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一場苦澀的小戰爭”

“一場苦澀的小戰爭”，永不衰老的美國政壇老將艾夫里爾·哈里曼對這場戰爭如是說。哈里·杜魯門總統則頑固地堅稱，這不過是一場“警察行動”，甚至當美國的傷亡人數突破5萬大關時，他還堅持這一令人惱怒的文字遊戲。共和黨把它稱為“本世紀對外政策的蠢舉妄動”，並以此為撒手鐧，結束了民主黨對白宮20年的統治。 “老實說，這是一場軍事上的奇災大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將軍說，“這是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 朝鮮戰爭（讓我們還其本來的稱呼）正是集以上說法之大成，它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軍事和外交戰略的轉折點，標誌著美國第一次試圖通過訴諸武力來阻止共產主義的軍事擴張。朝鮮戰爭是這類冒險行動的漫漫長路上的第一步。事實上，就在朝鮮戰爭剛開始兩個月，美國給正在印度支那的法國人送去了第一批軍事援助，他們正在與一場起義進行苦戰，後來這場起義演變成了越南戰爭。無論結果如何，美國在以後的10年中，把國家的資源，加上聲望名譽，越來越多地投到東南亞、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朝鮮戰爭就是美國企圖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來主宰世界的開端。為了保持這種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裡，也要消耗美國聯邦政府年度預算的一半，並使美國的無數兒女在世界最遙遠的地方枕戈待旦。

然而，與美國很多不甚愉快的經歷一樣，朝鮮戰爭也是其中的一個：當戰爭結束之後，大多數美國人都急於把它從記憶的罅隙中輕輕抹掉。出於某一原因，朝鮮戰爭是美國第一次沒有凱旋班師的戰爭。美國使朝鮮處於僵持狀態，同中國這個龐大而落後的亞洲國家打成了平手。儘管美國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國以人海戰術和對國際政治巧妙的縱橫捭闔，制服了美國無比強大的技術力量。使日本人在1945年俯首投降的原子武器被禁用了，戰地司令官們又不能“把戰爭打到敵人（指中國）老家去”，朝鮮戰爭粉碎了美國人關於原子武器使步兵過時的夢幻。就政治而言，世界輿論不會支持使用這種令人憎惡的武器。從軍事上講，原子彈用以對付分散在數百英里山地中的步兵，也是得不償失的。實際上，朝鮮戰爭開始時，所謂美國的“核保護傘”也只是由四顆原子彈組成。華盛頓戰略家們也許很明智地認為：這些原子彈應當保留下來，作為同蘇聯交戰時的決勝王牌。

在美國公眾看來，朝鮮戰爭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它影響了戰後的經濟繁榮。從1945年到1950年，也就是從日本投降到朝鮮戰爭開始，儘管美國仍有一些小小的經濟和政治風波，但確是美國歷史上最為舒心愜意的時光之一。隨著大蕭條的結束，美國人滿心希望能購買汽車、打球娛樂，他們不願再為沈重的國家大事憂心忡忡。因此，美國沒有本能地奮起捍衛自己的旗幟，尤其是到了1952年和1953年，朝鮮戰爭降低為乏味無趣且看起來又荒唐的戰鬥，雙方反复爭奪同樣的幾座山包。就是從報紙上看到數以百計的美國士兵在諸如“傷心嶺”“無名高地”等地點喪命，也並不能激起公眾對戰爭的支持。 1952年我高中畢業後不久，在尚武精神頗盛的得克薩斯州，在一次喝著啤酒的討論中，一位同學對我們當中應徵適齡者的態度做了一個總結。 “小伙子們，”他說，“有兩樣東西我們應當躲開——朝鮮和淋病。”

《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試圖披露美國是如何捲入衝突，以及後來軍方和文職領導人又是如何決策的。本書的情節並不令人振奮，因為在戰爭的大多數年頭里，美國在一幫平庸之輩的領導下備受磨難。在這幫笨拙傢伙（此語雖然強烈，但有事實為證）當中，以杜魯門總統及其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最為典型。他倆的堅強意志常常在壓力之下轉化為十足的愚頑固執，他們為此大吃苦頭，正如國家為此大吃苦頭一樣。 1950年6月，在北朝鮮揮師進入南朝鮮之後，杜魯門和艾奇遜在四天之內就把美國投入了一場戰爭，美國軍方對此未及準備，而且事實上他們一直被告知並不需要去打這場仗。在夏季的那些狂熱的日子裡，杜魯門和艾奇遜“制止了”共產主義的入侵。他們認為“真正的敵人”是蘇聯（儘管他們從未公開這樣說過，以便給莫斯科一個保全面子的機會而不致介入戰爭），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完全鎮住了美國最強大的對手。及至1950年10月以前，干涉行動似乎已大功告成，北朝鮮人已經被打著聯合國旗幟的一支軍隊（儘管大多數都是美國人）擊退，杜魯門和艾奇遜對自己的精明強悍感到揚揚自得。

然後形勢突變，急轉直下。 1950年11月和12月，中國人，這個遠比北朝鮮人更令人生畏的勁敵進行了乾涉。在那令人絕望的幾周中，聯合國軍處於被趕出朝鮮半島的危險之中，成師的部隊在零下30攝氏度的嚴寒中被圍困在山野裡；僅僅是由於馬修·李奇微中將這位默默無聞的戰爭英雄做出的超人努力，軍隊才得以穩住陣腳，並使中國人停止前進。這時，杜魯門和艾奇遜又倉皇失措地把他們“顯示美國意志”的行動降了級，給戰爭設置了種種限制，從而使勝利完全無望。當他們認識到兩年後美國才具備向蘇聯直接挑戰的能力時，已經為時過晚。因此，朝鮮戰爭被重新確定為一場地區性戰爭，必須限制在朝鮮半島之內。 杜魯門和艾奇遜冒險行動的魯莽輕率，以及向美國人民兜售其理由時之信口開河、文過飾非，在1952年底他們企圖以停戰來結束戰爭時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美國所宣稱的干涉理由是保持大韓民國（這是南朝鮮政府的正式名稱）的完整與獨立，但是這些條件未能使大韓民國總統李承晚感到滿意。這個年逾古稀、行為古怪的民族主義者，早在1905年就曾向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首次呼籲過朝鮮的獨立。李承晚認為自己將被置於今後的共產主義入侵的危險中，他不願意在此條件下放棄他半個世紀的奮鬥。他覺得杜魯門和艾奇遜為使美國從一場已經誤入歧途的戰爭中脫身而要犧牲掉他，因此拒絕了停戰條件。

於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準備另闢蹊徑。如果李承晚不願接受停戰計劃，中央情報局將策動一場政變趕他下台，讓一個可能更忠順聽話的軍政府取而代之。如果李承晚繼續頑抗，他將會被“除掉”。 在越南戰爭某個更為嚴峻的時刻，有一名年輕的美國陸軍軍官曾對一名電視記者說過：“我們必須摧毀那個村莊，為的是要拯救它。”此人說的是一個村莊而已；杜魯門和艾奇遜則是要摧毀一個完整的政府，從而“拯救它”。值得美國慶幸的是，殺死頑固不化的李承晚這一建議儘管在官僚機構中歷經繁文縟節，但是從未得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杜魯門總統的批准。這個建議只好被束之高閣。 杜魯門—艾奇遜決定介入朝鮮戰爭，這是為名譽而戰。美國死敵蘇聯的衛星國北朝鮮政權悍然入侵了大韓民國。北朝鮮（以及它的蘇聯“恩師”）本來有機會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舉行大選，以建立一個統一、獨立的朝鮮。北朝鮮人公然蔑視聯合國，選擇了子彈而不是投票箱。

但是，評價國家領導人，必須觀其行為、究其動機。杜魯門和艾奇遜旨在建立這樣一個論點：國際秩序不容蔑視和傷害。他們的假設一開始就是：蘇聯要對這場戰爭負責，他們是在用一個代理人來試探美國的意志。這種蘇聯同謀論只需間接證據就可以成立，而這些證據比比皆是。蘇聯人把北朝鮮人武裝到了牙齒：坦克、強擊機、自行火砲，這些都是用於進攻而不是用於防守的軍事裝備；3000多名蘇聯顧問與北朝鮮人民軍緊密合作；整個戰爭期間，在聯合國和其他地方，蘇聯人都在政治上支持北朝鮮人。然而，杜魯門和艾奇遜自始至終都避免直接指責蘇聯是這場戰爭真正的罪魁禍首。這一步失策了，它從本質上證實了蘇聯人的觀點：蘇聯可以用其衛星國來戳美國的軟肋，而無須害怕引髮美國的直接報復。這就是杜魯門—艾奇遜在朝鮮政策上的根本失誤。

那麼，把我們拖進朝鮮戰爭的究竟是誰？責任最大的是杜魯門和艾奇遜。這是一對最不可思議的政治搭檔，他們兩個人行動一致，極為和諧。杜魯門的衣著談吐和舉止品行都是小城鎮“國際扶輪社”的派頭，與之配對的艾奇遜則是奢華講究、美髯蓬鬆，其風度舉止、談吐腔調足以扮演一名英國勳爵。杜魯門的力量在於一種直覺的智力和獨立奮鬥、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他雖非科班出身，恐怕卻是美國歷屆總統中除去伍德羅·威爾遜這樣的學究外，對歷史最具有博大精深理解的一位。杜魯門的問題是沒有什麼人重視他。因此，1948年杜魯門擊敗共和黨人托馬斯·杜威時，爆出了美國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震驚的冷門。杜魯門再也不是靠腐敗不堪的密蘇里小集團政治發跡起家的那個目光短淺、經營無術的中西部男子服裝店老闆了。現在這位“意外總統”大權在握，信心獨具一格，因為此人終於在其花甲之年卸下了肩頭重擔，不必再去說服其他人相信他的價值。 1948年之後，哈里·杜魯門就不曾受到過自我懷疑的困擾；他信任自己的直覺，他做出重大決策時，比如乾涉朝鮮，行動之快速敏捷，幾乎是出自強迫的衝動。先行動起來，以後再論後果。

杜魯門的信心是一個克服了多年謙卑低下之感的人的自信。與此相反，迪安·艾奇遜的信心卻似乎是與生俱來。艾奇遜畢業於格羅頓高中和耶魯大學，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的高足。他才智橫溢，幾乎令人震驚。 1950年，在他57歲時，曾是華盛頓最著名的科文頓—伯林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還在羅斯福手下做過財政部副部長，並於1941年到1947年在國務院身居高位。艾奇遜的力量在於，他有一種能將諸如外交與貨幣政策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處置得當的本領。杜魯門政府中的一名官員在談到艾奇遜時說道：“教長（他的諢名）本來是可以兼國務卿和財政部長二職於一身的。” 1949年1月，杜魯門讓艾奇遜重返政府出任國務卿。儘管杜魯門精通國內政治，但他意識到在外交事務方面需要專家指點。一個具備歐洲人眼光的人出任此職時機已經成熟。始於1947年的“馬歇爾計劃”正向歐洲提供大批經濟援助，建立於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在全力對抗蘇聯的擴張行為，這種擴張已經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顛覆。艾奇遜了解歐洲，並對杜魯門一片忠誠。他常常對國務院的同僚們說：“我對之負責的選民只有一個人，他就是杜魯門總統。”

當然艾奇遜也有缺點。他那十足的自信心常常把他的聰明才智轉化為傲慢自大，此人從來不知謙虛的含義，也不懂得何時應該緘口不言。他對敵手寧肯出語尖酸也不願意好言相慰，其實這些人的支持對他極為有利。在一次國會秘密聽證會上，他把參議員肯尼思·惠裡刺激得暴跳如雷，這位內布拉斯加州的共和黨人狂怒之下竟衝過桌子揮舞拳頭，艾奇遜則掄起胳膊還以顏色，事態後來恢復平靜。其結果是，艾奇遜在華盛頓的朋友寥寥無幾，甚至在白宮裡也是如此。當然，哈里·杜魯門除外。 1950年，艾奇遜在政治上也出過問題。共和黨對手要他對把中國“丟失”給了共產黨政權負重大責任——在此前一年，共產黨政權把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趕下了台。他們指責說，艾奇遜的罪過在於發表了一冊關於美中關係的大部頭的白皮書，其中把蔣介石貶成是腐敗無能、不可救藥。共和黨人說，這一文件給那位“大元帥”的垮台雪上加霜。嗣後，1950年初，艾奇遜又說他不打算“背棄”阿爾杰·希斯，這番話固然仁慈友愛，但是在政治上卻並非明智。希斯是他的多年好友，這位國務院官員在一次被指控為蘇聯間諜的調查中被判有偽證罪。這樣，在1950年6月，杜魯門和艾奇遜就因“對共產黨溫和”以及讓亞洲最大的國家落入共產黨之手而遭到了共和黨猛烈的批評。

在軍事危機時期用以阻止行政當局衝動行事的一個機構，是參謀長聯席會議，這些身穿軍裝的軍方首腦實際是總統的最高軍事顧問。從朝鮮戰爭第一天起，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對戰爭中出現的失誤負有重大責任。 1949年，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廣泛研究瞭如何把美國有限的軍事力量部署到全球去的問題之後，把南朝鮮當作對美國“幾乎沒有戰略價值”的地區而一筆勾銷。那裡的佔領軍應當撤出，而且一旦北朝鮮入侵，美國也不得參與防衛。艾奇遜的國務院，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杜魯門對此都表同意。 到了1950年6月，當艾奇遜勸說杜魯門推翻既定的國策並對朝鮮戰爭進行干涉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只是袖手旁觀。他們根本就沒有告誡總統：他正在下達一個軍方尚未準備好去執行的使命。 後來，更為喪氣的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竟然對戰爭中的美國戰地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失去了控制。他們允許他從精神實質上（如果不是從文字上的話）對軍令有所不受。他們冒險地放手讓他治軍帶兵，甚至他的排兵布陣使數万士兵的生命處於危險中也在所不惜。他們不把他當作下級相待，而把他當成一個乖戾頑皮的孩童，必須加以勸誘哄騙方能使之從命。容許這些無法容忍的事情發生的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將軍，此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在歐洲統率過一支130萬人的地面部隊，這是一位美國將軍指揮過的最大部隊。但是布雷德利還是難以駕馭麥克阿瑟。布雷德利有一次哀嘆道：“他對待我們，就好像我們是一群小毛孩。” 麥克阿瑟當然不是一名稀鬆尋常的戰地將軍。 1950年麥克阿瑟70歲，這位美國陸軍的高級將領是美國軍隊所造就的最令人惱怒的複雜人物，他融愷撒大帝和卡利古拉皇帝於一身，遊走於才華超群與乖張怪戾的一線之間。麥克阿瑟亮麗耀眼的戲劇性表現（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將軍說：“他本可以成為又一個約翰·巴里摩爾。”）使他周邊的人要么對他阿諛奉承，要么輕蔑不屑。他那無比龐大的自我意識不允許有任何暗示，指出他在任何事情上、任何時候會有什麼差錯。他救世主般的滔滔雄辯折服了懷疑者，使之追隨他並落入他的股掌。他因勇敢而榮獲13枚勳章（包括1枚榮譽勳章）。他似乎有時在故意嘲笑死神，或者相反地，他有著一種長生不死的感覺，覺得可以暴露於敵人炮火之前而安然無恙。 （儘管如此，在他曾指揮的太平洋戰區作戰的海軍陸戰隊員們卻嘲笑他是“鑽地洞的道格”——一個不在其位的司令官，他的出現只是為了攝影師，而不是為了真正的戰鬥。這個綽號有失公允。）但是對於美國陸軍而言，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獨一無二的。他是一位大明星，他榮獲過各種榮譽，榮任過從西點軍校優等生到參謀長的各種高位。從1945年到1951年，在太平洋戰爭獲勝之後，麥克阿瑟作為總督，把支離破碎的日本重建成一個民主國家。麥克阿瑟對他在日本的責任如此一往情深（他是這麼說的），他甚至在戰後都沒有回到美國去接受傳統的英雄凱旋儀式。他已經13年未回故土，但是沒關係，他依然堅守其位。因此，在美國公眾眼中他像是一個近乎神話中的人物，他的本尊真容因為他的遙不可及而被放大了。 然而，在麥克阿瑟自負和剛毅的表層之下，是一團深不可測的自我懷疑和自虐。令麥克阿瑟不得安寧的是他那過於溺愛他的母親萍姬·麥克阿瑟，所有的證據都明確證明她之愚不可及。她認為她丈夫，一位內戰時的將軍和英雄，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儘管他曾榮獲包括榮譽勳章在內的諸多褒獎）。多年來她代表丈夫一直跟陸軍軍方糾纏不清，直至那可憐的傢伙去世。然後她將情感轉移到“小道格拉斯”身上，先是幫他贏得任命，進入西點軍校，然後跟著他去了西點（她就居住在校園內的泰耶酒店裡，他的宿舍就在她的視野之內）。在他整個職業生涯中，她都在騷擾和刺激他取得“更大成就”，她向高級官員寫信敦促給他提升晉級，亦步亦趨地跟著他從一個無聊的職務到另一個職務。 20世紀20年代，麥克阿瑟有一次試圖擺脫她，他娶了一位身材苗條的咖啡館社交圈子裡的離婚女子，這位女子幾乎成功地勸說麥克阿瑟離開軍隊投身銀行界。麥克阿瑟的母親拒絕出席他們的婚禮。當八卦專欄作家們報導麥克阿瑟的妻子在他身居海外之時，繼續著她尋歡作樂的社交生活（跟其他男人），麥克阿瑟急忙去了離婚法庭。 這是在1929年，這一幕刺痛了麥克阿瑟。只是因為新聞品位和《誹謗法》的緣故，這位備受渲染的將軍才未被公開披露是一個戴綠帽和被拋棄的丈夫，一位司令官如果不能齊家又如何能帶兵？對他的傲慢的另一個打擊是在1932年。當時麥克阿瑟披掛全套作戰服，指揮部隊和坦克向那些窮愁潦倒的退伍軍人開進。退伍軍人們聚集在華盛頓討要他們的退伍補償金，麥克阿瑟奉命把他們驅趕出令人可憐的宿營地。麥克阿瑟覺得這個任務很討厭，但是他遵命執行。他被媒體嘲笑為一名流氓打手，去痛打那些他在法國曾經指揮過的袍澤弟兄。 為此，麥克阿瑟退居江湖之外。作為陸軍參謀長，他在華盛頓波托馬克河對岸綠樹成蔭的弗吉尼亞鄉間的梅耶堡有一處優雅的居所。但是現在麥克阿瑟渴望私密空間，而不是軍方職務這種金魚缸式的生活。他腦子裡想著一些特別的樂子。 在一個可堪信任的副官托馬斯·杰弗遜·戴維斯中校的安排下，他在華盛頓西北區的卡羅拉瑪路租了一套公寓，只有少數幾位密友知道這個隱居之地。麥克阿瑟在這裡招待一批又一批的妓女，有時候一次兩三名甚至四名，不過他只是作為一個盡情欣賞、高高在上的男人，而不是一個性夥伴。戴維斯在他有關與麥克阿瑟共事的日子的回憶錄中說： 他認為的歡樂時光就是把她們帶進來共度夜晚。他從來沒有搞她們，他只是坐在一張安樂椅上，讓那些女孩子讚歎他是如何偉大的人。 他也有一種施虐狂的傾向。我們會去巴爾的摩的一所妓院，麥克阿瑟會挑選一名出眾的妓女，對她十分善待——帶她去晚餐、吟詩誦文、給她買花，總之把她捧到昏昏然，對他神迷心醉。而她第一次說出一些施加壓力的話語、似乎是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永久性的東西時，他就會斥責她不過是一個“小妓女”，然後揚長而去。在驅車回華盛頓的路上，他還會嘲笑她。 麥克阿瑟的另一種怪癖則是十分嚴重了。很多個夜晚，他把戴維斯叫到起居室。他坐著，手裡拿著一把上膛的左輪手槍，講述著做一個美國最傑出士兵的難言之苦。在同僚軍官和美國公眾眼中，他是美國軍隊的一代驕子，但是他當真對得起這些表彰嗎？在天亮之前幾小時，麥克阿瑟會沮喪地宣稱他是一個名不副實的英雄，只是因為他母親的堅持，他才成為一個“集光榮的阿波羅、羅蘭和喬治·華盛頓於一身的人物”。他覺得自己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一個將軍，都被高估了。他害怕在生命的某一個頂點將面對一個他不能跨越的考驗，然後就是失敗。但是，由他自己選擇時間和方式的死亡——說到這裡他有時會將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將使他免受失敗的恥辱，給他帶來心靈的安寧。 戴維斯的角色是好言相勸，請麥克阿瑟把手槍放下，並說他是一位如此寶貴的戰士，國家不能沒有他。麥克阿瑟則會繼續說，他能在這樣一位好友的陪伴下死去，備感“舒暢寬慰”，但是他同意放下槍。在20世紀30年代，他一直在不斷重演這一幕。 僅有一次戴維斯沒有說對他的台詞，當時這兩位軍官正在一列穿越美國南部開往華盛頓的火車上。麥克阿瑟猛敲戴維斯包間的房門，他又一次拿著手槍。 “我們快要到我父親獲得榮譽勳章的地方了，”麥克阿瑟告訴戴維斯，“我在陸軍、我在生活中，該做的都做了，我的參謀長任期也到點了。等我們經過田納西河大橋的時候，我要從火車上跳下去。這是我生命終結的地方，戴維斯。” “將軍，”戴維斯回答道，“那請你快一點完事，我好回去接著睡覺。” 麥克阿瑟摔上了包間的門。第二天早晨，他為“情緒過於激動”道了歉。此後不久，他的老媽萍姬·麥克阿瑟去世了，戴維斯再也沒有聽到過他要自殺的威脅了。 但是，戴維斯中校見過的那些奇特場景跟朝鮮戰爭時期頗為相關，麥克阿瑟在這場衝突的關鍵轉折點上，也展現了他個性的一些怪異之處。讀了戰爭時期他發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數十份電報——其中大部分以前均未公開過——人們就可以感到他是一個脫離現實的人：他希望把戰場上的每一個勝利都歸功於自己，失敗卻都沒有他的過錯；他發出的每份電報都帶有附加條件，“給我提供我所要的東西，否則後果（指美軍的傷亡）由你們承擔”。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檔案對麥克阿瑟的行為做出了一種更加擊中要害的解釋：1950年11月和12月，當中國人突然入朝幾乎把他的軍隊趕出朝鮮時，他喪失的不是理智，而是膽量，軍方的一代驕子在他一直害怕的公開的失敗邊緣嚇壞了。 麥克阿瑟的反應是拼命為自己開脫。他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允許把戰爭急劇升級，包括封鎖和轟炸中國大陸，他想沿鴨綠江南岸即北朝鮮和中國“滿洲” 的邊界設置一道“放射性廢物帶”。在私下談話中，他還說到更加實質性的東西：對中國進行核攻擊。如果這些襲擊導致了同俄國的戰爭，那就去打好了。麥克阿瑟不想打亞洲的地面戰爭；因為同中國人海大軍的一次交鋒已經給了他必要的教訓。但是，如果真的是蘇聯人挑起了朝鮮戰爭（美國情報界和外交界都一致這麼看），那麼蘇聯人就應當付出代價。對麥克阿瑟來說很不幸的是（我們將會看到），他把這些見解透露給了駐東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這些外交官一如既往地向本國政府做了匯報。美國國家安全局按常規對這類外交電報進行了截聽破譯，並立即送給了杜魯門。麥克阿瑟曾因在公開言論中批評政府的亞洲政策，已經同總統發生齟齬；再加上現在更為嚴重的叛逆行為的直接證據，麥克阿瑟在一周之內就被杜魯門罷了官（固然出於安全和外交禮貌，杜魯門不能提及國家安全局的截聽之事）。 “麥克阿瑟被解職”是當代轟動一時的政治事件，對美國公眾來說是一個令人痛苦和困惑的插曲，這一插曲破壞了美國全國的團結，致使兩年之內都未能實現和平。 然而麥克阿瑟離職時毫無悔意，他堅信自己並未做過任何超越職業軍人界限的事情。他還向他的繼任者馬修·李奇微將軍透露說，可能是杜魯門總統精神上的疾病造成其解除了他的職務。麥克阿瑟是在被解職的第二天跟李奇微談話的，他宣稱從一位“傑出的醫學人士”那裡得知，杜魯門患有一種名為“惡性高血壓症”的疾病。麥克阿瑟接著說，這種痛苦病症的“特徵是頭腦的迷惑和混亂”。麥克阿瑟指責杜魯門脾氣火暴，比如杜魯門給《華盛頓郵報》的一位音樂評論家寫了一封卑鄙骯髒的信，因為此人批評了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舉辦的一場音樂會。 （李奇微聽了麥克阿瑟所言，明白了患有精神毛病的人並不是總統。） 戰爭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欺詐行為，朝鮮戰爭自然也有許多隱秘。在創作本書歷時四年的研究過程中，許多機密已大白於天下。對於這場戰爭的記載是瑕瑜互見、媸妍並存的： ——新生的中央情報局有幸適逢戰爭時期進行實地活動，策劃出各種鬼點子來折磨中國人。其中一項行動是在公海劫持一條開往中國的醫院船，當時正是一場傳染病放倒了數以千計的中國士兵之時。這條船掛的是挪威國旗，挪威長期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但挪威人有所不知的是，那些在台灣北邊捕獲了這條船的“中國海盜”，正是由中央情報局一名特工僱傭和指揮的。 ——在美國考慮放棄這場戰爭的沮喪關頭，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了一項應急計劃，把韓國政府和軍隊（包括家屬60萬人）重新安置到在美國薩摩亞群島上建立的所謂“新朝鮮”。參謀長聯席會議說，那裡氣候適宜耕作，島上大多數地方無人居住，韓國人“可能”會適應這個新環境的。然而，該計劃從未同任何韓國官員商量過，“因為怕引起公眾的不滿情緒”。 ——儘管杜魯門總統經常公開保證不在朝鮮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在1950年12月，未裝配好的原子彈被悄悄地運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鮮半島附近的美國航空母艦上。美國飛機還對北朝鮮首都平壤進行了模擬核襲擊，作為打原子戰爭的應急計劃的一部分。 ——從杜魯門的日記中可以看出，私下的他更加好鬥，他日記中那些憤怒的潦草字跡，讀來就像報社收到的那些瘋子郵件。 1952年1月，杜魯門對北朝鮮人和中國人在停戰談判中的不妥協態度大為惱火，他寫道： 跟共產黨政府打交道，就好像一位正人君子試圖跟一個賭博大王或者一個幫派頭目做交易。我認為，現在的正確辦法應是一項限期10天的最後通牒，告訴莫斯科，我們準備封鎖從朝鮮邊界到印度支那的中國海岸，我們準備用各種手段摧毀“滿洲”的每一個軍事基地，包括潛艇基地。如果還有進一步的干涉，我們將在必要時摧毀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實現我們的和平目標。 杜魯門意識到了可能產生的後果： 這就意味著全面戰爭。這就意味著莫斯科、聖彼得堡（1952年叫列寧格勒）、瀋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北京、上海、旅順、大連、敖德薩、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國和蘇聯的每個製造廠都將被毀滅。這是蘇聯政府決定其是否願意生存的最後機會。 五個月之後，杜魯門又一次盛怒了，他舊話重提。這一次，他向蘇聯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對方無須回答的問題：“現在，你們是願意結束在朝鮮的行動，還是準備讓中國和西伯利亞被摧毀？兩者隨你們選擇，非此即彼……要么接受我們公正合理的建議，要么就被徹底摧毀。”儘管杜魯門從未採取任何行動來實施這些個人想法，但這些想法卻顯露了他關於部署核武器的內心世界。 但是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使用核武器已接近於現實。 1953年5月20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瞭如果共產黨不接受合情合理的和平條件時必須採取的行動。委員會決定了“針對中國和'滿洲'” 採取空中和海上行動，其中包括“戰略上和戰術上廣泛使用原子彈”。這項重大升級行動將以海上封鎖中國港口為開端，然後逐漸擴大到核轟炸，其目的是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響”。受到美國此種意圖的轉彎抹角的警告，中國人很快就決定結束戰爭，一項停戰協定在一個月之內就簽訂了。 這場“苦澀的小戰爭”——再次借用艾夫里爾·哈里曼的話來說——幾乎變成了美國的核戰爭。 1953年7月，根據停戰協定，戰鬥結束了，朝鮮仍然是一個分裂的國家。目前，在將近30年後，兩個朝鮮的代表們（美國軍官陪伴著韓國人），每一個月左右會在一個中立地區舉行一次形式上的會晤。表面上的理由是為和平尋求共同的基礎，實際上雙方什麼也不說，除了偶爾會有一些相互指責外。金日成仍然是北朝鮮的獨裁者，他時常會發表一些強硬的聲明，表示他企圖以武力收復南朝鮮，就像他在1950年試圖所為的那樣。南朝鮮則走馬燈似的一個接一個地更換獨裁者、總統和政治強人，他們監禁不同政見者，對於任何提及與北朝鮮和解的說法都嗤之以鼻。大約4萬名美國士兵仍在那裡服役，作為針對北朝鮮任何進犯的一種警戒防務。美國新一代士兵時時發問：“我在世界上這個偏僻的小地方乾什麼？”這也正是從1950年6月戰爭開始以來，許多美國人所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