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南京本應是秋風送爽、桂花盛放的時節，但是對於大多數南京市民而言，1937年的氣候顯得是那麼異常，這一年的夏天來得格外得早，也異常得炎熱，可是剛過了8月，天氣便開始變得陰鬱起來。連綿的雨季雖然使得人們享受不到陽光的溫暖，卻也給南京城帶來了稍許的安全感，因為也就只有在這樣的天氣裡，實施“越洋爆擊”作戰的日本海軍飛機才不會飛臨這座六朝古都的上空，實施那令人髮指的無差別轟炸。 然而云層和陰雨終究不能取代一支強大的空軍來永遠保護中國的天空。從10月上旬開始，隨著天空逐漸放晴，被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的海軍第1聯合航空隊便開始頻繁出擊，不分白天和黑夜地用彈片與轟鳴向仍在抵抗的中國軍民施加壓力，以期使得這個在東京眼中卑微而虛弱的政權儘早屈服。

空襲對於一座繁華的都市而言無疑是致命的，昔日人流如織的南京此刻到處都是死一般寂靜，連紅色的磚瓦屋頂都粉刷成了黑色，空蕩蕩的街道上也只有同樣被漆成了黑色的電車還在行駛著。雖然大多數市民都被告知要盡量留在家裡，但是各級政府機關都在照常運營著，軍人、警察，還有那些自願組織起來的平民糾察隊也在忠實地履行著他們的使命。 此刻身在中央軍校122號大樓裡的錢大鈞對於現在的南京城究竟什麼模樣是再清楚不過的了。記得戰事剛剛開始之時，南京《新民報》曾發表社論說什麼“（南京）不是重工業區，不是金融市場，也不是軍事重鎮，實在夠不上敵機的轟炸，南京並不如一般想像之危險”云云之類，結果上海全面開戰後的第3天，即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軍便首次對南京進行了“渡洋爆擊”作戰。當天，20架隸屬於日本海軍“木更津航空隊”的三菱G3M96式陸基轟炸機組成的機群對南京實施了大規模空襲，炸毀民房若干，傷及平民無數。而這一天卻還只是日本人對南京進行的“渡洋爆擊”作戰的第一天。

從9月19日這天起，日本方面又開始對南京城實施無差別空襲，醫院、水廠、電廠一切軍用民用目標盡皆成為日機轟炸的對象。僅僅在9月25日這天，日本海軍、陸軍航空隊便出動飛機約百架，從上午9點半開始，對南京進行了長達7個小時的猛烈轟炸。此次空襲造成逾千名南京市民傷亡，更使得大片城區化作廢墟。 也正是從這一天起，南京，這座中國的首都第一次感覺到了戰爭的逼近。而隨著日軍空襲密度的增加，有人已經開始隱隱約約地擔心起不過300公里之外的淞滬戰火是不是會燒臨到南京城下。 平心而論，錢大鈞也深知此刻淞滬方面的戰局的確很不好，自從8月13日上海方面的保安部隊和日本海軍“上海特別陸戰隊”全面交火以來，這場雙方都志在必得的戰爭就如同雪球樣越滾越大。在張治中將軍率部圍殲虹口區等處的日本陸戰隊未果的情況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數次增兵上海方向，精銳的德械第36師、第87師、第88師等部隊悉數奔赴大上海。

而日本方面在一片“懲膺暴支”的狂妄叫囂聲中，也從國內動員了藤田進中將的名古屋第3師團、山室宗武中將的善通寺第11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由陸軍大將鬆井石根統一指揮，開赴上海。隨著日本陸軍“上海派遣軍”於8月底在滬西的吳淞口、川沙等地登陸，一時間中日兩軍的精銳部隊如同對撞的火車般不可避免地在繁華的滬西地區展開了一場殊死搏殺。 此時站在窗前望著籠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的古都南京，錢大鈞的心情糟糕到了極點。比起遙遠的華北戰場來，上海方面的戰局對於目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顯得更為令人揪心。自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兩軍數以十萬計的主力兵團已經在華北、華東兩條戰線上同時展開進行主力會戰。 不過與上海方面的膠著相比，華北戰場之上日本陸軍的進展似乎頗為順利。 7月底，平、津相繼失陷。 8月下旬，南口、張家口、宣化也落入敵手，晉北門戶洞開。 9、10月份，在日軍強大攻勢下，平漢線中國守軍大面積潰退，保定、石家莊不守，山西方面也全線吃緊，太原成為危城。

日本陸軍滿心期待的平漢路主力大決戰卻始終沒有出現。但是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頒布的《國軍作戰指導計劃》，華北戰場上的中國軍隊基本達到“在平漢路正面與日軍相持，實施柔性攻擊，晉魯兩個側面則利用山地固守，對正面日軍構成掎角之勢”的戰略構想。 而自日本陸軍“上海派遣軍”於9月初猛攻吳淞、寶山、獅子林一線以來，這場戰爭的規模也逐漸朝著失控的方向發展。戰事的不利迫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頻頻從內地抽調更多的部隊前去增援淞滬戰場，無論是川軍、桂軍、滇軍，還是中央嫡系，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百萬青年百萬軍”的口號下，他們同舉著“抗日救亡”的大旗，義無反顧地奔赴淞滬前線。 就在越來越多的中國軍隊從各方趕往大上海的同時，9月1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下令加速動員早已經在集結中的第101師團、獨立工兵第11聯隊等部隊。 5天之後，即9月6日，日本海軍軍令部長伏見宮博恭王大將在上午時分，專門為海軍用兵問題進宮覲見裕仁，奏稱：“上海陸上的戰鬥遲遲無進展，必須增強陸軍兵力。”

伏見宮的這一奏稱，事實上是日本陸海兩軍的共識。 9月4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舉行聯席懇談會，陸海兩軍的首腦們一致通過了“在華北給中國軍以最大打擊，進入保定一線；在上海附近，以擊退敵人的勝利結束戰局，其時間大概是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之間”的決議。 面對執掌日本海軍的四大世襲親王之一的建議，天皇裕仁立即宣布召見陸軍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大將前來商談。而事實上老而彌辣的日本陸軍首腦閒院宮早在參謀本部進行研討之後便已著手準備增兵上海，於是在當天下午的晉謁中立即奏稱：“內定增派第9師團、第13師團、第101師團及台灣守備部隊前往上海，（同時）派遣4個後備步兵大隊到上海。”在日本海陸軍的沆瀣一氣之下，日軍增兵上海的工作迅速展開。而戰爭的規模也與所有善良人們的祈望向背，逐步走向無限擴大的深淵。

9月7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決定台灣守備隊於9月9日實施全面動員，組建重藤支隊，歸屬上海派遣軍建制下，火速馳援上海。重藤支隊從名義上看似乎是一支小部隊，事實上卻幾乎囊括了日本在中國台灣地區駐軍的所有機動部隊。在台灣守備司令部的作戰指揮機關領導下，日本陸軍的台灣步兵第1及第2聯隊、台灣山砲兵聯隊、台灣第1及第2衛生隊、台灣臨時自動車隊、台灣第1及第2輸送監視隊悉數出動。而從支隊長由重藤千秋少將出任便可以看出，所謂“重藤支隊”其實際戰鬥力不弱於日本陸軍一個混成旅團。 根據《臨參命第九十七號命令》將重藤支隊派往上海戰場的同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又根據《臨參命第九十六號命令》從華北方面軍抽調後備步兵10個大隊、砲兵兩個中隊、工兵兩個中隊、野戰重砲兵第10聯隊的1個大隊、高射砲隊（乙）5隊，增援上海。在錢大鈞這樣的職業軍人眼中，這些繁瑣的番號本身便蘊涵著無比重要的信息。

如果說就近動員台灣駐軍馳援上海意味著東京方面也意識到上海戰局已經危急到來不及從本土抽調兵力的話，那麼眾多後備部隊從華北戰場轉移到上海則意味著，在連日的鏖戰中氣焰囂張的日本陸軍也開始無法承受巨大的傷亡，迫切需要補充新鮮血液。在前線的將士浴血奮戰，給予入侵者以迎頭痛擊的同時，錢大鈞在9月初便開始擔心，一旦日軍的增援陸續抵達，上海戰區的形勢必然更為嚴峻；而一旦把持著日本軍隊的那些老少戰爭狂們將注意力轉向上海，那麼未來出現華東戰場的敵人數量必然呈幾何速度增長。 果然局勢的發展如錢大鈞所預料的那樣，就在日本陸軍第一批增援部隊尚未完全開拔的同時，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又進一步作出了動員第18師團的決定，這也就意味著日本政府開始進一步動員後備力量，與中國進入不惜耗損國力的“總體戰”階段。

近代日本陸軍的歷史基本上可以追溯到1886年到1889年陸軍省次官桂太郎、參謀次長川上操六所主持的兵制與軍備改革，即1888年5月14日令廢除帶有地方治安色彩的東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廣島、熊本六鎮台設置仿照西方近現代陸軍編制的6個常備軍師團。而其後雖然由於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本陸軍的師團數量幾經擴充，但是到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日本陸軍基本上保持著17個“常設”師團的合理規模。 隨著中日戰爭規模的不斷升級，日本政府顯然逐步失去理智和耐心，不顧國力的限制開始瘋狂膨脹其武裝力量。除了復活在1925年撤銷的第13師團和第18師團之外，還組建以預備役兵員為主體的“特設”師團，在日本軍方新一輪派往上海戰場的部隊之中，除了第9師團是戰前便存在的常備軍之外，第18師團、第101師團以及派往中國東北地區“待命”的第13師團均是由預備役兵員組成的後備軍。

雖然日本陸軍戰前只有17個“常設”的師團，但是每個師團的退伍老兵均轉入預備役，因此，戰時可以迅速的得到擴編成特設師團，也就是說：一旦日本的戰爭機器全力開動，其陸軍兵力可以很快由現役的38萬人擴充到74萬人。 而除了預備役兵外，日本的兵役制度之中還設有後備役兵88萬人和補充兵役240萬多人，各種兵役人員合計有448萬多人。而反觀我們中國，雖然有203萬現役兵員，但是預備兵役和後備兵役卻一無所有。因此，如果戰端一開，中國軍隊便會很快的呈現出後續乏力的狀態。而日軍卻可以在迅速整補之後，仍保持著旺盛的進攻能力。多年以來的積貧積弱，使得中國在國防動員體制、平戰轉化體制、軍事指揮體制相對於日本均有著不小的差距。在這一點上錢大鈞雖然身處高位，但也只能是報以嘆息。

9月9日根據《臨參命第九十六號命令》從華北方面軍轉入上海派遣軍的日軍10個後備步兵大隊開始依次到達戰線。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立即命令這些後備步兵大隊負責掩護登陸點，封閉各師團之間的間隙，並警備後方。而原先在這方面負責警備任務的各部隊立即回歸原先部隊，集中兵力準備開始新一輪的進攻。 9月12日重藤支隊從台灣出發並於兩天之後在貴陽灣實施登陸，按照上海派遣軍司令部的命令，編入第11師團的指揮下作戰。而隨著第9師團、第13師團、第101師團陸續抵達。整個9月，日軍利用其製海權的優勢持續增兵淞滬戰場，最終在華東戰場上形成一個重兵麇集的強大攻擊群。 加上先期投入的第3師團、第11師團和日本海軍陸戰隊，到10月初，日本陸軍在上海戰場已經投入了5個師團又1個混成旅團的龐大兵力，但其實並沒有什麼大的進展。在滬西的羅店、蘊藻浜等方向，日軍的進攻屢屢不能得逞，雖然中國守軍部隊死傷慘重，浴血山河，但日本人每前進一步也要付出極大的傷亡。 雖然滬西方向讓日軍死傷眾多無法前進，但錢大鈞卻並不能說淞滬戰場就是安全的。現在最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擔心的倒不是滬西戰場，而是在於別的方向，比如浦東。 “主任，餘姚的第45師劉副師長發來的密電！”侍二組組長酆悌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來到了憑窗而站的錢大鈞的身後。 “嗯？”錢大鈞眉頭微皺，接過酆悌遞來的文件夾。 提筆簽收文件後，錢大鈞草草看完電文便叫住了正欲轉身離去的酆悌。 “委員長睡下了嗎？” 錢大鈞稍稍沉吟，最終決定開口詢問道。 “還沒有！”酆悌意識到這個時候主任的詢問並不會沒有原因，身為“民國軍機處”的成員，他第一時間聯想到這也許就跟劉進副師長發來的密電有關。 算起來劉進副師長也是侍從室系統的骨乾了，他是在年初才由新編第6師副師長的任上調職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第二組少將參謀的。淞滬會戰爆發後，原侍二組組長邵存誠被調到馮玉祥司令長官的第三戰區出任參謀長一職，劉進便接任侍二組組長的位置。 由於侍二組主管著軍事參謀業務，並與陳布雷主任的侍二處所屬第四組一起秉承蔣介石的旨意，綜管軍政機要，同屬侍從室組織的核心，也因此蔣介石一直都對負責軍事方面的侍二組是十分注意的。畢竟侍二組主管的業務，幾乎包括了軍委會所屬的各重要部門和其他行政部門，從作戰指揮、部隊訓練、國防裝備到交通運輸、後勤補給以及人事經理等等。 無論是審閱一些來自各方面的建議和處理事務性的工作，還是代替蔣介石向戰區司令長官電話傳達重要手令，又或者凡是下面所不能決定或不敢決定的一些報告或請示的文件，都得經過侍二組，由參謀人員研究審核，簽注意見送給蔣介石作最後裁定，幾乎上傳下達的工作都被侍二組所包囊。也正是因為侍二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以關於組長和參謀人選，一般都是必須經過蔣介石親自批准而後任用，沒有他的點頭和批示，誰也進不了侍二組，更別說是出任組長一職。不過也正是因為身為“天子近臣”，故而曾在侍從室工作過的軍官幾乎無不官運亨通、仕途坦順。劉進也不例外，擔任侍二組組長不過月許，他就被調往陸軍第45師任副師長，所餘侍從室一處二組組長一職由酆悌接任。 “真是怕什麼來什麼！”抬手敲開蔣介石臥室的瞬間，錢大鈞低聲嘆息道。 “劉建一發來的情報準確嗎？”草草看完了電報之後，穿著睡衣的蔣介石以一口濃重的浙江奉化口音詢問道。 劉進調任戴民權的第45師任副師長的調令，是錢大鈞親自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傳達的，所以錢大鈞很清楚這其中的緣由。曾久駐中原、此時也奉命調來浙江，擔任慈溪、餘姚至鎮海要塞防務，防止日軍由鎮海、寧波西犯杭州的第45師雖然兵員充足，但畢竟未經過大的戰爭，加之部隊原是由河南息縣、汝南、固始、潢川等縣的地方團隊改編的，所以戰鬥力極為有限。 為了加強對該部的控制和指揮，除了調侍從室第二組組長劉進為該師少將副師長之外，同時蔣介石還令參謀本部調正在福建指導國防工事的王宏謨為該師少將參謀長，協助劉進整頓第45師。說白了，以侍從室嫡系的劉進和參謀本部的王宏謨為副師長、參謀長，也就是為了架空第45師師長戴民權。 在得到錢大鈞肯定的回答後，蔣介石對於戴民權違抗自己的命令，不願將部隊拉到松江一線布防，顯得頗是惱怒。書桌上疊放著的那幾份由戴笠遞呈上來的報告已經可以說明浦東方向目前所潛在的危險了，如果不是擔心日軍很有可能在浦東方向實施登陸作戰，也無需將他戴民權的第45師調至松江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