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戰爭軍事 戰爭就是這麼回事兒·袁騰飛講二戰(下)

第37章 第八章塵埃落定受審判(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

隨著日本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盡了。 這場史無前例的宏大戰爭與以往不同,它不是恃強凌弱、以暴制暴那麼簡單,這場戰爭具有崇高的正義性。同時,戰敗的德、意、日也不是單純使用暴力,而是有著豐富的理論做基礎: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首創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者都使之豐富並各自加以發展,深入國民內心。這三個國家的人民或是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或是相信自己能代表國家征服世界,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所以,這場戰爭結束時,該用什麼方式對待那些挑起戰爭的罪犯,是對人類集體智慧的考驗。 歐戰結束時,關於如何處理罪孽深重的納粹分子,在同盟國內部曾引起激烈爭論。蘇聯人認為,所有穿過納粹制服的德國人都應該槍斃,至少應該讓他們到西伯利亞服苦役;至於黨衛軍,活埋也許是個好辦法。甚至連法治傳統悠久的英國,也建議把納粹德國的主要戰犯不經審判就處死。英國政府認為,這些人在策劃發動二戰時,就給自己簽發了有罪判決書並送達了死刑執行令。

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堅持必須舉行一次公開、公平、公正的審判。他指出:“如果你們認為戰勝者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可以任意處死一個人的話,那麼,法庭和審判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人們將對法律喪失信仰和尊重,因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讓人服罪。”爭論到最後,這位雄辯的法官勝利了,主張進行公開、公平、公正審判的人贏得了勝利。人們相信,以暴制暴是沒有盡頭的,用法律讓罪人服罪,培育公平正義,以理性鞏固和平,或許更為有效。 根據1943年10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討論通過的《關於希特勒分子對其所犯罪行責任問題的宣言》,戰犯“將被解回犯罪地點,由他們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審判”。 1945年2月,德意志帝國即將崩潰,雅爾塔會議公報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懲辦一切戰爭罪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歐戰結束後,蘇、美、英三國簽署的《波茨坦會議議定書》中包括設立軍事法庭審判戰犯的條款,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庭隨之誕生。 審判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的時間,距離二戰結束只有短短的六個月。當時的德國,納粹雖已戰敗,但民眾尚未從十幾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論荼毒中清醒過來。許多納粹黨死硬分子隱藏在人海中,仍蠢蠢欲動,企圖東山再起。納粹的精神遺毒仍閃爍在德國兒童不服輸的眼神中,隱藏在一些德國民眾的思想意識中,或者披上了民族主義的外衣。普通的德國士兵認為,自己雖然參與了戰爭,但只是作為一名德國公民履行自己保衛祖國的義務而已,不是犯罪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在法庭展示犯罪證據,辯論是非問題,進行公正判決,更能澄清事實,辨明罪惡。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時,三組辯護律師相繼走出電梯,魚貫進入精心準備的國際法庭——紐倫堡600號大廳。這裡曾是納粹黨召開黨代表大會的地方,把它作為審判現場大有深意。 紐倫堡是中世紀多位德意志皇帝誕生和居住的城市,有著濃厚的歷史氣息,同時也是“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直轄的中心城市之一。正因如此,納粹黨企圖借助紐倫堡的歷史傳統,為自己抹上一層虛偽的金色。 1933年,希特勒把紐倫堡定為“納粹黨代會會址”,每年都有50萬納粹黨員從德國各地來到紐倫堡,可謂風光無限。臭名昭著的反猶太紐倫堡法案就是在此出爐的,掀起了種族清洗的腥風血雨。 曾有個笑話,一個孩子介紹自己的家庭:“我爸爸是衝鋒隊員,我大哥是黨衛軍,我二哥加入了希特勒少年團,我媽媽是國社黨婦女聯合會成員,而我加入了德國少女同盟。”旁人問:“是這樣呀,那麼你們在這麼多的工作中還能見面嗎?”孩子回答說:“噢,當然啦,我們每年都能在紐倫堡黨代會上碰頭。”

現在,那些經常參加黨代會的人果然又在紐倫堡碰頭了。不過,他們是作為戰犯,出現在被告席上。在審判席上,四位來自不同戰勝國的法官端坐在那裡。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法官都身穿黑色長袍,而蘇聯的法官身穿褐色軍裝。法庭內,厚重的灰色絲絨窗簾垂下來,遮住了紐倫堡深秋的天際,一排排木頭長凳被漆成深木色。法庭展現在全世界面前的氣氛,正如傑克遜法官所描述的——憂鬱的莊嚴。 21名納粹德國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聽席上擠滿了人,250名記者在現場飛快地記著筆記,全世界都在註視著這場審判。 紐倫堡審判開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幾名納粹高級頭目自殺的自殺、失踪的失踪,到了開庭的時間,被同盟國認定的23名戰犯中,剩下21人接受審判。其中有1人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後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開庭後,由首席檢察官、美國大法官傑克遜首先宣讀總起訴書。 傑克遜大法官的法庭陳詞堪稱歷史上最重要的陳詞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陳詞就出現在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他說:“我們力圖審判的這些罪惡,曾是被精心策劃的,是極端惡毒的,是充滿破壞性的,人類文明無法容忍它們被忽視而不接受審判,更無法容忍他們捲土重來。” 傑克遜宣讀的起訴書中證據確鑿,因為被懷疑攜帶“布爾什維克傳單”,3000名猶太人被集體殺害;他還引用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報導,蓋世太保血洗華沙的一個猶太區時,把數不清的猶太人趕到簡陋的小屋子里和下水道裡,然後實施爆炸。 緊接著,英、法、蘇等國起訴代表陸續發言,起訴書中所羅列的事實,是坐在旁聽席上的人們聞所未聞的,令人不寒而栗。

法庭在審判期間還聽取了倖存者的證詞,放映了記錄集中營慘狀的紀錄片。納粹有組織的、殘忍的殺戮令人震驚,法庭中有的人開始落淚了。 傑克遜法官的聲音響徹法庭,起訴書列舉的事實令聽者震驚,法庭展示的證據讓觀者落淚,納粹二號人物戈林的辯解顯得無比蒼白。被同盟國認定的21名戰犯中,這位納粹帝國元帥被認為是罪孽最深重的,他是臭名昭著的納粹秘密警察機構——“蓋世太保”的締造者。 “你犯有侵略罪。”傑克遜大法官洪亮的聲音響徹法庭。 “我沒有罪。”納粹二號人物戈林叫嚷著。戈林否認對他的一切指控,他說自己對於納粹所做的一切無法控制,尤其否認自己是個反猶太主義者,更否認自己參與了這些暴行。 然而,在審判期間,負責與戰犯溝通的艾爾伯特·斯皮爾報告說,在匈牙利猶太人倖存者做完證言之後,他聽見戈林隨口說道:“天哪,怎麼還會剩下猶太人?我以為我們已經清除掉他們了,看來有些人又溜走了。”

展示證據的時候,有一次,蘇聯工作人員把幻燈片放倒了,坦克履帶朝上,炮筒朝下。戈林哈哈大笑,不放過任何一個嘲笑蘇聯人的機會。 戈林這麼做雖然太小兒科,但蘇聯人就沒有該被嘲笑的地方嗎?當然有!紐倫堡審判中,蘇聯人試圖把“卡廷慘案”的責任推在納粹德國頭上,一了百了。這事說來就話長了。 1943年3月14日,納粹德國通過柏林電台播發了一條石破天驚的消息,猶如一顆炸雷,震驚了全世界。德軍在蘇聯的斯摩棱斯克地區的卡廷森林發現八個巨大的墓坑,裡面掩埋著數千具身著波蘭軍官制服、佩戴肩章和獎章的波蘭軍官屍體。死者都是被手槍子彈從腦後打進,從前額穿出而死。從屍體的情況和他們衣兜里的報紙日期分析,可以斷定這批波蘭軍官是在1940年的春天被蘇聯人有計劃地集體殺害的。

1943年4月14日,應德國當局邀請,波蘭紅十字會派出一個五人小組,到卡廷森林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並寫出《波蘭紅十字會秘密報告》。該報告的調查結論竟和納粹德國的結論完全一致。 然而,1943年4月15日,蘇聯政府通過莫斯科電台發表聲明,指責德國是“骯髒的臆想,無恥的捏造。卡廷森林大屠殺這一暴行是納粹德國在1941年夏季幹的,德國企圖嫁禍於蘇聯”。 這一樁公案,在紐倫堡又被翻了出來。紐倫堡法庭上爭辯最激烈的是:究竟是蘇聯人還是納粹德國在卡廷屠殺了約2.2萬名波蘭軍官及各界精英。當時,斯大林指示蘇聯將軍羅曼·魯丹科向法庭提出訴訟:“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殺波蘭戰俘,這是一項需要為之負主要責任的重大戰爭罪行之一。”當時,作為戰敗國的德國百口莫辯,幾乎成了替罪羊。這項指控終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被美國和英國審判員駁回。納粹頭目戈林和里賓特洛甫一口咬定是蘇聯人在卡廷屠殺了波蘭戰俘,但也未被法庭認定。紐倫堡法庭終於未就誰製造了“卡廷慘案”做出結論,使這一國際懸案更為怪異詭秘。如此殘暴血腥之事,就是魔鬼乾了也肯定不會承認啊!

然而,人們沒有忘記對這件慘案的追踪和感懷。華沙公墓裡專設了“卡廷公墓”。世界很多國家都建立了“卡廷慘案紀念碑”,以表達對波蘭人的同情和對“卡廷慘案”的紀念。波蘭人一直努力堅持調查、探求“卡廷慘案”的真相。直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了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後,蘇聯和波蘭組成了由自由歷史學家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卡廷慘案”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才慢慢揭開“卡廷慘案”發生的經過。 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蘇聯按照蘇德密約入侵波蘭東部。 9月18日,波軍總司令雷茲·西米格威元帥與蘇軍經過10多個小時的談判,達成協議後向波軍發布命令:蘇聯不是交戰國,不要抵抗。波軍絕大多數人執行了這一命令,隨後約有25萬波蘭軍官和各界精英流亡到蘇聯。這批人一到蘇聯立刻成為戰俘,失去了蘇波協議規定的人身自由,被交給由貝利亞領導的內務部戰俘營。下一步,蘇聯方面決心消滅這批戰俘中反對蘇德瓜分波蘭的“骨幹”力量。到1939年12月,經蘇聯內務部戰俘局逐個甄別後,大約2.2萬波蘭軍官和教授、律師、醫生、公務員等各界精英被篩選出來。

1940年3月5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長)貝利亞向斯大林和中央上交了一份計劃,將這2.2萬波蘭人全部槍決。斯大林和其他4位中央領導立即親筆簽字,批准了這項秘密屠殺計劃。於是,“卡廷慘案”發生了。 從1940年4月4日起,波蘭戰俘營內,每天都有人被帶上汽車,秘密押往行刑地斯摩棱斯克以西19公里的卡廷森林、加里寧和查格羅夫。槍殺處決從夜晚開始,直到次日凌晨。行刑時,用一台鼓風機發出巨大的響聲以掩蓋槍聲。處決使用的是特地從莫斯科運來的德國造7.65毫米手槍或左輪手槍,這是“蓋世太保”專用的手槍。受刑人被取下手錶、戒指後銬住雙手,帶進一個用毛氈封閉的小房間,隨即被從後腦槍殺。屍體隨即從對門搬出,然後下一個受刑人被帶入。被害人的屍體被分別掩埋在卡廷森林、加里寧和查格羅夫三個地方,每個墓坑都掩埋著重疊達12層的屍體。 直到1991年12月23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向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移交權力時,一起打開了一份印有“永不開啟”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特級絕密檔案。開啟封印看到文件後,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我們無權向波蘭人民隱瞞事實真相,我們當即認為不論後果如何都應該向波蘭方面通報”。 1992年10月4日,葉利欽派特使到波蘭,將這卷蘇共中央政治局特級絕密檔案的副本交給波蘭。波蘭總統瓦文薩接過密檔,聲音嘶啞地說:“我感到全身顫抖。”密檔中正是那份斯大林等人親筆簽署的“1940年3月5日蘇共(布)中央的決定”。 該誰的罪誰認,你如果不想認,歷史也會幫你認。正義有時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紐倫堡審判歷時218天,經過216次開庭,於1946年10月1日閉庭。法庭對納粹德國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判處絞刑的有12人:納粹二號人物戈林,外長里賓特洛甫,陸軍元帥凱特爾,中央安全局局長卡爾藤布魯納,納粹黨思想領袖、東方佔領區事務部長羅森堡,納粹黨司法領袖、波蘭佔領區總督弗朗克,納粹黨立法領袖、內政部長弗利克,反猶刊物《前鋒報》主編施特萊歇爾,陸軍總參謀長、陸軍大將約德爾,衝鋒隊和黨衛軍將軍紹克爾,奧地利總督英夸特。 其中,唯一缺席被判絞刑的是馬丁·鮑曼,他在希特勒死後任納粹黨黨務書記。鮑曼作為納粹黨秘書長、希特勒私人秘書,掌握著納粹黨的錢袋,人稱“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權後期,權勢日隆。鮑曼一直以詭計多端著稱,善於內鬥,陷害過很多人,與戈林關係不睦。據說,隆美爾元帥被捲入刺殺希特勒案件,也與他有關。關於鮑曼的死因,有一種說法是,鮑曼在希特勒自殺後離開總理府,遇到蘇軍炮火阻隔,絕望中與希特勒的私人醫生施圖姆芬格一起服毒自殺。 1972年,他們的遺體在西柏林中央車站鋪設地下管線時被發現。 除了判處絞刑的戰犯以外,希特勒第二繼承人赫斯等三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兩人20年有期徒刑,一人15年徒刑,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軍元帥鄧尼茨被判處10年徒刑。 另外,納粹德國第一任內閣副總理巴本,國家銀行總裁、戰爭經濟全權委員會成員沙赫特,宣傳部國內新聞司司長弗里切,這三人被宣判無罪,予以釋放。 紐倫堡法庭閉庭後,被告里賓特洛甫、弗朗克、英夸特、鄧尼茨等六人先後上訴,要求減刑。戈林也上訴,要求改絞刑為槍決。所有上訴均被駁回,一律維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爾上訴,要求改無期徒刑為槍決,也被駁回。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在紐倫堡監獄,開始對被判處絞刑的納粹戰犯執行處決。 此時,戈林又玩花樣。他在行刑前兩小時瞞過看守,吞服氰化鉀自殺身亡。戈林是從哪兒獲得的這種致命毒藥,至今仍無法查明。不管怎麼說,戈林總算不得善終。 最終,有10名納粹甲級戰犯上了絞刑架。這些戰犯上絞刑架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喊希特勒萬歲,就算最狂熱的納粹戰犯也頂多說句:我不該死,我不認罪。 納粹戰犯弗朗克在上絞刑架的時候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 對德國來說,紐倫堡審判是黑暗歷史的結束,也是同納粹的過去劃清界限的開始。德意志民族從此開始了對歷史的反思。 納粹黨、黨衛軍、“蓋世太保”都被宣佈為犯罪組織。如果你加入過納粹黨黨衛軍,你就屬於犯罪組織成員,即使你現在退出了,曾經也是犯罪組織成員。納粹戰犯大多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而日本戰犯上絞刑架的時候,喊“大日本帝國萬歲”“天皇陛下萬歲”,而且是一個人領頭,大家齊聲三呼萬歲,然後上絞刑架。這就是說,連德國納粹戰犯,臨終的時候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做了懺悔,而日本戰犯就是不認罪。 戰後,美、蘇、英、法四國對德國實行分區佔領,蘇聯佔領區就是後來的民主德國,英、法、美的佔領區就是後來的聯邦德國。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阿登納先生是盟軍從集中營裡放出來的。老爺子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魏瑪共和國時期就是德國的政治家,反對納粹。納粹黨一上台,他就進了集中營。這老爺子也真能活,那麼多年居然沒被折磨死。等他被放出來之後,他比蘇聯人都恨納粹。 德國的非納粹化到什麼程度呢?在德國,買賣第三帝國時代的紀念品是違法行為。你從德國老兵手裡買了一枚德國的鐵十字勳章,你不是崇拜納粹,就是覺得這勳章特好看。你帶出海關了,算你小子走運,要被人查出來了,你弄不好會被判刑的。國家公職人員如果散佈跟納粹有關的言論、在大庭廣眾之下行納粹舉手禮,都要判刑。 可見德國人的悔改意識非常明顯,所以勃蘭特才會給大屠殺紀念碑下跪。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給大屠殺紀念碑下跪。濛濛細雨之中,也沒人給他打傘,就直接跪在那兒了。碑上的遇難者不是勃蘭特殺的,他是一個堅定的反納粹戰士。但是,他說,我為德國民族犯下的罪行感到懺悔,這些人雖不是我殺的,但是被我的同胞們殺害的,所以我要懺悔。當時世界報刊評論說,勃蘭特跪下去,德國人就站了起來。 所以說,德國的反思非常徹底,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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