題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萬沒有想到，這一下子又捅了馬蜂窩。他勃然變色，說我態度極端惡劣。他現在是太上皇。我哪裡還敢吭氣兒呢？
晚飯以後，回到牢房。原先反聶的一位女教員，率領著幾個人，手裡拿著紅紅綠綠的大標語，把小屋牆上貼滿。原來一片白色，非常單調寡味。現在增添了大紅大綠，頓覺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機。標語內容，沒有什麼創新，仍然是“季羨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等等，等等。 “司空見慣渾無事”，這些東西已經對於我的神經不能產生任何作用了。我夜裡照睡不誤，等候著暴風雨的來臨。
果然，“革命家”們第二天就開始行動了。首先由東語系的“紅衛兵”—現在恐怕是兩派的都有了—押解著我，走向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我自己又像一個被發配的囚犯，俯首貼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蹌前進。舊劇中，囚犯是允許抬頭的。我這個新社會的囚犯卻沒有這個特權。既來之則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來並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摟，憑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時隱隱約約地看到樓外貼滿了大字報和大標語，內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為我不能看—，不過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羨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此外再加上造謠、誣衊、人身攻擊。從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聽到的也不過是那些東西。我頓時明白了：我現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擰住胳臂，推推搡搡，押進樓去，先走過一樓樓道。樓道本來很狹，現在又擠滿了學生。我耳朵裡聽的是口號，頭上，身上，捱的是拳頭。我一個人也看不到，彷彿騰雲駕霧一般，我飛上了二樓。同在一樓一樣，從樓道這一頭，走（按語法來講，應該是被動式）到那一頭。仍然是震天的口號聲。在嘈雜混亂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樓。在這裡也沒有什麼新花樣，心裡頗有點不滿足，覺得太單調，不夠味。 “儀式”完了以後，我又被押解著回到了外文樓。
後來聽說，這叫做“樓內游鬥”。這是不是東語系學生的發明創造？如果是的話，將來有朝一日編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時，應該著重提上一筆，說不定還要另立專章的。至於我自己，我是經過了大風大浪的人。身體上，精神上，都沒有受到什麼痛苦，只覺得有點“好玩”而已。
事情當然不能就這樣結束。看來那位趙營長下定了決心，連夜召開會議，制訂了鬥爭方案。第二天，剛吃過早飯，立即有學生來找我，到一間教研室裡去批鬥。這次准我抬頭了，看到的是一個教研室的成員，加上個別的學生。我已擺好了架子坐噴氣式。然而有人卻推給我一把椅子。我大驚失色，我現在已經成了法門寺的賈桂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想這個批鬥會，還能批出什麼，又鬥出什麼呢？我覺得十分平淡寡味。我於是把兩個耳朵都關閉了起來，“任憑風浪打，穩坐釣魚船。”朦朧中，聽到一聲：“把季羨林押出去！”我知道，這一齣戲算是結束了。
我正準備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來把我拉到另一個教研室去，“行禮如儀”。然後是第三個教研室，第四個教研室。我沒有記錄，也無法統計。估計是每一個教研室都批鬥一次。東語系十幾個教研室，共批鬥了十幾次。接著來的是學生。我不知道，東語系學生共有多少個班。每班批鬥一次（也許有的班是聯合批鬥），我記不清楚，加起來，總有二十來次。以每次批鬥一個小時計算，共有三十來個小時。我看有的班“偷工減料”，質量大有問題。實際上怕用不了這樣多的時間。反正在三四天以內，我比出去“走穴”的人還要忙。這個班剛批完，下一個班接著幹。每天批鬥八九場，只給我留出了吃飯的時間。可謂緊張之至了。
對我產生了什麼結果呢？除了感覺到有點疲倦之外，“蝨子多了不癢”，我“被批鬥的積極性”反而調動起來了。我愛上了這種批鬥。我覺得非常開心。你那裡“義正詞嚴”，我這里關上耳朵，鎮定養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勞”了。
世間事真是複雜的。我以“態度惡劣”始，又以“態度惡劣”終。第一個“惡劣”救了我的命，第二個“惡劣”養了我的神。當時的真假革命家們，大概是萬萬想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