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在大理，他開輛老富康來接我們，說“走，野哥帶你看江湖”。 他平頭，夾克，腳有些八字，背著手走在前頭，手裡撈一把鑰匙。我對龍煒說：“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 他聽見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蒼山上，一進大門，滿院子的三角梅無人管，長得瘋野。樹下拴的是不知誰家寄養的狗，也不起身，兩相一望，四下無言。 他常年漫遊，偶爾回來住。偌大的房子空空蕩盪，只有一排舊椅子，沿牆放著，灶清鍋冷，有廢墟之感。平時一個人，偶爾有朋友來此落腳，席地捲個鋪蓋，誰也不用照顧誰。 他無家可歸。 七十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絕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鹽釀酒攢下薄田，土改時被劃為地主，且被疑藏槍，鞭打後投樑自盡，暴屍野外，被扔在天坑。隨後大伯暴死，二伯流放，兩位伯母一夜間用同一根繩索吊死在同一橫梁。

父親沒有保護家庭，他的職責是抓捕誅殺其他地主的兒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親在暮年出走，留字條說“請你們原諒我，我到長江上去了”，他沿江駕船搜尋，尋找江上腫脹發臭的浮屍，挨個翻找無果。 1995年，他出獄後，身邊已再無親人，妻女也離他而去。 十幾年前他離鄉尋找出路，身無長物，朋友到車站送他一隻鋼鍋，讓他好埋灶做飯。他說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這鍋在鐵軌上砸了，天下之大，總有我吃飯之處。 1981年湖北民院畢業後，他當過教師、宣傳幹事、警察，後來做小生意賣衣服，油炸早點，開挖沙的廠，都賠得血本無歸。這次北上，做了牟其中的秘書——現在牟還關在他當年服刑的地方。很快他又轉行當編輯，再做書商，做得很得意。我問他為什麼不干下去，他說受不了向人催賬的生活，“人到四十，還為一萬塊錢天天打電話，像黑社會一樣——敗壞人的心情”。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萬元一筆勾掉，離京南下。 偶爾落腳在這兩千多米的蒼山上，四下沒有村落，到暮晚時山黑雲暗，一兩盞燈更有淒清之感。他說過有時夜裡驟雨突來：“林濤如怒，滾滾若萬馬下山。村居闃寂似曠古墓園，唯聽那山海之間狂瀉而至的激憤，一如群猿嘯哀，嫠婦夜哭。這樣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消此九曲孤耿。” 這樣的夜裡他開始寫作。寫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屍在哪片月光下”的母親；寫二伯服刑二十九年後，“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沒有了房子，只好寄身於一個岩洞，放羊維持風燭殘年直到死去”；寫一生閉口不談家事的父親內心的功罪，寫獄中被綁赴刑場的弒兄者…… 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彷彿從未存在過，他對此耿耿於懷，才為逝者作史。他的故鄉是武陵，史書說的南蠻舊地，巫風很盛，在遙遠年代，土家族死在他鄉的人，是千里趕屍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為無歸宿的遊魂。他說“我祖父的橫死也不足以令蒼天開眼，是我的私人敘述才讓他的死找到了意義”。

這本來就是中國民間修史者的傳統——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他用的筆名，出自唐代詩人劉叉的《偶書》：“野夫怒見不平處，磨損胸中萬古刀。” 四年前，我還不認識他，有天工作完，街邊店裡吃點東西，帶了他的書隨翻隨看。 他寫外婆故鄉在江漢平原，他出生後才到深山來，開荒種地，養活一家。幼年造反派來家訓斥父親，他不懂事，在旁嬉鬧，太壓抑的父親發洩憤怒，用木棍毒打他，沒人敢攔阻狂怒的父親。外婆哭著用身體包圍著他，左手無名指被誤傷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隱忍著沒有醫治，至死手指一直彎曲。 外婆眷戀家鄉，他稍長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12歲時患重病，寫信給外婆，懇求她回來，一進門撲在懷裡，“我不斷地叫著婆婆婆婆，彷彿垂死的孩子看見唯一的親人”。

等到他成年，外婆覺得責任終於了結，與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紡布縫衣為生，無人可以勸解。只有他去進門跪地抱著她腿，要她回來——明知這對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 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轉，每晚去墳頭點上墳燈，怕外婆不能認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墳頭痛哭時，他都要把耳朵貼近新土去聽，孩子一般幻想听見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開泥石，救出她來。 十年後，他掘開墳墓，開棺撿拾遺骨，償還她的舊願——背著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 我坐在人聲鼎沸的地方，看到這裡，把筷子擱在碗上，起身走出去，怕當眾放聲哭出來。 近代中國，身世畸零者並不少見，但野夫的筆端有讓人害怕的感情，連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嚇怕，不敢深入到這樣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來自這樣的激情驅使，情感越深，創痛越烈。寫時也嘔心瀝血，他說有時寫完在沙發上要躺整整一天，像一生氣力已經用盡。

這樣的寫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術，是要讓死者復活，像是一次招魂。 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來了，野哥一一介紹“這幫老混混”，大家拱個手，報個名號，也不寒暄，鄰居侯哥搜些活雞臘肉，在後院摘點黃瓜茄子，加上通紅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幾個鋁盆，桂花樹下男男女女端著碗站著吃江湖飯，滿頭汗。 吃飯完，裊裊一根煙，聊舊體詩。 20世紀80年代的江湖，“流氓們”都還讀書。看著某人不順眼，上去一腳踹翻，地下這位爬起來說，“兄台身手這麼好，一定寫得一手好詩吧”。 就這一點，今天的小混混就沒法兒比。 侯哥給大家泡茶，院子裡很多高山榕，底下長了野茶。紫荊已經長到了二樓高，開著紅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蘭，玉綠色的十幾卷，混著茶香。野哥講花草的名目，我們覺得好聽，他說，“看，是可以看出性感的”。

鄂西是楚辭的故鄉，民歌和韻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燒搪瓷盆的手藝人劉鎮西，工具箱裡也放著《楚辭》，初見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幾聲老婆，沒人答應，就去敲隔壁的門借斧頭，嘴裡念念有詞“幸有嘉賓至，何妨破門入”，手起斧落，門鎖砍成兩截。 真嫵媚。 野夫寫蘇家橋，寫劉鎮西，寫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幾千字寫完一個人生平，像《史記》中的列傳。他的文字鍛造，也來自古文。寫文章時，看得出遍遍錘打，殼落白出。有時有些地方顯得過於錘煉了，但寫得好處，真是“天地為之久低昂”。 野哥說起時臉上有幾分傲色，“舊體詩我還是得意的”，詩人裡他最喜歡聶紺駑，“詩酒猖狂，半生冤禍”。 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輪好月，他與蘇家橋一行人喝到酣處，學魏晉中人裸體上街散心頭熱，路遇一些機關門前掛著的木牌，就去摘下，抬著一路狂奔，找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發現，木牌上赫然大書“人民法院”，覺得這個還是不惹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掛上。

當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蘇家橋從深山送到恩施，過家門不入，貨車送到武漢，怕他孤乘無趣，再火車送到湛江，顛沛到海安，最後乾脆一帆渡海，萬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獨回。 簡直是裡的中國。 我原以為寫得太傳奇，認識他們才覺得只是寫實。晚上野夫帶我們出去吃飯，叮囑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運氣”。小館子老闆是個香港人，六十多歲，鬚髮皆白，向外賁張。打量人，看得順眼就做飯，不順眼轟出去。當天運氣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幾個人的菜，過來和野夫喝了一杯，揚長而去。說掙夠了今天的酒錢，自去喝酒，不必再開張。 這個年頭處處都是精緻的俗人——不是因為不雅，而是因為無力，沒有骨頭。還好“禮失，求諸野”，遺失的道統自有民間傳承，江湖還深埋了畸人隱者，詩酒一代。

下午無事，野哥帶我們幾個女生逛小舖子，我們挑來揀去耳環項鍊圍巾，他兩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遠離，銜一支煙悠然看過往行人，等我們挑完，他已經把賬結過。 長日無事，坐條挨街的板凳，他給我們講故事，說少年時暗戀一個女孩，被拒絕，情書也被公開，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銀自殺。獲救後立下誓願，“要讓她愛上自己，再拋棄她”。 他讀大學回鄉後，與之接近，少女戀慕了他，他終是不忍心，向對方坦露實情，說“我不想報復你”，對方慘淡一笑：“你以為沒上床就不算報復嗎？” 他離家遠走，再回來她成了一個在當地聲譽放浪的女人，表姐讓他去勸解，他訥訥而言，她笑：“變成好女人……”抬眼盯住他：“變了又怎樣，你娶我嗎？” 他無話。

他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車票，她伸手取來撕了，買了機票，說：“換你明天一天的時間給我。”日後她中年重病，腎壞死，不再求治，他從北京請國內最好的醫生入山給她手術。 他人生里的事多半這樣，情多累人，自嘲說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問過他，為什麼他身上會發生這麼多戲劇化的事情？他說當編劇時，才領會到人生如戲，“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 生活是內心情理交織衝突的結果，他天性愛憎好惡比常人劇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氣力，不留餘地，蠻力拽動情與仇、樂與怒。 二十歲那年，他黃昏酒醉回家，看到路燈下一個佝僂男人，認出是那個打過他爸，把機槍架在他家門口的造反派。現在他長大了，那人已快暮年，他發瘋般撲上去，把對方摁倒在地拳腳相加。 “他已經完全認不出我，無法理解自己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著，直到耗盡全身力氣，直到他頭破血流。”

十幾年裡，他一直為童年的恐懼羞愧，而羞愧漸漸熬成仇恨。這性如烈火的男子，認為輕仇的人，必然寡恩。 酒醒之後，他卻不能不面對內疚之感，暗中觀察那人，才發現這個仇人可憐至極。他是煤礦工人，出身貧苦，家庭負擔沉重，每天下井採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獄。這樣的人積怨已久，被號召去奪權造反，必然敢摧毀一切。日後這人被煤礦開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剎不住腳，被裝滿石頭的板車軋斷腿，從此殘廢，整個家庭垮掉，女兒不得不去賣淫。 他寫道：“命運懲罰他，比懲罰我的父輩更加慘烈。” 他寫作並非為複仇，也非控訴，他想找到人何以成為他人地獄的原因。他寫到自己六歲時，老師集合他們，把用竹子做成的大掃帚拆開，每個孩子發一根竹條子，圍著一根水泥管子，上面站著一個偷了三尺布的農民，穿著破爛，褲腳卷在膝蓋上面，腳上穿著一雙草鞋。老師一聲令下：打！所有的孩子一起揮動竹條抽打那個農民膝蓋以下的部分，這個農民在水泥管上疼得來回跑，所到之處圍滿了孩子，所到之處都會有竹條，這個人蹦跳慘叫，汗如雨下，腿脹得紫腫，慘叫中突然暈厥，摔了下來。 四十多歲時，他寫到這裡，流下淚來，說：“這就是文學。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要是不把這樣一些東西記錄下來，我會一生都為我曾經揮過竹條子而愧疚。” 寫作是一種反抗，對抗外界的惡，也對抗自己內心的黑暗。多年來，他為青春時代的狂怒心存內疚，他說：“在這個時代，當你還沒有完成安徒生筆下一個孩子的真誠教育之時，也就是你還不敢做一個真人的時候，你絕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野夫常以村夫自許，我卻覺得他雅緻。平常裡他從不與人爭鋒，席間不搶話，不譏笑人，不爭口舌，有他的地方笑聲最多，有人說話不得體，他也呵呵相樂，一派爛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個場合我倆撞上，舉座都是富貴人，三個小時裡，他一句話沒說，不參與，也沒有不耐煩，自斟自飲，怡然自得。 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間說起如果遇到事有誰可以相託，推舉的數人裡，多有野夫。 只一次見過他另一面，大理夜長人多，“左”、中、右都有，談話容易不洽，乾脆集體玩“殺人”遊戲。我當法官，發完紙牌後說“殺手睜眼”，野夫睜開眼，不動身，也不伸指，只以眼光向我示意某人，就閉上。再睜眼時，眾人驚呼被殺死者，相互猜忌。他點一支煙靠椅微笑，有猜到他的，他就一副老警察面目，為之分析案情，一一拆擋，全身而退，瞞過眾人，最後一輪他勝出時翻開紅心殺手牌，姑娘們還驚呼不信。 這場遊戲，我這旁觀者看來尤為觸動，眾人閉目他睜眼的瞬間，那雙細長眼睛精光四射，是泡過凶險、世事老辣的眼。他在獄中，曾與幾個刑事重犯同住，同一個枕頭上睡的，槍斃的有六個。他有次掃地時一個犯人罵罵咧咧，他放下掃帚，盯著走到近前，那人立刻閉嘴。下舖有人悠悠說了一句：“你也不看這是什麼人，他連國家都敢惹，你能踩平嗎？” 沒聽野夫說過苦，他只說重複地做一個夢，站在深秋的藍天下，赤身裸體，搶著收集陽光過冬——那時的冬天太冷了。殘陽越過高牆，把影子放大貼在對面牆上，有電網的投影恰好橫過他的脖子。 這夢聽了真讓人難受，是冷透的人世。 但他愛這世界，有次聊天，他勸我多參加社會活動，說有地方約他演講，他一定會去，“能影響一個是一個”，他是那種寒風裡有人往車窗裡遞廣告，一定會搖窗接下的人。 在微博上他很活躍，經常會有許多陌生的朋友@他，說家裡發生什麼事，希望他幫忙轉發、評論一下，他說常常不忍心忽視這些留言，也許轉發無濟於事，也不足以幫他們，但是轉發一定會讓更多的人明白是非。 微博也是江湖，他說能看見一部分人的恐怖內心，感到透心的冰涼，說“有時也想把微博戒毬了”，但又放不下，嬉笑怒罵，一派樸誠爛漫，把劍而立，戰個三百回合。有時候我覺得這樣太浪費時間了，他說在故鄉鄂西，秋天野豬成災，每年允許適當狩獵，分外痛快淋漓。 “我來到世間，是來訪求朋友的。有的人來到這個世間，是來增加敵人的。我們在大地上，懷善還是懷惡，並不難區別。” 但遇到年輕人時，他會勸解，有次他說，有個罵他的人是一個大學生，子侄輩的年歲，他順著去對方微博裡看看，覺得是個貧寒激憤的青年，就發私信與他講了一夜道理，直到年輕男孩心服。 他對這個時代總有一份“不忍心”，說，“我們每個文化人都要分擔這個時代的疼痛甚至劇痛”。 在大理，他帶我們進山，無為寺在宋朝是大理國的皇寺，現早已荒廢。二十幾年前有個僧人一點點舊址重修。他帶我們去見這大和尚，大腦袋粗眉毛，胳膊上纏著銅佛珠，是武僧，“夜不倒單”——每天晚上不躺下睡覺，打坐度過。 三千多米處都是深林，小寺裡沒電，不賣門票，不賣香火，也沒有小販。案子上堆的香，你自己拿去燒，隨便。樹下面放著茶葉、水壺、茶具，自己泡茶喝，喝完了你走，也沒人來問。有個小和尚在場子上一邊扎著馬步，一邊眼見著一個小朋友飛奔打鬧著耍，眼神急死了。 大雨過後，急晴中的這座山，樹葉上金光閃閃的流水滔滔流下來，有遠古的本來面目。我們跟大和尚說這說那，把人家武僧當禪師了，有人問，人怎麼能放下眷戀？大和尚只好說，喝茶，喝茶。 野夫看我們這麼笨拙地打機鋒，笑著開口解困，問寺裡還有什麼米、什麼油，要不要送些過來。 他喜愛山林，好與僧道談，但他是士，從來不“隱”，不求解脫，不好大言，不求世外的智慧，各種人生對他都是文學，只是要了解“方丈何以是此人”。 舊朱紅的寺門，粗糙皴裂的木門檻，楹聯是野夫寫的，一聯是“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 臨走前一晚，大家去一個老哥家，咔啦啦扶起捲閘門，有幾人正窩腳在榻上閒談，當中一位長得奇突矮肥，野哥說，別人找他演電影，演一個被啤酒瓶子砸的潑皮，他不滿意那個道具，要求用真瓶子砸，頭破血流，滿意地被送去醫院。我打量一會兒，覺得他是靦腆不說話的人，野哥指我身邊的一張桌子，說昨天那張被他喝大後踩碎了。 坐定後七八個人閒扯，拿著吉他唱歌，一路嬉皮笑臉，笑得人仰馬翻。野哥對矮胖子說，你吹個簫吧。 胖子也不說話，拿只皮口袋，從裡頭拔出管黑簫。 有人噗地把燭火吹熄，黑著燈，只有遠遠一點微光，荒村野街，遠處有女子鞋跟在青石板上走的聲音。他起聲非常低，曲調簡單，幾乎就只是口唇的氣息，也像是遠處大風的喘息。 我一開始無感無觸，只是拿圍巾按著臉聽著。 就這一點曲調，循環往復，有時候要爆發出來，又狠狠地壓住了，有時候急起來，在快要破的時候又沉下去，沉很久，都聽不見了，又從遠遠的一聲悶住的嗚咽再起。這簫聲裡不是誰的命運，是千百年來的孤憤，千百年來的無奈。 座下小兒女都掉了淚，只有野哥躲去一邊角落，半坐在地上，完全隱在黑暗裡。 他吹到後半段，憤怒沒有了，一腔的話已經說完，但又不能就此不說，忽然停住，他唱：“……月夜穿過回憶，想起我的愛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遠年輕……” 當夜我喝過幾杯，圍巾都濕透了。 四五天后，我們三人離開大理，紛紛的雨，野哥來把行李放在破富康上，一直送上了大巴，他下了車沒走，不站在路邊，也不招呼說話，就坐那輛鏽跡斑斑的富康車前座上，車門開著，一隻腳踩在地上，抽煙。 我們車經過，他揚眼微笑，擺了下手。大巴開出去好遠了，人和車還坐在那裡。走前他說過一句，“你們一走，我今晚就是五保戶了”。 事後幾年，見面只是偶爾，但我看他的微博，常常凌晨兩三點還在。敵人也都消失的深夜，無法以酒引睡時，他有時喃喃自語：“中宵酒醒，常覺無路可走。坎難人生，此時應該言說，否則，將在這巨大的黑暗裡窒息。” 他的一生，多為激情支配的選擇，最痛苦的是內心與外物不調和。不過，如顧隨說，真正的詩人，往往就來自與世界的矛盾，苦中用力最大，出來的也才是真正的力，“風與水搏，海水壁立，如銀牆然”。 是矛盾，是力，也是趣。 人到壯年，再想改變自己性情已不可能，也無必要。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只要有筆墨在，還能言說，以來“吊民伐罪”的傳統，總能在此中存續。 我在微博上只看不說，野夫並不知我存在，在那樣的夜裡，我每默默注視屏幕，算是對他的一會兒陪伴。 柴靜 2012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