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了“西部人”這三個字才覺得它如此沉重。沉重不是因為質量，而是它的龐大。如同常識告訴我們的：同樣的體積，金比鐵重，鐵比石頭重。龐大的西部佔有了大半個中國，中國因為有了西部才顯得壯闊而遼遠。
因此，描述西部人，就不能像描述“上海人”或“北京人”或“廣東人”，或中國任何一個地區的人那樣輕鬆，那樣目標集中、特色鮮明、一抓就準。西部人不是一條流域內的男女，不是一座海灣旁的人等，也不是一片裡弄中的居民，更不是幾條胡同里的住戶；那是人群的汪洋，是浩瀚的人類無窮的特色之花盛開不衰的一部分，是閃爍異彩的面孔繁星般地照耀文學、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一片天空。
面對這片天空，所有想用簡短的文字說清楚西部人特色的人，都有可能變成那隻試圖吃天而又無處下爪的老虎。就拿西部居民之一的藏族來說，他們既是馬背上的遷徙者又是田野裡的收穫者，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雙重背景，蒼茫的草原帝國和同樣蒼茫的青稞莊園幾千年的流變，使他們具有了難以概括的豐富性和幻變無象的不定性。光談這一個民族，哪怕僅僅談論他們的人格特徵、行為習慣，就是一部大書而不是一篇小文。況且這樣的談論很可能會變成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比較，變成藏族與漢族之間的比較，而絕不是關於西部人一般行狀的概括和描述，也不是關於我對“西部人”這樣一種特殊的人文現象的關注和思考。如此便違背了本文的初衷，跑題十萬里，專欲難成文，貪多不得，務大不逮，我又何苦如此呢？好在古人早就為我們想好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王安石也說：“有所不為，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那麼，就讓我舉起“有所不為”旗號為我的避難就易開脫塞責吧：非我不能也，孟老師和王老師的教誨不可違也。 “可以有為”的時候，我有必要聲明，此文中所談的“西部人”，就民族來講，以漢族為主，就地域來講，以青藏高原以及陝、甘、寧、新為主。別的，暫且不“為”，或盡量少“為”。
據我的經驗，常年待在西部的西部人其實並不知道西部人有哪些特點，一是因為缺乏跟外地人的比較，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沒有見過小個子的人怎麼知道自己是大個子呢？二是因為地道的西部人都羞於自誇自命，與生俱來的靦腆和羞澀讓他們謹言慎行慣了，常常是卑以自牧的，哪裡敢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三是因為西部人雖然不矜不伐但也懶得檢討自己，檢討是一種人生體檢，搞得好了可以兩處得益，既發現了弱點也看到了特點，可惜他們不擅此道。有了這三點，西部人對自身的認識就難免糊塗，很難有一二三的列舉、甲乙丙的說明。然而自覺的“列舉說明”並不等於表達的全部，表達既可以是語言和文字的，也可以是行為和肢體的。他們可以不說卻不能不做，西部人就是西部人，只要活著，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會讓自己彷彿領有使命般地通過舉手投足把那種西部味兒濃濃烈烈地表現出來，表現得就像1976年的春天那樣充滿了飆塵萬里的蒼涼和寄世人間的幸運。
1976年春天的一個夜晚，右派陳源從祁連山深處的八寶勞改農場逃跑。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但逃跑的成功並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興奮，面對茫茫原野，他頓時有了舉足維艱的感覺：他從監獄來，他到哪裡去？偌大一個世界，竟想不出一個可以容留他的地方。他頂著陽光照耀下的勞改犯的光頭，穿著污跡斑斑的勞改犯的藍色棉衣，標誌鮮明地來到了祁連縣城，目的似乎已經不是逃跑而是為了讓人發現。但讓他意外的是，所有看見他的人雖然都帶著詫異的目光，卻沒有絲毫不友好的舉動。他甚至在地質隊的食堂門口一伸手就要到了八個大饅頭，又在縣委招待所帶火爐的門房裡找到了暫棲一宿的床鋪。就這樣，在那麼多溫情的眼光綿綿不絕的關注下，他大大方方地在祁連縣城待了兩天，然後向東而去。向東的路上，他就像一粒被風掀起後不知落往何處的塵埃，飄過了遼闊冷涼的俄博草原，飄過了茂密陰暗的仙米森林，飄過了水勢盛大的大通河，飄過了冰天雪地的達坂山，最後飄到了西寧。漫長的兩個多月裡，他不停地得到人們的幫助，不僅沒有挨餓受凍，而且有了一頂遮蓋光頭的皮帽子，換掉了一身格外扎眼的勞改棉衣。等他走在西寧的大街上，張望著省會的繁華擁擠時，他已經和別人沒什麼區別，再也不是一個具有“罪孽”標記的勞改犯了。在西寧的日子裡，他躲在先他釋放的難友老賀家裡，完成了促使他逃跑的兩件大事，一是帶著怨尤寫出了自己的申訴材料，二是流著眼淚寫完了一首醞釀了幾個月的長詩：《悼念週總理》。他說：“老賀，借給我點錢，我的目標是北京。”老賀給了他三十塊錢，他又一次飄走了。
陳源的結局並不樂觀，就像他自己說的：“我要是不離開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僅僅待了兩天，就又一次成了一個勞改犯，一個被押回祁連八寶勞改農場後加了刑的勞改犯。好在不久就是“四人幫”的粉碎，兩年後又是改革開放，“右派”陸陸續續得到了改正，陳源出來了。出來後的陳源直到去世再也沒有離開過他以為“厚道”的青海，儘管他是山東人，在山東可能會活得更滋潤、更舒服。
這是一個發生在特殊年代裡的故事，它也許並不能說明同情心、厚道、人情味等這些一個落難右派所能敏感地捕捉到的美麗存在，在西部人身上具有普泛的意義。但如果就我狹窄的接觸、極其有限的視域，在二十年之後還能遇到同樣的事情，那就不能說它僅僅是個特例孤證了。
1979年冬天，在拉薩從事太陽能產品推銷的王力明接待了兩位素昧平生的客人。客人從成都來，拿著一張白紙條兒，對王力明說：“這個人你認識嗎？”王力明看了一眼說：“好像去年來過西藏，我們見過一面。”客人說：“他讓我們來找你，說我們晚上可以住在你的店舖裡。”王力明說：“我的店鋪已經盤出去了，要住只能住我家。”兩位客人住下了，白天出去旅遊，晚上回來睡覺。王力明忙，也不陪著他們，隻請他們吃了三頓飯。五天后客人要走，說：“我們想走一趟青藏公路，路上你有沒有認識的人？”王力明說：“格爾木有一個，也姓王，叫王什麼貴，他是老師，你們可以住在學生宿舍裡。”說罷就寫了地址，也是一張白紙條兒。三天后，兩位成都客人坐著長途公共汽車來到格爾木，拿著白紙條兒去找老師王什麼貴。老師王什麼貴說：“王力明還記得我？我們已經四五年不聯繫了？他怎麼樣？還好吧？你們想住學生宿舍？那不行，學生都放假了，宿捨不送暖氣，要住就住我家吧。”兩位客人在他家吃住了兩天，要走了，說：“我們想去西寧，西寧你有沒有認識的人？”王什麼貴說：“有啊。”說罷，從備課本上撕下一溜儿紙，寫了地址。兩天后，成都客人到了西寧，住在了王什麼貴介紹的朋友家，他就是我的中學同學劉鈞。劉鈞後來告訴我，在他們家住過幾天的那兩個四川人一個叫高海濤，一個叫李偉，都是成都一家電動工具廠的工人，廠裡沒活兒乾，跑出來轉轉。走的時候他們一再地說：“青藏高原的人真是太厚道了，認識不認識就敢讓人在家裡住，這在我們四川是絕對不可能的。實話告訴你，我們從成都到拉薩，從拉薩到格爾木再到西寧，將近一個月，行程四千多公里，才花了不到一千塊錢。”這樣的事情太平常了，我和劉鈞都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即使不是朋友，那也得靠啊，不然你就寸步難行。
厚道就是“厚”之“道”，就是以“厚”為“道”。厚道之於西部人如同鳴囀之於布穀鳥，是聲譽的依托，它像一座大廈的基礎既普通又重要，普通得讓人忘記了強調，重要得讓人失去了對不良後果的警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崑崙山腳下、柴達木腹地的格爾木有個叫郝志東的干部因貪污公款而自殺，許多認識他的人都去為他弔唁並對他的妻子女兒說：“頭抬起，臉別紅，誰說他是貪污犯？我們不承認。”一副輓聯這樣概括了他短暫的一生：對來客鞠躬盡瘁堪為高原大方人，夠朋友死而後已不是人間貪污鬼。郝志東是個不抽不喝不吃不穿的人，他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接待來客上。這是他的嗜好，是出於性情、本於鄉土、源於祖先的舉動，幾乎是情不自禁的。來客有旅遊的，有探險的，有採訪的，有寫生的，有什麼目的也不抱胡亂瞎轉的。一撥接著一撥，一撥傳給一撥：“你們去找郝志東吧，那人特好特熱情。”於是就不斷有人來“麻煩”他，他也就不斷地“不亦樂乎”起來，常常是這樣說的：“哪有什麼過路人？四海之內皆兄弟，到家了到家了，千萬別客氣。”他的接待當然少不了好煙好酒好茶好飯，有時候還要管住，還要陪他們上路——租車的費用、路上的吃喝、宿營的帳篷、急救的氧氣袋、禦寒的皮大衣等等，等等，都是由他主動提供的。他不是旅遊局，不是政府接待站，他哪兒來那麼多錢？只有借工作之便一點一點挪用，時間長了，次數多了，累土成山，積水成淵，漏洞越來越大，等到不補不行的時候，挪用已經變成貪污了。
這樣的“厚道”顧此失彼，這樣的“人情味”功不補患，是西部人為人處世的畸變之屬、異化之種，當然也就不應該是我們所欽佩、所仿效的了。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對郝志東的同情，放棄對“厚道”的激賞，因為不是其“厚道”之精神錯了，而是其“厚道”之方法被貧窮扭曲了。救困扶危、仗義疏財本是中國人美中之美的道德，可你是一個工薪階層，你沒有多少餘錢，你仗什麼義疏什麼財？經濟是永恆的依托，沒有這個依托，美德之大廈就不可建立，人格之橋樑就無從架起，為了“厚道”而挪用貪污或者傾家蕩產的變數，就只能是一個好事變成壞事的可怕過程，你的悔恨、妻子兒女的眼淚，早已使“厚道”成了法律的祭品，懺悔者的法庭在審判金錢之罪的同時，也讓“厚道”站出來陪著被審，雖說只是影子，但也是脫不了乾系的陽光下的陰影。西部人，什麼時候能夠富起來，什麼時候不再為“厚道”付出損害自己甚至毀滅自己的代價，什麼時候能夠坦坦蕩盪地“厚道”一把，如釋重負地“仗義疏財”一回呢？要知道“厚道”不僅僅是付出，更重要的是享受，是無邊幸福籠罩下的精神享受，是光榮之路更是光明之道，是得其所哉，其喜洋洋者也，而不是郝志東式的絕望，永遠不是。
我曾聽一個河南警察對我說：“西北人有點傻，好騙。”什麼意思呢？又是一個讓人難以評說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個探險家，誰也不認識他，但是他來了，也是投靠，也是張三托李四，李四再托王麻子，王麻子又把他從西寧托到了柴達木。柴達木的人熱心接待，然後又接力棒似的託了下去，先是錫鐵山礦物局，後來是花土溝油田，再後來是茫崖石棉礦，最後托到了新疆的若羌縣。警察一路追過來，讓那些傳遞接力棒的好心人恍然大悟：原來他不是什麼探險家，而是一個四處行騙的犯罪嫌疑人。厚道的人們一個個都受到了追究，一個個都感到委屈：“我們怎麼知道他是騙子？他臉上又沒刻著字兒。”河南警察一臉的不理解，說：“他都住到你們家裡了，你們怎麼連他的身份也不問問清楚？你們真是太老實、太好騙了。”
其實西部人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太老實，太容易受騙上當，太喜歡不分青紅皂白地厚道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們真是無用，我們比起外地人簡直就是傻子。”但他們又日日夜夜面對著一個不太容易讓人隨機應變的環境，面對著一些過度地欣賞著他們，廉價地讚美著他們，當然也極其不希望他們改變自己的人。這種環境、這些人、這些欣賞和讚美的存在，促使西部人有了堅守自我的信心，就像有人在報紙上撰文說的：“我們怎麼能因噎廢食呢？我們不能因為丟了錢就認為天下所有人都是賊。一個人做人的本錢是偷不去的，除非自己放棄或者拋棄。”
不放棄做人的本錢，這對西部人的人格建樹來說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它有利於別人，有利於那些不斷地、安全地、卓有成效地行走在西部的坦途險道上的外地人。這些外地人來到西部，首先體會到的是無助的尷尬和無奈的恐慌，接著就有了峰迴路轉的激動——幫助來臨了。是的，就像一齣戲劇，演了一半西部人才遲遲登場，才讓人感到了他們的存在，而且是結實牢靠的存在，是具有大丈夫魅力的胸襟寬廣的存在，是帶有使命般的勝造七級浮屠的存在。正如一位我的西部同行（記者）告訴我的：人家開車在大荒原上行走，車壞了，方圓幾百公里不見村店，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坐著長途汽車翻越冰大坂，大雪封路，無吃無喝，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從內地來這裡旅遊，一登上崑崙山才發現衣服帶得太少，馬上就要凍僵，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去西藏獵奇，高原反應讓他氣憋胸悶，渾身酥軟，難以支撐，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要翻越唐古拉山，偶感風寒，一咳嗽就變成了肺氣腫，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在沙漠裡尋訪勝跡，一陣沙暴過後，發現自己已經迷失了方向，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高高興興走向牧家的帳房，突然聽到幾聲低吼，一隻猛惡的藏獒朝他撲去，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來拉薩走訪三大寺，面對一尊尊金身法像、一幅幅奇幻壁畫，他什麼也看不懂，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要去阿里考察古格王朝遺址，不知道路怎麼走或者已經走錯了路，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等等，等等。在這些外地人面臨絕地，如暗望燈、如旱望雲的時候，西部人興奮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好像是說：你們終於需要我們了。在這裡，厚道的重要就在於，它讓你在走出絕地之後發現你的存在形式依然是一個血肉豐盈的軀體，而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骨殖；讓你在越過死亡線之後發現你的生命境界正在接近高海拔的明亮，從此你將不甘心僅僅盤根於潮濕的窪地，在瀰漫不散的陰暗中蠅營狗苟。
然而——我帶著非常複雜的心情寫出了這個表示轉折的詞彙，我想告訴大家的事實是，並不是所有時候所有需要幫助的人都得到了幫助，並不是所有西部人群居的地方都依然純粹是厚道的原野、人情的高地。不太容易讓人隨機應變的環境畢竟打熬不過時代的變遷，市場經濟、商品社會、工業化時代、現代主義這些足可以讓原來的風土人情天翻地覆的潮流，絕對沒商量地以強勁的氣勢改變著西部那些民族雜居的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隨之而來的是物質生活的有限豐富和人情的顛覆、民風的嬗變、舊道德水準的動搖，是西部人——確切地說是西部城市人——的道德譁變、精神超越。是的，變了變了，不知不覺就變了，西部的城市一個個都變了，城市裡的人也都變得讓那些老去的眼光不熟悉、不親切了——頭髮多彩起來，衣著繽紛起來，神情淡漠起來，行為神秘起來。與此同時，人們或驚喜或悲哀地發現，他們，不，我們自己已經不那麼實在、不那麼厚道了，已經是一些動著心眼在利己和利他之間左右搖擺的人了。正是這種或驚喜或悲哀的發現，讓西部人用意識和眼光在城市和鄉野之間畫出了一條中間地帶，越過這條中間地帶走向荒涼和開闊——那就是回到過去，越過這條中間地帶走向繁榮和熱鬧——那就是面對未來。而我們腳踏實地的“今天”，將永遠不倫不類地停留在中間地帶上，將始終不勝紛擾地處在何去何從的選擇中左顧右盼，直到失去一切選擇的機會。
說實在的，我不喜歡這樣的中間地帶，哪怕它僅僅是意識的藩籬。我曾經快快走了出去，走向喧鬧和繁榮，驚喜地偷窺了現代都市文明的種種好處；如今，我又走向城市之外，投身於遼闊的原野，在過去的日子裡發酵我的情緒，是傷感，是悵惘，是戀舊，或者是別的什麼。
是的，真的是過去的日子，真的讓我在“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樹林裡看到了往日的窩巢，真的有許多舊有的情緒突然來訪讓我情不自禁地唏噓不已、流連不已。在貧瘠的山鄉、簡陋的村莊里，在遼闊的草原、無數的帳圈內，在無垠的戈壁、遙遠的定居點中，在漫長的公路和鐵路沿線，在那些以開發資源為目的的大型企業，在兵站哨卡，在農場牧場，我看到那裡的人和那裡的生活依舊是原來的樣子，人情味一如既往地濃烈著，厚道就像亙古的山脈綿延而去。義氣之重、同情之心還似昨天那樣給人一種透心透肺的親切，人與人的關係在原始的明朗和純粹中定格，吃喝拉撒以簡單粗樸的形式打發著一個個毫無變化的複印出來的日子。我每每來到這些地方，無論怎麼簡陋都有家的感覺，都會覺得生活本來就應該這樣：在平靜和寧和中送走一個個類似的太陽，迎來一個個不同的月亮。但是，畢竟我已經奢華過了，畢竟我無意把物質享受的標準放在隨時都會斷裂的生存底線上。我常常會淚如泉湧，為他們的偏然一隅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為他們小國寡民式的貧賤不“移”、威武不“取”。他們似乎也已經警醒到這種沒有變化的日子是不對的，卻又無能為力，感嘆而已。懷頭他拉農場的趙偉志不無酸澀地對我說：“瞧，我們還是老樣子。”我說：“老樣子好啊。”我幾乎是流著眼淚說：“這麼厚道，這麼實在，還是老樣子好啊。”但是我緊接著又問自己：“真的是老樣子好嗎？是厚道的老樣子好，還是貧窮的老樣子好？”
當城市裡的西部人摩登起來的時候，我感到了失去人情、失去厚道的悲哀；當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時候，我感到了貧窮如故的悲哀。難道厚道只應該屬於貧窮？難道摩登就應該搭配薄情？這是一個無法回答也無法解決的問題。所謂的“一個脖子兩張臉，怎麼看都是正的；一個茶壺兩隻嘴，怎麼看都是歪的”，所謂的“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所謂的“取龜必壞塘，求鼠必髮屋”，所謂的兩難境地，所謂的人生悖論，都是上帝用來難為人類的，就不要再糾纏了吧。臨界點上的西部、得失之間的歷史，蒼茫於我們的眼前，我們還無法作出任何蓋棺論定的評說，因為我們根本就看不清楚，我們自始至終都處在躊躇不定的選擇當中。我們只能安慰似的告誡自己：當思想面臨選擇的時候，選擇本身就是思想。
西部人變了，至少城裡的西部人已經變了；西部人沒有變，至少鄉間牧野、戈壁沙漠中的西部人沒有變。該為西部人失去的寶石唱輓歌的時候，我不應該沉默；該為西部人得到的珍珠唱讚歌的時候，我更不應該沉默。但如果他們既失去了寶石又沒有得到珍珠呢？是不是應該唱一首惋惜之歌了？不，惋惜是多餘的，我只能說一聲：再見——再見了，我的聲音。
2003年夏天，陝西衛視科教文頻道《開壇》欄目熱熱鬧鬧地談論著一個既空靈又現實的話題：什麼是西部精神？邀我去談的時候，主持人一開始就問：“你認為西部人有哪些特點？”這個問題聽著淺顯其實很難把握，我囉裡囉唆談了一大堆，事後想起來殊覺難以自圓，只有這樣幾個關鍵詞大概是不會即可成廢的：整體素質上的堅忍不拔、通達樂觀、忠於信仰、崇尚自然、助人為樂、感情深篤。主持人當時希望我說得具體一點。我說：“一個人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養路段一待就是二十年，並且還要了無終結地繼續待下去；一個人在沙漠裡種草種樹三十年，並且還要披星戴月地種下去甚至子子孫孫都要種下去，這就是堅忍不拔。一個人在空氣中的含氧量只有百分之五十甚至不到五十的冰涼環境中認認真真活著，不在繁華似錦的外界面前自暴自棄，不在雪災來臨的日子裡懼怕死亡，也不因為奇蹟沒有出現而氣惱沮喪，這就是通達樂觀。一個人投身於世俗而又超拔於世俗，糾纏於貧富而又脫離於貧富，貪婪著生與死的思考，痴迷於自然和偶像的膜拜，忠於未來，忠於內心，忠於自己的精神活動，這就是忠於信仰。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把最迫切的訴求附麗在高山大湖的聖潔之上，寄託於風雨雷電的幻變之中，以為草木的存在、動物的存在就是安全的存在、幸福的存在，這就是崇尚自然。一個人付出的時候，能在對方的愉悅中看到自己的歡喜，能在他人的美好中發現自己的內心，這就是助人為樂。一個人把對戀人、對故鄉的愛變成了一首從心里長出來的歌：蘭州的木塔藏裡的經，拉卜楞寺的寶瓶，想爛了肝花花疼爛了心，望麻了一對大眼睛。這就是感情深篤。”
不知道我說得是否恰切，但有一點我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我的概括僅僅是一部分西部人的表現而且是在本土的表現，對原來就不甚了了的外界人來說，它完全是一種陌生化的表述、意象化的勾勒，彷彿把西部人隔離在了一個花玻璃製造的房子裡，朦朧起來，概念起來，當然也就詩意起來，哲理起來，怎麼看都是一幅大寫意，而絕不是他們期待中斑斕工筆的纖毫畢肖。實際上，外界的人對西部人的真正了解並不是因為他們都來過西部，而是因為西部人紛紛然背井離鄉，筆直地走向了他們，執拗地在他們的家鄉、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或緊張或放鬆地生龍活虎著。這是一些永遠走出了西部或者暫時走出了西部的西部人，是一些漂泊的英華，帶著無邊蒼茫的山河背景和大莽原的熏陶，心急意切地登上了人生的另一個平台。正像事實所呈現的那樣，他們在悄無聲息中把當年的“全國支援大西北”輕而易舉地變成了近二十年的“西部支援全中國”。
因為我也算是一個走南闖北的人，便不斷有家鄉的人問我：走出西部的西部人到底怎麼樣？我只能說是紛紛籍籍，不一而足。具體地講，有發達的，有落魄的；有走運的，有背運的；有很快就放水灌田似的融入當地人群、當地世俗的，有內心高挺做派不群永遠和當地人、當地風尚格格不入的；更有不好不壞、忽好忽壞、這好那壞、亦好亦壞的。就跟所有敢於奔赴“新大陸”的“淘金者”一樣，榮辱不等，貧富不均，七高八低，怪怪奇奇，肥瘦之差，不可以道裡計。如此便天然合理，沒有什麼值得詫異的。但是，他們既然是西部人，既然在西部地老天荒的自然和斑駁陸離的文化中打過滾兒，則無論他們幹什麼，無論他們有何長短、有何功敗，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精神的西部”所賦予的邊遠之色、高拔之影，都會以自己明顯的“西部味兒”從五色雜陳的人堆里分化出來，人或有側目，自己卻渾然不覺，依舊如故。
離別的時候，不管對方有何反應，那個站在五步之外悄悄地以淚洗面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分別之後，從來不第一個寫信問候，但在漫長的歲月裡卻是最後一個和你保持聯繫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聚餐的時候，雖然腰包裡一定沒幾個錢，卻要搶著埋單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照相的時候，那個站在後排的最邊上但卻是這個集體中最有本事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上大學以後，第三年才被選為班長，但卻是一個最被人稱道、最值得大家信賴的班長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有著出色的才華，卻本能地內斂著，不露崢嶸，善刀而藏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永遠不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卻能用良好的知覺一把抓住要害且成功在望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遇到流氓挑釁，雖然害怕卻不退縮，也不考慮自己是否具備對抗的實力就敢往上撲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聽說西部來了人，無論認識不認識，都要傾情傾囊辛苦招待的，一定就是西部人；能在一個“勢利”主導人際關係的地方，拿出家中最好的東西，招待陌生客人的，一定就是西部人。
還有，總希望幾個知心朋友永遠綁在一起做事的，在單位上只跟情投意合者交往而決不跟所有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對順眼的眉開眼笑對不順眼的理都不理的，只想幫襯別人而不想代替別人的，不願意獨立作戰只希望大家一起上的，總是過低地估計自己過高地估計別人的，說不清楚卻幹得明白的，動不動就真心稱讚人佩服人的，背後說人家好話見了面卻不理人家的，自己抽煙一定要先讓別人的，喜歡去火葬場給人送行的，同事搬家不論關係好壞都要去幫忙的，單位上有體力活總是跑在最前頭的，喜歡自由、喜歡懶散、喜歡工作和休息不分的，當了官不知道應該端架子或者想端架子又總是端不住的，不喜歡接觸領導天天奢望領導最好把自己忘掉的，也想巴結領導卻永遠迷惑於渠道和方法的，感情優於理智的，一次談兩個對象而心理沒有負擔的，視女色重於領導、重於金錢、重於江山的，到了一個新單位很快和女同事談戀愛的，感情和性慾並重而不是分裂的，動不動就憂國憂民憂地球憂宇宙的，自己是窮光蛋但見了要飯的卻還要大加施捨的，極其容易被眼淚感動的，對鄰居的苦難投以最大關注的，狠不得去參加美國黑人大遊行的，別人受傷他喊疼的，其實內心十分細膩卻要用粗獷裝潢外表的，走出了西部總說還是西部好動不動就要回去看看的，路過商店看到電視裡有高山、有沙漠、有草原時總要停下來呆看至少十分鐘的，家裡的電視一旦出現西部的風景就激動得喊起來、唱起來的，喜歡聚在一起喝酒唱歌的，喜歡王洛賓、喜歡騰格爾、喜歡《青藏高原》的，以為牛羊肉是天下最美的食物的（古人也以為羊大為美），探親回來喜歡送一點土特產或民族工藝品給同事和熟人的，知恩必報從不拖欠人情的，你請我吃一頓我一定要請你吃兩頓的，崇尚清談、闊談、高談而忘了明天沒錢吃飯的，送人禮物不喜歡送鮮花擺設而喜歡送衣帽鞋襪的，等等，等等，都有可能是西部人。
在這裡我當然沒有必要羅列優點，也沒有必要舉證缺點，其實無所謂優缺點，好壞是自知的，在別人看來明顯的死相，帶給他們的卻是好處，在別人眼裡突出的風采，帶給他們的卻是壞處。我親眼看到一個蘭州大學畢業三年後來山東某單位應聘的甘肅人是如何落敗於一位領導人偏狹的挑剔。領導人問：“你是西部人？”應聘者說：“是。”領導人又問：“你會不會不聽話，不尊重領導，不喜歡領導的批評？”應聘者有點發楞，好像動了動嘴唇。領導人問：“會？”應聘者趕緊說：“不，不會。”領導人又問：“你用什麼保證你不會？”應聘者不知如何回答。領導人又問：“西部人脾氣大得很，你有脾氣嗎？”應聘者猶豫了一下說：“有。”領導人說：“有脾氣你還到我們這裡來應聘什麼？還是回你們西部去吧。”受到侮辱的應聘者滿臉通紅，站起來說：“你對人缺乏最起碼的尊重，也就是說你缺乏教養，這個單位有你這樣的人做領導，請我我也不來。”據說這位領導人是有前車之鑑的，單位上有個來自新疆的年輕人不僅從來不給他端茶倒水，反而對他粗聲大氣地說：“這事兒你做得不對，應該是這樣的……”他見識了一個性情直率、敢於對領導說“不”的西部人，就把所有來單位應聘的西部人都打入了另冊。在這件事情上，西部人無意中表現了他們“吾愛上司，吾更愛真理”的天然秉性，無論是這位來應聘的甘肅人，還是那位敢於說“不”的新疆人，都沒有讓“西部人”這三個字變成悲哀的垃圾，悲哀的倒是用人單位的這位領導人，也許正是他的極端狹隘使該單位錯過了一位能夠回狂瀾於既倒的珠玉麟鳳之才。這個單位後來不幸倒閉了。
當然也有運氣不錯，歪打正著的：也是在山東，在一座沿海城市，一家剛開業不久的合資公司接受了一個面相困難（我是說找對象困難）、個子矮胖的西部人。有人私下里嘀咕：“怎麼把他要來了？咱公司還要不要形象了？”老闆說：“沒辦法，客戶介紹來的，將就著用用吧，三個月以後讓他走。”但是僅僅過了半個月，這位老闆就改變了自己的想法。首先他發現這個外貌不佳的西部人不斷地把一些姑娘帶到公司裡來，這些姑娘個個都楚楚可愛且文化素質不低，至少是大學畢業，甚至還有一個是雙碩士學位的研究生。老闆琢磨：一個如此醜陋的男人，既沒有地位又沒有金錢，卻能和這麼多美麗的異性密切往來，可見他還是有一點本事的。老闆漸漸分配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讓他去辦，結果發現，每一件事情他都辦得很利索很到位。三個月過去了，老闆親自出面，和這位么麼小鬼似的西部人簽定了三年的聘用合同。我認識這位合資公司的老闆，他對我說：“你們西部人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太張揚太誇張，常常是言過其實，文過飾非，乾打雷不下雨的。你們是喜歡包著藏著，不顯山不露水，相處久了才知道不是石頭是金子。幸虧當初我多了個心眼，沒有馬上把他打發掉，他這個人本事大著呢，公司的業務樣樣都會搞，一個人頂好幾個人使，而且要求也不高，我們一個月只給他開四千多塊錢的工資。你認識的西部人多，有這樣的人才你儘管給我介紹，我們公司要是消化不了，我可以介紹給別的地方。”我帶著這位老闆參加過一次西部人的聚會，他和所有的人碰杯，以尋找人才的眼光打聽人家的簡歷，完了問我：“這樣的聚會還有沒有？”我說：“有啊，不僅山東的濟南、青島、淄博、煙台有，全國各地都有。”
的確是這樣的。據我所知，目前中國的許多大城市比如北京、廣州、上海、鄭州、南京、深圳、海口、珠海等，都有不少西部人。這些西部人因為有著不可輕視的成就和大致相同的經歷，往往被當地人稱做“西北幫”或者以省區為界線稱做“新疆幫”、“青海幫”、“寧夏幫”、“甘肅幫”。一個“幫”就是一個無形的人際網絡，他們分散在各個行業，互相關照，周而不比，左提右挈，同病相憐，並且不時地聚會，以西部人的習慣吃一頓喝一番，喊喊叫叫，唱唱鬧鬧，話無忌憚，酒盡人散。聚會在有的地方是定期的，在有的地方是隨意的；在有的地方由專人負責，在有的地方是輪流召集；在有的地方是AA制，在有的地方是挨號坐東，偶爾也會有發了財的大老闆出面埋單的。有一次我的同學劉莉芝（她在廣東省政府工作，負責組織廣州市西部人的聚會）從廣州給我打來電話說：“昨天我們又聚會了，光《青藏高原》就唱了十三遍，輪著唱，搶著唱，還有，還有《草原之夜》，還有《大坂城的姑娘》，還有《掀起了你的蓋頭來》，還有《冰山上的雪蓮》，還有《克拉瑪依之歌》。過去在西部，這些歌很多人並不會唱，但是一離開西部，就全都學會了。唱著唱著，還流眼淚，好像我們是在外國，再也回不去了，好像我們坐著飛船來到了火星上，再也見不著人類了。”
再也回不去了——一個關於人類離開家園而又尋找家園的永恆而抽象的哲學命題，具象為眼淚、歌聲和聚會，寫實成一種可觸可見的現實人生，折磨著所有在世俗化的大潮中隨波逐流的西部人。他們忍受著，咬著牙忍受著；他們失落著，丟了魂似的失落著，並且準備就這樣一直失落下去而毫不動搖。是的，儘管“西部”就像血液一樣流淌在漂泊者的周身，儘管“博格達”、“崑崙山”、“喜馬拉雅”、“河西走廊”、“賀蘭山”這些不朽的名詞就像磨盤一樣重重地壓在他們最敏銳、最脆弱的神經上，儘管“西部情結”不僅代表了一種內心的渴念，而且業已成為支撐生命的主要構架，儘管“西部”所代表的已不再是詞彙意義上的奧博與高遠，而是所有的精神空間、所有的“投機話語”，但走出西部的人卻很少有人永遠地回到西部，即使在外面混得不好甚至很慘，即使寤寐相感，腸回九轉，神經衰弱，徹夜不眠，也不願再去“荒原”上找回那隻丟棄在霜風白露中的老枕頭好好地睡一覺了。最多是回去看看，探親訪友，故地懷舊，吃幾餐老飯，喝幾回陳酒，然後就打道回府了。 “府”是什麼？是有家的地方；“家”是什麼？是有老婆孩子的地方。世俗情境讓所謂的“精神訴求”在一種連猶豫都來不及的前提下轟然崩潰。
這就是說，西部人只要一離開西部，再回去就是客人了，而且是遠客、是稀客、是叛客。以主人的身份回家鄉歸故里的榮耀幾乎是不存在的。你一回去就有那麼多朋友沒完沒了地招待你，你不是客人是什麼？你一回去馬上就會感到缺氧的難受、寒冷的難受、氣憋胸悶頭痛腿顫的難受，你不是客人是什麼？你一回去就發現很多你過去龍拿虎跳過的地方——江河的濫觴之地、動物的奔逐之野、感情的寄託之山——你都已經去不了了，你不是客人是什麼？你受到了人文和自然的雙重排擠，你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經迅速地不適應高寒帶的要求、不符合大莽原的生存標準了。而過去，是你在西部的土地上熱情似火沒完沒了地招待著別人；是你在平野的山頂上游刃有餘地左右著稀薄的空氣，對付著四時不減的寒流；是你在自然保護區內滿懷激情地照顧著江河，體貼著動物，驅散著曠日持久的寂寞。拋棄家園的人最終又被家園所拋棄，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尷尬的處境，一個以興奮開始、以憂傷結束的過程。當這個過程臨近終端的時候，你發現你已經是一河失去源頭的水，只能靠雨水來補充；你已經是一棵失去土壤的樹，只能靠盆水來滋養。你會在精神即將枯死的威脅中天天想到“西部”，越想越覺得它已經遠遠地離你而去了，它現在只是你的一種思念、一種情緒、一段越來越虛幻的往事，只是一個夢，一個永遠都不會成真的好夢。於是，一件真誠著也矯情著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一位回歸南方六年的柴達木的“老西部”死前留下遺囑：“把我的骨灰散在西部的蒼茫大地上。”我心說這又何必呢？你讓那些依舊活著並且在為你操心的人多累啊！再說，西部的蒼茫大地不需要任何人的骨灰，只需要竭盡全力地保留一些好好活著的人，保留一天無上清純的空氣和一片無極乾淨的大野。
西部人在西部的時候，常常被人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你老家在哪裡？這就是說每一個西部人都必須把“我從哪裡來”這樣一個形而上的問題，表述成一個形而下的答案：我老家是湖北的。西部人要是離開了西部，又會常常被人問到：你老家在哪裡？這次西部人就有些躊躇了，他想說自己生活工作過的某一個西部省區，又覺得自己的籍貫尤其是原籍或者祖籍根本與西部沒有關係，想提到那個其實跟他的成長和人格形成八竿子夠不著的原籍或者祖籍，又覺得自己從裡到外、從小到大都是個地道的西部人，與所謂的原籍毫無瓜葛。躊躇再三，只好詳細作答：我老家在河北，五三年父母去了新疆，我從小在新疆長大。諸如此類的回答比比皆是。這樣的事情經歷多了，連提問題的人也變得精明起來，他不問“你老家在哪裡”，而只問“你出生在什麼地方”。這樣一來就便於回答了，出生地實際上就是那個“也許再穿過一條煩惱的河流，明天就能夠到達”的“快樂老家”，就是那個“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的美麗故鄉。
然而，確定了故鄉並不等於確定了對故鄉的態度，離開西部的不用說會經常提醒自己或表白自己是個西部人，而長期生活在西部的倒是很不願意讓別人以為自己就是個土生土長的西部人。他們喜歡說自己是“下邊人”或者“口外人”，因為“下邊人”和“口外人”本身就代表一種身份、一種優越感、一種令人一時半會兒看不清楚的深遠的背景。西部的人是不排外的，不僅不排外，還有一點謙卑，總覺得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至少他們比土生土長的人會說話，有見識，腦子活。於是常常會有人用很標準的普通話自豪地告訴別人：我們老家是下邊的。是的，他沒有騙人，在西部的許多地方比如新疆、西藏、青海、寧夏，其實根本就沒有土生土長的漢族人，漢族人都是移民，有古代的移民更有近代的移民。西部的歷史，如果能夠把它劈成兩半，一半自然是土著發展史，一半就是漢族移民史。
漢族的移民可以追溯到秦代，由隴西開始，漸漸地一步一個台階地向西向高而遠的地方滲透，依次應該是河西甘肅、河湟青海、朔方寧夏，接著就是古絲綢之路堅忍不拔的拓展，祁連山北南兩線成了移民進入新疆腹地的必由之路，然後就是“胡服漢家郎，羌笛絲錦帳”的融合，就是“牧羊驅馬雖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的情景，就是“漢兒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異化。尤其是唐代以降，大西域的土地上，遠方的漢籍移民源源而來，蜂屯蟻聚，星羅棋布，其成分有商賈，有流徒，有戍卒，有戰俘，有屯田者的群落（類似後來的建設兵團），還有混血的後裔、漢化的邊民。他們在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裡，漸漸丟棄了強迫移民帶給他們的沉重悲哀，把自己向來的舊習完全打碎，然後融匯到腥羶萬里的壯猛風土中，成了一片和當地的物候時令、地理風貌結合得天衣無縫的西部人的人文風景。有了這樣一些古代的移民風景，近代的移民就顯得不那麼悲壯、不那麼哀慟、也不那麼突兀莫名了。
近代移民尤其是近五十年的移民是西部移民的歷史高峰，在這個高峰裡，強迫移民一變而為志願移民，雖然還有一部分押送而來的刑徒和流放而來的勞役，但多數卻是在“中華兒女志在四方”的口號下意氣而來的拓荒人和建設者，是“跑東跑西，吃飯穿衣”的盲流、生意人和打工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近五十年的西部移民已經遠遠超過了幾千年的移民總數，幾乎所有深藏不露的神秘一角、遠而又遠的邊關要塞都有了漢族人的足跡。他們是一些一來西部就想當家做主的人，是一些命運把艱難困苦做了最華麗的包裝之後送給他們做禮物的人，是一些激動的婚媾一完就悲觀失望但又必須廝守到底的人，更是一些用生命、鮮血、汗水、意志、思想、痛苦打造了西部當代開發史的人。他們人微言輕卻作用非凡，那些寂寞了無數個世紀的荒原厚土，在他們一見之下驚叫不迭的聲音中突然就變成了農場、牧場、家園、企業；那些孤眠了多少個春秋的河山湖澤，在他們永不放棄讚歎的描述中突然就聲名遠揚而成了旅遊勝地、探險工廠。
這就是移民，是除了當地少數民族之外的“西部人”的形成，是關於“我從哪裡來”的源流本末的回答。它因此讓我們知道了形成西部人特性的三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生存目標雜糅到一起來了；那就是西部空廣寒涼的自然對人從外表到心理的摶捏塑造；那就是包括宗教在內的多種文化背景在碰撞碎裂後的新一輪整合。
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全國各地的人帶著本土的人文細菌來到了一個必須近距離集中廝守才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這些人文細菌便互相打架、交叉傳播，或者叫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很快形成了一個左右著移民內部關係的始“亂”終“治”的交流平台。實際上，人文細菌的感染比起生物細菌的感染來，更具有潛在的力量，主動進攻和主動吸納的姿態作用於人的慾望和思想，時時刻刻都在撕破封閉僵硬的外表，互相間的適應、遷就、學習、容忍，乃至玄黃不辨，水乳不分，將會蘗生出新一代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種子，那便是八方移民在這個簇新群落裡漸漸開花的精神氣質，便是西部人“九轉丹砂牢拾取”的秉性與格調。因為人人都已經不是鄉土氛圍裡的那個人，人人都在變異的途中，都還沒有定型，還是一攤有待晾乾的白乳膠，所以就呈現出格外強大的黏合力，誰碰上就會黏住誰。
就拿上海人為例吧，這是一個自戀意識很強、自我感覺極好、視所有外埠人為鄉下人的高傲的群體，但據我的觀察，來到西部的上海人恰恰又是最容易改變自己的，摸爬滾打一兩年就是一個像模像樣的西部人了。而西部人到了上海，卻很少能變成上海人的。由於工廠的集體搬遷、技術人才的大批西援、知識分子的不斷支邊，以及下放和流放的存在，許多上海人在移民的西部度過了雖然土氣卻不平庸的一生，他們身上既有河南人的味道，又有陝西人的做派，還有山東人的姿態。仔細一問，你就會知道，他們是河南人的鄰居，陝西人的同事，山東人的親戚，眾多的“群體特性”一攪一合，再加上自然和文化的滲透作用，他們離正宗的上海人就越來越遠，幾乎已經面目全非了。至於他們的兒孫，就更是脫胎換骨，不是離上海人遠了，而是根本就沒有上海人的影子了。
一家報社要召開一個很重要的編前會，通知下午不准請假，一個必須參加會議的上海人急了，立馬打電話給總編輯說：“下午的假我是請定了，某某某要搬家，昨天就說好我要去幫忙的，要是不去怎麼跟人家解釋？”把做人的誠信和助人為樂看得比開編前會還要重要的，不會是那些在高樓闊廈之間穿梭往來兢兢業業的上海人。 1977年我去青海省海北州門源縣采訪，到達的時候已經黃昏，在街上碰到水文站的上海人錢佩衡。老錢說：“你是小楊吧？我認識你，你去年來我們單位採訪過。剛到吧？吃飯了沒有？還沒有？正好我也沒吃，走走走，到我家去吃。”動不動就把半生不熟的人請到家裡來吃飯的，不可能是過去那些在小弄堂裡低屋簷下鹹菜泡飯的上海人。有一次我在飯桌上和青海商業廳的一位朋友聊天，他問我：“你認識老金吧？”我說：“認識啊，你們系統的干部，經常給報紙寫一點通訊報導，是個上海人，十五歲就來到了西部。”朋友說：“他被人打斷了一根肋骨，住院了。”朋友接著告訴我，半個月前，他們系統的幾個人去拉薩辦事，半路上和一幫販牛鞭的漢子發生了口角，沒想到首先吼起來、跳起來、動起手來的竟是上海人老金。他打腫了人家的眼睛，人家打斷了他的肋骨。遇到這種硬碰硬的事兒，該出手時就出手的，不可能是那些在甜絲絲的功利而狹小的人際圈子裡精明圓滑著的上海人。 （在這裡我當然沒有對上海人說三道四的意思，任何一種做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也許正是那些被來西部的上海人丟棄的上海人的本色，才成就了今天的大上海，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瞧瞧，我也變得圓滑起來了。）
來西部的上海人變了，徹頭徹尾地變成西部人了。這就是移民內部五湖四海雜糅交流的作用，在這個作用的推動下，所有的移民都把從“老家”帶來的“本性”丟棄在了新的人群組合中。為了在這個變幻不定的組合中盡快找到自己的位置，盡快贏得尊重也贏得存在下去的機會，他們一個個都爭先恐後地喜新厭舊起來，扮演著“薄倖人”、“負心漢”的角色，不無痛苦地迅速走完了人格再造的最初幾步。這是一個不小的勝利，在生存和發展的層面上，這個勝利意味著另一個勝利的開始，那就是活著，繼續活下去，一直活下去，然後多少有一點作為，有一點無愧于生命的創造。
對西部人來說，活下去並且有所作為的最大障礙當然不是來源於人類內部，而是來源於嚴酷的自然和封閉的地理。也就是說，你必須長期面對沙暴的騷擾、狂風的吹打、寒流的圍困、雪災的侵襲、缺氧的折磨、乾旱的逼迫、荒涼的包抄、寂寞的摧殘，乃至生命的考驗和死亡的威脅，必須時刻忍受“風頭如刀面如割”的外部世界對人從外表到心理的全方位的打擊。打擊是在所難免的，通過打擊讓環境對人重新進行摶捏塑造也是在所難免的。當一場風沙把柴達木油田三十厘米直徑的鋼管吹得鞠躬九十度，把廠區內鋼筋水泥的大煙囪吹裂吹倒，把籃球架和活動板房吹得滿地打滾，把鋼鐵的採油樹吹得東倒西歪，把十幾噸重的立地生根的磕頭機吹得掉頭就走，把所有直立的物體都吹得不再直立的時候，人怎麼辦呢？人也是直立的，人在狂飆中甚至連掙扎著滿地打滾的資格都沒有，只配蓬舟似的凌空而起，和帳篷屋頂、柴油機一起摔向沙漠，摔向嘎斯庫勒湖邊的大沼澤。但是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沙山井區，鑽井隊的工人們一個也沒有爬下，更沒有蓬舟升天。他們在山頂上、井架前挺立著，直到一天一夜後風小沙住。能夠挺立的原因很簡單，幾百個工人手挽著手，身貼著身，挽了一排又一排，貼了一圈又一圈，風過處，只吹起一片黑色的頭髮呼啦啦飄揚。我很早就听說過這件事，很早就意識到它不過是一個像徵，並不代表所有西部人日常生活的普遍狀態，但它卻在本源的意義上詮釋了西部的人際關係的走向，詮釋了西部人隱藏在恐懼後面的心理趨勢，正如一首石油工人的牆報詩所表露的那樣：“你靠我，我靠你，拉起手來活下去；你有線，我有衣，綁在一起抗天氣；王張李，人心齊，雪是炒麵風是屁。”這雖然浪漫得有點“躍進詩”的感覺，但它卻在忠於事實的基礎上說明了一個生存之道：在暴虐殘忍的自然面前，人和人的關係只能是依附、相助、同生、共死的關係。災難隨時都會降臨，生存的家園隨時都會變成危機四伏、朝不保夕之地，當西部人握著毒蛇、騎著老虎勢孤計窮的時候，他們就會本能地服從造物主賦予他們的求生原則：只有依靠同類的力量、團幫的精神，才能讓每一個個體的人從困厄中走出來，活下去且有一點人的作為。人變了，不再是小肚雞腸、斤斤計較的，不再是急火攻心、四面樹敵的，不再是自我膨脹、偏執瘋狂的，不再是嘀嘀咕咕、婆婆媽媽的，不再是糾紛無限、落井下石的。
當然西部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如此明朗的意慾和風度，對他們來說，是孬是好，是進是退，總是迫不得已的選擇，總是無可奈何的照辦，總是要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他們和別處的人一樣，也有難填的慾豁、無度的貪求，也有一文如命、爭多論少的時候，但他們總會比別處的人更快、更多、更頻繁地遇到阻隔，或者領受到教訓甚至是致命的教訓。
可可西里無人區南部金場有一座黃金台，自從有人從黃金台上挖出大金子（成塊的砂金）以後，這裡的原始闃寂就再也回不來了，年年都有為了地盤的爭鬥，都有頭破血流、斷手斷臂、毀車死人的事件發生。 1988年的爭鬥尤為激烈，金客雙方都動用了器械：鐵鍁、镢頭、砍刀、斧頭，甚至槍。誰也不肯認輸，彼此都想打贏，難分難解，不可收拾。就在這個時候，老天不答應了，暗雲低伏，北風颼颼，一陣奇寒突襲而來，因為打鬥而延宕了時間的金客們突然發現：雪災降臨了。大雪鋪天蓋地，一下子澆熄了這場黃金爭奪戰，明白如話地告訴人們：要是再逗留下去，此處即是葬身之地。金客們丟下器械丟下黃金台紛紛撤離。紛紛撤離的金客們是互相拉扯著才走出可可西里無人區的，打得不可開交的兩撥人是互相拉扯著才走出大雪覆蓋的死亡之地的——你有面，我有油，換；你有藥，我有水，換；你有牲口，我有飼料，換。後來就不分彼此了，換與不換都取消了，殺了牲口大家吃，化開積雪大家喝，等到半個月以後他們到達安全地點時，兩撥敵對的金客已是稱兄道弟，難分難捨了。這是一個“出於水火而登之衽席”的啟示：你必須依靠群體，依靠更大的群體，才可以保全性命，走完該走的路。西部人的群體意識就是在這種不斷重複的災難性事件面前一次次地得到了強化。雖然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會有在黃金台上大雪災裡身臨其境的經歷，但它傳遞出的強烈信息卻日益變為一種只屬於西部的集體無意識：同舟共濟，旅進旅退，物與民胞，存亡有靠。就像西部諺語說的那樣：“一股麻線一股風，十股麻線遮一冬；十間房子百口人，沒有你們我活不成。”還有：“靠人是寶，越多越好。”還有：“三個人的熱氣兒，勝過一斗煤渣兒。”還有：“人人親家（見人就叫親家），走遍天下，個個阿爸，吃香喝辣。”
在這裡我特別想應用的是這樣一條諺語：“見人張張口，見狗彎彎腰，見山磕磕頭，見水拱拱手。”見人張口、見狗彎腰說的是對人的友好（見了人家豢養的狗都要彎腰，態度之殷勤都有點巴結討好的嫌疑了）。見山磕頭、見水拱手說的是對自然的敬畏。敬畏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是無窮無盡的敬畏，是那種能夠讓自己感動起來、情緒化起來的敬畏，是以宗教的虔誠小心翼翼地對待時刻包圍著你的長風疾雪、白山黑水、旱沙幹野、荒林大澤的敬畏。有了這種貴賤不渝的敬畏，才會有西部人對自然環境被迫的同時也有韌性的挑戰（活著就是挑戰），才會有他們對自然萬物異乎尋常的重視，這種重視既表現為懼怕和防範，也表現為讚美和親近。西部的人，一個個都是山河之友、荒原之子，一個個都對冰涼的自然充滿了親近時的激動，充滿了“直教生死相許”的情人般的纏綿。 “我愛青山，青山愛我”，大自然對人少不了也是纏綿的，不過是“母老虎”的纏綿，是讓人憮然而有懼色的纏綿。
“母老虎”的自然迫使人和人相與牽手，和衷共濟，不如此便不得存活，這說明人（主要指外來的移民）和自然的關係處於明顯的斷裂狀態，但又不是絕對的水火不容。它允許你活著，並且讓你得到了你所祈求的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的賜予，這已經很多很多，不能再多了，要是還能多一點，那它就不是西部的自然了。同時，它也讓你承受了你不想承受的百分之十，這已經很少很少，不能再少了，要是連這一點殘酷都沒有，那它就不是西部的自然了。由此可見，自然賜予的果實和你所承受的苦難幾乎是對等的，也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對西部人來說，果實和苦難的互相抵消倒是有助於他們躲進安全的精神氧倉健康地活著，他們不至於因窮愁而潦倒，也不至於因富貴而墮落，就那麼在等量齊觀的悲喜榮辱中平衡著自己。平衡既是生活形式的外在寧靜，也是人生狀態的內在安詳。人在這樣的景況下所求自然不多，標準自然不高，比較容易滿足，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就是說，艱苦環境裡的生活反而是不吃力的，如烹小鮮，如化新雪，塄坎上拔蔥，酥油裡抽毛。剩下的時光還有很多，既沒有賜予也沒有承受，人只好閒而無奈，只好在無奈中樂天知命，逍遙度日。這是件既好又壞的事情，壞是因為有點懶，虛應故事，諸事無成，要知道天道是酬勤的；好是因為有點恬淡，閒雲野鶴，無拘無束，當別的地方仕途擁擠不堪、商道熙熙攘攘的時候，這裡依然有許多誓不為官也不為商的世外之人，正所謂“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我在西部常聽到張三李四辭官不做就想做一個平頭老百姓的事兒，這在“官場好比戰場，烽火連著硝煙”的今天，倒是應該有所倡導：少冒一點槍林彈雨，少佔一點你佔了別人也想佔的地方，有什麼不好呢？要知道“青雲”是不及“白雲”高的，雖然眼下正如古人說的“官財一家”，但也需要勞形傷神，提心吊膽，“竊祿人”的日子畢竟不好過。
如果說自然的背景是從近到遠無邊深邃的天空，文化的背景就是從遠到近無比璀璨的陽光。在寒冷的冬天觸摸溫暖的陽光，你會覺得世界的全部美好都在那一片陽光中停留。在西部的大地上感覺斑斕的文化，你會覺得它永遠不可能是一件已成古董的器皿、一卷朱筆寫成的殘書、一座洞開於世的陵墓、一片雕樑畫棟的建築；而是活生生的場景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是陽光的高地、麥香撲鼻的莊稼後面正在進行的祈禱，是陰鬱的山上嘎嘎鳴叫的鷹群之前經聲大作的葬禮，是定居點的碉房三巷九陌之間錚錚琮琮的佩飾、七彩招搖的袍影和閃爍寶石的髮辮，是賽馬場上的奔跑、雪頓節的狂歡、松潘茶的苦香、打青稞的歌謠，是維吾爾族的“麥西熱甫”（歌舞晚會）、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英雄史詩）、蒙古族的祭敖包、錫伯族的“喜利媽媽”（保佑家庭人口興旺平安的神）、塔吉克族的肉孜節、回族的拉麵、東鄉族的花兒、哈薩克族的“吐馬克”（高頂皮帽）、烏孜別克族的“科格乃”（音色優美的琴），等等，等等，不勝枚舉。儘管我在前面已經聲明，我是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的，此文中所談的“西部人”以漢族為主，別的民族我將另文專論，但一談到西部文化對“西部人”之形成的作用，就怎麼也繞不開了，繞到哪裡都是它們的存在。因為對一個人群來說，文化不僅僅是懸掛在他們身後的背景，更是他們可以縱深行走的前景；不僅僅是如影隨形的伴侶，更是白晝的亮光、晚間的夜色、嘴邊的空氣、耳畔的聲音，甚至就是他自己。是的，文化就是他自己。
每一個作為移民的西部人都曾經面對一個與自家傳統迥然有異的生活空間。這個空間不管你愛不愛它，它都會以強大的力量擁抱你，直到你渾身放鬆稀里糊塗不知不覺成為它的人。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就是對你的改造，是多種文化在一個微不足道的個體身上碰撞碎裂後的新一輪整合。它可能出現在你和你的後代身上，更可能出現在你的父輩或者祖輩身上，假如你的父輩祖輩早就來到了西部的話。但不管這樣的整合出現在誰的身上，它都是不聲不響不留形蹟的。潛移默化，自然似之，永遠是它作用於人的唯一方式。
更重要的是，在移民的生活空間裡，本土文化的出現也就是本土居民的出現。本土的居民微笑著朝你走來，帶著熱情和溫暖站在了你的眼前身後。而你是一個正在異陌的環境裡發呆發冷發抖的孤獨者，你需要的正是他們擁有的或者準備給你的，於是你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人家伸過來的手，彷彿那便是救命的稻草你再也不會鬆開了。文化的交融實際上就是人與人的交融，是這一類人和那一類人建立起來的新關係，是在新關係的發展中所呈現的心理認同和心理結構的變化，是你擁有了他的份額他也擁有了你的份額的等價或不等價的交換，是生存的慾求尋找滿足的過程，是完全帶有世俗色彩的學習、模仿和占有。你的老師是回族，他帶給你的就是回族文化；你的同學是維吾爾族，他帶給你的就是維吾爾族文化；你的同事是土族，他帶給你的就是土族文化；你經常去吃飯的那家飯館是撒拉族人的飯館，它帶給你的就是撒拉族文化。有一天你戀愛了，戀愛的對像是個藏族小伙子或者是個藏族姑娘，於是你就成了藏族文化的承載者和受益者。文化通過本土的居民直接或間接地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你所表達的意志、你所遵循的規矩、你所服從的習慣、你所採取的行動，成了你自己。但是你和你的家庭、你的環境都沒有特別地強調這一點，如同一個健康的人在一個能夠正常呼吸的地方永遠意識不到呼吸的重要，自然也就用不著強調空氣的存在一樣。脈搏的正常跳盪恰恰是你根本就感覺不到的跳盪，肝胃腎脾的正常運動恰恰是你根本就不在意的運動，如果哪一天你感覺到了它們的跳盪、它們的運動，那就說明它們出了問題，說明你有病了。文化正是在你感覺不到的時候，成了你心身兩地性命攸關的搏動和決定一生的存在。
一切都在悄悄地進行，空氣在夜晚走動，雲彩在天空飄逸，時間在身邊流逝，包括你自己，誰也沒有抓住什麼，或者記住什麼。但是突然有一天，你發現你變了，你在鏡子麵前看到你跟那麼多人不一樣了。你極想跟他們一樣，但怎麼努力都無濟於事，你再也回不到從前，再也不能跟你那沒到過西部的父輩祖輩一樣了。這面鏡子當然不會鑲嵌在你妻子的梳妝台上，而是活動在西部之外的某個地方，活動在許多人的臉上——那麼多眼睛詫異地看著你，讓你陡然覺得：在西部毫無特色的你，一離開西部就鶴立雞群了。並不是說你很出色，而是你很特別，你天然另類，不拉不彈也是新聲異曲，和那裡的人云泥相隔，九天九地。
首先你在放肆地喝酒，喝的是五十五度以上的烈性酒，邊喝還要邊唱，還要划拳，還要讓所有人跟你一起喝，別人不喝你就生氣，就說人家看不起你；你用殷切的語言勸酒，用嚇人的喊叫勸酒，用動聽的歌聲勸酒，聲言如果別人不喝乾了你的敬酒，你就要在他面前一輩子唱下去。你的想法是不把對方灌醉放倒就不足以表達你的誠意，不把自己喝得吐出來就不能證明你是那種捨了老命也要讓朋友喝好的朋友。你的聲音大得震耳欲聾，讓全酒店的人都側目都驚奇，不知道對你說什麼好。這時候你忘了，你的這種做派是從西部的本土居民那裡學來的。在西部，你曾經無數次地被人敬酒，無數次地受到划拳的挑戰，無數次地在主人的歌聲裡喝乾了杯中的伊犁特或者青稞酒；你曾經不止一次地醉倒在自己的家中或者朋友的客廳，也就是說你不止一次地接受著別人的誠意，也不止一次地用“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方式告訴別人你絕對是夠朋友的。
你還會經常提著禮物到你的部下或者朋友或者同事家裡去。就像在西部那樣，你希望人家留你在家中吃飯喝酒直到深夜、直到天曉，可是這年頭，早就不是“行合趣同，千里相從”了，早就是行不必合，趣不必同，對門不必通了。哪裡有在家中請客留人的？人家不留你，你就很失落，就公開地指責人家不夠朋友。人家莫名其妙，說：我招你惹你了？再說為什麼非要“夠朋友”？ “夠朋友”是什麼級別的問題？它能給我帶來什麼？高升？長級？發財？出國？還是別的運氣？
更讓你失落的是，你在西部熱情似火地接待了廣州人趙錢和孫李，可是等你到了廣州，拿著當初他們送給你的名片依然熱情似火地找到他們想敘舊溫故時，趙錢和孫李卻不認識你了，想了半天才想起來。想起來了也是白搭，人家別說是跟你一起吃飯喝酒到天亮了，就連跟你說十分鐘話的工夫都沒有。你在失落的同時又很生氣，又說人家不夠朋友不講義氣，幾乎是罵罵咧咧的。認識趙錢和孫李的周吳和鄭王告訴你：“你這人怎麼這樣？什麼叫夠朋友？夠朋友就是不給人家找麻煩不浪費人家的時間，這在我們這裡很正常。我問你，你們西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