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再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中名氣是很大的，這不僅僅是他在戰爭年代時期作戰勇敢而聞名，還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武漢爆發的“7·20”事件而引起了全中國的震動。他作為武漢軍區司令員，被人誣陷為“兵變”的“頭目”，被罷免了職務，差一點丟掉性命。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後，全國形勢逐漸走向混亂。 1967年2月8日，武漢的激進派在《長江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公開反黨反軍。武漢軍區2月18口發表了《嚴正聲明》，駁斥激進派的聲明。軍隊捲入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個悲劇，但在當時的中國，找不到一塊安寧的綠洲了。
在武漢地這，當時的群眾組織分為兩大派。擁護武漢軍區《嚴止聲明》的組織，於5月16日成立了號稱擁有120萬人的“百萬雄師”。 “百萬雄師”實際上集納了反對根本上否定湖北省委、武漢市委的許多人，他們在政治傾向上與武漢軍區比較一致，為武漢軍區所支持。
“百萬雄師”成立後，在一系列問題上與激進派發生衝突。衝突的焦點是：“百萬雄師”擁護軍隊，而激進派要揪出“武老譚”（即“武漢的譚震林”）。兩派的矛盾不可調和，以致武鬥不斷。 “百萬雄師”人多勢眾，又有軍區支持，激進派人數雖少，卻有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中央文革”既然要指導各地全面奪權，就不可能支持武漢的“百萬雄師”。
在7月20日以前，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各級黨政機關早巳癱瘓，大批領導幹部被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示眾，學校停課，工廠停工，武漢軍區機關經常受到衝擊。 1967年3月以後，林彪多次對吳法憲等人說，“要把軍隊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來燒掉。”吳法憲多次給武漢軍區空軍劉豐等人打電話，要他們不要聽大軍區的。
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內外造反派時說出了“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沖一沖。”這一下武漢的激進派有了尚方寶劍，他們當即提出“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號，公開綁架批鬥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謾罵、圍攻和毆打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指戰員，激起武漢軍民的憤慨。今“百萬雄師”特別不滿的是，支持“百萬雄師”的武漢軍區領導人被認為犯了“路線錯誤”，照此推理，“百萬雄師”就是“保守派”了，而在當時，保守派等同於反動派。
7月14日，謝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團”的名義從四川到達武漢。他們違反周恩來關於中央代表團暫時不要公開露面的指示，四處活動，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鬥群眾，加劇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引起了“百萬雄師”和支持“百萬雄師”的軍隊同志的很大反感。 7月19日，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武漢街頭。
7月19日下午，武漢軍區召開師以上乾部會議。
一開始，謝富治、王力商定，由謝富治出面講話，王力就不在會上講話了。
可是，等到謝富治講完話，王力大概嫌謝富冶的講話不夠勁，又即席發表一通他的高見。他用教訓人的口吻，指著陳再道這些戰將們說：“看來，你們對文化大革命一點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給小學生上課一樣，從一年級的第一課講起。”
聽到王力這話，會場內許多幹部被激怒了。他們有的慾起又止，要站起來質問王力；有的慾言又坐，想即刻離開會場；有的怒目而視，想看看王力葫蘆裡到底賣什麼藥。
坐在台上的王力，似乎沒覺察到這些，沒完沒了地講了起來，一直講得嘴角流白沫，一直講到夜裡11點多鐘才收場。
王力講完活以後，軍區還得連夜向下級傳達他和謝富治的講話。軍區機關還沒傳達完，“百萬雄師”一部分人已經在漢口舉行遊行示威了，以示抗議。另有一部分人乘坐著幾十輛拉響警報器的消防車、上百輛大卡車一起湧人了軍區大院。他們憤憤不平地質問軍區：王力為什麼把“百萬雄師”打成“保守組織”？又憑什麼把幾個造反派組織封為“革命左派”？
現場指揮者對中央文革小組派駐武漢的記者說：我們要當面向謝副總理、王力同志質問“百萬雄師”是不是革命群眾組織？武漢軍區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如不答复上述問題，有可能明天全市罷工，我們要在軍區呆一個月。
20日7時許，“百萬雄師”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戰士到武漢東湖謝富治、王力的住處，要王力到軍區大院去回答問題。王力賴著不走，“中央代表團”帶去的北航“紅旗”等造反派又氣勢洶洶地辱罵群眾。群眾忍無可忍，把王力抓出來塞進了汽車，拉到軍區大院4號樓，要王力回答問題。
7月20日上午，“百萬雄師”出動數万人，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在武漢遊行。武漢軍區、湖北省軍區、武漢市人武部和省軍區獨立師近千人參加了示威遊行。獨立師幾百名士兵全副武裝，帶“百萬雄師”袖章，槍上刺刀，在汽車上架起機槍，與“百萬雄師”一起行動。武漢三鎮，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街道堵塞，到處是反對謝富治、王力的口號聲。
7月21日，“百萬雄師”在武漢再度舉行大規模遊行，出動卡車400多輛。黃石市也來了30多輛卡車參加遊行。 “百萬雄師”還收到湖北20多個縣、市的聲援電，得到了陝西、遼寧、四川一些群眾組織的聲援。
7月21日，在武漢大街上出現這樣的大標語：“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謝富洽”，“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張春橋，江青靠邊站”，“謝富治從武漢滾出去！”……
7月22日，四川成都的一個紅衛兵組織又給陳再道發來了致敬電，電文中說：“最敬愛的陳再道同志，我們堅決支持您老人家的偉大行動，希望您用您現在的權力……一不做，二不休，為革命先烈復仇，為成千上萬被遊街示眾、被殘酷鬥爭的革命老幹部復仇，把這些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獨裁分子從地球上消滅……”
在“7·20”事件中無能為力的陳再道這時候一下子被一些人推到了最前台，他走不脫，躲不開，更令他不安的是獨立師的宮兵端著槍上了大街，部隊又是支持“保守派”反對“中央文革”的，這豈不是讓人抓住把柄了嗎？
當年震驚全軍全國的“陳再道搞兵變”就由此而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武漢“7·20”事件並不是陳再道組織的。事件的爆發，固然是由謝富治、王力公開支持一派壓一派所引起，但主要的是廣大軍民把對上百萬人參加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派”不滿，對否定武漢軍區對他們的支持不滿。 “百萬雄師”不能說沒有缺點和錯誤，不能說沒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不能說沒有派性，但是“百萬雄師”的主要方面是在實際上保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他們認為建國後17年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成績不能一筆抹煞。所以問題的實質乃是廣大群眾對“中央文革”全盤否定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不滿。這是人民的意願。
武漢軍民遊行反對王力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北京。
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深為武漢的事態擔憂，他當即放下要處理的事，親自來處理武漢問題。
7月20日下午，周恩來乘專機從北京起飛。在飛行途中，林彪集團成員、當時的空軍司令吳法憲欺騙周恩來說，陳再道派部隊包圍了王家墩機場，要劫持周恩來，專機不能在那裡降落。需在山坡機場降落。山坡機場距離武漢60多公里。周恩來走下專機時，吳法憲已指使武空某軍的領導以搞什麼“反兵變”為名，緊急調來了空降部隊，提前佔領了山坡機場。
周恩來走下飛機時，看到的是一片刀光劍影，但他不以為然，僅帶著隨身的兩名衛士，即登上汽車趕往武漢，把秘書和中央警衛團的領導以及兩個中隊的警衛部隊都丟在了山坡機場。
周恩來一到武漢，就讓武漢軍區趕快把王力找回來。陳再道等人理解周恩來的良苦用心，他一心想盡快把武漢局勢穩定下來。
可是，王力這時卻不見踪影了。
他這時並不在“百萬雄師”手裡，“百萬雄師”揪他時只是和他辯論，沒多久他又被部隊護送回來。但曾經不可一世的他卻被群眾的激憤情緒嚇慌了，躲到了武漢小洪山部隊營房，後來又被林彪的爪牙轉移到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
王力終於被“找”到了。 7月22日下午，謝富治、王力飛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組織了數万人，到西郊機場歡迎這兩位“英雄”。
本來，周恩來乘坐的專機比謝富治、王力乘坐的飛機約晚起飛半小時。但林彪、江青極為卑鄙，通過吳法憲操縱，讓周恩來的專機提前飛到北京降落，這樣就逼迫周恩來參加他們搞的歡迎儀式。
當天晚上，由林彪親自主持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全體參加，聽取了謝富治的所謂匯報。林彪根據謝富治的匯報決定：把“7·20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處理“7·20事件”分為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以中央的名義調陳再道、鍾漢華進京，看陳、鐘敢不敢來，如果不敢來，就證明陳、鐘有問題。第二個步驟，起草關於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開一個百萬人的歡迎大會，並通知各地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中央文革小組隨即向各地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軍聯合行動”的武裝遊行，聲討“7·20事件”。
從此，開始了一場全國性的規模空前的輿論大圍剿，為“揪軍內一小撮”拉開了序幕。
7月23日凌晨3點鐘，陳再道接到以中央名義發來的一份電報，要他和鍾漢華等人立即去北京“開會”。
當他看到這份電報時，心情反倒平靜了許多。他堅信是非曲直一定會搞清楚的，他要以一個老兵的赤誠去承受即將到來的一切！
離開武漢時是在子夜時分，登上飛機的舷梯，站在機艙門口，陳再道回首再一次眺望一眼他熟悉的城市，只見武漢上空的燈光，猶如千萬雙眼睛，遠遠地向陳再道投過來，各自向陳再道訴說著什麼。面對這千萬雙眼睛，陳再道似乎理解了他們的訴說，默默地點了點頭，快步走進艙門。
在機艙裡，陳再道等人按照不准隨便交談的規定，各自坐在座位上想心事。一開始，陳再道覺得腦子裡亂糟糟的，自己也不知想了些什麼，漸漸地，他的腦海裡浮現出幾次與毛澤東談話的情景：
建國之初，陳再道在河南軍區任司令員，軍區機關的所在地是當時的河南省省會古城開封。 1952年10月的一天，陳再道們接到一個緊急通知，說毛澤東視察黃河，路經開封，要停留幾天。省軍區要作好接待工作，特別是安全保衛工作，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
那時候，古老的開封百廢待興，毛澤東住在哪里為好，陳再道考慮再三沒個合適的地方。最後，陳再道決定自己從紅洋樓搬出來，讓毛澤東在那裡下榻。這座兩層的紅洋樓，是解放前一個外國人修建的。這在當時的開封來說，算個條件不錯的住處。
毛澤東來到開封後，住進了那座紅洋樓。而陳再道的臨時住處與紅洋樓的距離很近，所以陳再道常到紅洋樓去看望毛澤東。
第一次與毛澤東直接接觸，就給陳再道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交談中，毛澤東問陳再道的出身，問陳再道的經歷，問陳再道的工作，陳再道都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聽了以後，情不自禁地對陳再道說：“你這個放牛伢子，現在當了司令，可真不簡單！我知道，你是一員戰將！”
1956年6月，陳再道調到武漢軍區一年之後，毛澤東來到了武漢。
毛澤東這次來武漢，二次橫渡了長江，寫下了《水調歌頭·游泳》一詞。陳再道這個平時不愛讀詞的人，也記住了“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名句。
一天，陳再道等人陪毛澤東游泳回來，大家坐在汽艇上休息、交談，毛澤東穿一件毛巾浴衣，談笑風生，興致極高。
有一位陪同人員拿起一隻蘋果，剛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澤東看見了，示意不要削皮。毛澤東十分親切地對眾人說：“我告訴你們，吃水果的時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淨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要薄薄地削一層，因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營養的。”
從那次以後，當吃蘋果的時候，陳再道就想起毛澤東的話，很少再拿起水果刀子了。
1961年9月間，在武漢的毛澤東陪同應邀前來中國訪問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乘坐汽艇遊覽長江沿岸風光。陳再道和湖北省的負責人也陪同登上了汽艇。
毛澤東看見陳再道走過去，向蒙哥馬利介紹說，“這是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他是農民出身，沒讀過書，打仗很勇敢。”
蒙哥馬利聽了，捤住陳再逍的手，那注視的目光中，似乎帶有幾分奇異……
陳再道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一年的夏天，陳冉道和許世友、王建安等人去北京參加一個會議。有一天，他們相約去看望毛澤東。在中南海毛澤東住所的游泳池旁，毛澤東接待了陳序道幾個人。談話之餘，陳再道耐不住夏日的酷熱，也沒同毛澤東打招呼，就跳進了游泳池。
在座的其他人見狀都愣住了。儘管他們熱得大汗淋漓，可誰也沒有跳進游泳池，大概他們覺得在毛澤東面前不能這樣。
而毛澤東卻毫不在意，站在池邊看陳再道遊了一陣，隨後對在座的幾位上將說：“我也要下水了。”說完，他笑容滿面地進入了游泳池。
那一天，毛澤東興致很高。游完泳，還留下陳再道等人一起吃飯。
當年的毛澤東，多麼平易近人啊！
可是，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這麼個搞法呢？陳再道跟毛主席乾了大半輩子革命，在任何艱難險阻面前都未曾動搖過，為什麼現在卻感到跟不上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陳再道百思不得其解。
7月24日凌晨3點鐘，陳再道等人乘坐的飛機到達北京，汽車把他們接到京西賓館。陳再道和鍾漢華住在第9層。
陳再道到北京之前，周恩來為了保護陳再道等人，提前做了許多工作。他囑咐賓館的工作人員，要遵守紀律，要注意保密，並且增派了警衛部隊。
而林彪、江青等人，搞的是另外一套。陳再道等人到京的當天，他們就來了個“當頭炮”。
這天上午，北京文藝口的造反派，聲稱要“找陳再道辯論”，幾百人衝進了京西賓館。傅崇碧一見情況緊急，立即派人把陳再道等人叫出房間，讓陳再道等人藏進了電梯。爾後，把電梯開到兩層之間停了下來。
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擔心陳再道等人被抓走，就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傅崇碧如實說，造反派不聽我的，我沒辦法了，看謝富治有沒有辦法。
於是，周恩來又找謝富治，要他動員造反派撤出京西賓館，保證陳再道等人的安全。周恩來還十分嚴厲地說：“我不管了，如果他們出了問題，你們去向主席交待！”
周恩來找謝富治，正好找到了“繫鈴人”。謝富冶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
同時，周恩來還打電話給吳法憲、戚本禹，要他們分別做“三軍造反派”和北京文藝口造反派的工作。但是，吳、戚不僅不做工作，吳法憲還給周恩來回電話說：“三軍造反派要求批鬥陳再道、鍾漢華等人。”因此，在北京文藝口造反派撤出京西賓館之後，“三軍造反派”又很快包圍了京西賓館。其速度，如同部隊換崗一樣。這個行動，實際上是林彪派葉群通過吳法憲等人佈置的。葉群對吳法憲說：“插紅旗，佔位子、靜坐遊行示威，連續搞它幾天”。
為了給“三軍造反派”撐腰，葉群還讓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參加“三軍造反派”的遊行示威。她甚至還親自出馬，邀集江青、關鋒、戚本禹等人，到京西賓館來“觀陣”，讓各總部、軍兵種負責同志陪同，乘坐幾十輛小車，圍著京西賓館兜圈子，以表示對“三軍造反派”的支持。
陳再道到京的當天，也就是7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為執行林彪的“第二步驟”，又召開了一次會議，專門研究對“7·20事件”的宣傳口徑問題。
最後，會議作出決定：各種報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字，只提“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百萬雄師”中的一小撮壞頭頭，要在報刊上公開點名；在7月25口下午，召開百萬人參加的歡迎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回京”。
7月25日下午3點鐘，距離召開歡迎大會還有兩小時，林彪又打電活通知中央文革小組，說：“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同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
江青、陳伯達、姚文元、關鋒等人，聽說林彪要親自出席歡迎大會，欣喜若狂。關鋒等人還建議，為了“壯大聲勢”，還應把在京匯報的黃永勝、冼恆漢等人參加歡迎大會。
林彪非常賞識關鋒的意見，情不自禁地誇獎說：“關鋒同志的意見很好，應當壯大聲勢，並使這個聲勢擴大到全國去。”
這天下午4點多鐘，林彪讓工作人員扶著，上氣不接下氣，好不容易爬上了天安門城樓。
此時，江青已經先到了，互致問候之後，林彪對江青說道：“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問題。”
接著，林彪又對蒯大富、韓愛晶等北京造反派頭目說：“事情發展到壞的頂點，就要向好的方向轉化。從前我們要做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計最近一個月，將是全國矛盾激化的一個時期。”
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採取“見縫插針”的辦法，同北京造反派頭目交了底，要他們行動起來“揪軍內一小撮”。
那時候，蒯大富這些人，以學生“造反領袖”自居，得意忘形，極為猖狂。在大會進行中，蒯大富就問王力：“全國老保如此行動一致，中央有沒有黑手？現在，是不是到了要解決軍內問題的時候了？”
王力聽了這番活，連連點頭，表示同意：“就是，就是。”
在這次談話中，王力還有意表示出對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帥以及南京、福州軍區很不滿意。
於是，蒯大富又問王力：“原4方面軍的將領，是不是都聽毛主席的話？”
王力回答說：“有的聽，有的不聽。”
蒯大富這種人，既然充當打手，就很會觀察辨別風向。當大會上喊出“打倒陳再道”、“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時，他留心觀察了林彪的舉動，看見林彪舉起了表示贊同的手臂，他心中有底了。
第二天，蒯大富、韓爰晶兩人，聯合召開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兩總部會議，傳達林彪、王力的指示。清華“井岡山”造反派，為了“揪軍內一小撮”，成立了“對外作戰部”和“軍事動態組”，準備大干一場。
林彪等人開完了歡迎謝、王的大會，便要拿陳再道等人問罪了。
7月26日上午，陳再道等人接到了書面通知：下午召開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討論中央給武漢軍區常委的複電。
陳再逍看了這個通知，見通知上居然稱陳再道為“同志”，覺得蹊蹺了。因為陳再道到京雖然只有兩天，但從衝擊京西賓館，召開歡迎謝、王大會等勢頭看，林彪、江青等人是非要把陳再道打倒不可了。可在這個書面通知上，為何又稱陳再道為同志呢？陳再道再仔細一看，才有所領悟。
原來，在這個通知的下面，還有中央復電的全文，上面有毛澤東的批語，毛澤東在陳再道的名字後面加上了“同志”二字。毛澤東仍稱陳再道為“同志”，林彪、江青就不敢刪改，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這兩個字，休彪等人要整死陳再道，那是易如反掌的。
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以及各大軍區、省軍區在京的負責人。整個會議室坐得滿滿的。
陳再道一走進這個會議室，就感到會場的氣氛不對。在人們的嚴肅表情中，似乎隱藏著一場“風暴”。實際上，會議名為討論悶題，實則擺出了鬥爭陳再道等人的架勢。
陳再道還發現，會議對座位的安排，是頗費一番心思的。武漢軍區的座位，分成三排，面朝會場，斜向會議主席台。陳再道和鍾漢華、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
果然不出所料，陳再道等人一來到座位前，就被勒令站著，就像等待接受審判一樣。
會議一開始，謝富治為了定調子，搶先放了“第一炮”。他急不可待地聲言，“7·20事件”是陳再道一夥操縱獨立師、公檢法、人武部和“百萬雄師”搞的“反革命叛乩”，矛頭是對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
謝富治的“第一炮”餘音未落，吳法憲已在盤馬彎弓了。他要射出的這支箭，是有來頭的，想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原來就在這天早晨4點多鐘，葉群打電話急著找吳法憲，要吳法憲在開會之前同張秀川串連一下。在發言的時候，一定要“涉及”徐向前，讓徐向前對“7·20事件”表態，把揪徐向前的“旗幟”搶到手。
有了葉群的點化，吳法憲一上來就顯得氣勢洶洶，說“陳再道是武漢反革命暴亂的罪魁禍首”；是“鎮壓革命、屠殺革命群眾的劊子手”；是“劉鄧的打手、干將和幫兇，是劉鄧復辟資本主義的急先鋒……”嚇人的大帽子扔炸彈一般接連拋出。
吳法憲在發言中還說，陳再道同賀龍、陶鑄、劉志堅都有密切關係，是中國的蘇哈托，是現代的張國燾，是鑽進革命隊伍裡的蔣介石，是解放軍的敗類，蔣介石辦不到的事情，陳再道辦到了。
就差沒說出應該將陳再道槍斃的話了。
吳法憲的發言，越說越不像話了。在場的周恩來實在是聽不下去了，曾經先後二次打斷吳法憲的發言，讓他講主要的問題。
然而，吳法憲仍然信口雌黃，滿嘴胡說，罵過陳再道，又對徐向前發起攻擊，聲言徐向前早在2月份就給陳再道打保票，說陳再道不是二反分子，有錯誤也打不倒。武漢問題，徐向前是要負責任的，這個責任應當追究！
在場的徐向前聽到這裡，實在是忍無可忍，大聲說道：“這個話我講過”是根據當時的情況講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調查了解嘛！
說罷，徐向前寫了條子，遞給周恩來，便憤然離開了會場。吳法憲此時就像一條瘋狗，亂撲亂咬，他竟然窮凶極惡地竄到陳再道面前，伸手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
在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上扇耳光，這在中國共產黨最高層領導會議上是絕無僅有的。
在場的陳毅、譚震林等人實在看不下去了，也憤然離開了會場。
陳再道挨了打，仍是據理進行申辯，他說，如果我搞“兵變”，總不能沒有幾個人吧，總不能不開個會吧？說我搞“兵變”，可以找人對證嘛！
吳法憲不等陳再道把話講完，就領著武空的劉豐等人惡狼似地衝了過來，先是撕掉了陳再道的帽徽、領章，接著乂是一陣拳打腳踢。
周恩來實在看不下去了，當即制止了吳法憲的行動。
而江青卻在事後表揚吳法憲，說吳法憲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當時，陳再道看見康生坐在那裡不動聲色，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心裡想，康生年歲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如果他能講一講話，也許能讓會議秩序好一點。
出於這種動機，陳再道就大聲喊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歲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沒想到，沒等陳再道把話說完，康生那張老臉拉長了，惡狠狠地訓斥陳再道說：“人可以變！你陳再道不要擺老資格，不要以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張國燾在武漢叛變中央，現在你們又在武漢發動反革命叛亂，這是張國燾事件的重演！”
不說則罷，一說就定死罪。經過康生這麼一說，陳再道成了叛黨分子了，毛澤東稱陳再道為“同志”的意思，也隨著康生的解釋完全變了樣兒。
這是一次馬拉松式的鬥爭會，一直開到夜幕降臨還沒有散。
本來，按照毛澤東的批語，根本用不著開會進行這樣的“討論”。林彪、江青等人開這個會的目的，就是要進行一次政治測驗，看一看在黨內、軍內還有誰再敢反對他們推行的路線。如果有誰膽敢再站出來反對，其下場就會和陳再道一樣，以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
鬥爭會後，林彪一夥為挖出陳再道的“黑後台”，唆使蒯大富一批造反派，抄了徐向前的家，搶走了5鐵櫃機密文件。後來，在周恩來的強令之下，才把搶走的文件全部退回。
7月26口的鬥爭會，給林彪、江青等人造成一種錯覺，認為他們已經完全控制了局勢，可以隨意興風作浪了。於是，他們通過各種宣傳渠道、宣傳工具，使“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流很快在全國備地蔓延開來。一時間，陳再道的名字，成了“軍內一小撮”的代名詞，到處都在揪“李再道”、“趙再道”……
當時全國的男女老少，幾乎都知道了陳再道的名字，真可謂一夜之間“大名遠揚”。
“揪軍內一小撮”，是林彪、江青等人蓄謀已久的行動。早在1967年1月10日，也就是在上海“一月風暴”前夕，關鋒、王力等人在某些人的授意下，就搖動著筆桿子，寫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報告。林彪看了這個報告後，揮筆枇上了“完全同意”四個字。
接著，林彪為了補充這個報告，並藉機顯露他寶貝兒子的獨到見解和“天才”，又讓林立果寫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進一步為亂軍奪權造輿論。
與此同時，林彪還讓吳法憲作好準備，“把要揪的人的名單和材料，交給在北京串連的軍隊院校的學生，由學生們去揪。”
林彪、江青等人所以要這樣做，就是妄圖在打倒一大批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領導幹部的同時，再打倒一大批軍隊的各級領導幹部，以便把黨政軍大權統統奪到手。
他們在處理武漢問題上，從開始就有意給武漢軍區出難題，到後來製造出“7·20事件”，就是為了先打開一個突破口，爾後再趁勢揪出“軍內一小撮”。
7月22日，王力在回京的飛機上，就對北航“紅旗”的造反派說：“這下子，要抓住武漢事件解決'軍內一小撮'問題了。”可見其“揪軍內一小撮”的心情是多麼急切！
同一天，林立果等人炮製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以“紅尖兵”為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接著，《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等報刊，以聲討“7·20事件”和“揪軍內一撮”為主要內容，連篇累牘地發表消息、社論、評論、文章、照片。有人作過統計，從7月26日到8月28口，僅《人民日報》一家報紙就發表、轉載：22篇社論。最多的一天，登了四篇文章。
不僅如此，中央文革小組還下達了硬指標，要求新聞電影製片廠，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貝”，把《北京支持你》搞出來。新影厂怎敢怠慢，到8月6日，他們把這部片子趕製出來了，用專機送到武漢進行了首映。
所有這些，在我黨的新聞史上也是從來沒有過的。
7月27日，林彪、沈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發表了《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信中這樣說道：
“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
“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凱歌正在鼓舞著全國。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開始了！”
發出這封信的同一天，林彪親自主持會議，宣布改組武漢軍區領導班子，由曾思玉任武漢軍區司令員，武空的劉豐任武漢軍區第一政委。
8月8日，林彪下令派一架專機，把武漢造反派的頭頭們，以及連升三級的劉豐等人接到了北京。這些人到達北京以後，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吳法憲和黃永勝等人，曾先後兩次接見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事後，他們整理了《中央首長接見武漢造反派代表講話紀要》，這是一份赤裸裸的反軍和武鬥的綱領，其中說道：
“武漢出現了反革命叛亂，矛盾暴露得充分，武漢軍區和專政機構的問題，都是在這場大風暴中徹底解決了。”
“中央對武漢軍區、人民武裝部，都是徹底解決的方針。武漢的'7·20事件'是個分水嶺，它檢驗一切組織、一切人的政治態度。”
“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武漢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裝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槍支發給左派。”
從7月21日開始，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和王力等人，就公開提出“文攻武衛”、“砸爛公檢法”和“改組人武部”等口號，瘋狂地煽動“揪軍內一小撮”。那些造反派頭頭們，猶如一群逐臭的蒼蠅，平時到處亂闖亂撞，一聞到適應的味道，便急急忙忙地行動起來。
歡迎大會之後，蒯大富立即在清華大學召集各地造反派的頭目100多人，開了一個“目前形勢分析會”。
會上，蒯大富傳達了林彪、王力在天安門上的“指示”，聲稱現在要解決軍隊問題，全國都要注意這個新動態。
跑到武漢煽風點火的北航“紅旗”的造反派立即傳達關鋒、王力的“指示”，公開地叫囂：“文化大革命一年來，地方上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差不多都揪出來了，中央首長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轉向軍隊，把軍內一小撮也揪出來，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階段、是第三戰役，是兩個司令部的最後決戰。中央用這麼大的決心，這麼大的氣魄處理陳再道製造的'7·20事件'，就是這個轉折的標誌。武漢問題的解決，可以說是拉開了序幕，吹響了進軍號……”
在這段時間裡，中央文革小組還向武漢造反派的一個頭頭當面佈置了一項“任務”，要武漢的造反派組織，派出一批人馬到各地去介紹、推廣同軍內走資派作鬥爭的經驗。武漢的造反派接受“任務”後，先後派出了幾萬人次，到全國各地介紹經驗，衝擊當地的軍事機關，到處揪“陳再道式的人物”。
林彪、江青等掀起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迅速地波及到了全國各地，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一些老帥、老將軍的家被抄，各地部隊系統的許多領導幹部，被打成了“陳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軍內走資派”的帽子，被任意批鬥、監禁、迫害。甚至連公社人武幹部、大隊民兵幹部，也被打成了“陳再道式的小人物”。
“7·20事件”中上街遊行的武漢軍區的獨立師，被打成了“叛軍”。林彪親自下達命令，取消了這個部隊的番號、代號，在東湖賓館擔任多年警衛任務的部隊，亦被武裝押送到農場進行勞動改造。
據湖北省委統計，全省在“7·20事件”以後，被打傷、打殘、打死的干部、軍人、群眾，多達18.4萬餘人。僅武漢市就打死600多人，打傷、打殘6.6萬多人。如果加上1968年和1969年造反派之間進行武鬥的傷亡人數，那就更加駭人聽聞了。
林彪面對各地武鬥升級及“全面內戰”的局勢，又發揮他的特有“才能”，總結出了“打”的“四種情況”，即：好人打好人、壞人打壞人、壞人打好人、好人打壞人。
依林彪的意思，好人打好人，誤會；壞人打好人，報復；壞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懲罰。總而言之一句話，打，狠狠地打。
就在林彪、江青等人最得意、最猖狂的時候，毛澤東出來說話了，他嚴厲地批評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制止了正在全中國蔓延的反軍惡流。
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由關鋒主持起草、王力看過以後經陳伯達簽發的兩篇社論，內容都是煽動“揪軍內一小撮”的。毛澤東看過這兩篇社論時已是10天以後了，他感到震驚和憤怒，當即批示這兩篇社論是“大毒草”。
同時，在林彪送審的下發部隊的文件上，毛澤東劃掉了多處“軍內一小撮”的字樣，並批示“不用”兩個字，退給了林彪的辦公室。
毛澤東的批示下達，林彪、江青等人慌作一團。
葉群把毛澤東退回的文件，悄悄地鎖進了保險櫃。然後，讓林立果給江青寫信，說明“紅尖兵”文章中“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是後來別人加上去的。
江青和康生也找到了“理由”。他們先說《紅旗》上發表的兩篇社論，是陳伯達負責簽發的，主要責任在陳伯達身上。
後來，毛澤東要追究責任，他們又覺得推到陳伯達身上不妥，江青便改變口氣說，不能錯誤人人有份，不能怪陳伯達，是下面人幹的。
而康生更是出爾反爾，賴得一干二淨。他說在請示毛主席時，毛主席只同意開歡迎大會，根本就沒有同意過“軍內一小撮”的提法，聲稱“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來的。
就這樣，王力、關鋒、戚本禹這幾個嘍羅被打成了“變色龍”、“小爬蟲”，被關進了監獄。
丟卒保車。
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徑令人憎恨，其下場也是可悲的。所以有人說：凡是當狗、當槍的人最終多是當替罪羊，沒有幾個好下場的。古今如此。
陳再道記事起，就常聽大人們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時候一到，一定要報！
陳再道相信這句話。
1971年9月，林彪等人摔死在異國；1976年10月，“四人幫”成為階下囚。而陳再道和一大批老將軍們終於獲得解放。
陳再道在高興之餘，想起了當年的“7·20事件”，想起了曾遭迫害的湖北、武漢廣大軍民，心中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負疚感，覺得自己作為當時武漢軍區的領導人，應該在有生之年為“7·20事件”平反、昭雪。
為此，在以後的幾年當中，陳再道曾經多次給中央和有關領導同志寫信，陳述“7·20事件”的真相，請求中央重新審查“7·20事件”，盡快地作出為“7·20事件”平反、昭雪的決定。
陳再道終於還是看到了這一天。 1978年7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中共武漢軍區委員會，聯合向中央寫了《關於處理武漢“7·20事件”的請示報告》。 7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7·20事件”應予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28日，在湖北哲會武漢市，為“7·20事件”召開平反、昭雪廣播大會。參加和收聽平反、昭雪大會的人數，多達1000多萬人。
至此，沉冤11年的“7·20事件”，終於以其本來的面目，昭示人間。
1993年4月6日，一代勇將陳再道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