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戰爭軍事 燃燒的土地·抗日著名戰役錄

第3章 第一章七七事變和平津作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向北平西南部盧溝橋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中國軍隊奮起抵抗,中國全面抗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由此開始。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成為封建軍事帝國主義國家,走上向外侵略的道路。雖然因海軍和陸軍的矛盾,產生了“南進”與“北進”的爭論,但其基本戰略,都是在侵占朝鮮的基礎上,先佔領中國的東北,以彌補其島國國土狹小、資源缺乏的不足,作為“南進”或“北進”的戰略基地,爾後再征服中國,爭霸世界。 1921年,日本內閣決議宣稱:“滿蒙與我領土接壤,與我國防及國民之經濟生存有十分密切之關係。以此兩大利益為出發點,在滿蒙扶植我方勢力是我對滿蒙政策的基本點。” 1927年6月,日本內閣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在討論對華政策的東方會議上,要求軍方的戰略與政府的戰略一致:先佔領中國的滿、蒙,“使日本擺脫島國境遇,成為大陸國家,以期充分伸張國勢”,其實,日本軍部在20年代即已製訂了侵華戰爭的作戰計劃。據當時在參謀本部作戰課任職、後為日本參謀副總長的河邊虎四郎回憶,該計劃主要內容是:為避免中蘇聯合對日作戰,日軍必須首先佔領東北,將中國軍隊逐走;對華北,必要時在秦皇島、塘沽、山東半島登陸,佔領要地;對華中,準備在上海附近登陸,並佔領浙,閩及其以南沿海地區。甚至提出,日軍分兩路,一溯長江西進,一沿平漢路南下,合擊武漢。為此,日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畑俊六,於1925年率參謀本部和軍令部的一些作戰參謀,乘軍艦至上海、武漢勘察地形。據說,田中在東方會議後曾向天皇密奏會議內容:“欲先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中國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加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族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是否真有此“田中奏摺”,雖然尚有一些學者持懷疑態度,但從日本己發表的文件和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侵略中國的事實,可以看出,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製造了偽滿洲國,完成了爭霸戰略的第一步,但遭到東北人民的英勇抵抗,同時,蘇聯紅軍也已發展得相當強大,日蘇隨時有發生戰爭的可能,因而日本暫時停止了對中國的大規模軍事進攻,改取“蠶食”手段。 1933年1月攻占山海關,3月占領熱河。接著,又進人關內,強佔遵化、遷安等冀東22縣,製造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還積極進行分裂華北的陰謀活動。 二二六事件後,以東條英機等為首的“統制派”確立了在軍部內的統治權,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掌握了政權,加速了侵華的步伐。 1936年8月,廣田內閣在四相會議上製定的《帝國的外交方針》中的對華政策是:“首先使華北迅速成為防共、親日滿的特殊地區,並且一面獲取國防資源,擴充交通設備,一面使整個中國反對蘇聯,依靠日本。”1937年6月,近衛內閣上台的第五天,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就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提出“如為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的意見。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據日本中國派遣軍參謀長今井武夫說:事變前幾天,“在東京政界消息靈通人士當中,私下談論著:七夕之夜,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事變前一天,中國的冀北保安總司令石友三也知道盧溝橋即將發生事變。事變時,任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的橋本群說:“華北問題”是“日本為了向大陸發展遲早要解決的問題”,“盧溝橋事變也許可以避免,但是第二、第三個同類性質的事件,……大概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見,七七事變是日本法西斯分子為爭霸世界而發動的侵華戰爭,決不是某些日本人所說的“偶發事件”。因而,七七事變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端。 為發動侵華戰爭,日本不斷擴充軍備,增加軍隊。以陸軍常備兵力為例。

1930年初為25萬人、至1936年初,已達40萬人,當年又制訂了進一步擴軍的計劃,預計陸軍擴充為50個師團,航空兵142個中隊;海軍擴充為主力戰艦12艘、航空母艦12艘、巡洋艦28艘……航空兵65個中隊。該計劃尚未完成,即發動了侵華戰爭。七七事變時,日軍總兵力為:陸軍常備軍有17個師團、4個獨立混成旅團及若干獨立砲兵旅團、獨立步兵旅團,騎兵集團、戰車聯隊、特種兵部隊等,以及航空兵作戰部隊54個飛行隊,作戰飛機約900架,運輸、教練等飛機數百架。海軍有第1,第2,第3艦隊和練習艦隊,有主力戰艦9艘、航空母艦5艘、練習戰艦1艘、巡洋艦12艘、二級巡洋艦23艘、水上機母艦3艘、潛水母艦5艘、一級驅逐艦83艘、二級驅逐艦29艘,一級潛水艦35艘、二級潛水艦25艘及其他特務艦艇共296艘,總排水量為120.4132萬噸。海軍航空兵有陸基航空兵37個中隊,各種作戰飛機629架,艦載飛機182架,共811架(含預備機)。日本的兵工生產能力較高,飛機、軍艦、戰車、大砲均可以自製。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每年生產的軍火,完全可以保障補充當年作戰的消耗。

七七事變時,中國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有陸軍步兵182個師又46個旅,騎兵9個師又6個旅、砲兵2個旅又16個團。海軍有第1、第2、第3艦隊、練習艦隊,廣東江防艦隊及巡防隊、測量隊等。新舊、大小艦艇約120餘艘,實際作戰艦艇約60餘艘。總噸位約6.6萬噸。空軍有作戰部隊35個中隊、各種作戰飛機332架,連同運輸機,教練機等,總計620架。由於中國經濟落後,兵工工業極下發達,僅能生產少量步兵武器、小口徑迫擊砲、小型艦艇,大型武器裝備如飛機、軍艦、坦克、火砲及機動車輛等均不能製造,完全依賴由國外購買,戰爭中不可能及時補充。 日軍侵華部隊的一個師團,編制為21945人、馬匹5849匹、步騎槍9476支、輕重機槍645挺、各種火砲108門、擲彈筒576具、汽車262輛,中國軍隊已整編過的20個調整師,每師為10923人、步騎槍3831支、輕重機槍328挺、各種火砲42門。其餘的師,實力更低,有的不足調整師的一半。由於缺乏車輛,機動及補充能力極為薄弱。

1901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清政府被迫簽訂了《辛丑條約》,允許各國在中國駐屯少量軍隊,日本的清國駐屯軍,位於北平、天津等地,1927年改為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在天津。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又配屬了一年輪換制的臨時派遣隊、步兵之個營和炮,工、通等分隊,兵力已達1771人。 1936年,日本法西斯分子掌權後,加速侵華行動。於6月間,將兵力增加至5774人,並且將每年的輪換制改為永駐制。與此同時,日本海軍也向華東方面增兵,1937年7月初,日軍駐華北部隊兵力部署為: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參謀長橋本群少將)率駐屯軍步兵第1聯隊之第2大隊及步兵第2聯隊(欠第3中隊及第3大隊)、坦克、騎兵、砲兵、工兵、通信等分隊駐天津,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司令部(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率步兵第1聯隊(欠第2大隊)駐北京,所屬第3大隊駐丰台。通縣、塘沽,唐山、灤縣、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各駐1個分遣隊(兵力約1個中隊),當時,駐守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為宋哲元之第29軍。該軍係原馮王祥西北軍之一部,曾參加過1933年長城抗戰,下轄4個步兵師、6個獨立步兵旅、1個騎兵師又1個騎兵旅。並指揮冀北保安隊,總計約9.5萬人,各部隊的駐地為:軍部及特務旅(旅長孫王田)駐北平城內;第37師(師長馮治安)轄第109、第110、第111旅及配屬之獨立第25旅,駐北平西郊、盧溝橋、長辛店,一部駐清苑;第38師(師長張自忠)轄第112、第113、第114旅及配屬之獨立第26旅,駐塘沽、天津、廊房、滄縣地區及律浦路平律段沿線,一部駐南苑;第132師(師長趙登禹)轄第1、第2旅及配屬之獨立第27、第28旅,駐任邱、河間、大名、南宮地區;第143師(師長劉汝明)轄保安第1、第2旅及配屬之獨立第29旅、騎兵第13旅,駐萬全、宣化、懷柔、赤城、蔚縣地區;騎兵第9師(師長鄭大章),駐良鄉、涿縣地區,一部駐南苑;獨立第39旅(旅長阮玄武),駐北平北郊;冀北保安隊(司令石友三)駐北平城郊。以上各部均為平時按治安需要配置的,不是戰鬥部署。此外,保定至石家莊地區,駐有萬福麟之第53軍及馮佔海之第91師。

1937年7月7日晚,駐丰台日軍第3大隊之第8中隊在宛平城北龍玉廟演習時,以失踪1名士兵為藉口,要求進宛平城搜查,遭到駐軍第37師第219團第3營的拒絕。日軍聲稱失踪的士兵石山,因瀉肚擅自離隊,數十分鐘後即己歸隊。但日軍卻在丰台及北平的兩個中隊援軍到達後,於8日凌晨5時30分向宛平城發動進攻,第219團在團長吉星文指揮下,奮勇抗擊,日軍受阻。 8日上午9時,日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下達命令,主要內容為:1、確保永定河東岸地區;2、解除盧溝橋附近中國軍隊的武裝。為此,派駐天津之步兵第1聯隊第2大隊及戰車1個中隊、砲兵2個大隊;工兵1個小隊,增援進攻宛平城的日軍。當日,日軍再次進攻宛平城,又被守軍擊退。第219團乘勢反擊,奪回了日軍佔領的鐵路橋和龍玉廟,並向八寶山、長辛店間的日軍實施反擊。 9日,日本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參謀長久納減一,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已令駐朝鮮的第19、第20師團,駐中國東北的獨立混成第1旅團和獨立第11旅團作好進軍華北的戰鬥準備;分駐牡丹江、長春、公主嶺的各2個飛行中隊,也已轉場至山海關、綏中、錦州機場。

10日,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參照朝鮮軍和關東軍的出兵意見,提出華北作戰的用兵計劃:1、從關東軍派出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航空兵6個中隊。 2、從朝鮮軍派出第20師團,航空兵3個中隊。 3、從國內派出3個師團,航空兵18個中隊及其他戰車、砲兵等部隊,參謀副總長認為不必如此之多的部隊,同意先由朝鮮軍及關東軍出兵,11日,日本天皇批准出兵,並派香月清司中將接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 中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得知盧溝橋事變後,9日電令第26路軍孫連仲部2個師開保定集中,第40軍龐炳勳部1個師開石家莊集中,第53軍萬福麟部3個師配屬第91師開保定集中,第84師高桂滋部開大同,準備支援第29軍抗戰,上述部隊均歸來哲元指揮,指揮部設在保定。由於當天接北平報告,說“形勢稍轉緩和”,“盧事在對峙中”,雙方正接觸商談解決辦法,因而,蔣介石於10日致電宋哲元:“守土應具決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狡之慣伎,務期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

因日軍所調主力尚未到達,為爭取時間,中國駐屯軍佯示願意進行“和平談判”,日軍參謀總長也向華北日軍發出防止事態擴大的虛偽命令,中國統帥部及華北軍事當局,一方面確圖進行全面抗戰,一方面又希望能和平解決,所以決心不強。在往返接觸之時,日軍加緊運送部隊,進行戰鬥部署;第29軍則缺乏有效的應變措施和應有的戰鬥部署。 蔣介石於17日在廬山訓練團發表聲明,主要內容為:“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傾上之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同時還聲明:“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19日,宋哲元在天津應允日軍的要求,同意第37師撤出北平城郊及盧溝橋,並開始在平津查禁抗日文字,取締抗日組織,但日軍於19日猛攻宛平城,並砲擊長辛店。吉星文負傷力戰,再一次擊退日軍進攻。宋哲元至此方感到和平解決前景暗淡,當日返回北平,作應戰準備。

當宋哲元在天津與日軍司令官進行談判和平解決的條件之時,日軍已於7月15日制定了作戰計劃,規定作戰分為兩期,第一期進攻北平地區的第29軍;第二期佔領保定、任丘一線,如第二批增援部隊到達,則佔領德州、石家莊一線,預定第一期作戰,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由北平西北及西方進攻西郊的第29軍;中國駐屯旅團,集結丰台附近,準備向八寶山進攻,以配合混成旅團作戰。第20師團由北平南方向南郊的第29軍進攻,並進出永定河西岸,切斷第29軍的退路。至20日,第一批侵華日軍均己到達預定的集結地域:獨立混成第1旅團在懷柔;獨立混成第11旅團在高麗營及順義;中國駐屯旅團在丰台;第20師團一部在天津,主力在唐山,山海關;由關東軍航空兵6個中隊編成之飛行團和由朝鮮軍及國內航空兵18個中隊編成之航空兵團,共222架作戰飛機,分別在天津、承德及山海關機場。

7月24日,宋哲元又作了一次和談的努力,命第38師師長、天津市長張自忠訪問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擬作最後的談判。香月拒絕會見。宋哲元遂於當天召開將領會議,決定對日軍的進攻實施反擊。計劃以第132師一部守北平,其主力與第37師進攻丰台、通縣日軍;第38師進攻天津海光寺等日軍駐地;第143師自南口出擊昌平、密雲、高麗營,切斷佔北口至北平的道路,同時,令潛藏於通縣偽冀東保安隊中之原於學忠部第51軍的兩個團反正,襲擊日軍後方;令冀北保安隊在西苑布防。 正當雙方緊張進行作戰準備之際,7月25日發生廊房事件。日軍第20師團步兵第77聯隊第11中隊,以修復通訊線路為藉口,強行進入中國軍隊守備區,駐守該地第38師第226團功阻無效,於是發生武裝衝突。日軍第77聯隊當即向廊房進攻,同時,中國駐屯旅團由天津派一個大隊,強行由廣安門進入北平。在日航空兵轟炸下,廊房守軍寡不敵眾,於26日中午退向通縣。進入廣安門之日軍,被駐守該地之獨立第25旅第679團攔腰隔斷、包圍。後經雙方交涉,准許已人城的部分日軍進入使館區,隔於城外的日軍返回丰台。以廊房事件和廣安門事件為藉口,26日晚,日軍司令官香月向第29軍軍長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限定第37師在48小時內撤出北平,否則即將攻城。同時下達了於27日開始全面進攻的命令,內容與預定計劃基本相同。 27日,日軍因北平城內日僑尚未撤光,將開始進攻時間推遲至28日。當天,日本參謀本部決定再向華北增派3個師團。 28日,中日雙方軍隊,先後均發動進攻,8時,日軍第20師團在飛機、大砲掩護下,從東南、正南、西南三個方向向南苑進攻。第29軍利用營房及附近村莊進行防禦。戰鬥異常激烈,雙方傷亡均重。 13時,日軍突破防線。第29軍部隊向北平方向轉移,至大紅門附近,遭中國駐屯旅團截擊。第29軍傷亡甚重,副軍長佟麟閣和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皆在戰鬥中犧牲。此時,日軍獨立混成第11旅團己攻占清河鎮,第1旅團攻占沙河鎮。 當日軍進攻南苑時,第29軍一部進攻豐白,佔領火車站,繳獲大批軍需物資。中國駐屯旅團急由大紅門回援。第29軍將無法運走的物資焚毀後,於15時撤出丰台。 天津地區的第29軍第38師第114旅及天津保安隊,亦於進攻丰台的同時,向天津總站、飛機場、日租界及中國駐屯軍司令部等處日軍進攻。當時,天津日軍僅有第20師團第79聯隊。雙方進行了激烈的巷戰。中國軍隊一度攻進日軍航空兵團司令部等機關,繳獲大批機密文件。塘沽地區的第29軍第38師第112旅,於28日晚向港口日軍進攻,並破壞日軍在碼頭、車站、倉庫之軍用物資。日軍司令部急調山海關及唐山地區日軍援津。 29日,通縣偽冀東保安隊的5個大隊,在第1總隊長張慶餘,第2總隊長張硯田率領下,突然反正,逮捕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後逃走),殲滅了日本駐通縣特務機關及一部日軍。第29軍的反擊作戰,使日軍遭受一定的損失。為解除後方的威脅,香月清司急令第20師團第39旅團回援天津,同時向關東軍求援。關東軍立即組成兵力約1個大隊的先遣隊趕赴天津,隨後,又以第1師團第2旅團為基幹,組成第2混成旅團,增援天津。 北平方面第29軍主力於28日夜撤向涿縣、固安、永清以南地區。 29日,北平被日軍佔領。 天津方面第29軍的部隊於30日撤向靜海以南地區,當天日軍佔領天津。 日軍佔領平津後,暫停進攻,擬俟第二批侵華日軍的3個師團到達後,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平律作戰,第29軍廣大官兵對日本侵略軍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抗擊,出現許多感人事蹟。如第219團團長吉星文,多次以肉搏擊退日軍的猛烈進攻,負傷不下火線,堅持指揮戰鬥。但第29軍主力在北平地區,僅戰鬥一天即遭重創,犧牲高級指揮官2名,傷亡官兵5000餘人,被迫放棄北平,而殲滅日軍甚少。據日軍統計,僅死傷511人。日軍武器裝備佔絕對優勢,地空協同作戰,火力異常猛烈,固然是第29軍作戰失利的重要原因,但第29軍最高領導當局判斷情況失誤,既未認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了理解國內形勢的發展及億萬軍民強烈要求抗戰的意願,決心猶豫、委屈求和,以致喪失了寶貴的時間,未能及時、認真地進行充分,有力的戰備和應有的作戰部署,則是主要原因。大部分傷亡官兵是在南苑營房內及潰退途中受傷或犧牲的。七七事變發生時,宋哲元正在山東樂陵家鄉。得知後,並未返回部隊。當中央統帥部已派出第26路軍等北上支援其作戰,並於7月9日,10日兩次電催後,才於11日離開家鄉,但是,作為華北最高軍政長官的宋哲元,並未返回華北軍政中心的北平去指揮部隊、籌劃戰備,卻去天津與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進行求和的接觸、談判。 7月15日,何應欽致電宋哲元:“頃接確報,丰台之日軍現正集中包圍南苑一帶,首先消滅南苑一萬兩千之我軍,將為日軍機動之第一目標……查日人效'一二八'之故事,先行緩兵,俟援兵到達即不顧信義,希圖將我29軍一網打盡。形勢顯然,最為可慮,望即切實注意計劃,應付為禱,”宋哲元接電後,無動於衷,直至接受並開始執行香月的無理要求,將第37師撤出北平,禁止中國人反抗日軍侵略,而日軍仍向宛平第29軍進攻時,方匆匆返回北平,但仍未採取任何有效的戰備措施。 24日,張自忠在天津求和碰壁後,宋哲元才召開將領會議,研究對策,在多數將領強烈要求下,作出反擊日軍的計劃,開始部署軍隊。當日軍發動進攻時,南苑的第29軍部隊,仍在營房內處於集結狀態,倉促應戰,損失焉能不大。 7月29日,第26路軍總司令孫連仲在向蔣介石報告第29軍戰況的電報中認為,天津“連同北平南苑、通州各役,均屬無計劃的失敗”。蔣介石的德籍總顧問法肯豪森於8月初視字平津前線後說,前方軍隊的“士兵奮勇而高級軍官恐懼,各部隊之士氣皆較旺盛……我軍如在一星期前採取攻勢,必可將平津之敵殲滅”。他的這一判斷雖未必完全符合實際,但認為第29軍未能在日軍第一批增援部隊到達之前發動攻勢,致失戰機,則是完全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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