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讓我介紹的具體內容，別光貼一圖吊人胃口，那我就貼一片斷，請大家欣賞一下革命土匪韓毓海的文采。需要說明的是，文中不少觀點是俺親口給韓毓海這廝傳授的，這廝竟然沒有在註釋裡標明！
人間盧舍那
韓遇害
莊嚴美麗的大佛盧舍那，是龍門石窟的象徵。
一花一世界，一步一佛陀。沿著高高的石階徐步而上，當盧舍那一步步映入眼簾的時候，震懾之餘，心中湧起的竟然是淡淡的哀愁與恬美。
同行者中，有新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的孔慶東同志，其凝視盧舍那慧目良久，即贊曰：“此豈佛陀乎？——觀其目光，如美少女企盼情人薄暮而至，似農家婦召喚勞作之夫君歸來也！”
盧舍那大佛，據說是唐武則天仿自己面容而建造，因此，她既是華夏惟一按照女性面容而建造的盧舍那佛像，恐怕也是世上最美麗的佛陀了。 “孔慶東代表”肉眼凡胎，自然算是個粗人，故也難怪會發此感慨，竟將大佛“盧舍那”認成“中國之維納斯”。
（盧舍那像）
而想知道何謂“盧舍那”，那就必須先知道所謂“佛有三身”：即應身佛“釋迦牟尼”、法身佛“毘盧折那”，以及報身佛“盧舍那”。而其間區別，權簡述如下，以備多識者指正：
首先，應身佛乃根據釋迦牟尼儀容所塑造，因此，說白了不過就是釋迦牟尼的遺像罷了。而法身佛，乃“佛法”之人格象徵物，強調的是釋迦牟尼肉身雖逝，而佛法永存。既如此，法身佛“毘盧折那”作為佛法之人格象徵物，就既保存了釋迦牟尼的部分特徵，又集中了當世面相的全部優點，所以應該說是世間完美形象之集大成。
而佛之“三身”之中，也只有報身佛“盧舍那”才宣稱“現世現報”，我即是佛，佛就是我，人人皆可為佛陀。而武則天以女人之身，不但敢於稱帝，而且敢於稱佛，更按照自己的形象建造莊嚴美麗之盧舍那——這在佛陀世界算起來，那也應該屬頭一份的豪舉。
眾所周知，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小乘佛教，盛行拜像和坐禪，積極於個人的“解脫”。它認為眾生在佛的指引下雖然得入涅磐，但最多也只能成為阿羅漢，而不能人人成佛；修來拜去，將來可以躋身佛界的，其實也只有彌勒一人。所以，小乘佛教專事燒香、磕頭、拜彌勒，在藝術上造詣不高，充其量也就是大造彌勒佛像，以供燒香磕頭而已。而我們所謂“迷信”者，多指這一路中人。
而大乘佛教，則恰恰相反。它認為佛有許多化身，特別是積下許多功德得入“涅磐”的人，可以暫時不入，而是降下人世，普渡眾生。而且，任何人不必出家苦行，只要信仰虔誠，敬佛與菩薩，則人人皆可成佛。 “頓覺眼前生意滿，回首世上苦人多。”――大乘佛教因此廣泛傳播佛生前無數次犧牲、為善的動人故事（一般稱為佛本生譚），謳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獨立人格，其對於佛教藝術，特別是北魏以來的石窟藝術影響深遠。從莫高窟壁畫到龍門、雲崗石窟藝術，充滿了對佛陀苦行、苦節的生動感人的敘述，夾雜了社會生活和人生鬥爭的描述。這些栩栩如生的藝術畫卷，才是佛教藝術最寶貴的財富，其中滲透著捨身求法、為民請命的大乘精神。而這種精神，就遠非小乘的獨善其身、專事向彌勒佛像磕頭請安所能比擬。
（大乘佛教崇尚千萬佛的造像藝術）
一般來說，魏晉貴族階級推崇小乘，玄談釋老的玄學乃“性命之學”，核心不過在保命養生；而北魏之後，大乘佛教方成了一點氣候。這就是魯迅在談到魏晉佛學時所感慨的：渺渺茫茫說教的成了主流，而捨身飼虎的反而成了旁門左道。魏晉統治階級之所以不能容忍大乘佛教的主要原因，乃是因為其“人人皆可成佛”之信念中，蘊涵著強烈的“眾生平等”訴求。對於任何統治階級來說，悠悠萬事，其中“平等”這一件，當然最為他們所反對。因此，魏晉時代的佛教塑像中，主張現世報應、人皆可成佛的“盧舍那佛”，自然就十分稀有和少見了。
武則天平等的思想，首先因為她是女性。北方少數民族無一般漢族歧視婦女之偉大歷史傳統，鮮卑北魏更是幾代母后掌握大權，以至於造成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以“子貴母死”這種前所未有的殘酷方式，來與自己的母系爭權（見田餘慶《拓跋史探》）。拓跋圭被逼得山窮水盡，竟出此下策，也可見鮮卑女人大大地厲害。而唐初母系多鮮卑貴族，故尚有此“女強人”之流風餘韻，這也是武則天能夠上台的特殊歷史條件之一。
（明人繪武則天像）
武則天在歷史上是有爭議的人物，而爭論之焦點，則集中於她所發動的政治上的最大革命——這當然就是開“文辭進士科”。郭沫若先生等認為此舉非常了得，從此以後，天下讀書人（特別是文人）均可以“文辭進士科”出人頭地，即所謂布衣入卿相；而且從制度革命角度來講，武則天發動的這一社會革命，從根本上動搖了千年以降的中國社會的等級制度，更變“死制度”為“活制度”，為下層人可以進入社會上層開啟了大門，也為社會各階級的良性互動，製造了條件，唐時著名的賢相宋璟，詩人孟郊皆是拜進士科所賜。這種基於社會平等的製度構想能在武則天手中完成，不但是由於武則天本人出身不屬於貴族集團（包括關隴軍事貴族集團），而且更是由於她受“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思想影響，而此思想，甚至比近世之男女平等的“女權思想”，更高一籌。
（顏真卿題宋璟碑、明清進士題名碑）
但對於武則天的這一重大政治革命，史學界也向來有更為強烈、尖銳的否定意見。陳寅恪先生即認為：武則天此舉自私自利，缺乏遠見，完全出於個人政治目的。她不屬於關隴貴族集團，而要想站住腳，就必須通過開文辭進士科來扶植新階級，與原來的胡漢混合的關隴貴族集團抗衡。而正是武則天的別出心裁，開文辭進士科，結果才造成唐代開國之基石——關隴貴族集團瓦解；換句話說，武則天儘管不重男輕女，但卻重文輕武，重漢輕胡，重視提拔年青知識分子而不照顧老幹部，從而造成嚴重社會對立，實際上更為要不得。武則天后，原來為關隴兵府制度所凝聚起來的文武合一、胡漢合一體制重新破裂，尤其集中地體現在河北六鎮軍事集團與洛陽文士集團的對抗，即所謂初唐之胡人軍隊老幹部子女，與武則天提拔的漢族知識分子年輕幹部尖銳對立。此南北發展之嚴重不協調的結果就是玄宗朝的“漁陽鼙鼓動地來”——故與其說唐之衰敗，是因安史之亂之六鎮造反，不如說是由於武則天的政治革命分裂社會，種下了惡果所致。
但無論贊成武則天如郭沫若，還是貶斥她如陳寅恪，武則天的政治革命――開文辭進士科，的確一舉摧毀了關隴軍事貴族集團，這一點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關隴軍事貴族集團，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貴族集團，因為出了武則天這個媳婦而崩潰，竟然變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個貴族集團。武則天之後，進士科舉卻被延續下來，修修補補，從此成為中國歷代王朝的立國基石。這個意義上，武則天確實為中國歷史劃定了一個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個將自己塑造成了盧舍那的女人，以她的智慧與膽略，結束了驚心動魄、金戈鐵馬的中古時代。因此，對波瀾壯闊之中古時代而言，武則天真所謂“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女人”（Theendofhistoryandalast′wenman′）。
（武后行從圖）
武則天之後，佛教也逐漸結束了它在華夏最為轟轟烈烈的時代，並日益從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走向衰落。這裡的原因當然非常複雜，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因為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佛教，逐步喪失了其內含的平等訴求和革命精神有關。
如上文所述：佛教僧侶集團，其實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準軍事性的貴族集團進入中國社會的。儘管它的確抱有“眾生平等”的信念，而且的確也在中古時代為中國社會原有的社會統治力量——皇權、士族門閥貴族、外族統治者之間的權力博弈達到均衡，製造了歷史條件，但是，這樣的權力均衡，卻僅僅是統治階級互相之間的權力均衡，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重新洗牌而已。像基督教一樣，佛教倡導的也是精神世界的平等，而不是世俗世界的平等。佛教的僧侶集團當然不可能、也從來沒有真正想過，要將權力均衡和平等的思想，擴展到統治階級和重大利益集團之外的芸芸眾生身上去。
事實上，每當“紅旗捲起農奴戟”，奴隸們打算推翻現存世俗政權，建立平等社會的時候，宗教勢力幾乎無一例外地宣稱，宗教裡所崇奉的“天國”不屬於這個世界，並告誡芸芸眾生不要成為這個世界的統治者。更有甚者，如同歐洲最具革命精神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同是也是主張殘酷鎮壓閔采爾農民起義的最熱烈吹鼓手一樣，佛教的僧侶集團一如既往地宣揚著“皇權乃受佛陀保佑”的思想。無論西方的上帝還是東方的佛陀，都寧願忍受統治者之暴政，也不允許暴民揭竿而起。從僧侶階級發展而來的知識分子，包括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同樣也是一個貴族集團。對他們而言，歷史就是統治階級的歷史，而人民則是無聲的。從這樣的立場出發，自詡門第高貴純正的余英時教授，就難免將魏晉時代高門士族結局的輓歌，唱成了高歌猛進的進行曲：“而魏晉南北朝則尤可視為家族本位之儒學之光大時代，蓋應門第社會之實際需要爾！”但如此描述一個士族門閥崩潰的時代，卻不僅僅是田餘慶先生所謂“大可斟酌”，而是由一唱三歎，到一搥而鼓破。因為這些知識者皓首窮經所探求的，無非是歷史上的各路統治階級之間，如何才能達成權力的均衡與和諧；所謂“天理”也無非只是在統治階級之間擊鼓傳花，彷彿只要統治階級之間達成了權力的均衡和妥協，則會從此天下太平。此王國維所謂以“天命”代替“革命”說之由來——“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對他們來說，一個對人民群眾來說最好的製度，無非就是統治階級之間、利益集團之間權力均衡分配的製度：“蓋懼夫名之可籍而爭之易生，其弊將不可勝窮，而民將無時或息也。”
他們所謂博大精深的研究，無不將目光投向歷史上各路精英階層、統治集團——從皇權、士族、僧侶，到士大夫、軍人集團，無不一一爬梳。在他們看來，這些精英們分贓不均打起來，就會天下大亂；而只要談好如何分贓了，就會產生一個理想的製度。他們從來沒有反過來想一想：只有在統治精英面對著一個共同的奴隸造反的幽靈時，他們才會內部“不爭”，一致對外。對貴族知識分子來說，“天理”無非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和諧之道”，正義也從來沒有站在過小民一邊。甚至包括陳寅恪、王國維在內的大師們，他們所孜孜以求的“萬世太平之道”，說穿了，其實無不著力於此，而他們所津津樂道的遺世獨立，說白了，往往就是昔日高門士族地主階級歷史的幻化罷了。
（王國維像，王國維遺書）
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在過去的舊文化舞台上，人民卻難成主角，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一直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必須顛倒回來。從三皇五帝到現代，也許只有一位湖南農民的兒子，方才透過“一篇讀罷頭飛雪”的斑斑點點的歷史，看到了在各路精英和統治集團之外，有一個無聲的力量不斷反抗，壯志未酬，而他們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力量。但數千年來，這個力量卻在浩蕩的歷史敘述中鴉雀無聲，隱而不彰。中國的根本問題不是精英和士大夫關懷的那些空虛縹緲的綱紀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於是，靜夜讀史，他發出瞭如此千古浩歎：“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蹶留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水深火熱，仁人誌士，為了救亡圖存，訪盡了名山古剎，拜遍了基督安拉，只有發現了漫長中國歷史中隱而不彰的億萬農民階級之後，才終於找到了扭轉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根本契機。也只有在這個階級的支持下，創造新的軍事制度、文化製度、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實現中國文明的複興，方才有了可能。
什麼是“平等”？真正的平等與和諧社會，不是統治階級之間的均衡、和諧，而是廣大人民群眾與精英集團之間的平等；是耕者有其田，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是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能夠平等分享以土地產權為標誌的社會財富。因此，“推翻三座大山”，“消滅三大差別”，此乃發千古未有之最廣大宏願，生無窮之菩提心。而這就是漫長而偉大的中國革命，是歷史的奇蹟、人間的天國，是對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喚，是無數過去對無窮未來的祝福。
1936年，在陝北寒冷的窯洞裡，面對一位叫做埃德加·斯諾的年輕的西方智者，毛澤東說：“我的母親篤信菩薩，她對自己的孩子們施以宗教教育。母親是一個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什麼都肯施捨。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經常舍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我的父親是個不信神佛的人，所以我們都因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感覺難過。”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故鄉韶山，徹夜未眠之後，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而此間大音梵聲，復有幾人能解？
（主席詩詞手稿）
2002年，有一位叫雅克·德里達的西方哲人，在拜謁了毛主席紀念堂後，來到天安門廣場的畫像前留影。而偏偏在這個時候，他的照相機卻突然“休克”。而哲人悟頓，說：毛主席太了不起了，他對一切“表象”都是徹底否定的！
“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小民可以創造歷史。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皆可成佛陀。
而所謂佛陀，便是那個為天下飢荒打開自己穀倉的人，是那個為了世上的不平犧牲了全部親人的人，是那個觀看《白蛇傳》淚流滿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嗎”的人，是那個面對世界上最大的強權，輕輕作了一個手勢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人。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故名如來。”
“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