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等人在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繼續派遣軍隊經同蒲、平漢、津浦三路向我解放區進攻，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在上黨、察綏、邯鄲、津浦路等地相繼粉碎了蔣軍的進犯。尤其在上黨地區，我軍狠狠教訓了國民黨軍，一舉殲滅其2個軍，直接支援了我黨在重慶的談判，迫使蔣介石不得不與我黨簽訂了和平協定。 毛澤東一眼就看穿了敵人的陰謀，在他赴重慶談判之前就說道：“晉冀魯豫軍區的任務，首先是消滅進攻上黨之敵，除去心腹之患。只有打得好，才能談得好，你們仗打得越好，我就回來的越快。” 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堅決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決心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區主力及地方兵團一部共約3萬餘人，於1945年9月上旬，組織上黨戰役。劉忠的386旅的任務是攻打長子縣城。

太岳軍區司令員陳賡對攻打長子縣城又作了具體部署，並把決死第1旅的第38團配屬給第386旅。 陳賡問劉忠：“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劉忠斬釘截鐵地回答：“堅決執行命令！保證完成上級首長交給我們旅的任務！” 劉忠和旅政委張祖諒回到了旅部駐地。劉忠知道這次任務的擔子不輕，對於如何帶好部隊，圓滿完成艱鉅的作戰任務，不辜負上級對本旅的信任，必須認真對待。劉忠深知，上黨戰役是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對國民黨軍隊作戰的第一次大戰役，也是晉冀魯豫軍區部隊由分散的游擊戰向集中的運動戰轉變過程中，初次集中三個區主力作戰的第一次大戰役。參戰部隊編制仍不充實，多數在千人以下，裝備很差，新參軍的戰士多數使用大刀、長矛，彈藥奇缺，不少步槍僅有子彈數發。而作戰對象卻是閻錫山的主力部隊，裝備齊全，長於防禦，且據守著日軍多年修築的工事。在這種情況下，要戰勝敵人，取得戰役的勝利，必須進行充分的戰前動員和嚴格的訓練以及發動群眾等準備工作。

10月12日的早晨，東方剛亮，劉忠便站在桃川東面的山頭上觀察敵情。當日的晚上，第772團在將軍嶺就與敵人交上了火，把逃敵的道路完全隔斷了。拂曉時分，20團、21團和38團從佛廟嶺方向加入了戰鬥，尾追敵人的太行部隊的1個團也緊緊地扭住了敵人，對敵包圍圈越縮越小。 12日早晨6時，我軍發起總攻擊。戰鬥持續了2個多小時。到上午8點半，戰鬥勝利結束了。閻錫山的19軍的1萬多人絕大部分被殲，共俘敵官兵5400餘人，軍長史澤波被活捉。至此，追殲長治逃敵的戰鬥任務勝利地完成了。 在上黨的整個戰役中，我軍共殲敵第19軍、23軍、83軍等11個師約3.5萬人。俘敵副總指揮胡三餘以下將官27名，繳獲山炮24門，輕重機槍2000餘挺、長短槍1.6萬餘支。上黨戰役殲滅的閻錫山部隊佔其總兵力的三分之一。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整個世界呈現出資本主義衰落、社會主義興盛的局面。這種形勢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有利的。但是，國際環境也有不利於中國人民的一面。首先，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頭等經濟和軍事強國。它依仗經濟、軍事優勢和對原子彈的壟斷，妄圖稱霸世界。 “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訓練美式裝備的國民黨部隊在中國，美國推行“扶蔣反共”的政策，企圖通過蔣介石把中國變為它的附庸國和稱霸世界的基地。它的辦法，起初是一面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大地在中國確立其權力，甚至“利用日本軍隊阻止共產黨人”；一面鼓勵國共雙方進行協商，由國民黨做些民主改革，共產黨則交出軍隊和政權，由此在中國建立一個蔣介石領導下的、各黨派共同參加的、親美的聯合政府。但是，美國的這一意圖既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又不完全符合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的需要，因而受到國共雙方的反對。當和平“調停”失敗後，美國便走上公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道路。其次，是蘇聯對中國的態度。社會主義蘇聯的存在及其維護世界和平的努力，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起著支持作用，對美國在中國的行動起著限製作用，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在一定程度上掩護了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但是，蘇聯對中國共產黨存有偏見並估計過低，而對國民黨則估計過高，所以它一再向美國和蔣介石表示，蘇聯只承認並支持國民黨政府這個“唯一合法的政府”，希望中國以蔣介石為“領袖”實現“統一”。在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照會中，蘇聯政府聲明：它“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它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蘇聯這種只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態度，對美國“扶蔣反共”和蔣介石獨裁內戰政策起了鼓勵作用。

劉伯承在向部隊講述當前的戰斗形式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隨著日本的投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同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廣大人民的矛盾，立即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決定中國人命運的鬥爭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毛澤東說：“抗日戰爭階段過去之後，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鬥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後就是建什麼國的鬥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複雜的鬥爭。目前這個鬥爭表現為蔣介石要篡奪抗戰勝利果實和我們反對他的篡奪的鬥爭”。由於蔣介石推行反共政策，妄圖獨占抗戰果實，抗日民族戰爭一結束，新的國內戰爭的危險立即擺在中國面前。

在日本發出乞降照會的第二天，8月11日，蔣介石一連發出三道命令。一是要八路軍“就原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動”，所有受降事宜，均由國民政府“統籌決定”。二是命令各地偽軍“就現在駐地”，“切實負責，維持治安”，“不得擅自遷移駐地，或受任何部隊改編”。意即利用偽軍阻擋人民軍隊，以便國民黨獨占抗戰果實。接著國民黨對偽軍大量收編，把許多偽政權和偽軍頭目封為國民黨軍的什麼總司令、總指揮、綏靖司令、先遣司令等。國民黨還向日軍發出命令，要日軍對人民軍隊的接收“作有效之防衛”，對已被人民軍隊攻占的地方，要“將其收回”。演出了蔣日偽大合流的丑劇。三是命令國民黨軍“積極推進，勿稍鬆懈”。隨後，蔣介石在美國的幫助下，積極調兵遣將，搶占重要城市和戰略要地。美國進行了號稱“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空運和海運”，出動大批飛機、軍艦，把遠在西南、西北和印度境內的幾十萬國民黨軍運往華北、華中、東北。美國還直接派遣海軍陸戰隊進入中國一些城市，以幫助蔣介石“接收”。這樣，淪陷區的大中城市和鐵路交通線基本被國民黨軍所搶占。

經過8年抗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空前壯大起來。中共黨員已有120萬人；解放區已有1億人口、120多萬軍隊、200多萬民兵。這是蔣介石決心消滅的力量，但也是他不敢輕視的力量。中國共產黨洞悉蔣介石獨裁內戰的政策，一方面作好迎擊進攻的準備，一方面仍然力主通過和平民主的途徑，實現建立新中國的目標。這一目標是在中共“七大”上就確定了的。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宣言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全民族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和平、民主、團結的主張反映了飽受戰亂之苦的廣大中國人民的願望。

中國民主同盟於8月15日發表的《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主張“民主統一，和平建國”，並要求“全國的老百姓”、“國際的朋友”、“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裝的中國共產黨”，支持他們的主張。 9月6日，成都文化界200多人發表“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宣言，尖銳指出了嚴重的內戰危機及其根源所在。宣言說：“在敵人無條件投降的話剛吐出口的時候，內戰的陰霾霎時密布了全中國的天空”，其根源即“存在於政治上缺乏以人民大眾作主的民主制度，存在於國家的政權一直為一黨的少數人所把持”。同月，第三黨領導人發表談話，希望“全國黨派，無論在朝在野，均各以和平建國為共同目標”，尤其希望當政的國民黨，“順應世界潮流”，接納舉國一致的“和平建國、民主統一”的要求。總之，人民革命的力量已經壯大起來，和平民主成了戰後中國強大的歷史潮流。

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空前壯大，和平民主成為全國各階層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的一致要求，同時由於美國在一個時期內也希望蔣介石能用政治的辦法“和平”統一中國，蔣介石要完成全面內戰的準備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蔣介石在加緊搶奪抗戰果實，積極部署內戰的同時，也打出了“和平”的招牌。正是由於這樣的背景，在抗戰勝利後的1年時間中，國內政治鬥爭顯得十分突出，先後有重慶談判、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及短暫的和平局面的出現。 1945年8月14、20、23日，蔣介石連發三封電報，邀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赴渝，就“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共定大計”。他表示，“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既定方針，是完全了解的，但考慮到當時國際國內形勢有利於和平民主以及蔣介石集團內部存在種種矛盾的情況，認為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和鬥爭，有可能爭取在一段時間內出現國內和平的局面，甚至通過和平的途徑實現中國的社會政治改革；同時，斯大林也致電中共中央，要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努力維持國內和平。所以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代表，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中共中央隨即於8月25日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

8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飛抵重慶。此舉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民主團結的真誠願望。因此毛澤東等受到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著名民主人士柳亞子稱頌毛澤東親蒞重慶為“彌天大勇誠堪格”。 重慶談判從8月29日開始，共進行43天，10月10日雙方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周恩來、王若飛繼續留渝談判。 “雙十協定”內容共12項。其中有些項目達成了協議，有些項目沒有達成協議，或實際沒有達成協議。達成協議的主要有：關於和平建國基本方針，雙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介石領導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雙方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首先由國民政府召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此外還有關於給人民以自由、黨派合法、釋放政治犯、地方自治等問題。未達成協議的項目，一是關於國民大會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選國民大會代表，修改國民黨一黨制定的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及《五五憲草》；國民黨堅持原代表有效，堅持《五五憲草》。最後雙方同意將此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討論解決。二是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這是雙方爭論的中心。周恩來同志在南京梅園新村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以大量事實痛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內戰，全面進攻解放區的罪行中共方面要求國民黨政府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為此提出四種方案，均被國民黨方面拒絕；國民黨堅持“政令必須統一”，即取消解放區政權。實際並未解決的項目主要是關於軍隊的問題。中共方面作了重大讓步，表示可以從南方8個解放區撤出自己的軍隊，並把軍隊數目縮減為24個師，至少20個師，佔全國軍隊編制的1/7（國民黨將軍隊編為120個師）。國民黨方面表示，如果此次商談的各項問題能全盤解決，可以考慮20個師的數目。雙方同意成立三人小組，具體計劃本項所述各個問題。

重慶談判推動了和平民主潮流的發展，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並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影響。它使共產黨爭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使堅持獨裁內戰的反動勢力進一步陷於被動地位。因此，儘管“雙十協定”很快被蔣介石撕毀，重慶談判仍具有重要意義。 從這時起，共產黨人對“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些”這句話有了新的體會，這確實是革命、建設立於不敗之地的戰略思想。此後許多年，不管遇到什麼事情，只要有兩種可能，共產黨人總是多想想困難方面，把保險係數打得高些。這樣做，有時顯得拘謹、保守，一些該干能幹的事情沒有乾或不敢干，更多時候卻避免了不切實際的急躁蠻幹。太行山有這種想法的人可能不少。 《新華日報》載：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和共產黨聖地延安都舉行了慶祝抗戰勝利的盛大遊行。太行抗日根據地領導機關集中的涉縣赤岸、彈音一帶始終靜悄悄。這同農村居住分散有關，也是由於人們在長期戰爭中養成的深沉、冷靜在起作用。這裡畢竟是前方。 解放區的人民很快聽到正式傳達：蔣介石多年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堅持獨裁，敵視人民，現在更要獨吞勝利果實，走下峨嵋山摘勝利“桃子”。我們在敵人包圍之中奮戰八年，確實累了。但人家恃強打你，我們只能自衛還擊。自古“哀兵善戰”，我們裝備不如敵人，缺乏大兵團作戰經驗，我們之所以不斷取得勝利，主要由於“哀兵”自衛，得道多助。戰士們、民兵們、參戰民工們心裡有氣，在高超指揮藝術下洶湧噴薄而出，成為最大的戰鬥力，是任何威力強大的美式武器都不能阻擋的。 人們看得更加清楚：大規模內戰無法避免。蔣介石的寡頭獨裁同人民大眾的矛盾不可調和。經過十年國內革命戰爭、八年抗日戰爭的鍛煉，今非昔比，中國人民不會任人宰割。為爭取“和平、民主、團結”，毛澤東主席應邀到重慶同蔣介石談判，還訂了個“雙十協定”。事實證明，這些都是蔣介石的援兵之計，他一旦認為準備就緒，立即大舉進攻，我軍只能自衛還擊。 美國軍艦幫助國民黨運兵晉冀魯豫區於是出現了“堵水”的美名。蔣介石要把禍水從峨嵋山經長江、平漢路沒到華北、東北，我們必須把它堵住。關鍵在平漢路中段。平漢南段、北段暫時為蔣軍控制，雙方爭奪焦點在中段。豫北重鎮安陽以北，河北重鎮石家莊以南，成為敵我必爭之地。劉（伯承）鄧（小平）提出必須確保平漢中段，所以首先要徹底破壞平漢中段。暫時破壞是為了長期確保，這就是生活的辯證法。抗戰八年，晉冀魯豫解放區擔子很重。解放戰爭開始這裡又首當其衝。堵住國民黨洶湧而來的禍水，掩護我軍在華北特別是東北戰略展開，這是一個光榮任務。我軍很多幹部後來都十分幸運，能夠成為一名“堵水”幹部。 蔣介石一面同共產黨領導人談判，一面派軍隊進攻解放區。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和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就兩次密令各戰區印發1933年蔣為“圍剿”紅軍而編寫的《剿匪手本》。 “雙十協定”簽訂後幾天，蔣又發出進攻解放區的密令。 解放區軍民奮起自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