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04章搞土改，鞏固擴大解放區

1947年7月全國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規定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進攻，以主力打到外線，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在外線大量殲滅敵人，打破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的反革命戰略。為此，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作出了“三軍配合，兩翼牽制”的戰略部署。三軍配合”是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一、二、三、六4個縱隊，亦稱劉鄧大軍)於1947年6月30日，突破國民黨150公里河防強渡黃河，挺進魯西南，殲滅國民黨軍9個半旅以後，經豫皖蘇邊區南下，於8月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 接著陳賡、謝富治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2個縱隊、1個軍和1個旅8萬多人(亦稱陳謝大軍)於8月22日突過黃河，挺進豫西，展開於豫陝鄂邊區。 8月間，陳毅、粟裕率華東野戰軍直屬隊、六縱隊及特縱南渡黃河，與8月初已進至魯西南的第一、三、四、八、十縱組成西線兵團，並指揮晉冀魯豫第十一縱隊在黃(河)、淮(河)、運(河)及平漢路之間實施展開，擴大豫皖蘇解放區。

到9月下旬，劉鄧、陳粟、陳謝3路大軍以“品”字形陣勢在中原展開，把戰線由黃河南北推進到長江以北，使中原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奪取全國勝利前進的基地。所謂“兩翼牽制”是以西北野戰軍出擊榆林，吸引進攻陝北之敵北調，以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在膠東開展攻勢，將進攻山東之敵引向海邊。中共中央“三軍配合，兩翼牽制”戰略的展開，使冀魯豫、豫皖蘇解放區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結束了獨立堅持敵後游擊戰的局面，出現了大反攻、大拉鋸、大勝利的好形勢。 為了支援劉鄧大軍發動的魯西南戰役，中共考城縣委、縣政府動員全縣解放區黨政軍民，組織民兵、民工，徵集糧食、衣鞋等，全力以赴配合主力作戰。在田集戰鬥中，考城縣大隊殲敵200多人，繳獲輕重機槍5挺。在6月30日至7月28日的魯西南戰役中，考城縣人民組成7000餘人的擔架團，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隊作戰。同時，縣大隊也得到了鍛煉，提出了戰鬥力。

魯西南戰役後，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在路過豫東地區時，豫皖蘇一分區部隊擔任了掃清道路、保證供應、收容傷病員、作嚮導等方面的任務。為保證劉鄧大軍勝利南下，牽制和遲滯其尾後跟進的敵10餘個旅，分區部隊西進破擊平漢路和尚橋段，掀軌炸橋，切斷敵人在中原的軍事動脈，有力地支援了劉鄧大軍的順利南下。 為貫徹中央三軍經略中原的戰略部署，1947年9月27日，華野一縱由民權至蘭封間越隴海路南下，第二師一部攻擊內黃車站，殲敵2個連。同時，華野一縱某部破擊黃口至鄧寨段鐵路，並殲敵整編第二十四師一個連及交警部隊100餘名。隨後，華野一縱第一師進至杞縣，將敵河南省保安團一個營及保安大隊包圍，次日拂曉全殲守敵，解放杞縣城。 28日，華野一縱第三師在陳留縣韓崗殲保安團一部。同時，八縱攻占野雞崗，殲敵一個保安團，29日攻占睢縣縣城。 10月9日晚，華野八縱攻克通許縣城，殲敵保安團100餘人；10日夜，又以百里急行軍西進，在一分區武裝配合下，一舉解放尉氏縣城；18日收復扶溝、鄢陵等敵據點，19日攻克周家口。 26日八縱又回師北上，在一分區武裝配合下，解放陳留縣城，全殲國民黨河南省保安第一、二兩個團，後又乘勝解放洧川縣城和朱仙鎮。劉鄧、陳粟部隊在魯西南、豫東地區的作戰，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殲滅了國民黨大量的正規軍和地方雜牌武裝，為豫皖蘇解放區的進一步擴大鋪平了道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人民解放軍進入戰略進攻以後，由於劉鄧大軍和華野部隊先後進入魯西南和豫皖蘇地區，使這些地區出現了敵我主力互相拉鋸的局面。在敵我拉鋸期間，解放區黨政軍民的主要任務是支援解放軍野戰部隊作戰。同時，打擊國民黨地方武裝和政權，消滅土匪，穩定形勢，堅持土地改革和腹地鬥爭，進一步擴大解放區。為了配合主力部隊作戰，1947年9月，考城縣大隊和魯西南分區部隊破擊隴海鐵路野雞崗至內黃段，炸毀3座鐵橋。 1947年11月，一分區部隊在群眾協助下，破擊隴海路民權至內黃段。這種破擊鐵路曾進行多次，牽制和阻攔了國民黨軍隊主力部隊對解放軍主力部隊的追擊和跟踪，破壞了敵人的交通，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隊的作戰。縣、區地方人民武裝在配合主力部隊作戰中也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全力支援主力部隊作戰的同時，解放區黨政軍民為保衛解放區和土改成果，消滅“還鄉團”成為解放區突出的任務。根據“還鄉團”多跟在國民黨正規軍之後到解放區活動的規律，解放區軍民對“還鄉團”採取了伏擊或截擊的戰術予以打擊和消滅。在解放區各縣大隊和區隊的積極配合下，經過褚皮崗、龍塘崗、傅里莊等戰鬥，到1947年底，“還鄉團”基本被打垮。至1948年6月，“還鄉團”徹底被消滅。 豫皖蘇軍區建立後，豫東形勢逐漸好轉。中共豫皖蘇一地委根據區黨委的部署，決定向西發展。原冀魯豫十三軍分區所轄地區1945年9月被國民黨軍侵占後，原鄢尉縣黨政軍領導撒到水東，併入達生縣(通許縣)編制，但尉氏縣、洧川縣的革命鬥爭始終沒有間斷，達生縣四區武裝一直活動在黃泛區的白潭一帶。達生縣武裝也不斷打擊尉氏縣國民黨政權的地方武裝。 1946年冬，中共通許縣委在通許縣西南與尉氏結合部雙廟、張市一帶建立了八區。

1947年4月，國民黨整編六十八師駐尉氏兩個營及國民黨鄭州專署保安二團相繼調離尉氏。豫皖蘇區黨委決定利用敵空虛的大好時機，擴大解放區。中共豫皖蘇一地委根據區黨委的部署，在黃泛區建立了中共尉氏縣工作委員會，李紫明任書記，並由通許縣大隊抽出一個班為基礎建立革命武裝。 1947年5月，中共尉氏工委改為中共尉(氏)洧(川)縣委，同時建立縣政府和縣大隊，縣委書記和縣大隊政委由華野八縱支援地方的肖伯韜擔任，縣長和縣大隊長由李紫明擔任。尉洧縣委和縣政府、縣大隊建立後，領導群眾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並拿起武器開展革命武裝鬥爭，使解放區逐步擴大。 1947年9月，華野部隊進入豫皖蘇區後，狠狠打擊了國民黨反動勢力，開闢了平漢路以東，賈魯河以西地區，解放區進一步擴大。 1947年10月，豫皖蘇區黨委建立了豫皖蘇區五地委、五專署、五分區，轄通許、尉洧、長(葛)洧川、西華等縣。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王其梅、副書記施德生、專員管寒濤、分區司令員王建青(八縱某師副師長)。五地委建立後，尉洧縣分建尉氏縣和洧川縣。尉氏縣委書記仍為肖伯韜、縣長李紫明，洧川縣委書記兼縣長趙一心。

尉氏和洧川縣委、縣政府、縣大隊建立後，領導兩縣人民打擊國民黨反動勢力，進行土地改革等工作，使尉氏、洧川兩縣的工作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但是，在1947年10月11日和1948年1月19日與國民黨軍的戰鬥中，縣委書記趙一心和肖伯韜壯烈犧牲，給兩縣的工作帶來了損失。 在五地委、五專署二五分區建立的同時，其他解放區也得到了擴大。 1947年7月，經魯西南地委批准，蘭封縣委、縣政府、縣大隊建立，縣長徐錫鵬、縣大隊長劉文奇。 1947年9月，經一地委批准，建立了開(封)陳(留)縣委、縣政府、縣大隊，副縣長石玉波、縣大隊長董兆祥(1948年10月改為開封縣)。 1948年8月，建立了陳留縣委、縣政府、縣大隊，書記耿化五、縣長兼大隊長許友義。 1948年10月，建立了長(葛)洧(川)縣委、縣政府、縣大隊，書記兼縣長韋榮環。至1948年10月，開封市及所轄各縣區全部解放。

1946年7月下旬，中共冀魯豫第六地委、六專署在杞南傅集鎮召開各縣領導幹部會議，貫徹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晉冀魯豫中央局邯鄲土地會議精神，部署土地改革工作，提出“一手拿槍，一手拿算盤”，要求各縣抓緊時間，利用戰爭空隙，搞好土改試點工作，隨後再全面開展。 豫皖蘇邊區恢復後，中共豫皖蘇一地委及時貫徹《五四指示》，總結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提出下步土地改革的意見，於1947年元月15日發出了關於迅速開展土改的指示，指出：“集中一切可能集中之力量，用高度之工作熱情迅速地開展土改工作，務於春耕前完成平分土地之光榮而偉大之任務。”之後，中共豫皖蘇一地委副書記鄭華親自率隊到杞縣大李莊村摘土改試點。 各縣的土改工作由縣委組織部長和民運部長具體負責，首先進行土改試點工作。各區也都確定了自己的試點村。土改運動很快在老解放區開展起來。 2月，地委在杞南竹林召開全地區土改試點工作經驗交流會議。會上介紹並肯定了中共杞縣縣委安橋土改試點工作的做法和經驗。會後，各縣土改工作由點到面，逐步推開。其具體做法是：按鬥、倒、獻、分四步進行。即鬥倒地主的威風，按二五減租倒回多交的租息，要地主獻出部分土地浮財，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在中共豫皖蘇一地委竹林會議之後，各縣都迅速開展土改工作。

杞縣縣、區領導在韋莊、楊莊村指導試點工作。韋莊有16戶地主和幾戶富農，土地比較集中。還有一個有名的大地主韋晶方，過去當過國民黨的專員，這個村許多人跟他在國民黨那里幹過事，所以，群眾怕變天思想非常突出。縣、區委領導認為：如把韋莊村的土改工作開展起來，在周圍村子裡將會產生積極影響。於是就把韋莊村的工作放在了幾個試點村的重點。土改試點從發動基本群眾人手，從紮根串連開始，一個一個地進行思想發動，算地主的剝削帳，講解“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道理。在思想發動的基礎上，把群眾組織起來，由貧農小組到建立貧農團組織。在建立貧農團之後，由其領導農民同地主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主要是斗地主階級的當權者、大地主、惡霸地主、有血債的地主。通過撕破臉皮的面對面的鬥爭，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擴大農民的階級隊伍，把貧農團發展成農民協會，中農也參加進來。

鬥爭首先是政治上的鬥爭，把地主階級的威風打下去，使貧農、雇農和中農揚眉吐氣，站起來當家作主。鬥爭會一般有兩種形式，即說理鬥爭大會和訴苦、控訴鬥爭大會。在斗爭中，黨政領導經常對群眾進行政策教育，對鬥爭對像不得打罵。但群眾一發動起來，難以控制，常有戴高帽子的現象。這種鬥爭會都是貧農團或農民協會主持，民兵維持秩序，縣、區、鄉干部當參謀。 在政治鬥爭的基礎上，進行經濟鬥爭，即分浮財，分土地。開始群眾不敢行動，經過做工作，逐漸有少數群眾被發動起來，他們當中有三種人：即民兵、村幹部；軍屬、烈屬、幹部家屬；少數勇敢分子。多數貧農基本群眾持觀望態度，中農更是在一邊看。杞縣韋莊村有一戶姓王的中農，他的大兒子在解放區學校讀書，縣、區工作隊進村後，在思想感情上與工作隊非常親近，也跟工作隊講真情實話，但對參加農民協會斗地主猶豫不決。隨著鬥爭的深入，特別是經濟鬥爭的開展，群眾發動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增加，那戶姓王的中農和許多基本群眾也都參加了農民協會，加入了鬥爭的行列。土改工作的進行，打垮了韋莊村地主階級政治上的威風和經濟上的優勢，貧下中農站起來，當家作主了。

1947年6月17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報導了豫皖蘇邊區的土改運動，指出：“從2月至現在，豫皖蘇土地改革運動，在蔣軍連續'掃蕩'與反复，'清剿'的緊張情況下，已獲顯著成績，大部分地區已據點式的突破，部分地區已造成熱潮。一據不完全的統計，4個月來，豫皖蘇睢縣、杞縣、太康等老區，已有335個村莊進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農民收回土地48569畝，得地農民19700人。” 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發展，不僅喚醒了廣大農民群眾，同時也震驚了地主階級。他們不甘心失去自己的“天堂”，紛紛將浮財轉移到貧農家裡代為“保存”，有的乘機賣掉土地，轉移“視線”，逃避鬥爭。地委發現這一情況後，立即通知各縣區，先分地主浮財，再分土地，以保障農民在土改中能獲得物資利益。 但是，由於受到歷史條件的製約，加之地方乾部政策水平和群眾覺悟的限制，土改工作又是在戰爭間隙中進行，所以這一階段的土改工作較為簡單粗糙，出現了一些問題。如開始劃階級成分時採用了“3畝窮，5畝富，過了10畝不用做”為標準，即每戶每人平均3畝或不到3畝者為貧農；人平均3畝以上，5畝以下者為中農；人平均5畝以上，10畝以下者為富農；人平均10畝以上者為地主。有的地方採取把土地打亂平分，以一村或幾村為單位，把所有的土地和人口作一統計，用人口數去除土地數，搞絕對平均分配。 這樣一來，貧苦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不僅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平分掉了，而且也侵犯了中農的利益，引起這部分人的不滿；又加之國民黨軍隊不斷向解放區進攻，國民黨地方政權及惡霸地主組織的“還鄉團”非常猖獗，一些村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被殺害，部分貧下中農怕階級敵人報復，分的東西不敢要，有的白天分，晚上再給地主送回去，造成明分暗不分的局面。土改工作不僅進展緩慢，而且也不徹底。 1947年7月7日，中共豫皖蘇區委再次發出《關於土地改革的指示》，指出：目前全黨全軍必須一致貫徹土地改革與戰爭統一的思想，並在實際工作中，把土改與戰爭統一起來；提出“一手拿槍，一手拿算盤，一面打仗，一面分田地”的口號。要求在7、8、93個月中完成全區的土地改革。為認真貫徹執行豫皖蘇區黨委指示，各縣召開土改工作會議，總結前段土改工作經驗和教訓，部署下段土改工作。 7月中旬，各土改工作隊入村後，首先進行階級教育，深入到戶訪貧問苦；召開各種會議，發動群眾，讓貧苦農民控訴地主、官僚剝削壓迫之苦，啟發階級覺悟。其次，加強農村政權建設。在開展工作時，他們把訪貧問苦和個別訪賢結合起來，把真正的積極分子與勇敢分子區別開，使農村基層政權掌握在可靠的貧雇農手中。但是，經過艱苦工作，仍未打開局面。 土改工作為什麼不能打開局面順利進行，地委和各縣經過分析認為：當時是大拉鋸局面，戰爭空隙時間很短，特別是國民黨交警二總隊和河南省保安團、隊支持、配合“還鄉團”對土改積極分子進行殘酷迫害，摧殘農村革命政權和群眾，使農民群眾悲觀消沉，過去分的土地和財產，有的又被倒了回去，這是打不開局面的主要原因。 面對嚴峻的現實，地委決定全區黨政軍幹部和部分武裝集中起來，參加土改工作組(隊)，以武裝鬥爭保衛土改。同時，各區確定自己的重點村，點面結合，全面鋪開，互相啟發和推動，掀起土改熱潮。 以“擒”為主的“急性”土改極大地鼓舞了廣大貧下中農的革命熱情，提高了階級覺悟，打垮了地主階級的經濟基礎，摧垮了封建剝削制度。 這次以“擒”為主的“急性”土改，範圍較廣，面積較大，僅杞縣、克威兩縣就有400個行政村，貧苦農民11233戶、44833人分得了土地。在土改中湧現出了一批新的積極分子，建立了縣農會和5個區農會，建立健全了行政村級民主政權98個。實現了村村有農會、民兵組織和基幹民兵隊，民兵發展到1500餘人；有各種槍支500支，婦女、兒童組織也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還規定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二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個人所有。 《中國土地法大綱》具有重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義，對土地改革運動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為豫東解放區的土地改革的深入開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後，豫皖蘇解放區的一、五地委和冀魯豫邊區五地委及所轄各縣委、政府，為進一步搞好土地複查和深入的進行土地改革，認真貫徹落實《中國土地法大綱》，分別召開會議，舉辦土地改革積極分子和農村幹部訓練班，認真學習領會《中國土地法大綱》，總結交流土改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學習和培訓後，將土改積極分子和農村幹部充實到區、鄉、村各級領導班子，為深入地、全面地開展土改複查和進行新區土改增強了力量。各縣委、縣政府結合本縣土改實際情況，在土改複查中，全面貫徹執行《中國土地法大綱》。對上段土改中出現的不徹底和貧富不均等問題，本著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抽遠補近、填平補齊的原則，進行認真仔細的核查和調整，存在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經過1個多月的土改複查和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全解放區土改走上了穩步發展的道路。 戰略進攻開始後，由於形勢的好轉，土地改革全面深入的開展，解放區的逐步擴大，使黨的組織、尤其是黨的基層組織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是，基於革命戰爭的需要，黨中央決定進行整黨整風。 1948年春，在中共豫皖蘇邊區委員會統一部署下，一、五地委和所屬的克威、杞縣、尉氏、通許、洧川、開陳等縣先後開展了整黨整風。這次整黨整風的主要內容是：三查三整，即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黨整風的方法是：在黨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徹底揭發批判離開黨的路線的錯誤思想和表現。同時邀請黨外群眾參加會議，徵求他們對黨組織和黨員的意見。整黨整風的基本目的是：對犯錯誤的黨員，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堅持教育挽救。對於混入黨內的壞人，則堅決清除出黨。 整黨分二批進行。第一批是在1948年2月進行，由地委主要領導和各縣委書記參加。上級領導宋任窮、章蘊、吳芝圃、劉子久、楊一辰、縱漢民等親臨指導。 這次整黨首先學習毛澤東在華北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晉綏邊負責同志會議上的講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和《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上級黨委有關整黨的文件、領導講話及吳芝圃著的《共產黨員的享受觀》。然後，對照自己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通過學習和整頓，與會領導幹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增強了階級觀念、政策觀念和紀律觀念。但整黨整風中受“左”的影響，處分面較寬。參加整黨的第一批同志大部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雖然以後絕大部分都平了反，但傷害了一些好乾部。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對太康縣支隊長宋秀啟僅憑個別人的揭發材料就定了“罪行”，予以槍殺，在豫皖蘇解放區群眾中和黨領導的武裝部隊中造成了不良影響。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宋秀啟才得以平反昭雪。 1948年三四月份，進行了第二批整黨。第二批整黨主要是以縣、區領導幹部為主。整黨期間，一、五地委分別召開了地委擴大會議，傳達了鄧小平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央和中央分局關於糾正“左”傾錯誤的指示，討論了對糾正“左”傾錯誤的安排和部署。各縣委分別召開了區以上乾部會議，結合本縣實際情況，認真查找和糾正土改和整黨工作中“左”的錯誤。當時，“左”的錯誤在本地的：表現與危害是：殺人過多，無嚴格控制，一度出現亂棍打死人，“爬望蔣桿”，對地主掃地出門，不給出路的現象。這樣做，不僅基本群眾不同情，而且把地主子弟及家屬都推向國民黨方面，使國民黨地方政權、惡霸地主組織的“還鄉團”武裝迅速擴大，與解放區黨政軍民對抗，殺害地方乾部和土改積極分子。組織路線過“左”。在土改中建立貧農團等組織時，把中農排除在領導班子之外，甚至提出中農不得扛槍當民兵，把多年的中農出身的積極分子、村幹部統統踢開，一律換成貧雇農。貧雇農出身的干部多半與老幹部關係密切，看老幹部無罪受治，很不滿意，工作中顧慮重重，放不開手腳。一些新出現的勇敢分子，一時又形不成核心，使黨在農村中的威信有所降低，影響土改進行。土地分配政策上表現過“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侵犯中農利益，有些地方不僅“均”了中農的土地，而且分了他們的浮財，擴大了打擊面。侵犯了工商業者的利益。對他們按土地算剝削帳，浮財被分，還打擊了一部分大的工商業者。如馳名全國的杞縣莫家醬菜作坊被搗了，幾百條醬缸被打爛。整黨中認為，出現上述問題的重要原因在於處於戰爭環境，黨的政策不夠完善，在小農經濟基礎形成的農民平均主義思想在縣、區、鄉各級幹部中還嚴重存在。 在整黨中，為了糾正“左”的錯誤，地、縣委逐級傳達貫徹上級糾“左”的文件和指示精神，主要負責同志作檢討，主動承擔責任，不上推、不下卸，並向被錯誤批判受傷害的干部和群眾道歉。 5—9月間，又先後進行幾次整黨，查挖地富思想、注意克服工作中“左”的情緒，糾正前段土改中侵犯中農利益，打擊工商業者，殺人過多等“左”傾錯誤，消除“左”傾錯誤影響。雖然因戰爭頻繁，使整黨工作時斷時續，但通過整黨統一了認識，糾正了工作中的問題，加強了黨的建設，推動了參軍參戰、支前及其他各項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