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中美朝韓在朝鮮半島惡戰三年，百萬生靈塗炭，無數家園被毀，停火線卻重回38度線。 進入21世紀，東北亞地區仍在為60年前那場惡戰所震撼、所支配，以至難以解脫。 相比之下，20世紀其他熱戰、冷戰中的宿敵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許是個例外）。 唯獨在朝鮮半島，數百萬大軍仍虎視眈眈、枕戈待旦；大戰雖無，摩擦不斷。 1953年的一紙協定，言為停戰，實為休戰，亦為再戰？ ！ 在這個意義上，63年前爆發的那場“苦澀的小戰爭”（little bitter war），算得上是一場真正的跨世紀之戰。 然而不管後人如何評說那場戰爭的得與失、勝與負、罪與罰，歷史在60年前中美朝（韓國除外）簽訂停戰協定時已經改寫：它是美國開國以來第一次戰而無勝之役，也是中國自鴉片戰爭百餘年來境外戰爭中首次不敗紀錄。

中國志願軍將士憑藉簡陋的裝備、頑強的意志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應對擁有陸海空絕對技術優勢的對手，硬是把逼近鴨綠江邊的聯軍一度推回37度線。 朝鮮戰爭的結局是年輕共和國的開拓之舉，也是百年來我們多難民族歷史性崛起的第一步，更作為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拐點而載入史冊。 30年前在美國問世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從一位美國作者的視角，記錄了這一歷時三載、震撼世界，被美方刻意淡化但又難以割捨的“有限戰爭”。 60年來，美國朝野對待朝鮮戰爭（以下又簡稱“朝戰”）的觀念可用“集體遺忘症”（national amnesia）來概括。美國出版界有關越戰的出版物汗牛充棟，而朝戰的書籍卻寥寥無幾，其中又多以“遺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為主題。著名作家大衛·哈伯斯塔姆1972年以揭露越戰決策失誤的《出類拔萃之輩》（The Best and Brightest）而一舉成名，而他關於美陸戰1師在長津湖僥倖逃脫中方第九兵團毀滅性打擊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The Coldest Winter）， 直到他於2007年去世數月後才出版。出版界失語，好萊塢亦健忘。美國大小銀幕上充斥著二戰和越戰的鏡頭，唯獨朝戰作品鳳毛麟角。甚至首都華盛頓的朝戰雕塑群，也是在停戰42年之後的1995年才落成，比建於1982年的越戰紀念牆還晚12年，而後者在越戰結束7年後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國國會才通過法案紀念朝鮮戰爭。

1982年出版的美國政論家約瑟夫·古爾登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是美國研究朝鮮戰爭著述中少有的較早的綜合性著作。美國政府1967年頒布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聯邦政府的記錄和檔案以25年、50年和75年為限，原則上向所有的人開放。古爾登充分利用了70年代末開始解密的美國政府有關朝戰的檔案，此後四年間採訪了眾多當事者和知情人，完成了這部“內幕”之作，對患有“集體遺忘症”的美國公眾不失為一服清醒劑。 美國多年來對朝戰集體失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美國歷史上對外戰爭多多。三年朝戰，長度不及越戰的三分之一，輝煌不及數月的海灣戰爭，國民記憶中自然難有其位。其二，美國政府大事化小，當初把朝戰定義為“警察行動”，以繞過國會審理和宣戰的“麻煩”（無獨有偶，“9·11”事件後美國把本應是“警察行動”的“反恐”定性為“戰爭”，以無限擴大總統操控戰爭的權力）。然而越戰也定義為“警察行動”，美國人何以念念不忘？ ！

以筆者之見，朝戰在美國國民記憶中的“邊緣化”，似有更深層的原因。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極濃，習慣於在敵我、黑白、是非、善惡、勝敗中擇取其一，不輸不贏的朝鮮停戰實屬另類——既不同於此前美國完胜對手、凱旋班師、重塑國際體系的一戰、二戰的記錄，也有別於美軍筋疲力盡、被迫撤出後徹底失敗的越南戰爭（1964—1975）。這也就是為何美國對朝戰的觀念多年來一直游離於兩個極端之間：既要“遺忘”，卻又難以割捨；千方百計地從記憶中抹除，也為當年不能“臨門一腳”而耿耿於懷，難以放棄與朝鮮現政權敵對的政策。 2010年朝鮮戰爭爆發60週年時，奧巴馬突然宣稱美國贏得了朝鮮戰爭，並且不接受“平局”的說法。不管奧巴馬是為了譁眾取寵還是安撫人心，這位哈佛高才生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在對朝鮮戰爭的結局的認知方面，既違反歷史，也無視現實。按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話說，“美國人總是抱怨說，'美國總是贏得戰爭，但卻失去和平'，這兩個說法其實都不甚準確。事實上，朝鮮戰爭是美國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10年後開始的越戰中，美國的敗局更是確鑿無疑”。

自19世紀以來，美國外交其實是在孤立主義和乾涉主義的兩個極端中搖擺。要美國與一個善惡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幾乎不可能。 “9·11”事件以後“要么支持，要么反對”美國（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義，就是最好的佐證。美國至今對朝鮮不依不饒，對朝政策仍停留在敵視和製裁的過去時態，不僅僅是由於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極端宗教化和意識形態化也是其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給金大中的“陽光政策”潑冷水，先給朝鮮扣上“渾蛋國家”的帽子，“9·11”後又把朝鮮劃入“邪惡軸心國”（axis of evil）之列。奧巴馬上任後，一改小布什政府後兩年積極接觸朝鮮的政策，將美國對朝政策定位於所謂“戰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對朝鮮採取少接觸、不談判的“有所不為”的政策。國務卿希拉里更是帶頭支持甚至縱容日本以所謂“綁架”問題，干擾和遲滯六方會談，為日本右翼修憲和擴軍製造藉口、提供空間，並直接或間接地激化南北對立，極大地干擾了半島的穩定。天安號事件、延坪島砲擊、金正恩繼任後的戰爭邊緣政策，都與美國扭曲的對朝觀念不無干系。

其實美國朝野對朝戰的“遺忘”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古爾登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在20世紀80年代初問世之日，也是美國史學界開始“大規模”反思朝鮮戰爭之時，且一發而不可收。時至今日，美國朝戰研究中的正統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對朝鮮戰爭的根源、過程和結果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各種論點層出不窮，以緻美國朝戰史學家艾倫·梅萊2010年宣稱，對這場“被遺忘的戰爭”的“追記”已經“綽綽有餘”（enough），不需再費時費力了。對此，筆者稱之為“朝戰研究疲勞症”（fatigue）。 美國軍事史學界對朝戰研究的“百花齊放”和“過度反思”，與美國國民對朝戰的“集體遺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不管誰的觀點正確，美國國民意識中對於60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仍近乎白紙一張。然而真正主導美國對朝政策的是精英階層，美國軍事史學界對朝鮮戰爭的反思，仍是中國同行需要關注的重點。

美國史學界對朝戰研究中眾多流派進行梳理的一個簡單易行的辦法，是把批評美國的觀點和著作統統打入所謂的“歷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布魯斯·卡明斯1981年的《朝鮮戰爭之根源·第一卷：朝鮮光復及兩個政權的形成，1945—1947》，對美國官方關於朝戰根源的解說（即共產主義擴張）提出質疑，認為美軍在對朝鮮半島南部佔領期間，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偽政府和軍警系統人士，由此引發1948年南部的大規模反叛和殘酷鎮壓，是導致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這部在美國頗有爭議的“歷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寫到1947年，涉及朝鮮戰爭正式爆發（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此間，卡明斯作為第二作者，與喬恩·哈利迪出版了《不為人知的戰爭：朝鮮》。上述三本著作，奠定了美國研究朝戰的“修正派”的基石。

其實，美國史學界對朝戰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斷，甚至在朝戰還在進行期間，美國作家斯通就發表了著名的《朝鮮戰爭幕後史：1950—1951》。費倫巴赫1963年出版的《如此戰爭：美國措手不及》， 以及貝文·亞歷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 主要從軍事角度對美軍的戰時運作提出尖銳批評。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美國史學界有人把約瑟夫·古爾登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也列入“修正派”，對此筆者不敢苟同。首先，雖然古爾登的書對美國官方的政策持批評態度，但並非像斯通的書那樣具有尖銳的政論性，以至對杜魯門總統有“人身攻擊”之嫌。古爾登的視野是戰爭決策和實施的全景，而非個別決策者的作用。此書對史料的運用也遠遠超過斯通和費倫巴赫。儘管書中對杜魯門和艾奇遜等高層決策者以及麥克阿瑟批評有加，但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如戰俘、細菌戰等問題），仍與美國政府和軍方的口徑保持高度統一；在對中方和朝方人物的描述中，作者也情不自禁地滑向對東方人的“不理解”以至輕蔑。說古爾登“不愛國”，顯然是過於牽強了。

“修正派”的對立面當然是正統學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克雷·布萊爾的《忘卻的戰爭：美國在朝鮮，1950—1953》、 約翰·托蘭的《殊死之戰：朝鮮1950—1953》， 艾倫·梅萊的《為朝鮮而戰：1950—1951，戰爭來自北方》。 美國關於朝鮮戰爭研究的絕大部分著述是針對具體軍事議題的“專業”研究，如戰爭的起因、韓國軍隊的表現、盟國的作用、對各軍兵種的評估、後勤、協同作戰等。英國Ashgate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朝戰文集洋洋32章，對朝戰的方方面面幾乎都飽覽無遺，其中包括戰前態勢、各參戰方（美中蘇英南北朝鮮加聯合國）的作用、美國各軍兵種的表現、核武器／化學武器／細菌武器問題、後勤、兩棲作戰、情報、特種戰爭、釜山之戰、運動戰、陣地戰、戰後安排等專論。

以筆者之見，西方和美國的朝鮮戰爭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現像是西方／美國中心主義（West/American-centralism），即從西方和美國的視角，用西方／美方的素材，得出西式／美式的結論。這一觀察並非要否定卡明斯等“修正派”和懷廷現實主義的反思和解說對西方和美國學界的持久影響。這裡要說明的是，這些“修正學派”的觀點在經歷了“主流派”20餘年的“反攻倒算”後，已基本上被邊緣化。 西方中心派，即主流派的研究對象和重點，是西方尤其是美軍方在朝戰中具體戰役戰術環境中的表現，而其他非美國、非西方（或非白種人）在這場歷時三載的慘烈戰爭中的經歷、命運和後果，基本上是作為輔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審視60年前的那場使美國被迫接受“僵持”結局的戰爭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調美國介入朝戰的正當性、美軍將士的勇敢獻身精神，以及韓國李承晚政權對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代表作，如布萊爾（Clay Blair） 的《忘卻的戰爭：美國在朝鮮，1950—1953》，約翰·托蘭的《殊死之戰：朝鮮1950—1953》等，都屬此列。

其實，戰爭史學中“以我為主”的觀念和方法並無不妥之處，各國史學家們有意無意幾乎都是如此，只是不要過分。然而近來西方的一些朝戰研究有意無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驚異。比如，加拿大學者羅伯特·李2001年的一書中，幾乎涵蓋了有關朝戰的所有問題——歷史背景、朝鮮半島內外時局、美國國內的麥卡錫主義、英聯邦態勢、斯大林之死、戰爭對各參戰國女性的影響、美軍中的種族和性病問題，不一而足——有關中國的文字卻鳳毛麟角。偌大的一個國家，在三年戰爭中以極其簡陋的裝備、36萬人傷亡的代價， 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打成平局，居然在這位朝戰專家筆下幾乎“絕跡”，好像朝鮮戰爭是16國聯軍在與“影子”作戰，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無獨有偶，卡明斯的近作《朝鮮戰爭：一部歷史》，居然也沒有一章是關於中國的。西方史學界對中國“冷處理”的動機仍不得而知，不知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種“打不贏，難道還寫不贏？！”的下意識想法。 在西方的新一輪“迴避中國”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 Tucker）所編《朝鮮戰爭政治、社會和軍事歷史百科全書》。在這部由102位專家共同撰寫的851頁的“百科全書”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1995年中國學者張曙光的《毛澤東的軍事羅曼蒂克主義：中國和朝鮮戰爭，1950—1953》一書（第256頁），而且還拼錯了張的名字。與此同時，此書編者塔克還宣稱，志願軍在第一次戰役後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個謎，“迄今為止，對於中國志願軍的突然後撤還沒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頁）。而張曙光七年以前就詳細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縱”的戰略，誘使聯軍繼續北進，終於使其鑄成大錯（第104-107頁）。不僅如此，該書針對美國的盟軍韓國軍隊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對韓國軍隊的描述絕大多數都是一筆帶過，還伴有明顯的輕蔑語氣；對美國和西方盟國軍隊和戰事的描述卻事無鉅細。事實上，韓國軍隊一直是中方打擊的主要對象，尤其是在第一次至第五次戰役期間。應該指出，在塔克的朝戰百科全書出版以前，韓國軍事歷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朝鮮戰爭史》已由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塔克的所謂“百科”之書，其實滿紙都是西方軍隊在行動。此種有選擇地“摘取”歷史（cherry picking history），至少不是十分專業的。 其實，艾倫·梅萊2010年關於西方史學界對朝戰已經“反思”“過度”的說法，至少有一點難以成立，即西方朝戰史學界至今仍未公開翻譯出版中國官方的朝戰史書，也就是軍事科學院1988年出版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和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戰爭史》。對於一直把中國作為研究重點的美國軍界和情報界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戰略“忽略”。當然，這一“忽略”是有意還是無意，筆者不得而知，但與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覺是，要原封不動地翻譯出版中國關於朝戰的史書和回憶錄等，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國留美學者於2001年翻譯了若干中方高級將領的朝戰回憶錄的選章，在出版社審稿時遇到種種阻力，書稿一度被出版社打入冷宮。筆者參與了“拯救”工作，據理力爭後“死而復生”， 深感美國出版界內部種種可以意會而又難以言傳的意識形態“禁區”。 近期西方朝戰研究中無論是“繞著中國走”還是“繞著韓國走”的傾向，其實並不一定是學者的方法論和個人的好惡問題。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愛德華·薩義德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指出，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東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像中的東方的基礎之上。西方的東方學學者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出於無知，而是為了使西方對東方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制合理合法，因此西方眼中被歪曲的東方的形像是西方統治東方的工具。應該指出，所謂“東方主義”並非明顯地貫穿所有朝戰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東方主義”又是無處不在。在政策層面，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選擇不去了解對手，乃兵家之大忌。 與西方中心主義相比，近年來中國的朝戰研究更具開放性，以軍事科學院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為例，它大量借鑒和使用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使整部書比1988版的《戰史》更為豐富、更有深度，在相當程度上比起美國同行更為客觀。舉一個例子，90年代初在丹東落成的朝鮮戰爭紀念館中，把朝鮮戰爭爆發的根源定性為1948年爆發的內戰，這與美國朝戰修正派（卡明斯）的主要觀點基本一致；而美國官方對朝戰爆發的定位仍延續冷戰的說法，即共產主義制度就意味著侵略。 與中國朝戰研究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相呼應的是，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也在與時俱進。 30年來，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已逐步擺脫了歷史的陰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則摒棄意識形態且日漸中立。其實，早在70年代，毛澤東就說服1975年越南統一後頭腦再度發熱的金日成不要再揮師南進。 80年代以來中國對朝鮮半島不偏不倚、與時俱進的政策，建立在對歷史深刻反思的基礎之上。朝戰對中國最深刻的教訓，乃是在戰略層面。 1950年初，斯大林出於對獨立於蘇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終同意由蘇聯扶植的金日成政權南進，維護以至擴展蘇聯在東北亞的利益；設法通過中蘇同盟關係使中方在美國出兵後援助朝方，避免蘇美直接對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蘇方自私自利，使朝鮮內戰終於升級為中美歷史性對決。儘管中方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使戰線穩定在38度線，然而取得的戰果和付出的代價都是巨大的。戰爭期間，中蘇、中朝之間同盟關係的上、下限都多受衝擊，突顯了國家利益層面的矛盾和衝突，為未來中蘇分裂埋下了伏筆。 有鑑於此，堅持獨立自主、根據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國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島政策，恐怕是朝戰給予中國最寶貴的經驗。 80年代初，中國開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朝鮮問題上，中方反對破壞半島穩定的任何行為，不管是來自任何一方；與此同時，致力於發展與南北雙方的經貿和正常的國家關係。 2003年以來，由中方主導的朝核六方會談早已超越了中國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區穩定和防止核擴散作為更高的追求目標；同時創造條件，以和平協定取代停戰協定，促成美朝關係正常化。 21世紀的世界，兩極終結，一超稱霸，多極隱現，然而半島時局仍撲朔迷離，險象叢生。著眼現實、面向未來的中國，如何與仍生活在過去時態的美朝韓三方互動，如何在歷史、現實和未來中尋求一個既維護中國利益、又兼顧他國光榮與夢想的平衡點，仍是對中國政治和知識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戰。 30年前，當我們開始翻譯約瑟夫·古爾登剛剛出版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時，國際社會還處在兩極體制，冷戰不僅仍在繼續，更有加劇之勢：蘇聯在70年代的最後一周入侵阿富汗；1983年3月8日，美國總統裡根宣稱蘇聯爲“邪惡帝國”，3月23日宣布實施旨在爭取絕對核優勢的“星球大戰”計劃；同年9月1日，蘇聯遠東國土防空軍擊落一架進入蘇聯遠東領空的大韓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機，機上乘客和機組人員269人全部遇難；同年底，北約決定在歐洲部署中程彈道導彈。蘇聯的“帝國終結者”戈爾巴喬夫當時還要等待兩年才得以進入克宮，而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則剛剛進入莫斯科的克格勃學校進修。西方的政要、學者和軍情人士中，無人預料到蘇聯“帝國”會在未來幾年陷入危機而迅速崩潰。而在東北亞，剛剛步入改革開放的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態度則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中國致力於保持與平壤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但1983年10月9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後，中方開始與朝鮮在類似“國際”問題上拉開距離。與此同時，中國開始注意韓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中韓轉口貿易也在1983年啟動。 在對朝鮮半島問題“向前看”的同時，中國的軍事史學界也開始回頭審視30年前結束的朝鮮戰爭。然而在整個80年代，無論是將帥的回憶錄，還是其他有關朝鮮戰爭的著作和譯本都少之又少；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朝鮮戰爭檔案仍未公開。這一狀況在90年代出現根本改觀，大量的回憶錄和作品陸續問世。蘇聯解體後陸續公佈了一些檔案，各國學者紛紛前往“淘金”，朝戰研究才步入黃金時期。 而古爾登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在1982年出版，恰是在中國和國際的朝戰研究蓄勢待發卻又青黃不接的時期，這也是我們立即著手翻譯的背景和動力。作為西方“修正學派”的早期作品，它向讀者提供了一個涵蓋政治、戰略和戰場“互動”的全新視角，而它所運用的大量剛剛解密的美方內部檔案，為中國的朝鮮戰爭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原始素材。古爾登本人的批評性論述，也有別於西方和美國的“正統”觀念。 30年後的今天，在美國朝戰史學界似又回歸“正統派”、對那場贏不了又放不下的戰爭開始歌功頌德（包括奧巴馬本人）的時候，古爾登的書更突顯其自身的價值。 古爾登的記述並非完美無缺，其文字時常流露對志願軍的輕蔑以至憤恨，對志願軍的一些善意的做法，如釋放戰俘等，以美軍標準的“口徑”斥之為“宣傳”。在1990年解放軍出版社的第一版（內部出版，名為《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中，古爾登書中很多此類“不良”成分都被刪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處理方法可以理解。 23年後的今天，中國穩步崛起已不可逆轉；與此同時，中國朝戰研究和出版系統也多產多收，一個日漸壯大和成熟的中國讀者群，無論對未來還是歷史，都更有包容力和自信心。古爾登的美式觀念，其實並不奇怪；如果期待古爾登完全按照中方的思路對朝鮮戰爭加以梳理，那倒是令人不解了。有鑑於此，在23年後再版時，我們盡量保持原著的風格和觀點，這也是我們對讀者的審視力的相信和尊重。 20多年後，原譯者之一的談鋒和筆者都已各自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 對英文中的一些俚語、專業用語，尤其是軍事用語有了更為準確的理解。這次校譯，談鋒承擔了大部分工作量。他治學嚴謹，文不厭精。 30餘年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國際新聞班讀研時與其合譯《李普曼傳》， 筆者就受益匪淺；此次與談兄再度合作，尤感其譯文不僅達意更能傳神。磨鐵圖書責任編輯李葚和張慶麗以高度的責任心、過硬的專業素質和特有的細微關注力，為出版界年輕一代之楷模。此書的重新校譯，也得益於解放軍出版社當年內部版的責任編輯倪齊生先生所提供的種種助力。經過這個團隊的通力協作，我們相信，書稿質量有了相當的提升，譯文更為精準，表達更為中文化。不僅如此，再譯版還增補5萬餘字，包括李承晚、金日成等人物的生平，並首次收入了記敘麥克阿瑟解職後回國之行的兩章內容。這些著名人物的活動細節，不僅突顯了他們的個性，同時為再現朝戰歷史提供了動態的社會、政治全景。 23年易過，半島時局卻仍變幻莫測，各方話語亦多有差異，為此書的進一步“本土化”帶來種種不便。在重新校訂過程中，我們力求尊重原書特色。如“朝鮮”（Korea）與“北朝鮮”（North Korea）、“大韓民國/韓國”（ROK）與“南朝鮮”（South Korea）、“蘇聯”（Soviet Union）與“俄國”（Russia）、“滿洲”（Manchuria）等，均依原文譯出。另如“漢城”“安東”等地名，均保留了特定歷史環境之下的舊稱，希望這將有助於讀者深度了解這場慘烈的“有限戰爭”，它不僅在20世紀下半葉主導了東北亞時局，至今仍牽制著中美日俄朝韓的多邊互動。 60年前結束的朝鮮戰爭，畢竟漸行漸遠。如今南北分野仍在，物是而人非。然而，那些永遠長眠在朝鮮三千里江山和中國白山黑水間的18萬志願軍英靈，那些以原始的裝備和血肉之軀，使美國強大的戰爭機器被迫停止在三八線的百萬壯士們，以及共和國的所有奠基者們，他們在60年前的那場“有限戰爭”中的巨大奉獻，卻是後輩們心中永存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