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巴格拉米揚元帥戰爭回憶錄：特別軍區-1．重返部隊

我離開布利諾夫騎兵第5師①，由日托米爾市來到莫斯科剛成立的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學習，已將近四年了。我們班共有十三人。朋友們打趣說：這是不吉利的數字②，別想指望成功。但是，預言並沒有應驗。大家的學業都還順利。不錯，“魔鬼的一打”不久就變成了普通的一打：有一個學員由於成績不好退學了。 -------- ①布利諾夫（1892—1919）是俄國國內戰爭時期第9集團軍騎兵群司令員。他戰死後該集群被改編為布利諾夫騎兵第5師。 ——譯者註。 ②按歐美等地的迷信說法，十三是不吉利的數字，被稱為“魔鬼的的一打”。 ——譯者註。 軍事學院使我們學到了很多知識，特別是軍事學術方面的知識。教學的成績可由我們班一些學員成為該院教員這一事實得到證明。最先補充日益減少的教學乾部的學員，是愛沙尼亞人、旅級①約翰·別布里斯及上校尼古拉·葉梅利亞諾維奇·斯維里多夫、康斯坦丁·費奧多羅維奇·斯科羅博加特金等，他們學完第一學年後很快就轉任教學工作。我們的班長、旅級弗拉基米爾·葉菲莫維奇·克利莫夫斯基赫和老練的飛行員伊万·尼基福羅維奇·魯赫列少校，也在他們之後踏上了這一艱難的道路。

-------- ①這裡的旅級指的是軍銜，而不是職務。蘇軍1935年實行軍銜制後，起初只設元帥和校、尉軍銜，未設將軍軍銜。高於校官的軍銜依次為旅級、師級、軍級、二級集團軍級、一級集團軍級；政治幹部軍銜也相應分為旅政委級、師政委級等等。 1940年5月進行部分改革後，師級以上軍銜依次改為少將、中將、上將、大將，但旅級仍保留，政治幹部軍銜也未變，一直沿用到1942—1943年實行統一的軍銜為止。本書涉及的軍銜很複雜，讀者可據此進行對照。 ——譯者註。 我順利通過了畢業考試，而且已在等待派往部隊，可就在這時我也突然被建議留下擔任該院主任教員。儘管我沒有特別的奢望，但還是同意了。 我教了兩年課。工作很正常。我同教研組一起熟悉了新的職責，看來，任何東西都未曾影響我對自己境遇的滿足。但是，就像一個游牧人總想離開住久了的地方一樣，我這個在沸騰的部隊生活中同無休止的演習和行軍打了半輩子交道的人，也開始渴望回到習慣的如意環境中去。對於妻子，我不想過早用我不安分的幻想去擾亂她。她和所有做妻子的一樣，更安於平靜的定居生活，希望孩子們能正常學習，而不是頻繁地從一所學校轉到另一所學校。

我進行了幾次嘗試。但沒有結果，每次都被婉言謝絕了。 有一次，我同阿爾古諾夫交談。我們很羨慕從學院畢業後到部隊的同志。旅級B·E·克利莫夫斯基赫脫離教學工作後，當上了西部特別軍區參謀長。我的好朋友，一個非常可愛的人阿納托利·尼古拉耶維奇·科羅廖夫被任命為莫斯科軍區的軍事交通部長。曾同我們一起學習的特羅菲緬科上校，則已獲得師級軍銜，在指揮中亞軍區了…… “我和你，”阿爾古諾夫苦笑了一下，“很快就要變成有學問的可憐蟲了。就像俗話所說，沒有說我們的故事，也沒有唱我們的歌。但人們還會說……會說：這些可憐的理論家，脫離部隊生活……其實我們有什麼過錯呢？” 我本想提出異議，說當總參軍事學院的主任教員也是崇高的榮譽。但是，另外的念頭卻不知不覺地襲來。我們這兒有時確實不知因為什麼輕視在軍事院校、國防人民委員部①直屬機關甚至總參謀部工作的指揮員。這種作法有時便使年輕有為的軍官不願意以至害怕在中央直屬機關任職，擔心五年後突然比畢業後到部隊工作的同學“落後”。

-------- ①即今國防部。 ——譯者註。 那個時候，在院校和中央直屬機關任職同在部隊任職的人之間地位上的差別十分顯眼。 我在軍事學院的四年內，很少有教員晉銜，而那時他們的學生在部隊卻得到了令人眩暈的提升。 我和現在知名的軍事首長、我的老朋友米哈伊爾·伊里奇·卡扎科夫大將，是一起由布利諾夫騎兵第5師來上軍事學院的。記得當時他是少校。一年後，米哈伊爾·伊里奇中斷學習到了中亞軍區。又過了兩年，我便要高興地祝賀他被授予師級軍銜了。 過去常有這樣的事。很遺憾，現在也還有…… “你聽說了嗎？”阿爾古諾夫問我。 “朱可夫大將被任命為基輔軍區司令員了。假如給她寫封信，會怎樣？難道他不會幫助老同學嗎？要知道你不是請求來莫斯科，而是請求去部隊……”

我思考著朋友的建議。的確，我同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早就熟悉。我們同時指揮過騎兵團，1924年至1925年還一起在列寧格勒高級騎兵學校學習過。但是，我很不願意連這樣的事也利用人們所說的私人關係。就在這時，我的同學魯布佐夫少將突然到莫斯科來接家眷。我們曾一起在軍事學院學習，然後又一起當教員。幾個月以前，魯布佐夫到部隊去了。這個人能幹，精通參謀業務（他是在當步兵軍參謀長時來上軍事學院的）。這次相逢使我們彼此都很高興。 “怎麼樣，現在你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我問。 “在朱可夫那兒，”他自豪地回答，“當作戰部長。” “嘿，你也走運了！我可怎麼也脫不開身。” “餵，”魯布佐夫熱乎起來，“你向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①求助吧。他會幫忙的。他很了解你。一句話，你快寫信，我親自交給他。”

-------- ①這是對朱可夫的尊稱。在蘇聯，只稱對方或第三者的名和父稱是表示尊敬或禮貌。名和父稱一般在姓的前面，但有時也在姓的後面。 ——譯者註。 就這樣商量好了。信是簡短、報告式的： “我的全部軍事生涯都在部隊渡過，迫切希望到部隊去……同意擔任任何職務。” 寫這封信不單是因為渴望變動位置。國際局勢已經越來越緊張。歐洲正在進行戰爭。英國和法國千方百計把禍水東引，慫恿法西斯德國來打蘇聯，現在它們自己卻不得不在抵抗它的猛烈進攻。它們背信棄義的政策使它們自食其果。我國政府試圖同英法達成協議，採取聯合行動防止法西斯侵略，但沒有任何結果。兩國反動政府指望在政治上孤立蘇聯，將蘇聯置於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夾擊之下。

黨和蘇聯政府的英明防止了這一危險。和德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使國際反動派假手德日軍國主義消滅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又一個企圖遭到了破產。 當然，誰也不相信德國的法西斯政府會長期堅持睦鄰友好的立場。蘇聯人民明白法西斯分子是如何瘋狂仇視工人和農民的國家的。但是，蘇德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不僅打破了國際反動派的企圖，而且使我國人民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這些時間是鞏固國防力量所迫切需要的。 記得在總參軍事學院的教員和學員中，對歐戰前景越來越頻繁地發生了激烈爭論。許多人公開說，希特勒匪軍在擊敗法國後可能轉向東方侵犯我們的祖國。 對德國希特勒頭目“愛好和平”所抱的有充分理由的不信任感，在所有交談中都有流露。同志在向你問好時，往往會提一個問題：

“怎麼樣，會發生戰爭嗎？” 尼古拉·吉洪諾夫在他的一首詩中形像地表達了這種警覺： 一個倫敦人向著防空洞蹣跚， 沿柏油路拖曳濕漉漉的花毯。 衣袋裡裝著冰冷的鑰匙， 可房間早已變成斷壁殘垣。 我們雖還對著地圖上課， 每夜卻都夢見未來的考驗…… 是的，我們明白，由於夢想奪取世界霸權而喪失了理智的法西斯，今天將炸彈投向英國的和平城市，明天就可能更殘酷地將炸彈扔到我們頭上。 當和平居民在你的鄰邦流血，當他們的住宅變成一片瓦礫，你能安寧嗎？蘇聯人民不安地註視著西方的事態。 “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這一名言使我國人民想到了危險。促使我們時刻保持警惕的還有下面一個情況，即自1940年夏季以來，我們在大部分西部邊界上實際已成為希特勒德國的緊鄰，而它是危險的鄰邦。

憂慮的思緒一直縈繞我的心頭。正因為如此，我想盡快重返部隊。我樂於去任何一個西部軍區，但最想去的是我由那裡調來學習的基輔軍區。我明白，在這種不平靜的形勢中，軍隊特別需要在總參軍事學院受過必不可少的戰役訓練的指揮員。 就在我等候基輔那邊的答复時，院門診部提出可以給我一張去基斯洛沃茨克①的療養證。我沒有課，因此很高興地接受了，我覺得強健身體在任何時候也沒有壞處。三天以後，我便在欣賞基斯洛沃茨克奇異的大自然，進行神清氣爽的納爾贊礦泉浴了。天氣很好，每個療養者都盡量讓機體多吸取一些“太陽的熱量”。 -------- ①北高加索的一個療養勝地。 ——譯者註。 在接受治療之餘，我愛攀登療養者喜愛的有名的“凌空神殿”。這個充滿詩意的名稱是指一個風景如畫、空氣新鮮至極的高原，從這裡可以心曠神怡地眺望療養城和城四周的群山。療養者中有許多熟人。我們這些軍人就是在閒暇時間也離不開軍務和歐洲形勢的話題。

同志們興奮地談論新國防人民委員謝苗·康斯坦丁諾維奇·鐵木辛哥充滿活力的活動，談論他極力提高軍隊戰鬥準備、進一步加強紀律的意圖。由基輔軍區來的米哈伊爾·伊万諾維奇·波塔波夫則興致勃勃地告訴大家已經開始組建機械化軍，舊式坦克即將被新的優質車輛所代替。 假期很快就過去了。但即使在體假時，我也一直在想：朱可夫會怎麼答复我呢？就在我已失去希望時，卻收到了一封電報。朱可夫大將通知我，國防人民委員根據他的推薦，任命我到基輔特別軍區工作。我必須立即去基輔。 在莫斯科主管人員部，我看到了人民委員任命我為第12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處處長的命令。學院首長給我的最後一次鑑定也讓我過目了。 有時，“嘴甜手辣”這個諺語是可用的。但用這個諺語說我們的教研室主任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莫爾德維諾夫中將卻不行。他是“嘴辣”的人，從不饒恕工作中最微小的疏忽，對我們這些年輕教員總是毫不留情地批評。因此，我壓根兒不指望會有好的評語。但是，當我開始讀他親筆寫的鑑定時，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讚揚的字眼是那樣多，使我不禁懷疑起來：這是說我嗎？鑑定末尾的結論是：“完全稱職，可以授予少將軍銜。”

這些美好的字眼竟出自一直被我們認為最不愛說好話的人之口！ 接到調令後，我收拾了必需的物品，在9月的一個晚上離開了自我參軍以來第一次未隨我搬走的家。兒子和女兒開始了新學年，任命又這樣突然，一起離開是根本談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