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1888－1941）陝西榆林人，新記《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首任總編輯，民國時期最具聲望的報人。
被《大公報》老人、歷史學家唐振常感慨為“於大公報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篤定地認為，1941年8月19日發表的《我們在割稻子》，是《大公報》乃至中國報界在抗戰期間最出色的社評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記者採訪的王芝琛，說起當年從父親王芸生口中聽到的有關這篇社評的醞釀情景時，有些激動，瘦削的身體微微顫抖著。
1941年，日軍對陪都重慶發動大規模轟炸。社評發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張季鸞，與他談起敵機轟炸的事。王芸生嘆氣道：“最近重慶很沉悶，我們何以報國人啊？”張季鸞說：“芸生，你只管唉聲嘆氣有什麼用？我們應該想個說法打擊敵人。”王芸生回問：“敵機來了毫無抵抗，我們怎麼可以用空言安慰國人打擊敵人呢？”
突然間，本已極度虛弱的張季鸞擁被而起，興奮地說：“今天就寫文章，題目叫《我們在割稻子》。就說，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敵機連連來襲的時候，我們的農民在萬里田疇間割下黃金稻子，讓敵機儘管來吧，讓它來看我們割稻子。抗戰到今天，割稻子是我們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鬥。”
次日，《大公報》發表王芸生執筆的社評《我們在割稻子》。此後18天，張季鸞病逝，終年53歲。
張季鸞在遺囑中稱：“餘生平以辦報為惟一之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於國族有所貢獻。……”
一介報人的亡故，卻驚動了當時國共兩黨的最高層。蔣介石唁電中稱：“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吳玉章、林伯渠的聯名唁電稱：“季鸞先生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的唁電則稱：“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蔣介石、周恩來等國共要人，親往喪禮吊奠。
張季鸞靈柩後公葬於西安，碑銘中對他的定位也許是遵循他遺囑之意，異常簡略，並未“呼應”他身後的極盡哀榮，僅曰：“中華民國故報人榆林張季鸞先生”。
王芝琛告訴記者，他聽說，這塊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塊。
張季鸞的侄兒、《大公報》名記者高集曾這樣評價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報業老闆，而是個真正的報人。”
這個報人，1913年初創辦北京《民立報》，該報消息靈通、言論犀利，備受各方矚目。 6月，因披露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內幕，震動全國，當晚他就被投入監獄。
這個報人，1918年擔任《中華新報》總編輯期間，因披露政府以膠濟鐵路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這個報人，1925年被擔任河南軍務督辦的同鄉友人胡景翼推薦為隴海路會辦———一個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掛冠而去，說什麼“不干這個勞什子，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
最後，這個報人和吳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記公司的名義買下已停刊的《大公報》，於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從而開啟了民國新聞史上的一段傳奇。
在當日的“續刊號”上，張季鸞以“記者”為筆名撰寫社評《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辦報方針：
“第一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第二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於佑任曾為這位“民國故報人”下過一極精當的評語：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