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喬布斯的父母領養他的時候曾經作過保證：他一定會上大學。所以他們一直努力工作，為他的大學專款省吃儉用，等到喬布斯高中畢業時，這筆專款雖不多，但也足夠他上大學的費用了。但越來越任性的喬布斯把這件事變得很艱難。一開始，他根本就不想讀大學。 “如果我沒有讀大學的話，我應該會直接去紐約。”他回憶說，一邊思考著如果當年選擇了那條道路，自己的世界——也許是我們所有人的世界——會有怎樣的不同。當他的父母堅持要他上大學時，他以一種被動而富有侵略性的態度進行了回應。他不考慮州立學，比如當時沃茲就讀的伯克利，儘管州立大學的學費更加親民。他也不想去斯坦福，儘管就在家旁邊，而且可能會給他提供獎學金。 “去唸斯坦福的人，他們已經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他說，“他們一點兒藝術性都沒有。我想要上的是更富有藝術性的、更有趣的學校。”
他堅持唯一的一個選項是里德學院，位於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一所私立文理學院，也是全美最貴的大學之一。他在伯克利看望沃茲的時候接到了父親的電話，被告知里德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到了，同時父親還試圖勸說史蒂夫不要去那裡，母親也勸他。他們說，里德的學費太高了，根本不是他們所能承受的。但他們的兒子下了最後通牒：如果他不能去里德學院的話，那麼他就哪兒都不去。如往常一樣，父母又一次妥協了。
里德的在校生只有1000人，規模只有家園高中的一半。學校以自由精神及嬉皮士生活方式著稱，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並存的是學校嚴格的學術標準及核心課程。 5年前，迷幻啟蒙運動的領袖蒂莫西·利裡（Timothy Leary）在他的“精神探索聯盟”高校之旅中，曾經盤腿坐在里德學院的草地上，大聲呼喊：“就如同過去所有我們在其中尋找神性的偉大宗教一樣……那些古老的目標都隱喻著現在——打開心扉、自問心源、脫離塵世（Turn on,tune in,drop out）。”許多里德學院的學生把這三條吿誡奉為座右銘，學校在20世紀70年代的退學率超過了1/3。
1972年，喬布斯要開學了，他的父母開車帶他來到了波特蘭。但他又做出了叛逆的舉動：拒絕父母送他進校園。事實上，他甚至連“再見”和“謝謝”都沒有說。後來他回想這件事的時候，充滿了愧疚：
1972年下半年，喬布斯來到里德學院的時候，美國的校園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美國對越南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徵兵熱潮，都在逐漸平息。校園中的政治激進主義漸漸消退，許多宿舍的臥談會主題都已換成對自我實現的興趣。喬布斯深受一系列關於精神和啟蒙的書籍影響，尤其是《此時此地》（Be Here Now），這是一本介紹冥想及致幻劑的美妙之處的書，作者是拉姆·達斯導師（Baba Ram Dass），本名叫理查德·阿爾珀特（Richard Alpert）。 “這本書意義深遠，”喬布斯說，“它改造了我和很多朋友。”
這幫朋友里和喬布斯最親密的是一個留著稀疏鬍子的大一新生：丹尼爾·科特基（Daniel Kottke），他是在抵達里德學院一周後見到喬布斯的，和喬布斯一樣喜歡佛教禪宗、迪倫和迷幻藥。來自紐約一個富人區的科特基聰明又溫和，對佛教的興趣讓他那花童一般的行為舉止顯得更加柔和。精神上的探索讓他不再追求物質享受，儘管如此，他還是對喬布斯的錄音座印象深刻。 “史蒂夫有一台TEAC牌雙捲盤錄音設備，還有大量迪倫的錄音帶，”科特基回憶說，“他真的很酷，又科技感十足。”
喬布斯開始經常和科特基及他的女友伊麗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混在一起，儘管第一次見面時他就羞辱了伊麗莎白，他不停追問要多少錢才能讓她跟另一個男人上床。他們會一起搭便車去海邊玩，參加宿舍里關於生命意義的說唱，去當地的哈雷·克里希納寺廟參加愛心活動（love festivals），還會去禪宗中心吃免費的素食。 “這些很有意思，”科特基說，“也極具哲學層面的意義，對於禪宗我們是非常嚴肅的。”
喬布斯開始去圖書館，並跟科特基分享其他關於禪宗的書，包括鈴木俊隆（Shunryu Suzuki）的《禪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帕拉宏撒·尤迦南達（Paramahansa Yogananda）的《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a Yogi），理查德·莫里斯·比克（Richard Maurice Bucke）的《宇宙的意識》（Cosmic Consciousness）,以及丘揚創巴（Chogyam Trungpa）的《突破精神唯物主義》（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他們在霍姆斯房間屋頂閣樓的狹小空間裡開闢了一間冥想室，在裡面佈置了印度花布、一塊手紡紗棉毯、蠟燭、熏香還有冥想坐墊。 “天花板上有一扇小門，是通向閣樓的，那裡空間很大，”他說，“我們有時候在那裡服用迷幻藥，但大多數時候我們只是在裡面冥想而已。”
喬布斯對東方精神，尤其是佛教禪宗的信奉，並不是心血來潮或年輕人的一時衝動。他投入了他特有的那種激情，這些東西也在他的性格中根深蒂固。 “史蒂夫是個十足的禪宗信徒，”科特基說，“禪宗對他的影響非常深。這一點你可以從他極簡主義的美學觀點和執著的個性上看出來。”佛教對直覺的強調也深深影響了喬布斯。 “我開始意識到，基於直覺的理解和意識，比抽象思維和邏輯分析更為重要。”他後來說。然而，他的激情讓他很難實現真正的涅槃；內在的平靜、內心的平和或者說為人的圓潤這些禪修者的特質，並未在他身上有所顯現。
他和科特基還喜歡玩一種源於19世紀德國的變種象棋——克里斯皮爾棋（Kriegspiel）,遊戲中兩名玩家背靠背坐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棋盤和棋子，但無法看到對手的情況。旁邊會有一名仲裁員告知他們走的每一步棋是否違反規則，他們則必須想辦法弄清楚對手的棋子分佈情況。 “最瘋狂的一盤棋，是有一次下暴雨的時候，他們倆坐在壁爐旁，”當時作為仲裁員的霍姆斯回憶說，“他們兩個服了迷幻藥後開始下棋，下得非常快，我幾乎都跟不上他們。”
還有一本書在喬布斯大一那年深深影響了他——也許影響得有點兒過分——就是《一座小行星的新飲食方式》（Dietfor a Small Planeth）作者是弗朗西絲·摩爾·拉佩（Frances Moore Lappe），書中頌揚了素食主義對個人以及對我們整個星球的益處。 “我就是那時候發誓不再吃肉的，為了自己也為了地球。”喬布斯回憶道。但這本書也進一步將他推向了極端的飲食習慣，包括催吐、禁食，或者連續幾個星期都只吃固定的一兩樣食物，比如胡蘿蔔或蘋果。
喬布斯和科特基在大一這年成為了嚴格的素食主義者。 “史蒂夫比我還深陷其中，”科特基說，“他完全靠吃麥片生存。”他們會去一個農民合作社買東西，喬布斯會買一盒麥片，吃上一個星期，再買點兒散裝的健康食品。 “他會買一些椰棗和杏仁，還有許多胡蘿蔔，他有一台冠軍牌榨汁機，我們會做胡蘿蔔汁和胡蘿蔔沙拉。曾經有個故事說史蒂夫吃了太多的胡蘿蔔，皮膚都變成橘黃色了，這個故事可不完全是瞎編的。”朋友們都記得，史蒂夫的皮膚有時候會呈現出一種日落時分太陽般的橘黃色。
喬布斯在讀過20世紀初出生在德國的營養學狂熱者阿諾德·埃雷特（Arnold Ehret）所著的《非黏液飲食治療學》（Mucusless Diet Healing System）一書後，飲食習慣變得更加怪異。埃雷特堅信飲食中只應該包括水果和不含澱粉的蔬菜，這樣的話就可以防止身體產生有害的黏液；他還提倡定期通過長時間的絕食來清理身體。這就意味著，即使是麥片也不能再吃了——還有所有的米飯、麵包、穀類以及牛奶。喬布斯開始提醒朋友們，他們的百吉餅中也隱藏著黏液的危險。 “我以我慣有的方式瘋狂陷入其中。”他說。有一次，他和科特基整個星期都只吃蘋果，之後喬布斯開始嘗試更加純粹的絕食。一開始先是兩天不吃東西，最終發展到一周甚至更長的時間，然後通過攝入大量的水和多葉蔬菜來結束絕食。 “一周過後，你就會有很美妙的感覺了，”他說，“不用消化食物,可以讓你獲得很多活力。我當時狀態很好，我覺得自己隨時可以走路去舊金山。”（埃雷特56歲那年因在步行時摔倒撞擊到頭部而喪生。）
素食主義與佛教禪宗，冥想與靈性，迷幻藥與搖滾樂——那個時代尋求自我啟迪的校園文化中，這幾樣標誌性的行為，被喬布斯以一種近乎瘋狂的方式集於一身。儘管如此，他骨子裡電子極客的暗流仍在湧動，並在將來的某一天與他身上的其他特質完美地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