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直到後來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報告出來以後，李濟對大陸考古學的印象才有所改變，他自己的文章中也開始引用大陸學界的資料。
李濟去世後，留給李光謨一筆遺產，李光謨提出捐贈一部分設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當時社科院考古所本來已經同意了，但經“請示”後，此事卻不了了之。李光謨聽說，有領導在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會上講：不能以一個1949年離開大陸的人的名義來設立獎學金。
李光謨說起此事來直搖頭：“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來是中國第一個考古學獎學金的……”
兒子眼中，李濟相當固執，總是直道而行。 “他不知道拐彎的，有時候。”
李濟去世後，人們回憶：“他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但他對待真心為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其實豈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台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稱李濟為“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李濟因固執而獲罪為“學閥”，但饒是刻薄如李敖，也從不否認他身上“迷人” 的一面。
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在殷墟，此後，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陸的李濟，晚年心中是否牽掛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樣一番滋味？
這些問題，由於長期的兩岸阻隔，甚至連李光謨也無法回答，但他說：“1977年，李濟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安陽》，可見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