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採取的“久困長圍”辦法，在不長的時間中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使長春守軍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糧食不繼、人心動搖、矛盾加劇，再加上我軍強大的政治攻勢，據不完全統計，從6月25日至9月底，就有1.35萬人出城投誠，其中新七軍3700人、六十軍3800人、土雜部隊6200人，在投誠者中有的是一個班一個班地集體投誠。在長春的國民黨軍隊中流行著一些順口溜，當兵的說：“豆餅面子是好飯，提心吊膽把崗站，心一橫來牙一咬，去投八路見晴天。”當官的說：“中央軍官有三怕：一怕光發本票不發糧，二怕戰場遭黑槍，三怕當兵的不打仗，成隊成幫去投降。”
但是，長春守軍驅趕饑民出城的這一招，我圍城部隊事先是未曾預料到的。當發現了這一嚴重問題時，圍城部隊立即上報了東北局，東北局也立即責成軍民聯合鬥爭委員會採取緊急措施，既要保證圍城的成功，又要救助饑民。 8月14日，軍民聯合鬥爭委員會發出了《關於處理長春外圍難民的決定》，並成立了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為主任的“難民處理委員會”，長春附近的九台、伊通、雙陽等縣的縣長全都參加。由這個委員會負責組織了興隆、淨月、長南等三個辦事處，進行饑民的收容救治工作。正如前述，在8月份時就已收容了兩萬多人。不過這時我圍城部隊並未放開哨卡，只是少量收容，饑民還不能自由出城。
9月間，出城的人數大增，“真空地帶”滯留的饑民愈來愈多，而且有一些人死亡。我軍在長春城外負責對敵工作的楊濱發現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後，立即給圍城指揮所寫了報告，報告很快轉到了東野總部領導手中。東野總部一方面將這一情況向中央報告，一方面迅速採取措施，在中央指示還未下達之時，東野總部領導於9月11日電令圍城指揮所：
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春難民，即應開始放行，凡願出來者，一律准其通過。因長春民食早已用盡，如不放出，將使市民大批餓死。望你們依此作出計劃，分批地但又是儘早地開放，做到於十天內放完。對出城之難民，應發動地方黨及軍隊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宣傳慰問，對老弱走路無力者幫助人力及馬車的輸送。第一步應就附近各縣分批疏散安置，發動群眾救濟，使其出城後不再死去，或者少死，藉以挽回影響，取得民心。混在難民中的特務，應予以清查扣留；敵方官兵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團訓練。中學二年以上學生、技術人員、專家等應努力爭取來我區服務。以上開放難民出城，不是對長春敵人解圍，圍困敵人的工作，仍需繼續，不得鬆懈。關於防止敵人利用秋收出城搶糧，應組織軍民及時搶割搶收等，即照兵團指揮部的計劃加緊進行，將執行情況望隨時電告。
這是我軍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為了進一步瓦解敵人而採取的一項重要行動。長春前線的圍城指揮所立即遵照東總的指示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將饑民全部放出並給予安置。為了保證放出城的饑民都能得到安置，這種放行未敢無限制地敞開，而是每個哨卡一天放出2000人左右，將其安置在臨時趕建的幾十個收容所中。為了防止饑民在飢餓衰弱的情況下一下子吃得太多而使腸胃出毛病，收容所頭兩天先給饑民吃稀飯以後逐漸改吃正常食物。這項工作是以流水作業的方法進行的，收容所中的饑民送到可以生活的農村去之後，又接納下一批饑民，一直到長春解放為止。當時只是在收容所中就發放了4000噸糧食、250公斤鹽，方才把從“真空地帶”放出的饑民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在一個多月中，總共安置長春的出城饑民20萬人左右。
在長春城中，由於蔣介石命令鄭洞國必須死守，鄭洞國明知守不下去卻也不得已而為之。在“殺民養兵”的指導思想之下，在“只要長春城，不要長春人”的殘酷驅趕下，10萬軍隊活下來了（為了對付我軍的進攻，鄭洞國直到長春城破時都還控制了一大批軍糧，以備在最後關頭時讓軍隊作戰。所以，城中的軍人有不少餓得發病、水腫，但沒有餓死的。在所有當時守城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有關記述中，一致承認當時沒餓死過一個軍人），大批的老百姓卻餓死了。當時的長春市長尚傳道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一節的標題是《殺民養兵政策的結果》，文中說：當時所見是“餓殍載道，白骨累累”，“屍橫遍野，呻吟之聲不絕，儼似人間地獄”，“到10月19日長春解放為止，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12萬人。人民政府進城以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8萬俱（按：尚傳道回憶的上述兩個數字可能不很準確，我軍在長春解放以後的一份報告中說是1.3萬多具）。卡哨以內居民，幾乎每家都有親人死亡，這是亙古少有的對人民的浩劫。”鄭洞國在晚年回憶一生時說：當時長春的“悲慘情景，目不忍睹，長春市變成了陰森森的世界”。正因為如此，“多少年來，每每追憶起長春圍城時的慘狀，我都不免心驚肉跳，尤其對長春人民當時所遭受的巨大災難和犧牲，更感到萬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將愧對長春的父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