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3、崩局之始
在整個10月份，淞滬的戰局都完全可以用“慘烈”這個詞語來形容。無論對於中國軍隊，還是日本軍隊來說，在結束了羅店這個血肉磨坊的爭奪之後，雙方圍繞著大場鎮及蘇州河的激戰同樣是驚心動魄。 9月30日之後，日軍加強兵力向國軍防守陣線壓迫，中國軍隊的左翼逐漸退守蘊藻浜右岸、楊涇河西岸至瀏河鎮一線，此時國軍防線整體已經變形：左翼已經成為整個防線的中央，則中央作戰軍卻擠到了京滬鐵路一帶，而右翼作戰軍為加強中央部位已由原杭州灣北岸逐漸偏移至左翼軍的右側。
日軍連續不斷向蘊藻浜方向猛攻，國民政府即將新調來的桂系第21集團軍廖磊所部增援。經十幾天的戰鬥，左翼作戰軍防線被突破5公里。戰區顧忌日軍突破大場威脅中央作戰軍的側翼，便於10月19至21日組織了一次反攻。反攻以第15集團軍羅卓英所部、第19集團軍薛岳所部、第21集團軍等單位為主力，以蘊藻浜方向為重心，但由於國軍接連兩月苦戰，素質較好的老兵傷亡巨大，各單位之戰鬥力大大下降，反攻很快被日軍各個擊破，此後國軍防線逐漸向西偏離上海市區，但上海方向的日軍亦因傷亡損耗巨大，無力有效突破殲滅國軍。
10月26日，日軍在付出慘重傷亡之後，攻占了滬西軍事要地大場鎮。隨即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下令，以第11師團主力插入到第9師團、第13師團之間，進入南翔東面掩護軍主力的右側，而第101師團、第3師團、第9師團、第13師團則是沿著大場——真如公路向西推進，但這才只是蘇州河鏖戰的開始。由於大場失守，中國軍隊內線的閘北、江灣陣地均受到日軍威脅，故而面對著側背之威脅，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遂於10月26日下令向蘇州河南岸江橋鎮、小南翔之線撤退，留置一部於蘇州河北岸各要點，阻止日軍。而此時在攻占大場鎮並迅速達到了切斷滬寧鐵路的目的後，日軍上海派遣軍所屬各師團已推進到了蘇州河一線。
10月27日，由步兵第103聯隊長谷川幸造指揮的谷川支隊突破江灣鎮附近，轉入西南方向，並回到第101師團屬下。海軍上海特別陸戰隊則在27日至30日占領了閘北一線，完成了對該地的掃蕩作戰。隨後從10月29日開始，日軍又開始向蘇州河南岸發起猛攻，並於30日，分別由周家宅、陳家渡兩處強渡蘇州河後，繼續向前推進，在廳頭鎮與中國軍隊接連發生激戰。
在突破廳頭鎮為中線的防守姚家宅陣地的黃維第67師所部陣地後，吉住良輔第9師團隨即從側翼包圍了第67師第402團，並對控制在該地八字橋的師預備隊第398團發起猛烈進攻，以牽制第398團增援一線。由於第401團、第399團在右翼阻擊藤田進的第3師團，所以根本無法策應到第402團的方向，所以日軍第9師團主力從2日起便沿著打開的突破口渡過北新涇，同時師團主力以優勢兵力突擊廳頭鎮方向，並以猛烈炮火集中轟擊第67師防禦陣地，掩護其步兵逐步壓縮第402團的陣地。
雖然守軍第402團最後僅佔有鎮端一角，但仍堅持逐屋戰鬥，死守不退，以致全團官兵皆傷亡殆盡，副團長張培甫、營長李俊等軍官先後陣亡，團長趙天民亦身受重傷。然而正是該團所牽制，加之第67師反復從正面實施反擊，大批中國軍隊又從蘇州河北岸的南翔方向實施增援，故而在進入蘇州河南岸之後，第9師團右側徹底遭到了中國軍隊的壓制，一時間進退兩難。直至4日，第3師團部分兵力渡過蘇州河，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同時命令第11師團攻擊江橋一線，雙方的這番廝殺才算告一段落。
在11月4日這一天，雖然第9師團佔領了狄港附近，並將師團主力集結到了蘇州河南岸地區，但是第3師團方面則因為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擊，而進展不大，該師團目前進入蘇州河南岸的作戰部隊只有4個步兵大隊，且沒有能夠擴大戰線，只是從北岸蠶食著中國守軍的側面陣地，準備發動新的進攻。而第13師團和第11師團則乾脆沒有進展。
蘇州河的河水被中日雙方士兵的鮮血所染紅，其慘烈程度讓雙方指揮官感到觸目驚心，戰局的僵持甚至讓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於11月3日——明治節這天，在自己的陣中日記寫下了這番話語：
今天是明治節日，我原先計劃是首先佔領嘉定、南翔，然後佔領全上海，以此來歡慶這個節日，但事與願違。特別是我們至今才千辛萬苦地得以掃蕩了上海西部敵軍。現在，好不容易才奪取了蘇州河南部的一小塊地區。而南市和浦東地區依然在敵人手中。這個節日就在目前這種局勢中到來了，真是羞愧至極……
但是在正面戰場之外，一個重要的信號卻被鏖戰之中的中國軍隊一線指揮官所忽視了，那就是由重藤千秋少將指揮的以台灣守備部隊為主要構成的重藤支隊和日本陸軍步兵第22聯隊長永津佐比重大佐指揮的永津支隊開始將兵力向月浦鎮東南地區集結。此時，無論是身在南京的錢大鈞，還是淞滬戰場上的普通一卒，誰也不知道，一直擔心的浦東方面要出大問題了。
事實上早在日本軍部製定的《昭和十二年度（1937年）對華作戰計劃》中就有在長江三角洲兩翼登陸夾擊的方案：
在揚子江下游地區作戰時，以約三個師團在揚子江下游，距離上海西北七十五公里的白茆口實施登陸，另以兩個師團為基幹的一個軍在距離上海西南七十五公里、杭州東北亦約七十五公里的杭州灣——乍浦附近實施登陸。隨後兩個方面同時向南京進攻，佔領南京、上海、杭州的三角地帶。
因此對於杭州灣，日本軍部情報人員早已進行了細密偵察，並蒐集了相當數量的地志資料。在上海方面陷入拉鋸戰，中國軍隊死戰不退，特別是10月4日，新近抵達戰場的第3師團、第9師團都逐漸展開之後，在淞滬戰場上，日本陸軍所得到的結果卻是傷亡率節節攀高。為了打開這種局面，東京方面不得不採取新的措施。
此時對於日本方面而言，華北的戰線已經拉得太長，雖然參謀本部將今後的作戰計劃上奏天皇時，還氣焰囂張地提出：“山東省在政治和戰略上具有極大的價值。現在華北方面戰況進展順利，因此現在如果允許以追擊的餘勢進行山東作戰，另以精銳兵團在海州附近登陸，進行隴海線方面的作戰，擺出夾擊山東並攻擊南京的態勢，將是目前極為恰當的作戰。”
但是隨後卻又宣稱：“但是反觀上海方面的作戰，預料在最後完成任務之前，今後還不能不花費相當的時間和付出損失，而且這已經成為國內外矚目之地。如果在上海完全被我方控制之前，北方生變，將發生令人極其憂慮之結果。因此目前刻不容緩的緊急任務就是迅速結束上海戰局。”
這一堆華麗的辭藻背後其實只有一句話——日本陸軍必須改變目前的戰略部署，將華北戰場上的機動部隊抽調到上海戰場上去。國際社會是否會因為上海久攻不下而開始懷疑日軍的戰力，本國人民會不會在狂熱中體會到挫敗與死亡的憂慮，其實都是托詞。日本陸軍的高層很清楚：此消彼長，上海方面如果再不能打開局面的話，松井石根的派遣軍最終將在不停的進攻中耗盡最後一絲氣力。
不過日本參謀本部深知抱薪救火的愚蠢，因此最終決定新派遣到上海方面的兵團，將不作為上海派遣軍的增派部隊，而是以之作為另一個軍，投入作戰之中。 10月9日，參謀本部正式決定在杭州灣北岸實施登陸作戰，次日又進一步確定在上海西南方向的金山衛附近實施登陸作戰，考慮到是從華北方向抽調部隊，登陸作戰時間初步定於10月30日。而在此期間，上海派遣軍方面應該繼續保持自己的獨立作戰計劃。
由於製定派遣第10軍去上海作戰的計劃十分突然，所以日本方面在調集作戰器材，尤其是有關船舶器材都比較困難，加之還有參謀人員提出杭州灣的水文、氣象情況對登陸作戰均十分不利。因此在計劃制定之初，第10軍實施杭州灣登陸作戰的計劃似乎只是參謀本部的一個空想。
然而參謀本部第三部長塚田攻少將、第一部作戰課長武藤章等人卻力主實施這個計劃。在一番爭執之後，雖然預料到會有相當多危險和困難，但考慮到登陸作戰後，戰略態勢的有利一面，參謀本部還是決定堅決實施。
而關於在上海方面重新使用兵力問題，參謀本部決定把現有兵力、從華北調來的部隊以及國內已經動員的部隊合在一起使用，所以沒有直接在國內再次實施動員和派遣更多的兵力。但是由於當時陸軍省、參謀部內還留有濃厚的“不擴大”方針的意見，特別是參謀次長多田駿的慎重態度，加上要得到新的預算、進行部隊集結、補充必需物資等因素，所以陸軍參謀本部採取了寧拙而求速勝的辦法，依次實施作戰準備。
其實早在10月4日參謀本部就以《臨參命第五百五十五號》指示：“第18師團應進行登陸作戰訓練。”第18師團是根據9月11日的《臨參命第一百零二號》準備派到滿洲的，20日實施動員完成後，即在北九州集結。而於10月6日參謀本部以《臨參命第一百一六號》命令第8師團頂替第18師團到滿洲入列關東軍司令官屬下之後，這個師團事實上已經成為了可以運用於任何戰場的機動部隊。而關於從華北調兵的問題，10月5日參謀本部就下達命令，調遣兩個師團的兵力在平津地區集結，23日又命令1個師團在平津地區集結。所以當參謀本部於10月9日作出調遣決定的時候，第10軍的基幹力量很快便集結完畢。
就在日本方面磨刀霍霍之際，國民政府內部卻出現了嚴重的戰略分歧。中日兩國的國力強弱懸殊，因此“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長期對日本採取妥協退讓政策，而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也一時摸不清日方底細，方針難定，甚至在日記寫道：“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逼我屈服乎？”“將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這些錢大鈞都是知道的。
而在國民政府內外，更有一部分人積極主和，或者設法推遲大戰時間。在國民政府內部，以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徐永昌為代表，他認為，中日空軍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戰準備至少尚須6個月。因此7月14日，徐永昌便致函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主張“和平仍須努力求之”。
而在國民政府的知識階層中，胡適、蔣夢麟等精英人士也都主張“忍痛求和”，認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為此，胡適兩次面見蔣介石。 7月30日，他向蔣介石提出“外交路線不可斷”。 8月5日，他又向蔣介石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偽“滿洲國”，以此解決中日兩國間的一切“懸案”，換取“東亞長期和平”。
可笑的是直到8月6日，胡適還要求在大戰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蔣介石的書面建議中提出：1.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2.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3.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胡適甚至天真地認為只要中國作出讓步，就能在中日間維持五十年的和平。
和、戰是攸關國家命運、前途的大計，錢大鈞深知蔣介石的心裡不可能沒有矛盾。 7月16日，蔣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廬山舉行談話會，討論《應戰宣言》。該《宣言》空前堅決地聲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但是，對於這份宣言應否發表，何時發表，眾議不一，蔣介石自己也猶豫不定。在當天的日記赫然寫著：“宣言對倭寇影響為利為害？應再研究。”直到7月19日，蔣介石決定排除阻力，公開發表《應戰宣言》，“再不作倭寇迴旋之想，一意應戰矣”。但是為了減少這份《宣言》的衝擊力，蔣介石還是將之改稱為“談話”。
廬山談話的措辭空前激烈，但是，蔣介石並沒有下決心關閉“和平解決”的大門，所以同時表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因此當國際聯盟定於11月3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討論中日戰爭問題時，蔣介石原先已聽取了白崇禧、陳誠等人建議，決定放棄上海，採取持久戰策略，全軍退到上海外圍既設之國防工事固守，抗擊消耗日軍的決策卻發生了動搖。
11月1日夜10時蔣介石偕白崇禧、顧祝同等人乘火車，冒雨來到國民黨淞滬前線中央軍總部駐地南翔，在一所小學裡召集由師長以上將領參加的緊急軍事會議。在會上蔣介石說“九國公約”會議對“國家命運關係甚大，我要求你們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戰場再支持一個時期，至少10天到兩個星期，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上海是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基地，如果過早地放棄，會使政府的財政和物資受到很大影響”。
會後，宣布撤銷原本已經下達的撤退命令，要求各部隊繼續堅守原先陣地。新命令傳到陣地上，官兵上下一片嘩然，短短時間內命令兩次反复，使得中國守軍士氣大受影響，一些已經卷好鋪蓋要走的士兵只好又匆匆返回陣地，淞滬戰場之上的部隊秩序第一次開始出現了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