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金岳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告訴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他在辦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學回國後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他在文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裡做苦工，他們腦子裡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後來，這個“哲學動物”於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自己說：“解放後，我們花大功夫，長時間，學習政治，端正政治態度。我這樣的人有條件爭取入盟入黨，難道我可以不爭取嗎？不錯，我是一個搞抽象思維的人，但是，我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
研究者稱，金岳霖的轉變，乃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普遍選擇。
王浩不曾面臨這樣的選擇。在他的記憶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他享受到生活貧苦而精神食糧豐盛的樂趣，因為與金先生有著“共同的興趣”和“暗合的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他覺得心情愉快。
當年的經歷，使王浩衷心希望：愈來愈多的中國青年可以有機會享受這樣一種清淡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