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二章全民皆兵，焦土抗戰

又70年，桂軍閃亮登場。 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將桂軍的起家部隊鋼七軍錘煉成了當時中國戰場上最強悍的一支部隊。他們特別擅長山地作戰。很多抗戰老兵提起桂軍，都交口稱讚，他們說桂軍不怕死，即使面對日軍的坦克，也敢端著刺刀光著膀子撲上去；他們還說桂軍能吃苦，餓著肚子急行軍一天一夜也渾然不覺。 抗日戰場上，每逢兩軍膠著，勝負難料時，鋼七軍就組織敢死隊，乘著夜色，用冷兵器搶占敵人的陣地。日本人號稱用武士道精神武裝起來，勇猛頑強，而鋼七軍的敢死隊更勝過日本人。我們來看看鋼七軍的敢死隊隊歌，就知道這支軍隊有多勇敢。鋼七軍敢死隊的軍歌是這樣的： 僅僅看看鋼七軍軍歌的歌詞，就讓人熱血沸騰。戰士們上戰場拼的不是裝備，不是技術，而是頭顱。這樣的一支軍隊誰能不畏懼？這是我收集到的最讓人震撼的一首軍歌，它的每一句歌詞都與死亡相關，唱著這首歌曲的一支軍隊，怎能不令人撼動！

據資料顯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廣西征兵和雜役達100萬，是全國出兵第二大省，僅次於四川。廣西為抗戰勝利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1944年冬天，日軍攻打桂林，遇到桂軍，注定了這是一場惡戰。 很小的時候，我看到過賀敬之的《桂林山水歌》，裡面有這樣的句子，讓我至今還能背誦下來：“漓江的水真靜啊，靜得讓你感覺不到它在流動；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見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綠啊，綠得彷彿那是一塊無瑕的翡翠……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連，像老人，像巨像，像駱駝，奇峰羅列，形態萬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綠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筍，色彩明麗，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險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會栽倒下來……”賀敬之這首散文詩，讓我對桂林心馳神往，然而，我怎麼也想不到，如此美麗甲天下的桂林，在幾十年前，竟有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廝殺。

我第一次來到桂林是在一個夏天，我坐在漓江邊的小飯店裡，吃著桂林米粉，店老闆無意中的一句話，將我的思緒拉到了幾十年前的戰爭中。店老闆的皮膚帶著亞熱帶人特有的黝黑，鬚髮皆白，他說：“那一年，這漓江的江面上漂浮的都是屍體，江水都染紅了，桂林的所有人，不管是軍人還是平民，都拿起武器打日本人，那時候的桂林人家家戶戶都有土槍，是真正的全民皆兵。” 我聽後悚然動容，自以為對二戰很了解的我，竟然不知道抗戰歷史上還有這樣一場慘烈的戰爭。 與石牌保衛戰、常德保衛戰、衡陽保衛戰不同的是，在桂林保衛戰中，桂林的所有民眾都參加到了這場戰爭中，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當時攻打桂林的日軍有十萬人，而守城的中國軍人還不到二萬人，然而，日軍在桂林城外和城裡，步履維艱，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死亡的代價。聽說，參與守城和阻擊日軍的還有桂林三萬百姓。小飯店的老闆還告訴我，在這場太不對等的戰爭中日軍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才佔領了桂林，然而桂林已是一座空城，守城的將士全部犧牲了，守城的師長也拔槍自盡了，後來，日軍繼續南侵。留守在城裡的日軍膽戰心驚，誠惶誠恐，一直不敢走出城外，因為迎接他們的就是當地百姓的土槍土炮。

與石牌保衛戰、常德保衛戰、衡陽保衛戰還不同的是，在桂林保衛戰中，日軍的對手是他們從來就看不上眼武器裝備極差的雜牌軍，一群像叫花子一樣吃不飽穿不暖的軍人。而這群叫花子一樣的軍人，偏偏依靠山地叢林，給了日軍做夢也想不到的殺傷。 廣西人是山地叢林戰的祖師爺。 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於民國初期，在廣西苦心經營，勵精圖治，讓桂軍成為了一支可以與中央軍分庭抗禮的武裝力量。中央軍的將領們大多數都畢業於黃埔軍校，而桂軍的將領們大多數都畢業於保定軍校。保定軍校，這是一座比黃埔軍校資格更老的軍校，而黃埔軍校的校長和所有教官，也都從保定軍校畢業。從保定軍校走出的畢業生，改變了中華民國早期的歷史走向，隨便拉出一個都是響噹噹的名字：吳佩孚、孫傳芳、李濟深、葉挺、蔣光鼐、張治中、傅作義、顧祝同、陳誠、白崇禧、劉峙、薛岳、蔡廷鍇……保定軍校停辦後，才有黃埔軍校的崛起。黃埔軍校的校長是蔣介石，而保定軍校的校長則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名的軍事家蔣百里。

桂系三巨頭對練兵很有一套，他們主張把全部的廣西人組織起來，平時就加強訓練，戰事一起，就全民皆兵，“個個都能上戰場，執干戈以衛社稷。”桂系三巨頭還要求在學校裡開設軍事課程，這些課程包括槍械的使用養護法、戰地救護法、射擊、投彈技術、測繪、築營、步兵操典、步兵野外勤務等等，想想看，當那時候別的省份的人被強拉壯丁，上了戰場還不知道怎麼瞄準的時候，而廣西的所有學生都是一名合格的，甚至可以說是優秀的士兵了。所以，桂系軍隊的戰鬥力想不強，都難。 民國時期，廣西的適齡學生入學率，走在全國的前列。那時候的廣西教育是完全免費的，所以，我相信當時廣西應該有相當多的少年青年都走進了學堂，都接受了這種軍事訓練。

後來，有學者對三巨頭的措施起了一個言簡意賅的名字：武化廣西。 桂系三巨頭多年的苦心經營，讓廣西全民皆兵。桂林上了年紀的老人回憶說，那些年，廣西人人會打槍，又齊心，外省的軍閥土匪都不敢進犯，只要聽到什麼地方打槍了，家家戶戶的男人提著土槍就趕過去幫忙，沒有槍的，就操起砍刀。那時候的廣西人打架不要命，打仗更不要命，民風太剽悍了，任何一股外來勢力進入廣西都害怕。 廣西民間多藏槍自衛。而且，廣西民間能人很多，這些能工巧匠能夠仿造出各種手槍、步槍，甚至有的鐵匠拿著別人的槍支，拆開再裝上，第二天自己就能打造一桿。中國民間從來就不缺少智謀之士。 三巨頭經營的廣西，無疑是近代歷史上的獨特景觀。 老人們說，1931年，日本人一打進中國，廣西就制定了《廣西民團條例》。廣西有正規軍，也就是桂軍20個團，20個團也就是有兩三萬人，兩三萬人不足以對中央軍和其他比較強大的軍閥構成威脅，更不足於與日軍抗爭，但是桂軍有百萬民團，百萬民團中，每個人的戰鬥力都不弱於任何一支部隊的士兵。這才是桂軍最可怕的。

《廣西民團條例》規定：所有年齡在18周歲到45周歲之間的男子，都有作戰的義務。也就是說，所有的青壯年男子，都要加入民團，抗擊日軍，保護家園。民團每年農閒的時候，都要進行幾個月的軍事訓練。他們拿起槍支，就是中國最優秀的士兵；放下槍支，就是中國最勤勞的農民。而且這些人身體強壯，吃苦耐勞，機智勇敢，不計報酬，沒有怨言。 不僅僅成年男子，就連未成年男子也被培養成了打仗的好苗子，當別的省份的學校在體育課上教學生練習拔河跑步丟沙包的時候，廣西的學校裡體育課上老師教學生們怎麼打槍怎麼投彈怎麼劈殺，這樣的一群學生放在戰場上，戰鬥力能不強嗎？ 1937年，全面抗戰一爆發，廣西政府就組織民眾訂立《抗戰公約》，公約的內容有：一、不賣糧食及一切物品與敵人；二、不為敵人帶路；三、不為敵人做偵探；四、不為敵人築路；五、不為敵人挑擔；六、不買敵人貨物；七、不用敵人貨幣；八、不做敵人官兵；九、不做敵人順民。這份詳盡的《抗戰公約》實際上表達了廣西人與日軍不共戴天，勢不兩立的決心和信心，與日軍斷絕一切來往，不給日軍提供任何服務，讓日軍陷入孤立無援的沼澤中。抗戰期間，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別的地方也有這樣一份慷慨激昂的《抗戰公約》。

老人們說，當時，《抗戰公約》發放到每家每戶，每家每戶的戶主都要在公約上簽字畫押，表示全家人堅決執行。然後，各家的戶主聚集在村公所，也就是現在的村委會辦公室，對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關羽的畫像齊聲宣誓：“我等各本良心，在總理遺像，關聖帝位前，代表全家發誓，遵守《抗戰公約》，精忠救國，不做漢奸，如有違背，天誅地滅，甘受政府槍斃，謹誓。宣誓人：×××，中華民國二十八年×月×日”。 宣誓完畢後，每個人都把這份《抗戰公約》拿回家，貼在廳堂上，抬頭就能看到，要求全家每個人都要照做。 幾千年來，中國人都相信誓言，頭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發過誓言後就不能更改，不能反悔，否則會死無葬身之地，會遺臭萬年。中國人歷來很重視名節，雁過留聲，人過留名，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

抗戰開始後，日軍一路長驅直入，他們曾經瘋狂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而事實上他們打了八年也沒有讓中國屈服，而且日本的侵華戰車陷入了中國遼闊無垠的淤泥中難以自拔，最終只好夾著尾巴逃走了。 日本當初之所以能夠那樣瘋狂叫囂，一方面是他們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方面是他們精細的情報網絡。 日本為了侵略中國，可謂處心積慮。而日本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也由來已久。 遠在倭寇叩邊的時候，就出現了日本浪人來到中國，刺探明朝的軍事情報，提供給倭寇。甲午戰爭前夕，日軍為了侵占中國，更是組織了龐大而嚴密的間諜網，當時日軍中一個叫荒尾精的中尉來到了上海和漢口，建立會館，將散落在中國各地的日本浪人組織起來，搜羅情報，後來，這些情報被編成了三大冊2000多頁的《清國通商綜覽》，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交通等諸多方面，是一部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而這時候腐敗的清政府還蒙在鼓裡，這部書為日本軍政當局侵華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甲午戰爭開始的時候，荒尾精的情報人員開赴山東、遼寧，清軍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甚至李鴻章的侄兒也被他們拉下水，日軍比清軍各艦艦長更先知道清軍下一步的動向。日軍的情報精細到了這種程度，這仗還怎麼打？ 二戰前夕，日軍的間諜更是無孔不入。據日本的資料顯示，當時日本派往中國的間諜有上萬人，而且日本間諜的足跡遍及中國所有省份。 這上萬名間諜為日本侵華立下了奇功。抗戰爆發後，日軍總是能夠從意想不到的小路上穿插突擊，將還沒有來得及抵抗的正面戰場上的中國軍隊分割包圍。後來，中國軍隊從繳獲日軍的戰利品中發現，日軍的軍用地圖比中國的軍用地圖精確詳細得多，重要地段上的一棵樹、一間房屋、一個水坑，都標得清清楚楚。而每條大小道路的寬窄，每座山峰甚至土坡的高度，更是精確到了厘米。這些，無疑都是這些間諜的功勞。

這些間諜當時有一個名字叫做“中國通”。比如，當時侵略中國的“三大急先鋒”板垣徵四郎、磯谷廉介、土肥原賢二都是“中國通”，都在中國從事過無恥的間諜活動。 二戰前夕，日本間諜的身份是遊客和商販。 我在廣西聽到了這樣兩件事情。 日軍進入廣西後，有一名佐官帶領著一隊鬼子佔領了一座村莊，他對院子裡一個老頭問：“你還記得我嗎？”老頭搖搖頭。鬼子佐官說：“我可記得你啊，我們十年前就見過，我還在你們家住過。”老頭仔細一看，突然想起來了，眼前這個挎著洋刀的老鬼子，10年前確實來到過這裡，那次是來旅遊的，他在老頭家住了一晚上，老頭和老伴還把家中的老母雞殺了，讓這個人吃，廣西人很厚道，對待客人很實在。老頭沒有想到10年前的那名遊客，居然就是眼前這個得意揚揚的老鬼子。老頭一言不發，走進房間裡，四處尋摸著趁手的武器，找來找去，找到一塊石頭，就把石頭揣在身後，悄悄走出來，一個小鬼子背對著老頭站立，老頭一石頭下去，小鬼子腦袋迸裂，鬼子慌亂間一起開槍，老頭倒了下去。 還有一件事情是這樣的。一隊日軍佔領了一座山寨後，一名鬼子首領走進一戶人家裡，看到房間裡有一口吊鍋，而這個吊鍋就是十年前自己賣給這戶人家的，這戶人家一直使用著。廣西很多村寨裡，房間壘著火塘，火塘上吊著吊鍋。鬼子首領得意地問這戶主人：“我這口吊鍋好用嗎？”這戶主人也看出來了，眼前這個鬼子就是十年前走村串巷叫賣吊鍋的小商販。這戶主人二話不說，從房樑上摘下吊鍋，一下子摔在鬼子麵前，“把你這吊鍋拿走，再好用我也不稀罕。” 十年前，全面侵華戰爭還沒有開始，而日軍已經派遣了大量間諜來到了與東北相隔幾千公里的西南邊陲，他們的爪牙伸到了廣西最偏遠的山寨，想起來就讓人驚悸。 廣西人性格很倔犟，很執拗，天不怕，地不怕，用蠻力，效死命。當時日軍有這樣一份報告形容廣西人：“廣西的土匪最蠻強，不可理喻，打不怕，嚇不走，騙不行，哄亦不信，他們寧願躲入山中，不肯投降，更不肯參加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並且時時襲擊皇軍，竊取皇軍的槍彈。”日軍這份報告中的“土匪”，就是指廣西的百姓。 廣西民間多義士，多奇人。 日軍進犯廣西的時候，廣西出了一個當時全國聞名的女英雄，叫莫花棉，而人們都叫她韋老太太，因為她的丈夫姓韋，“韋老太太”被人叫得多了，她的真實姓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直到今天，如果你問上了年紀的廣西人，他們還能記得韋老太太打鬼子的事情。 韋老太太出生在今天的廣西河池，身材高大，體格健壯，會武功，力氣大，挑上兩百斤重的擔子翻山越嶺，大氣不喘。她曾經和人比武，五六個小伙也不是她的對手。 日軍在河池燒殺搶掠時，韋老太太決心奮起反抗，她把家中兩頭黃牛賣了，買了一挺機關槍，拉起了一支隊伍，與日軍作戰。 韋老太太的抗日隊伍有50多人，他們最初的武器是那挺機關槍和土槍土炮，後來又在一輛廢棄的軍火列車上找到一挺機關槍和兩杆三八大蓋，幾百發子彈。 韋老太太的這支抗日武裝後來加入了縣上的抗日自衛隊，她任分隊長。她常常走村串巷號召婦女參加抗日組織，“男人能打仗，我們女人有兩隻手，兩隻腳，照樣能夠殺鬼子。” 韋老太太作戰異常勇敢，常常身先士卒，勇不可擋，如果放在宋代，她就是楊七郎的母親佘太君。有一次，日軍100多人來到一座村莊劫掠財物，韋老太太聞訊後，就帶著自己小分隊的50多個人在日軍返回的路上埋伏。熟讀兵書的人都知道，打埋伏都是以多打少，才能穩操勝券，然而不識字的韋老太太偏偏要以少打多，在別人眼中兇殘成性的日本鬼子，韋老太太卻視若無物。 100多名鬼子一出現，小分隊一通亂槍打下去，鬼子就倒下了一片。抗戰後期的鬼子戰鬥力很差，無法與抗戰初期訓練精良的鬼子相提並論。鬼子一遭到伏擊，就驚慌逃竄，韋老太太帶著50多個人就追上去，韋老太太跑在最前面，一連追擊了十餘里，日軍氣喘如牛，腳下編起了麻花，而小分隊氣韻悠長，腳步仍彈性十足。 追到了日軍屁股後面，日本人慌神了，對著跑在後面的韋老太太扔出一顆手榴彈。一般人看到冒著煙的隨時就會爆炸的手榴彈，第一反應就是趴在地上，或者抱頭逃跑，可是韋老太太沒有這樣做，她撿起還在地上打轉的手榴彈，又回擲給鬼子，手榴彈在敵群中爆炸了，鬼子倒下了幾個。 韋老太太這樣神勇，小分隊無不人人奮勇，小鬼子無不人人膽顫，又追出了一程，快到碉堡了，小部分日軍才撿回一條性命，而大部分日軍都做了異鄉孤魂。 韋老太太還是一個智勇雙全的人。 她經常化裝成賣菜的農村老太，挑著擔子去縣城村寨，藉機偵察敵情。鬼子看著這個步履蹣跚的老太太，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就是讓他們聞風喪膽的抗日女英雄。 如果看到鬼子人數稀少，韋老太太就會帶著她手下那支武裝，攻打日軍；如果看到敵人人數眾多，就會通知桂軍，帶著桂軍的正規軍去圍攻日軍。 鬼子對這個傳奇老太太怕死了，打又打不過，躲又躲不開，就派人去勸降。那個人把日本人的原話轉告了韋老太太，韋老太太說：“我是絕對不會過河投敵的，菜峒就是我的墳坑！你告訴日本鬼子，我活著是中國人，死了是中國鬼！”菜峒，就是菜峒屯，是韋老太太的家鄉。 當時，前敵指揮官孫元良將軍聽到韋老太太的事蹟，很受鼓舞，就上報給軍政部，軍政部頒發給韋老太太一張獎狀，上面寫著：“韋老太太慈母和兒子韋健生，協助軍隊抗戰有功。”韋老太太的事蹟還被登載在當時的《中央日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