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顯然誇大了戰果，報稱：整個湖南戰役期間，日軍對第九戰區48個師作戰，其中，殲滅25個師，擊潰23個師。其實是莫大的謊言。如被列入殲滅的師的名單中就有長沙守軍第4軍的3個師，而實際上長沙守軍大部分逃出了長沙；再如標明第72軍被全殲，而實際上第72軍自湘戰開戰以來一直都在萍鄉、澧陵一帶與日軍反复激戰至8月，以後一直在淥水隔岸與日軍對峙，並於1944年年底轉入武功山江西方面作戰，仍有較強的戰鬥力，其3個師都不存在被全殲的狀況。而62軍被註明其151師被殲，第157師被擊潰，實際上第151師並無被殲記錄，第157師雖然曾被包圍，但後來又成功地突破重圍。只能說這25個師中大多數不能作為有效的戰鬥部隊來使用，其餘的23個師損失慘重，急需補充整頓。
就實際情況而言，自5月27日開始至9月6日結束的湖南戰役來看，第九戰區所有部隊戰力消耗過半，全部防線皆被攻破，日軍沿粵漢鐵路和湘桂鐵路前進的通道已經全部打開，日本國內在興奮地翹盼著這個戰場。洪橋會戰之後，日軍對湖南境內的作戰已經完全勝利，日本陸軍堅持著攻下了衡陽，度過了難關，一號作戰計劃又可得以順利打下去了。
“一號作戰的輝煌戰果，可以說使當時陷於淒慘不利戰局中的日本，微微見到一線光明！”日軍高層不勝感嘆。
日軍從湘北打到湘南、湘桂邊境，足足打了100天，其中衡陽攻城戰就打了48天。下一步，日軍就要進入廣西了。他們計劃佔領桂林、柳州，與聯結南亞的越南的日軍連通一氣。
湖南陷於日軍鐵蹄之下的災難日子就這樣開始了，而緊接著的就輪到了廣西。
1944年的衡陽，具有非常特別的軍事價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價值和由之產生的巨大的國際影響。這不僅僅是蔣介石先生的看法，美國也將之作為一個探點。
8月10日，就在衡陽失陷的第2天，美國總統羅斯福給蔣介石的電報通知他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即將來華，同時派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為協助，電文最後，總統先生毫不客氣地加上一句：“中國戰局形勢危急，關於史迪威的事需要立即行動，否則，將為時太晚。”
蔣介石原來指望衡陽堅守可以增加他對美交涉的地位與籌碼。但是，現在衡陽失守了，情況正在走向反面，羅斯福又一次向他攤牌逼他就範，對他在上封信中提出的任命史迪威的條件詳裝不知，不理不睬，也不答复。這使蔣的自尊心受到特別的挫傷。他提出的條件是在史迪威擔任新職之前，必須遵守3個條件：首先，中共不得處於史迪威的權力之下，一直要到中共同意服從“中國政府的行政和軍事命令”時才能這樣辦；第二，應當明確規定史迪威的職責、權力、名義和對大元帥，即蔣的關係；第三，租借法案的軍事物資的分配和處理，應根據租借法案精神，完全處於中國政府和總司令權力之下。同時，授權給美陸軍中某些官員以監督這些物資供應的處理。
8月10日這一天，蔣介石悲憤之情難以抑制，他稱這一天為永難忘記的一天；稱1944年是一生中“最為險惡的一年”。這一天，他記下了頗為獨特的一篇日記：“如余健在一天，則國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雖有國際之背景與陰狠之奸謀，彼亦必有終無出路之一日，不可過於憂慮，只須忍辱待機，若至不得已時，惟有以快刀斬亂麻處之。否則，餘若一經悲觀憂世，甚至存一死報國之念，則國家人民必淪胥以亡，徒使共匪與敵寇之陰謀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何況今日處境雖惡劣萬分，而較之15年到30年間之情勢，猶勝多矣，惟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強耳！”
而就在此時，由於戰事吃緊，國際上，特別是美國朝野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批評越來越多，中國抗戰的歷史作用也越來越明顯，而蔣介石及其政府的威望卻越來越低，期待得到的和實際得到的正好以反比相斥。他感受到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失落與衝擊。他感覺著中國社會危機，國民政府的危機正在這一時期積聚著形成癰腫的疽瘡，正在迅速腐敗變質潰破……抗戰已大大地推進了中國社會改革的進程，國際社會是在以一個能夠進行現代戰爭的現代國家體制的標准在觀察中國，要求中國。西方現代化思潮比任何時期都更有力地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次方方面面，要求變革的歷史命題伴隨著轟轟隆隆的砲聲、救亡圖存的呼喊聲一齊湧來，世界意識很自然地反映到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變革中。
蔣介石不相信他作為一個在辛亥風雲中參與變革的革命者，在今天會成為阻攔這種變革進程的人物。他要對20世紀的進程負責，他維護著辛亥以來組建國家體系的倫理觀念。因此，他不能眼見向他的政權挑戰，向他和一代國民黨人的挑戰。他看不到也不願看到也不願相信代表著中國社會最新發展的要求，代表其除舊佈新的歷史革命的方向，就在他認為異端的挑戰方的中國共產黨那一邊。而在他的身邊，周圍湧集著的各種冠蓋如雲的人們，正在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阻撓者。這些人組成的集團靠著他，他也靠著這些人這個集團。這個集團的背後是依附著整個社會官僚集團和政治、經濟的支支脈脈，各個派系，千絲萬縷，盤根錯節，牽一發而動全身……
蔣介石常常嘆息於中共組織之嚴密及其效率，他驚訝地看到中共對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見解，中共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性，是和、工業的市場，是軍隊的基礎，是現階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礎。他用朱筆在下面劃上粗粗的墨線，中共政策在發生重大轉變，在爭取中間層的知識分子，主張保持私有財產和允許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點共產黨就是跟國民黨學的。如此地克己奮進，殫精竭慮，怎能不被蔣視為肘腋大患？
蔣先生在愁悶絕望之際，心裡的無名火總是撒向中共，什麼好事中共都趕到了前面。但中共只是埋著頭做自己的事，並非是共產黨讓日本人發動一號作戰的，也並非是共產黨讓羅斯福發那些使他“蒙受侮辱”的電報。但作為日記，作為他心底的夙敵縮恨，他自我解脫的方式還是把這股怒火記到了共產黨的頭上。從日記上看，他之所以要堅持下去，不悲觀憂世，一死了之，就在於不能共產黨和日本人得逞。否則，“國家人民必淪胥以亡”。這種奇怪的邏輯和思維，竟能使他振作起來，從而“惟在我自求、自反、自主、自強耳！”
8月中旬，美官方發表公告：宣布截止1944年6月30日，租界法案供應狀況是：運往中國的物資總價值1。5億美元；運往中國以外的其他各國的物資總價值為282。7億美元；英國獲得物資總價值為193億美元。這是一個真實的公佈，喊上天的“美援”中國僅獲得總數的0。5%，中國作為亞洲抗擊法西斯軸心國的主要戰場，拿到的“美援”不到英國的1/120。中國打了7年，而英國祇打了4年，這都是蔣介石憋悶在心中憤懣。
也就恰在此時，羅斯福的第4次敦促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的電文到了。蔣介石只能準備暫且接受下來，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羅斯福總統來電迫交史迪威以指揮權，殊難忍受，惟考慮結果，對美外交方針，不能不用逆來順受之道，故決定極端容忍，接受其有限度之要求，如運用得當，對俄對共或有轉變環境之可能，乃不特不宜固拒，而且加以信任期待形勢之好轉，此一政策之覺得，乃為國家存亡成敗之所繫，自信其能因禍得福轉敗為勝也，蓋以餘自反，對美對俄毫無欠缺與愧疚之心也”。
此時，孔祥熙在美國亦來電勸蔣同意史迪威擔任統帥中國陸軍之總司令。
但儘管方先覺最終功敗垂成，衡陽沒有堅持住最後五分鐘，等到援軍的到來，沒能擋住日軍的一號作戰的步伐。蔣介石還是第10軍、對方先覺心存感激，畢竟他們為蔣爭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大大地挫敗了日軍的驕橫氣焰。當得知方先覺等軍官被日軍囚禁時，便指示戴笠的軍統組織迅速全力營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