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的德國朋友福斯特給我帶來了一隻口杯，是從法蘭克福機場商店裡買來的，那是一種杯壁上繪有幽默字句的“趣語杯”。這類瓷材料製作的厚壁帶把杯，如今在中國商店貨架上花色品種也已很多，不過杯壁上大多只繪有卡通人物或西洋風情,而沒有“趣語”。我曾在若干西方國家的商店裡看到過形形色色的“趣語杯”，有的“一分為二”，成為兩個半月形杯口的雙杯，當然，那“剖面”已然由豎直的杯壁封住了，兩個杯子可以交錯合攏擺放,杯把一左一右，一隻杯上寫著：“唉,我只有半杯的心情!”另一隻杯上寫著：“咦,誰偷
走了那半杯？ ”還看到過一隻胖若南瓜的杯子，杯壁上寫的是“傻人有傻福”；有的杯子像比薩斜塔一樣歪向一邊，杯壁上寫著“別讓我垮掉”；有的杯子杯壁上鼓出一個“瘤子”,一個箭頭指向它,註明：“別慌!良性。 ”諸如此類，引人發噱，也折射出生存在商業競爭中的人們心中程度不等的焦慮。
福斯特送給我的那隻口杯；杯壁上的德文有兩行之多，寫的是：“想做的事總沒動手做；不想做的事總在勉強做。”他把那意思翻譯給我以後，我不大高興，問他：“為什麼選這樣的話送我？”他直率地說:“這話說的不是你，是我!送給你，為了你能記住我!”福斯特當時正失業，臨時幫旅行社帶旅遊團來中國，充當導遊糊口。聽了他的話，我一笑釋然。
可是，我使用起這只杯子以後，開始還確實想起福斯特，後來，卻不禁頻頻聯想到自己，其實，我不也常常是“想做的事總沒動手做；不想做的事總在勉強做”嗎？特別是，那原因還往往並不能推諉到客觀上，說到底，還是我自己意志薄弱，不能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有一次，我正打算靜下心來開列構思已久的長篇小說的人物表,電話鈴響，是要我去參加一個“研討會”，所研討的課題非我所長，亦非我所感興趣的，因此試圖婉拒,但對方一連串宣諭出了十多條我“非去不可”的“道理”，如：開拓視野有利於創作；若干大名家都應允出席了，你不去豈非架子太大？贊助者一向仰慕你，你跟這樣的人建立關係意義很大；若干朋友可藉此聚會，何樂而不為？會上還能領到點“小禮品”和“車馬費”，不無小補嘛？你不去，是不是眾人皆濁惟你獨清了……我還是說考慮考慮，但在那之後又有幾個電話，邀請者搬來的“面情”皆難抗拒，再不應允，實在要成為“六國反叛”了，於是，那天只好去了。本來說好“聽聽，不發言”的，但按“齒序”排下來，輪到我時，又不能不說，說，又只能敷衍成話，送到自己耳內，很不是滋味，而一瞥之中，又發現有並不熟悉的在座者，對我面露鄙夷的冷笑……會議拖得很長，會後的飯局從冷盤到果盤更是悠悠歷程，拖著疲憊的身心回到家中，想列長篇小說的人物表，卻已沒了精力。這類本不想參與的事體，勉為其難地參與了，還常常會後患無窮，如過兩天忽見報上一角有報導，把我沒說過的話或併不願表達的意思，赫然嵌於其中。我這人又最不能“見面便熟過後不忘”,也不善保存活動中別人贈予的名片，所以往往是，又在某場合見到某人時，反應木訥，由此招人嫌厭……
有一段時間，我見了福斯特送我的杯子便發怵，因為我總是“明知故犯”,慚愧，而又無勇氣扭轉。
可是近年來我終於鼓起勇氣，履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我盡我應盡的義務，承擔我應盡的責任，但我有拒絕非我必盡的義務非我必擔的責任的權利，我越來越勇於對我不想接受的邀請、要求客氣而明確地說“不”。同時，我也越來越不在乎他人的眼光、議論
與指脊梁骨，只要我覺得那話該說，那文章該寫，那意思該表達，那事情該做，我便直率地說，從容地寫，痛快地表達，愉快地參與。如今我不怵那隻口杯了。那上面的兩行“趣語”於我基本上不再具有諷刺意味。我拿它喝茶時會想起福斯特來：這小子現在有份好職業了，可他會不會還要發出這杯壁上的慨嘆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