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現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實際上，研究中國現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繞不過去的人物。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陳教育的誤區：在這個“大時代”裡，有的是“研究教育”、“專門教育”、“技術教育”、“職業教育”、“國民教育”……而名為教育，實則就理、工、醫、農一方面言，十之八九隻是訓練；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隻是宣傳……如此下去，豈復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寫過一篇《國難與教育的懺悔》，認為近代以來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總括起來說就是，教育沒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中國教育沒能跳出三個範圍：一是平民教育或義務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過是識幾個字，教大眾會看簡單的宣傳文字；二是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顯而易見只是教人學些吃飯本領；三是所謂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過是培養一些專家或者文官。這三種教育和做人之道都“離得很遠”。
他主張教育應當培養出“士”的情志，平時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危難中體現“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的志節。
他說，國難的形成自有其內因外緣，若就內因來說，與當時的國民素質有很重要的關係，而歸根結底，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國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 “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因而應該懺悔。”
“讀讀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說罷，那位學者默然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