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二十年來，我主要做了兩件事情：一件是做暗訪記者，一件是尋找抗戰老兵。 尋找抗戰老兵的念頭產生了很久。早在1995年，那時候我還在機關上班，當時世界各大媒體都在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50週年，看著電視屏幕上那些歐美的“二戰”老兵們，戴著勳章，鶴髮童顏，被鮮花和掌聲簇擁著，我就想，我們的抗戰老兵在哪裡？我想去看望他們。 後來，我做了一名流浪記者。 這些年，我先後採訪了數百名抗戰老兵和親歷者，現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默默謝世。甚至在臨終前，周圍的人也不知道這個老人曾經為了我們中華民族免於滅亡，而與日寇殊死抗爭，浴血奮戰。他們在沉默與淒苦中度過了余生。 麥克阿瑟將軍說：“老兵永遠不死，他們只是漸漸隱去。”

是的，我們的抗戰老兵永遠不死，現在，我們就要記住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事蹟，並且代代相傳。 我所採訪過的抗戰老兵，有一部分晚景淒涼。他們當中，有人終身未娶，有人身有殘疾，有人被貧窮壓彎了腰。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很多戰爭故事，可惜一直不為人知。 我的外公就是一名抗戰老兵，他叫白朝定，曾和共和國少將丁本淳是戰友。丁本淳原名丁子鑑，外公不知道丁本淳是誰，他只知道丁子鑑。他向我講起抗戰往事時，總是說丁子鑑怎麼樣，八路軍怎麼樣。外公曾和丁本淳將軍一起參加了紅軍，後又轉為八路軍，和丁本淳將軍一起從陝西轉戰到山西，與日本鬼子麵對面廝殺，頭上留有日軍的刀傷，身上留有日軍的槍傷。新中國成立後，外公解甲歸田，躬耕隴畝，關心稼穡，15年前去世的時候，每月領取國家36元補助。

記得小時候我看到外公家有一把大刀，很沉重，我需要兩隻手才能提起來，而外公手持大刀，揮舞起來，虎虎生風。外公說，他過去的部隊裡，人人都會耍大刀，日本人看到大刀就害怕，這把刀砍下過日本人的頭。 外公身上一直有日軍的彈片，夾在骨縫裡，取不出來。這塊彈片折磨了外公一輩子，外公幹活一用力，身體就會疼痛。 在我的老家，像外公這樣的抗戰老兵曾經很多。幾十年前的戰爭年代，我的老家是國統區和解放區的交叉地帶，青壯年幾乎都去當兵了。那時候，沒有當兵的人會被人看不起，尤其是在抗日戰爭年代。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外公這些年紀的老人，經常會坐在夏夜的打麥場上，望著滿天星斗，聽著夏蟲鳴唱，說起當年打鬼子的事情。可惜那時候我少不更事，沒有記住他們的話；等到我長大後，想要了解抗戰往事，外公他們卻都去世了。

為外公這些抗戰老兵寫一本書，是我的夙願。 我從做流浪記者開始，就尋找抗戰老兵，收集資料。 我看到，這些步入暮年的老兵，他們中很多人都同樣的衰憊，同樣的滄桑，同樣的孤寂，他們的一生都是傳奇。 然而，在我採訪的時候，他們沒有一個人懷有怨言，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和那些犧牲在戰場上的戰友比起來，我已經很幸福了。” 每次採訪完一位抗戰老兵，我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克制住自己狂躁而痛苦的心情，無論是一個人獨自坐在房間裡，還是走在人流熙攘的大街上，我只要一想到他們，就會淚流滿面。我終於能夠理解張純如為什麼會在寫完《南京大屠殺》後就自殺了，那是一種徹入骨髓的悲憤，一種無力改變的絕望。我在採訪完我們的抗戰老兵後，也曾經想到過自殺。

我們的抗戰，原來如此悲壯，如此慘烈。 我一直想寫這麼一本書，寫寫這些抗戰老兵的經歷，可整整14年漫長的抗戰歲月，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直到1945年的日寇投降，材料蕪雜，頭緒繁多，我不敢下筆，我也無從下筆。 我要寫的書籍，要求每句話都是真實的，我真實地寫出老兵們的所見和所想。我不願意杜撰，杜撰是一種罪惡。我一直認為，只有每句話都有出處，每句話都是真實可靠的，這樣的書籍才是真正的紀實作品。然而，要寫出這樣的書籍，無疑是一項很艱鉅的工程。 直到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崔永元團隊的《我的抗戰》，我的思路才豁然開朗。 《我的抗戰》是單個老兵的自述，而我採訪過的老兵，他們所經歷的事件可以互相印證，所以，我決定選擇在大的歷史背景中記述這些老兵的往事。我覺得這種體例會勝過孤立的個人講述。

說實話，我很羨慕崔永元的團隊。他們有贊助商提供資金，有歷史學家提供指導，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有攝影師、編導等一大批人協同作戰。 而我，孤立無援，只有一個人在孤獨地尋找。 在尋找抗戰老兵的路途中，我坐過各種各樣的車輛，從火車、汽車，到手扶拖拉機、牛車、馬車、自行車，甚至徒步在山谷間攀緣。因為我是自費採訪，為了省錢，我總是坐最便宜的車，住最便宜的旅社。有時候，因為交通不便和囊中羞澀，我不得不中途放棄。我想，如果我有他們那樣的一支團隊，我會找到更多的抗戰老兵，讓更多抗戰老兵的事蹟被後代的我們了解和熟知。 然而，我是無名小卒。我注定了只能獨自上路。我還會繼續尋找。用我卑微的文字，向他們頑強、堅韌而風燭殘年的生命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