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的劉厚同（又寫作劉后同），是促成傅作義走向人民陣營之路的重要人物之一。
劉厚同（1882—1961年），山西運城人，辛亥革命元老，1903年在湖北武備學堂參加興中會，1912年1月領導了甘肅秦州（今天水）的反清武裝起義，先後擔任過甘肅軍政部長兼總招討使，山西學生軍總教練和軍士學校校長。他早年還曾經在保定軍校任教，傅作義本人及身邊的幾位最親密的同僚如參謀長李世傑、三十五軍軍長魯英麟、河北省省長楚溪春等都是他的學生。劉厚同在晉軍中當旅長時，傅作義在他的部下當排長、連長。傅作義1928年任天津警備司令時，他已退出軍界，住在天津法租界。傅作義有事經常去劉厚同家請教，從那時起，劉厚同就成為傅作義最尊敬的老師與至交之一。傅作義所以能在奉軍撤退時出任天津警備司令，以後出任綏遠省主席，再之後脫離閻錫山而轉投蔣介石，都與劉厚同的出謀劃策分不開。在抗日戰爭初期，當蔣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內”時，他公開與之唱反調，說“攘外自將安內”，並多次向蔣介石直言上書。在抗日戰爭時期，傅作義都給劉厚同配備了一部地下電台和一些人員，讓劉厚同一直與自己保持著密切聯繫，給自己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議。傅作義就任華北“剿總”總司令之後，特地給了劉厚同一個中將總參議的職位，以便於劉厚同可以隨時到他的司令部中敘談。
劉厚同為人正直，頭腦清醒，足智多謀，是對傅作義可以產生重要影響的智囊式人物。他的女兒劉杭生是“民青”成員，當時正在天津各大專院校中進行革命活動。我華北局城工部知道劉厚同和傅作義的特殊關係，遂有意佈置劉杭生給父親做工作，勸說父親去啟發傅作義，動員傅作義舉行和平起義。劉厚同贊同女兒的意見，遂幾次從他當時所居住的天津到北平與傅作義密談。在我華北城工部的安排下，我北平地下黨學委秘書長崔月犁曾經多次和劉厚同談話，了解傅作義的態度，對劉厚同的工作給予幫助。另一名地下黨員杜任之是傅作義的同鄉，當時是華北學院的政治系主任，他的弟弟杜敬之是傅作義的軍醫，由於有這些關係，他與劉厚同也有不少交往，也對劉厚同做了不少工作。劉厚同自1948年10月從天津到北平之後，就一直住在傅作義家中，直到北平解放，對傅作義影響很大（劉厚同在北平83天中天天寫日記，題名為《故都83天和平史略》，是記錄傅作義和談經過的珍貴史料）。由於劉厚同在這段時間為和平而多方奔走，勞累焦慮，以致左眼失明，故而被時人尊稱為“和平老人”。
現在，傅作義已經基本上下定了走向人民陣營的決心，所以派王克俊去向劉厚同交了底，希望劉厚同能拿出具體的意見。劉厚同認為，為了避免古都戰火之災，應當儘早採取措施，發表起義通電，與解放軍共同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但是王克俊認為這樣做並不穩妥，不僅可能引起傅作義與國民黨嫡係部隊開戰，達不到保護北平的目的，甚至連傅作義的身家性命都難以保證，因為這時在北平地區的國民黨部隊是傅作義部隊數量的10倍。所以，在經過反复討論之後，劉厚同和王克俊決定向傅作義建議，通過北平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向毛澤東發一個電報，並為傅作義擬好了電稿。電報的全文如下：
毛澤東先生鈞鑒：
為了保護北平的古蹟，為了北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我願與貴黨貴軍開始和談。盼能派南漢宸先生（按：南漢宸是一位中國共產黨長期在統一戰線上進行秘密工作的老同志，過去曾多次在傅作義身邊和部隊中從事聯絡工作，與傅作義很熟）來平談判。我現在仍能控制50萬軍隊、200架飛機。過去我幻想以蔣介石為領袖拯救國家，現在才認識到這種想法的謬誤。
今後我決定追隨毛主席、共產黨，走人民的道路。
這封電報得到了傅作義的批准，並在11月17日由我地下黨在北平的秘密電台發了出去。
經手這一重要行動的不是別人，乃是傅作義的親生女兒傅冬菊（現名傅冬）。
原來，這位北平“剿總”總司令的長女早已是一位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傅冬菊原來是天津《大公報》的記者，在天津搞地下工作，受當時在北平《平明日報》工作的我地下黨北平學委負責人王漢斌領導。
為了幫助我地下黨做好對傅作義的工作，在我華北局城工部的統一安排下，王漢斌特地把傅冬菊和她的男朋友周毅之（也是中共地下黨員）都調到北平工作。從此，這名共產黨員就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她父親的身邊。她不時就當前的時局與傅作義交換意見，了解傅作義的思想動態，以傅作義可以接受的方式對他做工作。如果沒有機會，她就選一些報刊文章或進步書籍放在傅作義的書房中，供他閱讀參考。此時，傅冬菊則明確告訴父親，應當考慮與共產黨講和，她的朋友可以從中進行聯繫。
有一天，父女二人（傅作義的夫人這時在重慶）一起吃飯時，傅作義突然問傅冬菊：“冬菊，你是共產黨員嗎？”
傅冬菊這時還不便直接公開自己的身份，就回答說：“不是。我覺得我還不夠資格。”
過了一會，傅作義又說：“你接觸的是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要小心。現在掛羊頭賣狗肉的多的是，要是遇上了假共產黨，那就麻煩了。”
傅冬菊告訴父親：“您也說得太玄了，我又不是小孩子，那麼容易上當？他們都是我的同學，是真共產黨，不是軍統。”
這時，傅作義說出了他心中的話：“他們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
這個問題傅冬菊確實不知道，又不能亂說，只好回答說：“這事他們沒有說，我也沒問。明天我弄清楚了，再告訴您。”
第二天，傅冬菊請示了北平地下黨學委書記佘滌清，佘要她回答“是毛澤東派來的”。
當傅冬菊將“是毛澤東派來的”這個答案告訴傅作義後，傅作義也就明確告訴了傅冬菊：“那就好，和談的事情我們好好考慮一下。”在傅作義與王克俊、劉厚同等人研究之後，才有了上面的那封電報。那封電報，由傅冬菊交給王漢斌，再由地下黨的電台發出。
從此時起，傅作義正式與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和談進程。
就在傅作義有了求和的打算之時，各個方面好像都在對他的計劃給以推動。
主要的推動力量應當是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巧妙指揮下，將傅作義在華北的一字長蛇陣斬為數段，我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對華北各地進行了成功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使傅作義和他的部下欲戰不得，欲守不能，欲逃不成，處境極為被動，除了被殲，就只有走和平解決這一條路。
在北平城內，當我解放大軍已對北平形成包圍之勢以後，我地下黨組織所領導和發動的愛國民主運動以學生運動為中心，更是蓬勃高漲。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高等學校學生以及廣大中學生，紛紛高喊“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等口號，在寒風凜冽中多次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國民黨華北當局接受人民意願，迅速實現和平。
其他各界群眾也發出了“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蹟，避免幾百萬人民生靈塗炭”的呼聲。在北平市政府門前，每天都有請願的群眾。甚至連華北地區的五省二市參議會，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也代表中上階層的利益，向傅作義遞交了“停止戰爭、爭取和平”的倡議書。
不過，傅作義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並沒有很快得到答复。這其中有兩個原因：
第一，傅作義認為自己已經研究過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認為中國共產黨既然主張成立聯合政府，他就可以以華北五省實力派代表的資格參加聯合政府。他又受劉厚同的影響，主張按辛亥革命的方式，先由他向全國發出通電，在華北實現和平，然後促進全國和平，組織聯合政府。可是他忘了，他本人當時還是國民黨的華北“剿總”總司令，還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要以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外的實力派代表身份參加聯合政府，這當然是不切合實際的。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以辛亥革命時期的方式靠一紙通電就實現全國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如果傅作義不能完全接受我黨的基本方針，還抱著他多年來形成的那一套有了軍隊就有實力，有了實力就有政權的老觀念，就算是參加了聯合政府，在如何建立新中國的各種問題上也不可能與我黨真正合作。
第二，傅作義雖然表示了和平願望，可是，傅作義自己的嫡係部隊這時已經基本上被打光了，當時平津地區的部隊基本上都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這幾十萬部隊是不可能都聽傅作義話的，對於幾十萬蔣介石嫡係部隊如何辦，傅作義並不能拿出什麼辦法來，而我黨的決心是要完全消滅這幾十萬部隊。在對這幾十萬部隊如何解決的大問題還未拿出方案之前，傅作義的和平解決方案是沒有什麼基礎的。所以，中共中央當時沒有馬上以中央的名義給傅作義具體答复，而是一方面保持與傅作義的聯繫，由前線部隊接待傅作義派出的和談代表，用力促使其舊觀念有所改變，接受我黨的基本方針，共同製定出一套切實可行的辦法；一方面將北平、天津等據點團團包圍，考慮解決整個華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