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毛澤東的這句名言，通俗易懂，寓意深刻。
精神是什麼？是靈魂。沒有“一點精神”的人，就是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那麼，人要有什麼樣的精神呢？
作為一個中國人，要有愛國主義精神。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要有共產主義精神。
作為一個記者和作家，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在中國，凡是愛國者，都要有一種“愚公”精神——這是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一切精神的共同點和根本點，而且是我們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傳家寶。
50年前，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通訊《看愚公怎樣移山》，引起了普遍的共鳴，從黨中央到各地農村黨支部，都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至今還有人念念不忘。為什麼？不是我的文章寫的多麼好，而是沙石峪人用“愚公”精神創造了“青石板上創高產”的奇蹟令人感動，它生動地體現了毛澤東倡導和闡述的“愚公移山”精神。
我認為，“愚公”精神的核心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下定決心——這是做事的前提。 1946年6月，周恩來要范長江把轉戰陝北“這一段寫出來”；1965年6月，范長江最後一次握著我的手說：“小鬼，你繼續幹！”在長達19年的時間裡，范長江千方百計要把轉戰陝北的電影劇本寫出來，即使在醫院裡他也寫出了故事大綱，這說明他下了多大的決心啊！
“四人幫”粉碎以後第三天，預感到組織上要重用我這個“老幹部”了，我趕緊給時任新華社社長的朱穆之寫信，希望調離新華社上海分社，讓我專心從事文藝創作。此時，我還不知道范長江已被迫害致死，一心想到北京去找他，幫他完成轉戰陝北的電影劇本。范長江找我當助手一事，誰也不知道，只有范長江夫人沈譜最了解。我給朱穆之的信裡也沒有談及此事的經過。這種沒頭沒腦的信，當然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直到北京的朋友寫信告訴我，范長江已不幸去世，這才使我下決心去北京當面訴求。 1979年初夏，我專程去找繼朱穆之後擔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尤其是要完成周總理、范長江的遺願向他傾訴。不等我說完，他便動情地說：“你寫！我支持你！”從此，我決心下定了。
“不怕犧牲”——這是做人的考驗。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有“舍”才有“得”。問題是，舍什麼？得什麼？ “四人幫”剛剛被粉碎，迫切需要“揭批查”，我作為一個老黨員，又是新華社上海分社黨組副書記，義不容辭地負責這項工作。我不能“撂挑子”一走了之，可我又急切地要去創作，這就發生了矛盾。工作與創作，哪個更重要？當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個人服從組織”、“服從工作需要”，我只能在工作之餘，兼顧創作。經總社領導同意，又得到上海分社同志們的理解和支持，我才得以順利地進行創作，做到了工作與創作“兩不誤”。
創作還是當官？這是一個記者和作家常常要面臨的選擇。上海是“四人幫”的重要基地，“揭批查”很重要，注入新鮮血液更迫切。我經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的鍛煉，又是年富力強的“老延安”，自然成了選拔的對象。中央工作組找我談話，我毫不猶豫地選擇當記者，不當官。有些老戰友，特別是當年新四軍時代的老師何成、女作家菡子、著名戲劇家杜宣等人，竭力鼓動我去當官。據上海市委“二把手”胡立教後來透露，他們為此事專門請示胡喬木，徵求他的意見，因為我曾是他的秘書。胡喬木說：“當宣傳部長不行，當副部長可以。”此事未成，不少朋友為此感到惋惜，而我卻歡呼“解放”，如魚得水，並最終辭去了“黨組副書記”的官職，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普通記者。不久，我又離開了新華社，轉到了《人民日報》記者部，除每月完成寫稿定額外，絕大部分時間用於採訪和創作《巍巍崑崙》。
我“舍”掉了什麼？是官職，是地位，是權力，是級別；我“得”到的卻是精神的解放和創作的自由。
“排除萬難”——這是真與假的“試金石”。
你真是“下定決心”了麼？
你真是“不怕犧牲”麼？
實踐是檢驗一切的“試金石”。
在創作的過程中，我遇到的困難雖然不是上“千”，至少也是上“百”，擇其要者如下——
“你現在寫毛主席，誰還看？”這給我當頭一棒。一時間，“非毛化”之風越刮越猛。有人勸導我，有人嘲笑我，有人阻攔我，有人反對我……總之，我必須堅定不移，逆風而上。
“劇本，哪個刊物願意發表？”想不到，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王維第一個站出來熱情支持。他看了劇本初稿，認為非常好，決定在報上連載。可市委宣傳部老部長卻說：“這個事要慎重，等等再說。”他還當著我的面不無譏諷地說：“你的膽子真大！我很佩服！”如果不是看在他這個“老革命”的面子上，我真要回敬他一句。上海連載不成，北京呢？我把劇本寄給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任重、副部長朱穆之和賀敬之，又寄給我的老師陳荒煤。與此同時，我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寫信，請他幫我出出主意。承蒙他在百忙之中閉門不出，四小時一口氣看完劇本，並立即回信給我，建議先縮編成十個小故事，在《人民日報》副刊連載。此外，經陳荒煤同意，在八一電影製片廠老朋友胡惠玲協助下，《時代的報告》雜誌主編黃鋼看了劇本後說：“我很想發表，但你要考慮後果，發表以後恐怕電影厂就不敢拍了。”我的回答是：“不怕！”經過一番折騰，1981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副刊開始連載十個小故事；3月16日，《時代的報告》發表《巍巍崑崙》電影劇本，其影響之大、之快、之廣，出乎意料。可見，“非毛化”不得人心也。
“哪個電影厂敢拍？”北京電影厂第一個想拍，在廠長汪洋主持下開了兩次座談會，有老導演郭維等十幾位專家參加，但最終沒有談成。主要分歧在於：到底要拍成什麼樣的影片？汪洋形像地比喻說：“要鯉魚中段！”此話怎講？即掐頭去尾，把最驚險的一段拍出來，就會吸引觀眾。我堅持認為，這是一部“史詩巨片”，而不能成為一部驚險片。這也是陳荒煤、張駿祥等專家的意見。與此同時，八一電影製片廠看到《人民日報》連載的十個小故事，立即派責任編輯金棟賢和趙峻防專程去上海找我，表示八一電影製片廠要拍。我們談得很投機，看法完全一致。
“攝製組都快要解散了，你還不去問一問？”胡耀邦辭去總書記之後，八一電影製片廠一位朋友給我打電話說：“總攝影師魏鐸都回廣州去了，攝製組都快要解散了，你還不知道？你還不趕快去問一問？”這個消息如晴天霹靂，把我驚呆了。我趕緊打電話給時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徐瑞新，蒙他熱情相助，很快告訴我：“尚昆同志在中央書記處會上說了，耀邦抓了《巍巍崑崙》，好嘛！要繼續抓！”徐瑞新又說：“這件事已載入書記處會議記錄，你就放心吧！”
可見，在排除萬難的征程中，《巍巍崑崙》幾度沉浮，差一點夭折。
“去爭取勝利”——這是主觀能動性的體現，關鍵在“爭取”二字。還是毛澤東的名言：“……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客觀條件時好時壞，不管好與壞，都要力爭，發揮主觀能動性。因此，多年來，我都是每日“三進宮”：
一是心要“進取”，
二是腦要“進步”，
三是事要“進展”。
總之，要知難而進，決不能知難而退。
唯有“爭取”，才能“勝利！”
物質是精神的基礎。
精神並非萬能。正如人一樣，身體是物質，精神是靈魂。前不久，我在散步時摔了兩次跤。第一次，因走路太急，剎不住，往前倒了下去。幸好，我還能自己爬起來，只傷了一點皮。可我並未從中吸取教訓，還是堅持不拄拐杖走路。第二次，邊走路邊想事，沒有看見腳下有個小坑，往前狠狠地摔了一跤，趴在地上長達十分鐘之久，掙扎著想爬起來，可就是沒有力氣，直到保安和路人看見，兩個人將我扶起。鼻樑和膝蓋摔破了，流了不少血。這次摔跤向我亮起了紅燈，從此走路拄著拐杖，因為不能再有第三次了。可見，精神再好，身體不好也無力支撐。
由此我又聯想到，解放戰爭開始後，毛主席每天扳著指頭算賬，消滅了敵軍多少個營、團、旅、師，所以，他對敵軍的情況瞭如指掌，連敵軍的師、旅長的姓名都知道。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消滅敵軍的有生力量——這就是物質！ “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這就好比“愚公移山”一樣，一鋤頭一鋤頭地挖，挖一點少一點，一代一代、子子孫孫挖下去，總能把山移走的。
中國革命也好，建設也好，不正是一步一步把“三座大山”移走了麼？如今，在黨的領導下，貧窮和落後這“兩座大山”，不也是在一步一步地移走麼？
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二者缺一不可。在物質越來越豐富的今天，某些人的精神卻越來越貧窮，這是非常可悲和危險的。因此，我們必須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特別要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
“愚公”不愚，“移山”不止。
唯有“愚公”精神發揚光大，世代相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之夢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