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義成功。消息傳到京城，清政府即命令駐防於保定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進軍山西，鎮壓革命。吳之先頭部隊第十二協吳鴻昌部於10月31日到達井陘，與山西民軍遙相對峙。 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人，畢業於湖北武備學堂。 1900年與唐才常組織自立軍，在安徽大通縣密謀起事，失敗後赴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為第三期生。回國後曾任延吉邊務大臣、副都統等職，後調任第六鎮統制。吳素懷革命大志，豈料武昌起義後，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內閣大臣。吳祿貞對袁世凱有看法，他與北京皇室反袁派認為“亡清必袁”。行前，吳與清官載濤、良弼等密謀反袁。 11月3日吳祿貞到達井陘前線，即佈置與山西軍民聯合以實現倒袁計劃。與山西軍民達成協議後，為了迷惑清政府，吳祿貞又致電清內閣，謊稱“與革軍接戰，革軍不支，退守娘子關，革軍……前線兵，日見增加。”要求“籌撥山炮一營、步隊一標”，以增兵力。

11月4日，清政府任命吳祿貞為山西巡撫。當天下午1時，吳祿貞與閻錫山分別乘火車到達娘子關，雙方舉行會議。吳祿貞在會上首先聲明：清廷授我山西巡撫，是一種籠絡手段，我決不就任。我站在大革命立場，極願與山西合作。山西位置重要，可能山西光復，中國就光復，重要的在於起義要及時，能使清室震動……會談結果，決定組成燕晉聯軍，公推吳祿貞為燕晉聯軍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為副都督兼副總司令，溫壽泉為聯軍參謀長；決定山西民軍先撥兩營開往石家莊，歸吳指揮，然後會師北京，推翻清室。當天，吳祿貞部在石家莊截留了清政府由京漢鐵路運往湖北前線的軍械和糧服。 吳祿貞的行動，引起了清政府的仇視和憤怒，乃促其速到山西赴任，以解除京漢鐵路中段的阻礙，溝通與武漢前線清軍的聯繫。此時，督師湖北孝感的袁世凱，因吳扼守石家莊而不能赴京就任內閣總理大臣，並對吳截留軍械糧服，恨之入骨。就以白銀三萬兩(一說二萬兩)暗中收買被吳祿貞撤職的原十二協統週苻麟，設法刺吳。週潛到石家莊與任吳祿貞衛隊長的東北同鄉馬惠田密謀。馬於11月6日深夜，乘吳辦公之際，將吳槍殺於車站辦公室，參謀張世膺、副官周維楨同時殉難。

吳祿貞被刺之後，閻錫山為了應付對敵，一面派南桂馨赴陝西向革命軍求援，一面派常樾、賈德懋等到石家莊向新軍第六鎮統制段祺瑞疏通，並派太平縣(今襄汾)舉人、軍政府參議董桂萼赴晉南，參議胡某到晉北招撫。 此時，清政府也在千方百計企圖恢復在山西的統治。 11月14日，派渠本翹為山西宣慰使，進行誘降活動。 11月15日，又任命張錫鑾為山西巡撫，率領曹錕第三鎮兵開往石家莊，進攻娘子關。在此情況下，閻錫山遂派喬煦率第二標到娘子關增援。幾天后，閻偕趙戴文、馬開崧等到娘子關督戰。 12月8日，第三鎮第五混成協統盧永祥率部由石家莊開至井陘。當晚受到山西民軍的襲擊。次日，清軍砲兵在蔡莊放列，民軍數十人前往搶炮，雙方互有傷亡。 12月10日，清軍炮轟雪花山民軍陣地，民軍奮起抵抗，傷亡500餘人，清軍亦死500餘人。 12月11日，清軍攻占娘子關，閻錫山、姚以價等倉惶撤退。

閻錫山等於12月12日回到太原後，即按計劃撤離。趙戴文等晉北人率部出城北走；溫壽泉、楊彭齡、李鳴鳳等晉南人則率部南下。民軍相繼離開後，太原人心惶惶，有的逃出城外，有的躲入外國教堂，單北門街天主教堂內即有千餘人之多。市面秩序混亂，多數商店關門。三橋街雙福火柴公司改懸日本國旗，帽兒巷隆記紙菸莊改懸英國國旗。不法之徒，蠢蠢欲動。原來清政府官吏立即死灰復燃，補服頂戴又出現街頭，一些盤起來的辮子又拖在腦後。軍政府懸掛的“八卦太極圖”白旗也被改為黃色龍旗。原來山西的清政府官員王慶平、李監鐸、駱成驤、連印、王大貞、週渤等用原印信出佈告安民，財政、警務等衙門和督練所也都恢復辦公。同時，還命令民軍投誠，並發給投誠者一條蓋有桌台衙門印信的黃布，以資識別。太原城內，一派復辟氣氛。

原清朝官員王慶平等在聯名致張錫鑾的電報中競狂妄地說：“三晉軍民，重見天日，無不額首稱慶。” 1912年1月5日，盧永祥帶步兵第一標王丞斌部兵馬三隊、山炮工輜各兩隊進占太原。 1月10日，張錫鑾在武衛軍的保護下，也由石家莊到達太原。這時，已回到南方的山西同盟會員劉盥訓向清政府的議和代表唐紹儀提出抗議，指出張錫鑾入晉是違約失信的行動，要求唐致電袁世凱令張離晉。張錫鑾離晉後，又由李盛鐸攝行巡撫事。 1912年2月12日，南北議和結束，共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閻錫山等人在河曲聽到全國已宣布共和的消息，又接到李盛鐸“深盼南來，晤商一切”的電報，遂催軍兼程南下。 1912年2月18日，閻率部到達忻州。當天，袁世凱即電李盛鐸、盧永祥和武衛軍統領王汝賢：“閻錫山軍隊……萬勿令其回駐太原，……如果閻擅自進行，望即督飭各營嚴加抵禦。”閻錫山只得留駐忻州。

閻錫山知道，要取得山西的統治權，必須取得袁世凱的信任。於是他一面派袁的門生定襄人董崇仁赴京向袁疏通，一面又向孫中山求援。孫即電袁世凱，提出撤軍，讓山西都督返回太原。其電文是： “北京袁大總統鑑：山西屢電，請轉知撤退太原兵，召還晉省都督。查前清兵在晉，確有野蠻舉動，大拂輿情。現在中國一家，秦兵既肯退出潼關，何獨於晉省。若晉督還晉，李盛鐸仍為民政長，則一是安謐矣！謹布，候复。孫文。” 在孫中山先生力爭下，加上閻錫山嚮袁世凱輸誠效忠，袁於1912年3月15日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 1912年4月4日，閻錫山回到太原。 到此，辛亥革命在山西告一段落。山西同盟會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廣大工農兵群眾奔走呼號，浴血奮戰的果實就這樣穩穩地落在閻錫山手裡。

山西民軍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不僅在於推翻了清王朝在山西的封建統治，而且對於結束我國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和建立中華民國，也起了重大作用。 1912年9月19日孫中山到太原視察時，曾對此作了肯定的評價。他說：“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何也？廣東為革命之最初省份，然而屢次失敗。清政府防衛甚嚴，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但是，在山西，閻錫山為了達到他回太原獨攬山西大權的目的，急於向袁世凱輸誠效忠，獻媚取寵，一方面表現了辛亥革命在山西的不徹底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資產階級軟弱的一面，它不可能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 1912年3月15日，閻錫山在辛亥革命的硝煙中，當上了山西都督，一顆鮮美的桃子到手了。這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為了保住這來之不易的果實，閻錫山利用各種藉口和機會不斷排擠和迫害大批參加山西辛亥革命的有功之士，消除山西境內的異己力量，為他割據山西，實行獨裁統治鋪路。

袁世凱在竊據辛亥革命勝利果實之後，採取各種手段壓制革命力量。 1913年(民國2年)3月，他親自導演了刺殺宋教仁血案。 “宋案”發生後，全國對袁世凱的聲討不斷高漲。但是，一些操縱地方省政權的軍閥站在袁世凱一邊，支持袁的做法。閻錫山也積極迎合袁世凱，並在各省軍閥致參、眾兩院的電文上簽字，以表示支持袁世凱的獨裁統治。 1913年11月，袁世凱在鎮壓二次革命後，當上了正式大總統。他下令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人的議員資格，以此達到取消國會建立獨裁統治的目的。閻錫山在山西趕忙採取相應的措施。當山西接到袁的命令後，閻錫山馬上指使警察廳查封了國民黨山西支部，並派專人前往省議會及各郵電局，調查國民黨山西議員是否與外界保持聯繫，對國民黨山西議員52人逐一進行了審查，追繳了議員證書。

1914年1月，閻錫山嚮袁世凱致函，詳報山西清理國民黨的情況。這樣做，閻錫山既討好了袁世凱，又進一步清除了山西的異己力量，可謂一箭雙雕。閻錫山不僅在政治、軍事方面追隨袁世凱，而且對袁世凱在思想領域大搞尊孔活動，也積極參與，緊步後塵。 1913年2月，閻錫山等人在太原文廟發起創辦了“宗聖會社”，建立了山西最大的尊孔社團。宗聖會社的名譽會長是解榮輅，副會長為趙戴文、劉錦訓等。後來，閻錫山又創辦了“洗心社”，親自擔任社長，定期講經祀聖，大力傳播孔孟之道，充當了袁世凱尊孔復古的吹鼓手。 1914年6月，袁世凱改各省都督為將軍，並授閻錫山為“同武將軍”，管理山西事務。閻錫山倍感榮耀，特意在原籍河邊樹立了一個門樓，鐫刻“同武將軍府”五個大字。

1915年(民國4年)8月，楊度等人在袁世凱授意下發起“籌安會”，鼓吹君憲救國，公開宣傳復辟帝制。同年9月3日，閻錫山即致電袁世凱，竭力在袁世凱面前阿諛奉承，認為“誠以中國之情，決不宜沿用共和製度，非採取德日兩國君主立憲法，不足以立國而救亡”，對袁世凱倒行逆施，復辟帝制亂加吹捧。 1915年10月，根據北京帝制派的授意，全國各省軍政長官組織國民議會代表民意勸進。 10月下旬，山西省七個選區的102名代表在閻錫山與山西巡撫使金永的主持下進行投票。選票是事先印刷好的，只准投票人填寫“贊成”二字，其它字樣不准填寫，結果一致通過擁戴袁世凱稱帝。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北京正式接受“推戴書”，宣布稱帝。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拙劣行徑，引起全國民眾的激烈反對。在山西，在省城太原，同樣展開了反袁鬥爭。身為山西都督的閻錫山，面對全國各地此起彼伏，聲勢日漲的討袁浪潮，不僅未有醒悟之意，反而仍追隨袁世凱，壓制山西志士的反袁活動。雲南蔡鍔起義後，太原政治形勢牢牢地控制在閻錫山手中。當時各地電信局、郵局都有省署派的專員審查往來函電，許多人因與雲南方面的電信往來，被嫌疑而無端遭到逮捕。

1916年(民國5年)6月6日，妄想倒轉歷史車輪的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在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絕境裡死去，喧囂一時復闢帝制的鬧劇也頓時悄然收場。閻錫山十分善於投機鑽營。在袁世凱統治時期，他一面極力投靠袁世凱，以保持自己在山西的地位；一方面千方百計應付著來自省外的各種政治力量的衝擊。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活動失敗後，閻錫山甚感失落。由於他極力追隨袁世凱，致使他原來披著的同盟會員“革命”色彩的外衣，幾乎被沖刷得稀爛精光，無法蔽體。山西與全國人民清楚地看到，閻錫山這個在辛亥革命中登上統治山西寶座的人，原來與全國各地封建軍閥同屬一丘之貉。 在這種形勢下，善於投機鑽營的閻錫山，利用袁世凱倒台後全國政治形勢混亂之際，一面竭力排斥在山西軍政方面有礙於他獨斷專行的各種力量，進一步控制山西；一面積極尋找中央政治勢力中新的靠山，投靠段祺瑞，以鞏固他在山西的統治地位。 首先，閻錫山趕跑了袁世凱安插在山西的爪牙——身任山西巡撫使的金永。其次，閻錫山對當時握有相當權力的黃國樑、孔庚等人進行排擠打擊。黃國樑曾與閻錫山在山西武備軍營日本士官學校兩度同學，還拜過盟兄弟。山西辛亥革命後，黃國樑也因有功於革命而歷任都督府軍政司司長、都督府參謀軍、十二混成旅旅長。袁世凱死後，黃國樑籌備擴充軍備，想把一個旅擴為一個軍，並在太原南郊建成能容納三、四千人的大營盤。閻錫山對此非常不滿，認為黃國樑的舉動，意在取代自己。後來，大總統黎元洪派代表來太原，曾住在黃國樑府中，閻十分疑忌黃國樑暗中與中央聯繫，對他進行內外夾攻。於是，閻錫山命令秘書長賈景德起草電報，發給北京政府，以“黃國樑獨斷軍事，雖無叛逆事實，實已跡近驕橫，軍人如此，國家綱紀，尚復何在”為託辭，請求北京政府撤換黃國樑。電報拍出後，閻錫山又找來憲兵司令張達三，交給他一道手諭，上書“黃國樑著即免職，限即日離開太原”，命張達三立即執行，並監視黃國樑離開太原。當夜，張達三派出憲兵一連包圍了黃國樑的住宅，並限制旅部官兵與其見面。黃國樑被迫於次日清晨離開太原，到了北京。閻即將旅長的空缺，委任孔繁雨尉代理。閻錫山就這樣把他認為對他有嚴重威脅的重要人物剔除掉了。 1916年(民國5年)7月，段棋瑞內閣將各省軍政長官的名稱加以修改，將軍改為督軍，巡撫使改為省長。閻錫山被任命為山西督軍，沈銘昌為省長。閻錫山便更加投靠段祺瑞，藉以鞏固他耗費心血奪得的山西統治權。 1917年7月，張勛借黎元洪邀請入京調停之機，擁溥儀恢復帝制。閻錫山在這個複闢王朝的分封中，被授予山西巡撫職務。當時，閻錫山為應付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急忙召集省軍政要員商討對策，決定暫時保持緘默，靜觀動態。 7月3日，段祺瑞在馬廠誓師，通電反對張勛復辟，並令各省出兵，會師北京。閻錫山當即給段祺瑞復電，表示支持，並藉機擴充山西兵力為4個旅，以商震、馬開崧、孔繁雨尉、趙戴文分別擔任旅長，派商震率第一混成旅，出發北上，表示支持。 8月1日，段棋瑞再次出任北洋軍閥總理。因為閻錫山積極支持了段棋瑞的行動，使閻在此之前暫時兼任的省長成為實職。至此，閻錫山便名正言順地將山西的軍政大權集於一身。 閻錫山獨掌山西軍政大權後，為了進一步鞏固其統治，在山西實行所謂“用民政治”。 1918年五、六月間，閻錫山在省城太原召集各級官員連續召開政治會議，編制所謂《用民政治大鋼》，實際就是要建立秘密“行政冊”，以軍國主義思想，從各個方面加強對山西人民的監視與控制，企圖以政治軍國主義化手段，把山西建成一個閻氏獨立王國。 1937年10月，日軍分兩路侵入山西，一路在忻口被阻；一路於11月初攻入娘子關，沿正太鐵路長驅直入，進逼太原。閻錫山率先攜其軍政官員向南逃竄，閻軍風聲鶴唳，潰不成軍，沿途大肆搶劫，遭害百姓，鬧得人心惶惶，民怨沸騰。 日軍侵占太原後，建立了殘暴的軍閥主義統治和漢奸傀儡政權，設立鎮壓人民的警察特務機關和所謂地方保安部隊，用以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日軍以太原為中心，四面出擊，對抗日軍民進行瘋狂的掃蕩和屠殺。他們還在太原設立了“俘虜營”(在小東門裡)，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殘酷殺害中國抗日軍民的一所人間地獄。日本侵略軍把八路軍幹部、戰士和地方黨政工作人員，以及被捕的地下黨員和愛國人士長期關押在這裡，進行野蠻的折磨和摧殘，成批成批地殺害。 1942年7月7日，山西省工委書記張友清同志就是被他們折磨慘死在這裡的。 在敵人“掃蕩”中不幸被捕的抗日軍民，許多都被提解到太原，關在“工程隊”(即俘虜營)裡，其中約有70％的人，都因飢餓、瘟疫及被抽血過多以致身染重病或死亡，還有些人被日寇活埋和虐殺。 1941年3月間，日軍在“工程隊”後院活埋了130多人；6月份，在“工程隊”中被敵人在深夜裡酷刑打死，而到次晨宣布“急病暴卒”的就在60人以上。有時敵人還用他們豢養的狼狗折磨受難的人們，將被捕的人下半身埋在地下，令其狼狗撲食上身，鮮血淋漓，慘不忍睹。 1942年7月間，日軍把200多名被俘戰士從“工程隊”帶走，令其新兵“上操”練習，當作“活肉靶子”一個個用刺刀捅死……根據比較可靠的材料估計，八年中，太原“工程隊”殺害我抗日軍民在12萬人以上。 日本侵略軍在殘害抗日軍民的同時，在經濟上對太原的工業大肆進行掠奪，除了運走機器3000多台外，還把原來的太原兵工廠改為修理槍砲的日軍兵器廠，把毛織廠改為日軍野戰衣糧廠。此外，太原晉華捲菸廠的紙菸、水泥廠的水泥、窯廠的瓷器、鐵路工廠的鐵軌等，也都成了直接為日軍服務的用品，整個太原的工廠實際上變成了日軍的“兵站”。與此同時，日本壟斷資本依靠“武士道”的刺刀，先後在太原設立了控制主要物資的“雜穀組合”、“皮毛組合”、“木材組合”，掌握了全市的經濟命脈。日本商品，從絲麻品到醫療器械，從日用百貨到罐頭調味，像潮水般湧進太原，施行經濟掠奪。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軍對市場實行了物資管理和物資控制，致使太原私營商業生意蕭條，紛紛倒閉。 與經濟掠奪相輔而行的還有文化侵略。這個時期太原的各級學校都被迫增加了日語課，大量刪掉以愛國主義為內容的教材。 “中日提攜”、“共存共榮”成了對青年灌輸奴化思想的基本內容。日軍妄想通過這些手段，使中國人忘掉自己祖國的語言文字，變成徹頭徹尾的亡國奴。 日寇的統治給太原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遭到迫害最慘的，首先是工人階級。日軍佔領期間，工人勞動強度在12小時以上，而領到的工資，在物價暴漲的情況下，卻連本人也難得溫飽，更談不上養家糊口了。特別是太原採煤工人的處境，更為淒慘。許多農民和城市貧民，被趕到東、西山的礦井下，夜以繼日地進行牛馬般的勞動，動輒遭到日軍和漢奸走狗的鞭打和殘殺。在郊區，日偽軍隊殘暴絕倫，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尤其是在偏僻山區，窮凶極惡的侵略軍採取了慘絕人寰的“三光”(燒光、搶光、殺光)政策，使廣大農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 日本侵略者殘酷的大屠殺，激起了太原人民的無比憤怒與反抗。西山煤礦區是日本侵略軍殘殺太原人民的又一個人間地獄。在白家莊村右側的高家河，數以千計的煤礦工人被繁重的勞動折磨得半死不活後，一個個被扔進了河溝，然後用刺刀捅，讓狼狗咬，全部慘死，整個河溝變成了血淚斑斑的“萬人坑”。為了營救受苦受難的人們，1944年秋，共產黨晉綏八分區採取裡應外合的夜襲戰術，一舉拔掉了日偽軍在西山的據點，摧毀了他們的碉堡。 八路軍“夜襲西山”戰鬥勝利結束以後，日本侵略軍的囂張氣焰受到重挫。 1945年8月正當日本侵略軍準備重修碉堡和增築砲台時，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一貫進行投機鑽營的閻錫山，竊奪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竄回太原，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1946年6月內戰爆發，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隊越戰越強，國民黨反動軍隊節節潰敗。閻錫山的統治，日暮途窮，風雨飄搖。為了作最後掙扎，他便脫掉“仁慈善政”的外衣，從1946年下半年到1948年，採取了“兵農合一”、“三自傳訓”等一系列強暴措施，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夢想以法西斯手段，來維護其即將崩潰的反動政權。在工礦企業中，閻錫山強迫工人勒緊褲帶，加速生產，發展軍火工業；在郊區他強制推行極端反動的“兵農合一”。 所謂的“兵農合一”，就是在農村統一登記役齡壯丁，每6人編成一個兵農互助小組，其中一人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另外5個稱為國民兵在家種地，國民兵每人每年出優等糧3石，棉花5斤，以供養常備兵及其家屬。在外做工經商和求學的青年，限期由家屬叫回抽籤服役，逾期不歸者，由家屬交優待糧和棉花。以村為單位，把土地劃成若干等份，交由國民兵領種，領種土地的國民兵，必須向地主交納地租，保留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這也就是閻氏所說的“土地村公有”的實質。 閻錫山在太原郊區和晉中各縣推行的“兵農合一”，把農民變成了農奴，它是一條逼命、要糧、徵兵的鐵鎖鏈，成千上萬的農民，為了活命，背井離鄉，有家難歸。凡實行“兵農合一”的村莊，田園荒蕪，荊棘叢生，關門閉戶，人心惶惶。農民含淚抱恨，到處流傳著“兵農合一好，到處長荒草”，“兵農合一聚寶盆，又沒糧食又沒人”，“地裡蒿草多，村里病人多，家里女人多”等歌謠。在那悲慘的日子裡，太原郊區的許多農民被迫賣妻賣子，掙扎在死亡線上，僅1948年中，全郊區餓死和被殺害的農民不下6000人。晉祠南大寺26戶人家賣妻的就有5戶，賣子的有9戶，還有28人活活餓死。 在城區，閻錫山實行了臭名遠揚的“平民經濟”政策。通過“平民經濟”的執行機構，閻錫山控制了整個太原市場，操縱物價，囤積居奇，物價一漲再漲。最高的時候，太原糧價，超過當時上海2200多倍，居全國第一位。人們用一塊銀元買不到2斤雜糧。特別是解放前夕，閻錫山的“戰時動員工作團”，挨門逐戶搶市民的糧食、衣物、麻袋、門板、鞋襪……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貧苦市民有的吃豆餅，有的吃糠皮，有的甚至全家餓死。在太原新南門外竟然出現了駭人聽聞的“人肉包子”。同貧苦市民的悲慘處境恰恰相反，閻錫山和他的官僚們經過3年多的瘋狂掠奪，光運到上海去的黃金就有45000多兩。 在這個時期，閻錫山還在太原實行了空前殘暴、滅絕人性的特務統治。 1945年秋季起，太原不僅先後建立了國民黨、三青團和同志會等反動黨團組織，還建立了許多特務組織，如梁化之控制的特種警憲指揮處，楊貞吉的警務處，王靖國的“鐵紀團”，孟際豐的“返幹團”。此外，還有綏署侍參室、黃河通訊社等名目繁多的特務機構。以特種警憲指揮處為中心，與工廠的職工福利室，學校的政訓處，各機關、商店的情報小組，結成了一個龐大的特務網，對人民的一言一行進行監視和鎮壓，許多無辜的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被特務架走，投入牢房，以至死於非命。僅特警處3年多時間就秘密處死5000多人。其中，有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有普通的工人、農民和進步知識分子，也有學校的教師、學生和家庭主婦。太原，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死城。 為了打內戰，閻錫山在晉中各縣大肆修建軍事據點的同時，在太原南至武宿機場，北至周家山，東至罕山，西至石千峰，東西50公里，南北40公里的盆地上，修築方的、圓的、三角的各種戰碉，共有5000多座。在修築這些工事時，許多飢寒交迫的人被閻軍抓到工地，在皮鞭和棍棒之下，經年累月地無償服役，流盡了汗，累彎了腰，以至受盡折磨而死。林立的碉堡群成為太原人民災難的標誌。 1947年以後，閻錫山在太原實行了所謂“三自傳訓”，殘酷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並瘋狂叫囂“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漏掉一個”，城鄉人民死於亂棍之下的難以數計。從農村到工礦，從郊區到城區，在閻錫山施行的一系列暴政中，最殘忍的是他獨出心裁地成立的“三自傳訓委員會”。這一組織是1947年在太原由梁化之、薄毓相、李江、李培德、張鳳翔等人組成的，總負責人是梁化之。各縣(市)均設有分支機構，這是大肆屠殺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革命群眾的地獄。 閻錫山的所謂“政治革新和轉變乾部意識”，就是要“自己鬥爭自己，轉生自己；同級鬥爭同級，轉化同級；下級鬥爭上級，轉化上級；民眾鬥爭幹部，轉化干部”，也就是以“三自傳訓”“自白轉生”的形式，在太原各單位乃至晉中一些縣城，普遍地開展“肅偽運動”。 “三自傳訓”十分殘酷，在“自白轉生”大會上，有不少偽官員為了表示“轉生”，被迫用手掌狠打自己的臉面，個個打得鼻青臉腫。然後互相打，互相唾，臉上的唾沫橫流，誰也不敢擦。被認為有通共嫌疑或者不自白的人，還要用錐子亂扎，用棍子亂打，用石頭亂砸，直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有的甚至腦殼迸裂，死於非命。 當時，西北製造廠(即抗戰前的太原兵工廠)的廠長閻樹松，是閻錫山的本族孫子。他遵照他爺爺“過了篩子再過籮”的“肅偽”方針，對1800名員工普遍審查，共查出120個所謂“偽裝分子”。閻錫山根據他的報告，斷定太原城內的共產黨，七成在工廠，二成在學校，一成在機關，共產黨培養的山西省主席也必定在工廠。於是，他同梁化之商定“肅偽”以工廠為重點，在西北實業公司下屬各工廠設立專門肅偽機構，從同志會和特警處抽調有特工經驗的官吏爪牙，到各工廠經辦“福利室”。 “福利室”設主任1人，秘書2人，領導所謂的工會與同志會。 閻錫山的“三自傳訓”幹部手冊規定：日偽時期工廠之工人可疑；“光復”前後進工廠者可疑；抗戰初參加犧盟會、晉西事變後回太原者可疑；家在解放區者可疑。 閻錫山在各工廠開展“三自傳訓”的程序是“動員、鬥爭、召訓、處理”。 所謂“動員”，就是把全廠員工集中起來，由“福利室”主任訓話，大肆誹謗污衊共產黨。再則，就是把叛徒請到主席台上，身佩彩綢，胸掛紅花，表示“自白轉生”的“榮耀”，誘惑與會者學習。最後，在“自白不徹底，死在亂棍底”、“有關係交關係(指同共產黨的聯繫)，交了關係沒關係”的吼叫聲中宣布收場。會場的出口處，都設有“密投箱”，強迫人人寫條子，檢舉共產黨。 所謂“鬥爭”，就是動員之後，“福利室”根據平時調查，把全廠員工分成三批。第一批是家在解放區、交錯區和外省的；第二批是家在本省閻管區以內的；第三批是員工家屬。第一批是傳訓的重點，10～20人為一組，每組的指導員由受過“烘爐訓”的特工人員擔任。 “自白轉生”必須人人過關，自我交代。被認為“自白”不徹底者，指導員、組長和便衣特務便組織骨幹開展鬥爭，先讓自白者自己打自己，然後再指名強迫工人互相打，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直至合乎“召訓”扣捕標準時為止。 所謂“召訓”，比小組鬥爭更凶狠。工人們把它稱做“過鬼門關”。召訓由職業特務負責進行。被召訓人一進召訓室，就立刻被命令站在地上或跪在地上，背誦“自由流年表”，而召訓人則觀臉色，摸心跳，找漏洞，見縫下蛆；一旦臉色異常，心跳較快，背誦和寫的有矛盾，便馬上遭受亂棍毒打，直到承認是共產黨派來的，或者承認給八路軍辦過事，才住手。 所謂“處理”，就是通過“召訓”，把清查出來的“通共分子”送交特務機關治罪。 工人們在過上述四道“關口”中，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真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晉華捲菸廠女工楊某，年僅15歲，從沒見過八路軍和共產黨，就是因為在斗爭會上不說話，被傳訓長追問：“你為什麼不說話？你是否通八路？”她還是低頭不語，傳訓長又無中生有地捏造事實，說楊某受他舅舅的指示，準備往茶爐中放毒。於是，召開全廠大會進行鬥爭，楊某被鬥得神經失常，口吐鮮血，含冤而死。西北造紙廠女工楊拉弟，下工後與一名叫於三毛的工友說了一會兒話，見人來了便不說了，於是成了鬥爭對象。 反動分子威逼她自己打自己嘴巴，讓她頭上頂一條凳子，兩手又各託一條凳子，舉上舉下，同日，她婆婆也因此受到牽連，在村里被迫“自白”。夜裡，婆媳會面一談，知道兩人說的有矛盾，嚇得哭了一夜，大清早，便撇下一個6歲的孩子，攜手跳汾河自盡了。西山煤礦工人范二米受召訓時，召訓人硬說他給八路軍送過情報，命令打手先用亂棍打，後用火柱燙，最後又用竹籤子穿肚皮，活活被折磨而死。閻錫山的永興堡街道鐵軍基幹主席石禎，硬說搬運工張仁是“暗八路”，在斗爭大會上強迫婦女兒童往死裡打，一夥婦女兒童不論如何受逼，都不肯用力打，石禎惱火了，猛撲過去，奪了一根棍子，親自動手狠打，霎時間，張仁的腦殼被打得開了花。 西北造紙廠在“三自傳訓”中被辱罵和毒打的，佔全廠員工的1/3。據閻錫山的山西省政府1947年底統計，晉中各縣在“三自傳訓”中被污辱、打罵或被殺害的共達8萬人之多，其中被亂棍打死者在3000人以上。 閻錫山在推行“兵農合一”和“三自傳訓”暴政的同時，進一步強化其特務組織。 “特種警憲指揮處”(簡稱“特警處”)，梁化之任處長，徐端代處長。內設秘書室和組訓、情報(內設線索、情報兩組)、審理、宣教、聯絡、視導、參謀、總務等科，直轄“特憲隊”、“感訓隊”、“軍政幹部訓練隊”、一、二、三“特招室”、“資源調查社”和特務連等。 “特警處”是閻錫山接收了日本的各種殺人工具，集國民黨特務刑罰之大成而建立的。它在各機關、學校、工廠、商店、飯館、劇院和旅店內部，都秘密發展“細胞”，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特務網。 “特警處”規模龐大，權力無限，可以隨時逮捕任何軍政官員。至於審訊、暗殺共產黨以及所謂“有偽裝嫌疑”的人民群眾，更是家常便飯。為了鍛煉特工人員的膽量，“特警處”經常用活人進行演習。有一次，閻軍司令部特高組採取繩勒、活埋、刺殺、斬首等手段，殺害了4名同共產黨有聯繫的偽軍人員。在演習時，梁化之、徐端命令其全體特工人員到現場實地觀察，研究殺人方法。 “特警處”是閻錫山“對外鬥爭、對內控制”的主要工具，有專職特工人員5000餘名，數以千計的“特務細胞”，遍布太原全城。他們以尾隨監視、投親訪友、蹲門等候、叛徒勸降、封官引誘等手段，偵探破壞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對堅貞不屈的革命人士，則用繩勒、活埋、強迫服毒和打毒劑針等手段秘密處死。據統計，1946年3月到1948年，在全省偵察大小案件370餘起，逮捕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無辜群眾3300多人，其中，被秘密處死的達370多人。 “特警處”這個龐大的殺人機構，使古老太原城，變成了特務橫行的恐怖世界。 在這黑暗險惡的環境中，共產黨太原地下組織同閻錫山特務組織進行了頑強不屈的鬥爭。 1947年8月，劉文瑞被“特警隊”逮捕後，向閻“特警隊”供出王天慶、王麟慶、喬亞、衛興華、楊盛欽等同志。有一天，趙宗复在舊省政府開會，臨走時，梁化之對他說：“宗复，劉文瑞提供的情況很不少，進山問題已大體弄清，就連楊吉貞老兄的兒子也是共產黨。”“真的嗎？我對這些情況一無所知。”趙宗復回答了這麼一句，趕快回到學校，立即通知喬亞說：“劉文瑞表現很不好，敵人隨時都會搜捕我們。我們的應變辦法是：第一，王天慶是根據地派來的重要幹部，咱們受損失再大也得保護他；第二，你們不能動，要準備口供應付敵人。”並讓喬亞立即轉告王麟慶：“我們被敵人發覺了，你和王天慶要趕快返回根據地。這是命令，不准遲疑！” 王麟慶接到喬亞送來趙宗复的命令，立刻趕到閻錫山的機甲車隊，不料王天慶已經被“特警處”逮捕了。喬亞、衛興華也同時被捕。不過，他們被扣了一個多月就放出來了。喬亞和衛興華很快能夠獲釋，主要是因為除了王天慶外，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共產黨員，而王天慶不管敵人動用什麼刑罰，始終不透露一點口供。特警處特務把王天慶送到“特招室”加以優待，企圖軟化，而王天慶卻編了一套假履歷，痛斥敵人說：“我是老紅軍，你們一千年也爭取不了我！”特務們見王天慶骨頭很硬，不可能爭取叛變，很快就把他暗殺了。 特種警憲指揮處在暗殺王天慶之後，又殺害了太岳軍區太原情報站政委周愛蓮、站長齊作雲和徐惠雲，以後又將喬亞、王麟慶、劉鑫、馮碧川、朱鎖只、蘆玉山等一批革命同志逮捕，殘酷殺害。這些革命同志為了共產主義事業，在敵人的屠刀面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充分錶現了共產黨員的英雄氣概。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閻錫山返回太原的第二天，就在日偽漢奸為他召開的歡迎會上強調：“行者(指從晉西回來的人)、居者(指在太原當漢奸的人)一樣有功。行者雖然經過8年跋山越嶺的辛苦，但居者也遭受8年多的精神痛苦，千萬不要自劃鴻溝，自行隔離，我們的共同敵人是共產黨和八路軍……”同時把4萬偽軍和5000日俘改編成省防軍，任命日本戰犯岩田為綏靖公署顧問兼砲兵副司令，開始對太原人民進行更兇惡、更殘暴的血腥統治。 在工礦企業中，閻錫山強迫工人勒緊褲帶加速生產槍砲子彈等軍火，以備內戰之用。在郊縣農村，他強制推行“兵農合一”暴政，使農村經濟快速走向破產。所謂“兵農合一”就是將役齡壯丁(18歲～47歲)6個編為一組，1人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其餘5人為國民兵在家種地，每人每年出優待糧3石、棉花2．5斤養活常備兵及其家屬，常備兵服役3年，概不發餉。 “兵農合一”是閻錫山徵兵、要糧的“法寶”，一下子就增加了5萬常備兵，然而卻把成千上萬的農民變成農奴，有多少人被迫賣妻賣子，又有多少人掙扎在死亡線上。僅1948年一年，太原近郊餓死和被殺害的農民就不下6000人，晉祠南大寺一村26戶就有“賣妻子的5戶，還有28人活活餓死”。當時農村的糧食產量差不多比抗戰前降低一半，民謠“兵農合一好，荒草長下一人高”、“兵農合一聚寶盆，家敗人亡鬼吹燈”正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在城區太原，用“平民經濟”控制市場，操縱物價，囤積居奇，使物價一漲再漲。 當時用一塊銀元買不到1公斤雜糧，價格超過當時上海的2200多倍。尤其是在臨解放前，“戰時動員工作團”挨門挨戶搜查搶奪老百姓的糧食、衣物、麻袋、門板、鞋襪……貧苦市民有的吃豆餅，有的吃糠皮，甚至有全家餓死的。當時太原城新南門(首義門)外竟出現了駭人聽聞的“賣人肉包子”事件，而閻錫山及其幫兇卻依然是花天酒地。他們在太原瘋狂掠奪3年後，僅運到上海去的黃金就有45000多兩。 抗戰以前，閻錫山為了鞏固軍閥封建統治，採取誘騙政策，迷惑群眾籠絡人心。如今內戰期間，人民軍隊越戰越強，閻錫山統治已是日暮途窮，他一改往日面孔，脫下“仁慈善政”的外衣，開始實行種種殘暴的特務統治，夢想用法西斯特務手段維護即將崩潰的政權。當時太原除國民黨、三青團、同志會等反動黨團組織外，還有梁化之的特種警憲指揮處、楊貞吉的警務處、王靖國的鐵紀團、孟際豐的返幹團、徐端的黃河通訊社等特務機構。他們以特種警憲指揮處為中心，與各工廠的職工福利室、各學校的政訓處、各機關商店的情報小組結成龐大的特務網絡，對人民群眾進行監視和鎮壓。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簽訂了停戰協定，分別與美國三方面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軍事調處期間，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曾來太原視察，閻錫山“密令各行政區的專員、縣長，反動地主、富農及其他反動分子冒充老百姓的名義，寫了許多控告共產黨的信件，在馬歇爾等到達太原的那天，閻錫山命梁化之派人將這些無中生有的控告信堆集於馬歇爾等下榻的正大飯店樓梯兩側，梁化之還組織許多特務分子偽裝成工人、農民、學生、商人，直接向馬歇爾投遞了一些捏造的控告信。 同一天，閻錫山還誘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夾雜著部分地主、反動分子，沿著飛機場到正大飯店的道路，呼喊口號。閻錫山積極準備內戰，大肆修建軍事據點，在太原周圍東至罕山、西至石千峰、南至小店、武宿，北至黃寨，方圓東西50公里、南北40公里的土地上修建了5000餘座鋼筋混凝土碉堡，有方碉、圓碉、三角碉、梅花碉、子母碉、人字碉……另外還在城外南、北飛機場、丈子頭、剪子灣、牛駝寨、淖馬、石嘴子、風梁閣等數十處要塞修築大型主碉堡。這些碉堡之間各以壕溝連通，再加上無數的地堡、劈坡、暗道以及地雷、手榴彈等火力點，構成了嚴密的軍事防禦陣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反共模範堡壘”。在修築這些軍事建築時，許多飢寒交迫的人民被抓到工地，在皮鞭棍棒的威逼下，經年累月地無償服役，他們流盡了汗，累彎了腰，甚至受盡折磨而死。這時的太原城，好像是一座充滿了白色恐怖的人間地獄。 雖然閻錫山千方百計想把太原城變成“鐵打的江山”，但歷史的發展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1945～1948年，人民解放軍相繼解放了晉南、晉東南、晉北以及晉中各縣，至1948年秋，太原已成為孤城一座，處於人民解放軍包圍之中。在此期間，太原的工人群眾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同閻氏官僚政府進行了增加工資、反對減員的鬥爭，街頭巷尾經常出現“打倒閻錫山”、“歡迎解放軍”、“歡迎共產黨”的標語，許多工廠學校開始醞釀護廠護校活動，風雨飄搖的閻錫山統治已接近於全面崩潰。有不少的進步學生離開太原，走向解放區，更多的人留下來進行艱苦的革命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