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雪迎春到”時，解放軍出版社初次出版我的第一部回憶錄《中央領導與〈巍巍崑崙〉》。
“山花爛漫”時，四川文藝出版社又熱情再版我的電影小說。
這兩本書原是一對“雙胞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脈相連，密不可分：同一個題材——轉戰陝北，同一個名稱《巍巍崑崙》，同一個時間——1981年出生。
那麼，為什麼又出了個呢？我最初的題目是《巍巍崑崙》，可不少人認為“太虛”，於是，王震將軍建議，改為會更加吸引人，因為這是黨中央的代號。
為這兩個題目，兩種意見爭執不下，無法統一，直到1986年11月12日，胡耀邦總書記接見我們時說：“《巍巍崑崙》這個題目，第一次我看了'不行'，第二次認為'還可以'，第三次想來想去'沒有比它更好的了，那就叫《巍巍崑崙》吧！'”這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這場“爭論”才算畫了個句號。
可是，歷史是不能改變的。
1982年夏，人民日報出版社決定出版一書。由於我的“忘年交”朱佳木（陳雲秘書）的不懈努力，國家副主席王震將軍在病中題寫了書名。這四個大字，30年後的今天看來仍然金光閃閃，越看越令人心潮澎湃，激動不已。 1983年2月出的一書早已絕版，還是一位年青的朋友從舊書店裡偶然發現一本買來送我，並說無論如何要再版，以滿足廣大讀者的要求。
在此，我懷著無限崇敬的心情深深懷念和感激王震將軍和一大批老革命家，正是他們領導和指揮千軍萬馬，奪取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創建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回憶錄發表的《巍巍崑崙》電影文學劇本，是胡耀邦看過後我再加修改的第12稿。這個劇本的初稿是和電影小說同時出生的胎兒。劇本經過上百人閱看和修改，特別是著名作家徐懷中和陸柱國字斟句酌；除了胡耀邦以外，楊尚昆、習仲勳、胡喬木、葉子龍等都仔細閱改，這實在令人感動。作品的成功，離不開集體的努力，尤其像《巍巍崑崙》這樣重大的革命歷史題材影片，更是群眾智慧的結晶。
在此，我要再次感謝支持過我的逝去和健在的同志們，特別是中央領導同志對《巍巍崑崙》情有獨鍾，沒有他們的悉心指導和熱情相助，這部作品是出不來的。
1981年是建黨60週年，應中國著名戲劇大師、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黃佐臨之約，我下定決心將電影劇本改編成大型史詩劇《巍巍崑崙》。黃院長特地派導演張啟德和我一起討論。在張導演的指導下，我寫一點，他看一點，邊看邊提意見和建議，最後由上海人藝打印成冊。正在此時，西安話劇院特派曹景陽、趙克明專程來上海找我，希望把話劇劇本給他們。在徵得上海人藝同意後，西安話劇院將打印本取走。西安話劇院和上海人藝同時把話劇本修改成演出本並在“七一”上演。西安話劇院後來在北京演出獲得好評，並在陝西省獲獎。本書發表的是上海人藝打印的我的原創劇本，而不是上海人藝和西安話劇院的演出本。
《毛主席轉戰陝北大事記》，是陳荒煤老師要我寫的。初稿比較簡單，但也得益匪淺，不僅為我創作電影劇本提供了一條歷史的紅線，還成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周恩來年譜的參考資料。經過幾次認真的修改，在陝西人民出版社郭洛夫的協助下，特別是中央檔案館讓我看了有關的機密電報，這本《大事記》具有更加權威的史料價值。胡喬木在寫作《回憶毛澤東》時，專門抽空看《大事記》，愛不釋手，甚至睡前一邊泡腳一邊看，看後還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喜出望外”。臨終前又對我說了一句：“你在陝北沒有白待。”這是從1946年我們相識到1992年永別的46年間，他當面講的唯一的一句表揚我的話。
本書首次發表的《從延安到西柏坡》日記片斷，之所以特別珍貴，因為它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史料。我從小愛寫日記，一本又一本，尤其到了延安，每天堅持寫，而且是當作散文練筆，每天的日記都有一個小標題，一個中心。可惜，在戰爭環境下，隨時都要做好被敵人俘虜或犧牲的準備，而日記是最容易洩露秘密的。在轉戰陝北途中，每次行軍前，崑崙縱隊“四大隊”（新華社）大隊長范長江先要集合隊伍宣布紀律，第一條就是日記要燒掉，而且，他那雙銳利的目光不時盯著我看，因為他知道我一直在寫日記。這樣，我必須把日記燒掉，再捨不得、再心疼也要全部燒毀。待行軍到了新的駐地，我又趕緊把燒掉的日記內容追憶寫下，好在我當時還不到18歲，記憶力特別好。然而，又要行軍了，日記又得燒，這樣燒了又寫，寫了又燒，不知經過多少個輪迴，自然剩下的就越來越少，直到1947年12月黨中央毛主席到了楊家溝，戰局才穩定下來，日記也保存下來，幾乎可以出一本厚厚的書了。萬萬想不到，“文革”大難臨頭，胡喬木被批鬥、抄家，我的日記雖和機要文件一起藏在保密室的鐵櫃子裡，但終究是要被查出來的。而日記裡寫了多少人和事啊！一旦被發現，那要連累多少人呀！思之再三，我終於在1968年初春，把幾十個日記本扔進熊熊大火裡燒了。慶幸的是，燒之前，我把轉戰陝北的日記，尤其是1948年3月離開陝北過黃河到西柏坡這一段摘抄了一點點。就是現在發表的這一點點，三萬多字，儘管少得可憐，然而卻是無價之寶。
在范長江率領下，新華社轉戰陝北的人，從最初20多人到後來的120多人，沒有一個人寫或留下日記，如今活著的也只有五個人，除我之外，還有張連生（88歲）、秦學（89歲）、杜牧平（91歲）、李宏烈（89歲）。日前，我一一給他們打了電話，只有張連生頭腦清醒，興奮異常；其他三個人都開始糊塗了，或者聽不見，或者說不清。他們四個人都是搞後勤和電務的，編輯部至今就剩下我這個刻蠟板的文書，腦子還算靈活，畢竟我是他們的“小弟弟”呀！
在這裡，我衷心祝愿老大哥們健康、幸福、快樂！
當我寫完《後記》時，又找到了一位1947年12月到楊家溝的郝亮平，蒙他題詞祝賀，特向這位“四大隊”的“小老弟”表示感謝。
和《巍巍崑崙》既然是“孿生姐妹”，那麼，《中央領導與〈巍巍崑崙〉》這部回憶錄，自然就成了這對“雙胞胎”的“母體”。只有看了回憶錄，你才能了解《巍巍崑崙》這部轉戰陝北的史詩巨片，從孕育到難產，經過多少曲折才終於出世。
我不相信“輪迴”，但歷史確有驚人的相似、循環和巧合。 30年前，我請中宣部的摯友劉祖禹為寫了序言，但沒有署他的名，而以“人民日報出版社編輯室”名義發表。 30年後，他又熱情地為再版寫了《序》，題為《曙光就在前頭》，並署了他的名。對此，我向他表示誠摯的敬意和感謝。
知恩圖報。我要深深感謝新華社上海分社、人民日報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共中央宣傳部、總政文化部、八一電影製片廠、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一切支持與幫助我創作的朋友們，感謝四川文藝出版社的同志們為出版此書所付出的辛勤勞動。
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原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王維，他比我年長十歲，至今思維敏捷，30年前的往事記憶猶新，應我的請求，欣然揮筆題詞。感謝原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楊瑛當年對我的熱情支持。如今她耳朵已聾，不僅寫了很長的一段話表示祝賀，又專門寫信給我：“謝謝您沒有忘記我！”我是一個十分懷舊之人，楊瑛是我的老大姐，也是我的老領導，我怎麼能忘記呢？感謝胡耀邦回國伊始，立即揮毫潑墨，為本書題詞。他長於書法藝術，但從不輕易為人題字。說來很巧，22年前，我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編寫組，每天中午去中南海小食堂吃飯，同桌的人除了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人，最常見的就是回良玉（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後來，他公務繁忙，未再聯繫。不料，去年紀念“胡喬木誕辰100週年”在人民大會堂，我們又相遇了。我問他：“你還記得我嗎？”他說：“你寫了《看愚公怎樣移山》……”從此，我們又聯繫上了。他除了用宣紙題字，又特地用電腦打字一份附上：“崑崙曾見乾坤轉，一代英雄不世功。回良玉題”
可見，真正的友誼是不受時空限制的。
從1983年到2013年這30年間，歷史雖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有一條紅線始終沒有變——只要黨、軍隊、人民血肉相連，就能無往而不勝！
我反复地想，“崑崙”是什麼？答案——這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是黨、軍隊、人民三位一體的“金字塔”，黨領導軍隊，軍隊來自人民，而人民既在黨的領導下，又是黨所依靠的根基。
歷史已經證明必將永遠證明，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才能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變成美好的現實。
儘管前進的道路上還要經歷無數的坎坷和曲折，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中華民族必將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像巍巍崑崙一樣，千秋萬代屹立在世界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