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日軍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早就看透了國軍的戰略部署，對衡陽攻勢雖然一挫再挫，傷亡慘重，但他對負責攻城的68、116兩師團就是只整補而無增援，而不將其主力投入攻城之戰。在派遣軍和大本營的一再督促下，仍然堅持：“只要將敵人外圍主力擊破，衡陽守軍得不到援軍，在無補給的情況下，至其戰力耗盡時，則不攻自破矣！”
果然，當日軍將湘江東岸的國軍全部壓迫至衡陽以南很遠的地區後，立即抽調三個師團兵力，投入衡陽攻城戰。
然而，事情也在悄悄發生著變化。衡陽第10軍的堅強抵抗已經達到了挫敗日軍銳氣、士氣、大滅其威風，打亂日軍戰略部署和後勤供給的目的。衡陽守軍吸引的日軍多到守軍的數倍，衡陽就好像方先覺自己所言，猶如一個颱風眼，將數十萬日軍一號作戰計劃參戰部隊緊緊地抓在衡陽盆地周邊的狹窄的丘陵地帶，使其調度混亂、行動遲緩、國軍外圍各軍可乘之機比比皆是。戰局已經從初期不利局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越來越有利於國軍反攻，國軍組織衡陽會戰的條件並未消失。
衡陽外圍國軍兵力在長沙失守後，第九戰區發布的命令中仍有30萬之眾。儘管後勤補給落後，部隊士氣受挫，但日軍經過衡陽兩次總攻失敗後，已經元氣大傷，損失慘重。只要國軍組織得法，在衡陽四周任何一個方向，消滅或擊潰日軍一部完全可能。關鍵此時需要一隻戰略巨眼能看到這衡陽守軍帶來的稍縱即逝的良好戰機；再就是需要一隻戰略巨手，力排眾議，統一指揮，強力調度各方面部隊服從和服務於一個統一的戰略目標。
然而在衡陽堅守時期，人們看不到這樣一隻巨眼，也沒有這樣一隻巨手出來。國軍將士們只看到心灰意懶，怨天憫人的薛岳長官；只看到雖然一直十分焦急地關注衡陽戰事，但卻一直沒有統一的組織按排，而只是在每天祈禱的蔣委員長；只看到以“小諸葛”自居，在黨國軍中素有軍事遠見的白崇禧副總長側身而立的風言冷語。
作為歷史文化古城的衡陽，注定要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日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要攻占她；國軍第10軍也付出巨大犧牲守衛她。中日雙方都存在著“功虧一簣”的深刻危機，就看誰在這無奈中更積極些，更能堅持最後五分鐘。
積極主動，也許是當時黨國最缺乏的戰爭意識了，而消極被動則已成深入骨髓的病毒。像白崇禧這樣的軍事韜略也不能為積極作戰提供決策參考，而只能用於消極觀望的預言預測。因此，方先覺和他的第10軍浴血鏖戰創造改變歷史的契機眼看著就要與國民政府和中華民族失之交臂了……
蔣介石一直在喊要使衡陽保衛戰成為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之第二。但不知他想過沒有，斯大林格勒保衛戰48天。那48個日日夜夜裡的分分秒秒，不僅是軍人在拼死抵抗寸土必爭。更重要的是圍城之外的大量的戰略運作：軍隊的集結調運，戰略儲備的儲存分派，戰略側翼的迂迴配合，敵軍後勤補給線的阻絕隔斷，對敵援軍的分割吸引，全體軍民的同仇敵愾，上上下下的團結協調……48天后的勝利自然是一個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33萬德軍精銳被殲於城下。毛澤東親自撰文盛讚這一偉大勝利，他的評論獨闢鼷徑，開篇即否定西方報紙稱之為“紅色凡爾登”的說法，而稱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即醒目又準確。而衡陽保衛戰標誌著什麼，能換取什麼呢？它能換取一場戰役的勝利嗎？或者只是僅僅體現了“與陣地共存亡”的戰場紀律，或者是“忠義仁勇”的價值、“親愛精城”的精神？ ！
不管蔣介石在做什麼，不管白崇禧在忙什麼，也不管薛岳去了哪裡，外圍的救援狀況如何了，衡陽守軍的確是到了最後的關頭。熱兵器時代的到來，城堡、工事的價值已經大打折扣，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地空砲火力的猛烈程度，已經足以摧毀任何人造工事，衡陽城中的第10軍僅僅依靠土築工事和步兵常規武器堅守了一月有餘，這已經是一個天大的奇蹟了。方先覺的指揮再出色，第10軍將士再能打，終歸不能將國軍數十萬軍隊的命運全部承擔下來，也不可能將日軍整個一號作戰的兵鋒獨自阻擋下來……
早在7月18日，日軍第二次總攻的砲火還未停息，方先覺即向統帥部報告：“……本軍部隊已經傷亡殆盡。剩下的守城部隊慨由軍佐雜役混編而成，糧彈醫藥均缺，實在難以為繼，衡陽危在旦夕。還望嚴令援軍突進解圍。。。。。”其聲已嘶啞而泣，將軍至此無奈已極。
蔣委員長聞訊後在日記中寫道：“不料傷亡之大已至於此也！”慌忙督促各支援軍挺進解圍。 7月20日，馳援衡陽的第62軍攻至距衡陽西南7公里處，又西北方面進援衡陽的第79軍也僅距衡陽8公里。蔣估計再有一天，該兩軍只要向前推進5公里，衡陽之圍即可告解，忙向方先覺通報，令其派兵接應。然而，咫尺天涯。當方先覺派出的曹華亭特務營向第62軍來援方向突擊時，空忙活一陣，折返途中反复遭敵阻攔而傷亡慘重。這一天是非常沉重的一天，中美聯合空軍在這一天空投下的，衡陽守軍急切盼望的砲擊砲彈亦盡數落入日軍陣地。蔣在日記裡歎曰：“……為之抑鬱者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