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接到30年前教過的一個學生電話，他說剛從牙科診所回到家裡，不知怎麼的就想給我掛一個電話，問詢了好大一圈，才得知我的電話號碼，聽到是我接聽，他高興得不行；我卻有點懵懵然，不禁笑問他：“你怎麼牙齒有了問題會想起我來？我可不是牙醫啊！”他那邊笑得更歡，說：“您還記得嗎？有一回在課堂上，您出了一個問題後，跟我們說：誰也別臨時擺動舌尖……”
我一時想不起來，他就提醒我，啊，我終於想起來了！
老實說，對於我在中學的教學生活，“文革”前的一段，比較願意回憶，遇到教過的學生，也特別地有親切感，“文革”中的一段，則有不堪回首的感覺，那時教過的學生遇到我多半熱情洋溢，有的還真誠地跟我說：“原諒那時候我們不懂事。”我卻往往還是寧願把那些因為他們“不懂事”而造成的對我，以及對整個教師群體的從精神到身體的傷害，埋藏在記憶深處輕易不加檢視。打電話來的那位，屬於所謂的“小三屆”，就是在因“文革”突然爆發而滯留在學校的“老三屆”都被安排上山下鄉去“改天換地”，以及剛進校門課椅還沒坐熱就被匆匆打發到“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的“六九屆”離校以後，到“文革”結束之前，進入中學的那幾批學生。教“小三屆”，一方面在“知識無用”的社會氛圍裡難以施教，另一方面，畢竟校園裡的狂暴局面暫告一段落，像我這樣的青年教師，也就盡量本著良心，鑽些空子，爭取多給學生一些有用的知識。記得那時上自習課，可溫習的知識並不多，我就會去口頭出一些問題，遊戲似的活躍課堂氣氛，或者用蠟紙鐵筆刻寫、油墨滾子復印——現在的年輕人怕都不認識這樣的工具了——印出的篇子上會有一些淺易然而令當時學生覺得無比親切有趣的問題，這些口頭或紙面的問答都是不計分數，而且我跟學生相約“勿與外人道”的。有一回，我就問他們：“誰能準確地說出來，自己嘴裡有多少顆牙齒？”一時竟無一人舉手，我就接著說：“對自己的身體都缺乏了解，這怎麼行呢？誰也別臨時擺動舌尖，去舔著算牙齒的數目！”同學們全笑了，最後，我允許他們同座之間互相張嘴點數，得出數目，然後又告訴他們門牙、犬牙、前磨牙、臼齒的區別，讓他們自己分析每種牙齒的功能。 30年後打電話來的學生，在電話裡回憶出更多的例子，比如我發給他們的篇子上，印出陰曆初一到三十的30個格子，讓他們在每個格子裡畫出當夜月亮的形狀；又讓他們把從自己家到學校的一路上所看到的植物，在“喬木”、“灌木”、“草本”的三個格子裡加以填寫；還有一回是問他們知不知道自己的10個手指的指紋有幾個“箕”、幾個“鬥”，竟都從未註意過，於是我跟他們講到群體的共同性和個體的差異性，講到破案時指紋的重要性，等等。那30年後事業有成的學生在電話裡對我說：“感謝您，能在那麼個時候，給我們這樣的啟蒙，這些年老同學碰到一起，聊起來，都覺得那些看起來非常淺顯、零碎、細枝末節的小知識，實際上在我們的青春發育期，起著非同小可的作用，我以為，那就是最原本的人文情懷的熏陶！”他的評價似乎是太高了，但他的電話引出了我更多的回憶與思緒。也是教“小三屆”的時候，有一回一個男生幹部對幾個女生不出操跑步、跨越障礙“學軍”非常氣憤，對我居然准予她們休息更怒不可遏，有個本也該請假的女生則因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去參加了激烈的軍訓操練，褲腿裡流出了經血，那男生幹部竟斥責她“軍訓還揣瓶紅藥水，真是假革命”！這事情發生後，有天在自習課上我就問他們：“為什麼你們有的被叫作男生，有的被叫作女生？”這問題一出口，不啻爆響一聲驚雷，後來我自找台階下台，課後“工宣隊”領導找我談話，還算理解我的動機“並非耍流氓”，但嚴正指出我那樣做的效果是“腐蝕青年”，這就是30年前的世道人心。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河西是開放的空間，到處是革新的足音。但是樸素、淺顯、本原而且似乎屬於細枝末節的啟發性知識，仍然具有魅力，比如洪昭光教授的養生講座，會把許多人從對宏大的前提、深奧的理論、神秘的功法、玄妙的偏方的盲目迷信中一下子解脫出來，原來要想健康長壽，首先要像少年人先知道自己有多少顆牙齒一樣，把自己是怎麼回事弄清楚。當然，當前的社會，尤其需要不僅弄懂自己，而且還要弄懂他人，弄懂群體，弄懂時代，而所有的弄懂都必須從最樸素、淺易的起點上自覺地及早入手，“別臨時擺動舌尖
”。那天一位沾親的白領麗人來對我喟嘆:“原來我算起來自己朋友不下幾十個，現在身陷困境，才發現真正的朋友只有一個，而且，她以前被我排在朋友名單的很後面……”我聽了回味了許久。是的，比如“誰是我真正靠得住的朋友”這樣的問題，也得從最樸素、淺顯的基點上，去加以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