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國共兩黨不共戴天。
成立於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國民黨，與稍晚些時候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是對中國近現代歷史影響巨大的兩個政黨。兩黨曾集合於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旗幟下攜手並肩，同懷拯救中國於貧弱衰敗的宏闊夢想。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包括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內，兩黨成員曾於二十世紀初葉波瀾壯闊的大革命中生死與共。
但是，隨著中國革命進程的深入，兩黨在各自秉承的信仰理論、代表的社會階層的攸關利益以及在社會革命的最終目的上，出現了無法彌補的、不可調和的分歧與斷裂。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政治文明發展極其迅速。代表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集團也是五花八門，但幾乎所有的政治集團都聲稱自己代表著社會的絕大多數。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沿襲了數千年的封建制度，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農民的赤貧。中國革命乃至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拯救並解放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赤貧的農民。接受馬列主義革命理論，並使之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中國共產黨，其初期進行的革命就叫“土地革命”。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對待“泥腿子”的態度，成為國共兩黨的根本政治分野。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權力歸農會”，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基本政治立場。中國國民黨代表的不是中國的無產者，因此，他們認為爭取尊嚴和社會權力的無產者的暴力反抗，與土匪沒有什麼區別。於是，在歷史上的某個瞬間，中國的無產者與有產者以及各自代表他們階級訴求的政治集團，即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勢必不共戴天。
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不可避免地決裂了。
決裂的後果，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講，極其殘酷。
首先是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政治殺戮。國民黨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共產黨人以及接受共產黨政治理想的青年被處決的場景處處可見。接著，就是對共產黨人賴以生存的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既然已經把敵對的共產黨定性為“匪”，那麼對於“匪”的格殺勿論顯得理直氣壯和毫不留情。
面對國民黨對共產黨根據地發動的數次軍事“圍剿”，共產黨人沒有可以利用的任何國家資源與政權資源，唯一可以依靠的是這個巨大國家中佔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者的人心——貧苦的農民們，他們手裡只有大刀、長矛這類最原始的武器，也情願為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付出他們的身家、骨肉乃至性命。當共產黨人立足的狹小根據地被攻破後，國民黨的將領們在那裡看見的是蘇維埃政府簡陋的禮堂、軍民兩用的打穀場和操場，到處寫著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標語。能夠跟著共產黨走的青壯年都走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根據地掃蕩的原則是：“樹要過火，石要過刀”。於是，貧苦百姓的理想之國蕩然無存。
當共產黨人失去根據地被迫開始長征後，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令那條後來舉世聞名的萬里路途上的每一公里都由紅軍的生命鋪就。最終，共產黨人進入了中國貧瘠偏僻的黃土高原。由此，一個困惑開始纏繞著國民黨人：總說再有幾個月就可以把共產黨“剿滅”，但是共產黨人經歷了千難萬險的苦戰，為何就是沒有絲毫意志的屈服與潰滅的跡象？當日本對中國東北發動侵略後，又一個現實問題開始困擾著國民黨人：無論圍追堵截得多麼凶狠，共產黨卻堅定地要與國民黨聯合抗擊日本的侵略。儘管國民黨不斷“揭露”共產黨的這種聯合背後是有“陰謀”的，或者對共產黨的聯合呼籲置之不理繼續實施軍事打擊，可中國共產黨聯合全國民眾包括國民黨人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決心鍥而不捨。這令在“安內還是攘外”中糾結不堪的國民黨人不知所措。
一九三一年，東北“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
……各國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是壓迫中國、屠殺中國民眾的萬惡強盜……現在他更公開更強暴地佔領中國領土，其顯明的目的顯然是掠奪中國，壓迫中國工農革命，使中國完全變成他的殖民地，同時更積極更直接地實行進攻蘇聯，企圖消滅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的祖國，世界革命的大本營……同時帝國主義強盜也非常明白，現在世界革命積極發展，中國工農革命日益高漲……這一革命浪潮的高漲，必然要根本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及中國豪紳地主資本家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外國帝國主義看著中國國民黨軍閥已經不能消滅革命，看著他在中國的走狗軍閥國民黨等已經不能隨心所欲地替他保護並擴張對華掠奪的利益，因此便直接佔領滿洲中國領土……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須堅決一致在爭取工農革命勝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還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一致壓迫與屠殺中國革命民眾宣言》，表示國民黨完全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與工具”，因為他們在“逆來順受”，在“無抵抗”，在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民眾進攻”。所以，全中國的民眾必須“武裝起來”，“在中國唯一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為了蘇維埃革命在中國的勝利而鬥爭”！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表了《對日戰爭宣言》：
……國民黨政府及其各派軍閥，他們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願真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民族革命戰爭，他們只能倚靠某一派帝國主義反對另一派帝國主義，企圖挑起世界大戰，以便帝國主義強盜在大戰中解決瓜分中國問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蘇維埃中央政府向全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眾宣言：要真正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直接與日帝國主義作戰，必須首先推翻幫助帝國主義壓迫民族革命運動，阻礙民族革命戰爭發展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才能直接的毫無障礙的與日帝國主義作戰……
接著，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於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要求“在紅軍與地方武裝中實行政治的動員”，“激勵起全體紅色戰士對日宣戰的熱忱與勇氣”。要求“每一個紅色戰士都能了解：積極發展革命戰爭，消滅國民黨軍閥進攻蘇區的部隊，向外奪取中心城市，摧毀國民黨的統治，正是進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必要前提”。要求在還沒有“發展到接近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地方，紅軍的作戰任務，首先是要消滅與帝國主義勾結一致的國民黨軍隊”；而當“紅色游擊隊向外發展到接近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地方，則應領導民眾組織抗日義勇軍”，“實行游擊運動，直接對日作戰”。
共產黨人的宣言，鼓盪著中國不斷高漲的抗日輿論。
然而，鑑於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的現實，鑑於國民政府開始部署對日作戰的轉變，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反蔣抗日”的狹隘性，於一九三五年首次提出國共兩黨“化干戈為玉帛”。當時，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了一份《八一宣言》。指出：中國正處於“五千年古國將完全變成被征服地，四萬萬同胞將都變成亡國奴”的“生死關頭”。 “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因此，“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儘管仍把蔣介石排除在外，還是於中國歷史的危急時刻，第一次提出了無論黨派團體各界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建議，這一建議便是日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最初藍本——曾經與國民黨不共戴天的共產黨是這樣表述的：“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名，聯合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國難當頭，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十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又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表示如果國民黨“堅決的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挽救中國於危亡而鬥爭”，共產黨將願意同國民黨“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因為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這一年的十二月一日，中國共產黨以所有紅軍將領和二十萬紅軍官兵的名義，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言辭之懇切無以復加：
此時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聯蔣抗日”。就像毛澤東說的，我們不再把反蔣與抗日並列起來。歷經了國民黨殘酷屠殺與瘋狂“圍剿”的中國共產黨，在面對歷史與現實的抉擇中，經過了“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心路歷程，這一歷程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擁有能夠承載民族大義、足以改變國家命運的政治膽識與歷史胸懷。
十二月十一日，毛澤東從延安致電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甚至提出了在國共聯合抗日的前提下中國工農紅軍如何開展對日作戰的問題：“紅軍在彼方忠實地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面我們並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兩個政府出面談判，但必須是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
第二天，西安事變爆發。
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商討關於西安事變的諸方面問題。毛澤東指出：“要爭取南京，要爭取西安，只有內戰結束才能抗日。有六種力量可能使內戰結束：一是紅軍，二是東北軍，三是西安的友軍，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內部分化，六是國際援助。應把六種力量團結起來，使內戰結束，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會後，毛澤東再次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經過多方的斡旋、磋商、談判，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聯共抗日。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為促成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致全會電，首次提出：在“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條件下，蘇維埃政府可以“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毛澤東認為，國內各方對此電報“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它能在政治上說明中國共產黨“真正抗日團結禦侮”的決心。
史稱：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自此開始。
為了謀求第二次國共合作，謀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共產黨派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頻繁地與國民黨軍政高層蔣介石、顧祝同、宋子文等人，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舉行了數次談判。國民黨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向紅軍和陝甘寧邊區派遣正職官長等要求，目的是取消共產黨在組織上的獨立性，繼而逐步控制紅軍和陝甘寧邊區。儘管共產黨方面做出了重大讓步，如同意蔣介石提出的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待其名義發表後改編等，但談判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就在這時，盧溝橋事變猝然爆發。
民族危難近在眼前，國共聯合迫在眉睫。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周恩來、博古和林伯渠正在去廬山的路上。七月十三日，平津處於極度緊張之時，國共兩黨在廬山開始了談判。國民黨方面除蔣介石外，還有邵力子、張沖、宋美齡等人參加。共產黨代表團向蔣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並就公佈國共合作、紅軍改編、蘇區改制等問題展開磋商。之前，共產黨方面已致電蔣介石，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讓步：原則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須先確定雙方認可的綱領，然後由雙方乾部組成最高會議，蔣介石擔任主席；關於紅軍改編，共產黨方面不再堅持必須設立指揮，讓步為設立政治機關但應具指揮機關的權能；對於邊區政府，共產黨方面同意由南京指派一名正職官員；同時，同意由紅軍擔任由蔣介石劃定的平綏線的國防防禦任務。但是，由於盧溝橋事變已經引發戰端，蔣介石在共產黨武裝力量的指揮權上寸步不讓，國共之間的溝通陷入了僵持。這一次，雙方代表於廬山進行面對面的談判時，蔣介石將共產黨方面的所有讓步全部擱置，堅持紅軍改編後不能設立指揮機關，紅軍三個師直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管轄，三個師的參謀長均由南京派遣，共產黨人負責的政治機關“只管聯絡，無權指揮”——蔣介石依舊不願給共產黨以合法與平等的地位，企圖通過改編紅軍根除共產黨對武裝力量的掌握，他甚至勸毛澤東和朱德“出洋”。軍閥混戰時，凡是戰敗的軍閥都以出國作為其政事與軍務的結束。此一建議的提出，足見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認識是何等的膚淺。
共產黨方面堅決拒絕由國民黨掌握紅軍的指揮權與人事權。
二十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我們決採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
九天后，北平失守。
緊接著，天津淪陷。
面對萬分緊張的軍事形勢，蔣介石托西安行營代主任蔣鼎文轉告共產黨方面：十天內改編紅軍，南京給三個師的番號，紅軍出動抗日。對此，毛澤東提出的改編原則是：“一、八月十五日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二、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朱德）正彭（彭德懷）副；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以便指揮作戰；三、三個師四萬五千人，另地方一萬人，保安隊正副司令，高崗為正，肖勁光為副，軍餉照給；四、主力出動後集中作戰，不得分散；五、擔任綏遠方面之一線；六、刺刀、工具、子彈、手榴彈等之補充。”
八月一日，蔣介石密電邀共產黨方面去南京“面商大計”。周恩來、朱德即刻從延安啟程赴西安，偕同在西安的葉劍英一起飛抵南京。自十二日開始，國共雙方代表在孔祥熙公館舉行談判，內容集中在發表合作宣言與紅軍改編的問題上。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雙方甚至要為一個詞的使用反复爭辯。蔣介石主張在合作宣言裡不提“民主”，以“民用”二字代替，並且取消對民族、民權、民生的解釋，同時把“國民黨”三個字一律改稱“政府”——蔣介石的意思很明顯：共產黨是向政府輸誠的。周恩來表示，兩黨合作絕非以強凌弱，也不是一方向另一方投降。關於紅軍的改編，共產黨方面堅決反對蔣介石提出的由國民黨派遣政治部主任的要求。
雙方爭論難以調和時，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
中日戰爭已呈全面爆發之勢，國共談而不決的狀況隨即轉變。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立總指揮部，下轄三個師，國民黨方面只向八路軍總部和各師派遣聯絡員。一個月後，正式公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命令時，依照中國抗日武裝力量的整體序列，改稱八路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
中國共產黨人對抗戰前景充滿自信。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二十三位高層領導聚集在渭北洛川一個只有四五十戶人家的小村莊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及抗日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
（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
（四）改革政治機構；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
（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洛川會議確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戰”政策以及持久戰的基本戰略方針。毛澤東在他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中說，“盧溝橋中國軍隊的抗戰，是中國全國性抗戰的開始。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全國人民必須“堅固地團結起來，為保衛祖國而作戰到底”。
洛川會議結束的這天，《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正式發布：
對於蔣介石來說，不能把共產黨人稱為“匪”了，但他又不情願稱為“友”，於是使用了一個古怪的稱呼：“第三者”——“一切旗幟、符號、服裝均改換，主官亦改名換姓。”在以往的日子裡，國民黨沒能用軍事手段將共產黨武裝“剿滅”，也許是出於“斬草除根”的心理延續，蔣介石親自給共產黨的將領們換了名字：朱德叫朱蹭陂，彭德懷叫彭特立，林彪叫林育榮，賀龍叫賀雲青，肖克叫肖格，徐向前叫徐象謙。 ——在後來的戰爭歲月中，共產黨將領們的這些名字從來沒有使用過，甚至幾乎無人知曉。而國民黨方面給予工農紅軍的三個師的番號，雖然原是屬於東北軍舊部的，但自重新發布的那一刻起，第一一五師、第一二〇師、第一二九師便成為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帶有特殊意義的稱謂。
還是這一天，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向全國發出了就職通電，通電的抬頭極為壯觀：
南京林主席、蔣委員長、馮副委員長、各部院長、太原閻副委員長鈞鑒：
西安顧主任、蔣代主任、何副主任、孫主席、開封劉主任、商主席、成都劉主席、南寧李總司令、白副司令、黃主席、廣州餘總司令、吳主席、昆明龍主席、長沙何主席、南昌熊主席、漢口何主任、黃主席、福州陳主席、濟南韓主席、保定馮主席、太原趙主席、綏遠傅主席、萬全劉主席、蘭州賀主席、寧夏馬主席、青海馬主席、迪化盛督辦、各總司令、總指揮、軍長、師長勳鑑：
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叩有
蔣介石復電：“忠誠謀國，至為嘉慰。仍希一致團結，共赴國難，為盼。”
閻錫山復電：“兩兄遂令改編所部，追隨委座，前驅殺敵，復興民族，我武維揚，引企旌麾，良深佩慰。特電複賀。”
李宗仁、白崇禧復電：“兩兄新膺特命，總綰軍符，望東指之旌旗，賦同仇而御侮，殲朔方之倭寇，复失地以奏功。佇聽捷音，祗申賀悃。”
蔣鼎文復電：“率部抗敵，壁壘增新。行見馬肥苜蓿，壯秋塞之軍容；酒熟葡萄，勵沙場之鬥志。揚我國威，挫彼寇焰，河山還我，指顧可期。特電複賀，並頌戎祉。”
傅作義復電：“台麾榮膺特命，東進殺敵，揚我軍威，同深忭賀。刻下寇氛日熾，國難益急，尚冀軍騮早發，俾利戎機，翹望節旌，無任馳企。”
九月，上海抗日戰事酷烈。
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國人不但看到了共產黨人抗日的堅定決心，還看到了共產黨人為達成全民抗戰不惜放棄了以往他們堅持的主張：
（
此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標誌。
第二天，蔣介石針對共產黨的宣言發表談話，表示：“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孫中山曾說'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國家危亡而奮戰'。”今日，全國能夠一致“深切”認識到“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認識到“整個民族之利害，實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總之，“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理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抗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為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為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鬥”。
實事求是講，在國民黨一方，對於國共兩黨的再次聯合，從始至終都充滿了憂慮。其心緒之複雜，原因顯而易見：一方面日寇兇殘，已經深入國土，面對戰爭壓力，從民族大義上講，集聚全國力量實行對日戰爭是必須的；另一方面，除了長期與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嚴重分歧以及軍事上的嚴重對抗外，國民黨最大的不安是，共產黨會在這個歷史時機生存下來且很有可能發展壯大。國民黨的這種複雜心緒，貫穿了持續數年之久的對日戰爭，並由此引發了兩黨兩軍的摩擦與衝突。
國民黨人的不安與憂慮，來自對共產黨認識上的固執與偏差。
首先，國民黨方面認為，共產黨已到了被徹底“剿滅”的最後時刻。而事實上，這只是國民黨方面一廂情願的判斷。自一九二七年起，執政的國民黨動用國家所有的政權和軍力資源，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也沒有把共產黨“剿滅”。共產黨人的長征在國民黨看來無異於窮途末路，共產黨人也確實在長征中幾乎遭遇滅頂之災，比如令工農紅軍從八萬六千人銳減至三萬餘人的慘烈的湘江之戰。但是，蔣介石永遠也沒有明白一點，那就是他要“剿滅”的並不是他所謂的一群“匪”，而是佇立在人世間的一種信仰、一種主義，是這個國家中大多數的人情願為之捨身的一種社會理想——“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世界歷史上至今尚沒有用殺戮手段把一種信仰、一種主義乃至一種社會理想徹底剿滅的先例。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其次，國民黨方面固執地認為，共產黨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壯大。這一判斷也屬於一廂情願。且不說中國共產黨有強大的生存意志與生存智慧，僅就為了生存而言，也尚有比向國民黨方面作出政治與軍事讓步更為有效的方法。後來的歷史證明，即使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國，也沒能深入到西北的腹地，共產黨人落腳的地域是中國最安全的地域之一。而為了應對對日作戰，國民黨方面將會無暇顧及陝甘寧邊區，只要置抗戰於不顧而只圖偏安一隅，共產黨人的生存與壯大會有更大的可能。但是，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共產黨人宣布擱置或放棄已經為之奮鬥多時的革命目標，而這些革命目標是無數共產黨人在困苦、磨難、酷刑，甚至面對死亡時都不曾放棄的。據此，如果將共產黨方面把賴以生存的武裝力量送往前線去與侵略者作戰，說成是為了生存，邏輯上都是荒謬的。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信中曾這樣說：
……紅軍當唯抗戰之利益是務，決不干涉當地之行政與決不對友軍有任何不利的行動。來信問到紅軍在西北的戰略企圖，我告訴你們，紅軍的唯一企圖在保衛西北與華北，目前是集中於陝甘寧邊區，首先求得國民黨軍隊的諒解，在合作基礎上共同進入抗日陣地，捨此並無其他企圖。我們現已向西北一切國民黨軍隊發表申明：紅軍自動地停止攻擊他們，僅在他們進攻時採取必須之自衛手段……總之，當此國亡無日之時，我們的志願是抗日救亡，也僅僅在於抗日救亡。各方雖尚有若干對我們懷抱疑慮的人，但悠長的歲月將證明我們所說的就是我們所做的……
至於後來共產黨方面的不斷壯大，應是國共雙方當初都不曾預料的。基於中國歷史的現實角度，應該這樣理解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民族的存亡盛衰，即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命運，民族大義永遠高於一切，共產黨人也不可能例外。民族滅亡了，國共兩黨都不會存在，這個道理不言而喻。因此，即便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進行了十年的屠殺與“圍剿”，此時此刻的共產黨人依然堅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必是對中華民族戰鬥精神的推動，必是對中華民族戰鬥意志的提升，這種推動和提升將是贏得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保證。
毋庸諱言，紅軍的改編，至少在中國對日作戰初期，其政治意義遠大於軍事意義。從軍事意義上講，三個師兵力的加入，對即將在這片遼闊國土上展開的規模巨大的戰爭影響有限。況且紅軍改編的三個師武器裝備簡陋，紅軍官兵兌現代集團式的地面作戰經驗也欠缺。對此，毛澤東曾十分清醒而明確地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紅軍的決定作用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
中國共產黨認為，在大敵當前的危難時期，民族之心的凝聚和振奮生死攸關。共產黨方面有兩個最著名的口號：一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說的是指望天上掉餡餅的人肯定要餓死；二是“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說的是指望別人的恩賜任何事業都不可能成功。中國近代歷史已經證明：中華民族屢屢面臨危機，而危機的拯救永遠不能依靠外來勢力，每一次指望列強隨之而來必是更大的一場噩夢。就像一九〇一年，大清王朝在被迫逃亡的遭遇中與列強簽下了《辛丑條約》，導致不但為巨額賠款需要向列強借款，同時還要允許列強的軍隊駐紮在中國，於是十多年後的中日戰爭在宛平城外的盧溝橋爆發。救中國祇能靠中國人自己同心協力——從對世界乃至中國歷史的洞察而言，中國共產黨人遠比國民黨人清醒得多。
“萬一中日交戰，英國應該立即遠避，中國不可空望援助。”——早在盧溝橋事變前，英國財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就曾對中國明確表態。英國在東南亞有巨大的殖民利益，最懼怕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盧溝橋事變後，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內閣會議上強調，如果英國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國和意大利的慫恿下，對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性打擊。雖然英國人將日本與德、意列為一個陣營，但在中日戰爭初起時，德國的表現卻令日本人強烈不滿。那時候，日本已與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彼此成為政治上的同盟，但德國自近代以來就與中國關係密切，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是德國人，武器裝備也大多采購於德國。所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德國一方面擔心日本陷入中國戰場不能自拔，從而喪失德國盟友的意義反而給德國增添累贅，另一方面又擔心日本會獨占中國使德國失去在華利益。因此，希特勒並不贊成日本人的行動。德國外交部隨即宣布，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立場。日本一再要求德國召回在華的軍事顧問，停止為中國輸送軍火，並且揚言要退出《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國軍事顧問不准到前線參戰之外，德國與中國的軍火和工業貿易並沒有停止，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日軍逼近中國首都南京之時。意大利與日本在一點上極為相近，即對中國的極度蔑視。意大利法西斯黨機關報曾公開聲稱：“中國是一個無組織不進步的國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類懲罰文化落後的民族”。從中日戰爭一開始，意大利就堅決支持日本，並由此成為中國抗日軍民的死敵。
抗戰初期，中蘇關係複雜微妙。很早的時候，德國就曾警告過日本：“日本的對華政策很可能會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早在“九一八”事變後，出於日俄戰爭時俄國戰敗從而失去對中國東北地區控制的舊恨，更重要的是出於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地區後關東軍已經兵臨蘇聯邊境的擔憂，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開始試圖改善與軍閥混戰的中國的關係。一九三七年四月，蘇聯得知中國已經啟動對日作戰的軍事準備，便主動向國民政府建議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提供五千萬美元的貸款供中國訂購急迫所需的軍火。盧溝橋事變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會見了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明確表示“蘇聯願意援助中國”。一個多月後《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根據這個條約，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向中國提供物力、財力和人力支援的國家。但是，國民政府在如何處理與蘇聯的關係上也十分苦惱。國民黨人始終認為，蘇聯是中國共產黨的後台，共產黨企圖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暴力革命是受蘇聯共產黨主持的共產國際的指揮。只是，在日本亡華企圖越來越明顯的時刻，國民政府不得不接受蘇聯雪中送炭般的援助。蔣介石認為，中國的對日作戰急需國際支持，否則難以獲勝——共產主義革命，日本帝國主義，兩者在蔣介石都是不能容忍的，如今他只有兩害之中取其輕，即接受蘇聯的援助用以抗擊日本。一九三七年九月，蘇聯援助中國的第一批軍事物資——轟炸機六十多架、驅逐機一百餘架、坦克八十餘輛、反坦克炮三百餘門以及一批重型轟炸機和高射砲，連同蘇聯教官和技師一起陸續到達中國。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蘇聯援助中國，與中國共產黨無關，共產黨方面沒有得到過蘇聯援助的一槍一彈；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也與“對中國人民懷有友好感情”無關。蘇聯完全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帝國主義者攻擊的主要目標。自近代以來，蘇聯與日本就是勢不兩立的死敵，同時蘇聯又是世界大國中唯一與中國接壤、與日本相鄰的國家。因此，全力支持中國，使中國有力量在本土拖住日軍的主力，就可以避免與法西斯德國開戰時蘇聯出現東西兩面都需作戰的被動局面。
美國本土距離中國很遠，但美國在太平洋有特殊利益，這一特殊利益與日本有著天然的、不可迴避的衝突，衝突決定著美國對中日戰爭的立場。日軍登陸上海後，通過上海港向中國出口物資，致使美國對華貿易減少了百分之八十六。可是，對日貿易也是美國主要的國際貿易。權衡之下，為避免日美矛盾激化，美國對日本的戰爭行為採取了綏靖政策。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表示，美國站在中間立場，將對中日雙方都保持“公正無私的態度”，要求中日雙方在戰端面前都要保持克制。為了顯示美國是有正義感的國家，總統羅斯福甚至下令禁止美國商船向中、日兩國運送軍事物資。直至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擴大，美國在華利益受到嚴重威脅時，羅斯福總統才在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隔離演說”——“世界上無法無天的流行症看來確實在蔓延中。”“當一種流行症開始蔓延時，為了保護社會全體成員的健康，社會就會認可並參與把病人隔離起來”。戰爭，不管是先宣而戰還是不宣而戰，都是傳染病。 ——羅斯福把日本比喻為流行病毒的攜帶者，但無法得知美國所說的“隔離”，在外交、經濟、軍事乃至政治上到底是什麼意思。美國國務院立即對總統表示了支持，譴責日本對中國的戰爭不符合國際關係準則。但是，總統和國務院的話音未落，立即遭到美國國內孤立主義者的抨擊，他們認為總統和國務院的言辭對美國來講是危險的，因為美國“在中國沒有什麼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與日本開戰的危險，而且對一個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國家（日本）來一次'道義上的雷擊'也是徒然的”。羅斯福總統只好解釋說，美國不會放棄中立立場，也從來沒有考慮對日本實施制裁。然而，這番話卻又引起了日本的強烈不滿：為什麼美洲可以實行門羅主義，而在亞洲卻要實行門戶開放？日本對中國的佔領與美國武裝干涉佔領加勒比海沿岸有什麼區別？為什麼英國和荷蘭可以理直氣壯地佔領印度、香港、新加坡以及東印度群島，而日本不行？靠烈酒和屠殺從印第安人那裡掠奪了整片土地的美國，有什麼理由對日本佔領滿洲如此憤怒？
曾經擔任“滿鐵”總裁的松岡洋右，反駁羅斯福的言辭直率得令人吃驚，他說日本通過戰爭尋求擴張，如同“孩子要長大一樣，是很自然的”：
有哪個國家，在它的擴張時代，沒有使它的鄰國惱怒？且問問美國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當年的美國是何等令人惱怒吧！日本的擴張如同美國的擴張，就像孩子要長大一樣，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事能阻止孩子長大——死亡。
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河相達夫的憤怒與松岡洋右如出一轍：
當今世界存在“佔有國”與“非佔有國”的鬥爭，嚴重地表明原料、資源分配的不公平。這種不公平如果不予糾正，在既得權利方面，“佔有國”對“非佔有國”拒絕讓步，那末，解決的辦法就只有訴諸戰爭。
日本人觀點的核心是：這個世界幾乎已被列強瓜分完畢。殖民主義者在全球搶占地盤的時候，沒有遭到過國際社會的任何譴責，怎麼輪到日本時就出現了聲討、警告、制裁？而日本人提出的“佔有國”與“非佔有國”的概念，即指美國、英國、俄國、法國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它們都屬於“佔有國”，它們都已將殖民地佔領完畢；只有日本屬於“非佔有國”，還沒有在瓜分世界的過程中撈到什麼好處。在如此情形下，如果“佔有國”再不給“非佔有國”一點方便，那麼就只有通過戰爭成為“佔有國”了。問題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佔有國”和“非佔有國”之外，還有中國這樣的“被佔有國”——誰為“被佔有國”的命運著想了，“被佔有國”又該如何解決侵略者的“佔有”問題？
在國與國之間，決定關係的重要因素往往是利益。
因此，中國在一九三七年面臨的嚴酷現實是：全民族團結起來，獨立對日作戰。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達成共識的根本基礎。
全面戰爭在即，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迎面而來：中國能不能打贏這場戰爭？
戰爭是物質的抗衡，是交戰雙方國家綜合實力的對決，即交戰雙方國力和軍力的對決。
戰爭也是精神的較量，是交戰雙方作戰決心、作戰意志、作戰毅力與戰爭智慧的抗衡。
就一九三七年的中國而言，面對將會蔓延至整個國土的戰爭，全民的堅強意志以及勝敵決心是必須的，但顯然還是不夠的。儘管中國的總人口比日本多數倍，國土面積也比日本大數十倍，可僅從綜合國力上比較，當時的世界輿論普遍認為，中國在與日本的全面戰爭中幾乎沒有獲勝的可能。
一九三七年，日本工業增長速度高達百分之九點九，工業產值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為全世界資本主義陣營中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而一九三七年的中國，仍舊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即使把外國在中國開辦的企業算在內，中國的工業產值也僅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除了沿海部分城市及長江中下游地區擁有少數的輕工業外，中國所謂的“工業”絕大多數仍處於手工階段，這一階段在中國至少已經延續了上千年。而戰爭，其實是在打一個國家的工業能力。
戰爭開始的一九三七年，中日兩國的主要經濟指標是：
工業總產值：日本六十億美元，中國十三億六千萬美元；
鋼鐵產量：日本五百八十萬噸，中國四萬噸；
煤炭產量：日本五千零七十萬噸，中國兩千八百萬噸；
銅產量：日本八萬七千噸，中國七百噸；
石油產量：日本一百六十九萬噸，中國一萬三千一百噸。
唯一能夠掣肘日本工業能力的因素，是島國本土資源的匱乏，特別是棉花、橡膠、羊毛，鉛、錫、鋅等有色金屬以及石油和煤炭。日本本土年產鐵礦僅為四十五萬噸，加上從朝鮮掠奪來的六十萬噸，也僅能滿足其所需的六分之一。中國的東北地區，煤、鐵蘊藏量極其豐富。當時，撫順年產煤七百萬噸，本溪年產煤六十萬噸，產量合計居全國第一。東北的鐵礦藏量和鋼鐵產量也居全國第一，遼寧一地的鐵礦儲量就佔全國的百分之七十九，鞍山和本溪兩處的鋼鐵產量合佔全國的百分之四十。還有石油，東北地區的儲量佔全國探明儲量的百分之五十二。但是，中國的東北地區已經成為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對於中國來說這“無異於喪失了經濟命脈”。 “日本本土資源實甚貧乏”的現狀，自侵占中國東北地區後“情勢為之一變”。
依靠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日本猛烈地擴張軍事工業的規模。一九三七年，日本軍事工業投資高達二十二億三千萬日元，比上一年增加了兩倍以上，占到當年日本工業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七。日本已具備年產各種作戰飛機一千五百八十架、大口徑火砲七百四十四門、坦克三百三十輛、汽車九千五百輛的軍事工業水平。至於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砲的產量，完全可以滿足進行大規模戰爭的年需要量。一九三七年，如果說中國尚有軍事工業的話，其水平與清廷重臣李鴻章、張之洞經辦洋務的時代區別不大。整個國家沒有生產大口徑火砲、坦克和汽車的能力，飛機和艦船雖然能夠少量生產，但主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必須依賴進口，遠達不到支持一場全面戰爭的批量生產規模。中國能夠生產的只有步兵的輕武器以及小口徑火砲，其生產能力同樣無法支撐大規模戰爭的需要量。
一個是強盛的資本主義工業強國，一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國，兩者之間的差距不僅僅體現在生產能力的統計數字上。當時的中國與日本，還是兩個呈現出完全不同面貌的國度。處於現代化經濟高速發展中的日本，國民懷有一種狂熱追求未來的集體意識，憲政制度帶來的社會運轉程序的相對合理，不但促使經濟不斷繁盛，並由此帶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僅就教育而言，清末以來，中國派遣或自行留學日本的風潮盛極一時，國民黨內軍政高層——包括蔣介石在內——都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而遍及全國的各種愛國團體、準軍事組織等，使日本積蓄起巨大的驅異求同的潛在能量，使得全民族全社會形同一個堅固的精神整體。
二十世紀上半葉卻是中國最為混亂的歷史時期。儘管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創建之初頒布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是個連一部國家正式憲法都沒有的國度。列強的野蠻掠奪和對民族工業的壓制，使得中國薄弱的國民經濟日益衰敗，連年的軍閥混戰更是在民不聊生的境況下令整個國家於不斷的戰火中奄奄一息。這個國家曾以文明發祥絕早而自豪，但數千年的文明積累仍是無法挽救國民麻木萎靡的現狀。沒有多少中國人對未來充滿熱切的渴望，如同農民無法預測天象收成只能聽天由命一樣，即便是志士的流血與精英的吶喊，也喚不醒無邊無際的死氣沉沉的原野。到處是水車在緩慢地轉動，牛車在深深的車轍中挪移，還有低矮的草屋和飢餓的孩子。因為有著驚人的忍受精神苦難和肉體痛苦的能力，中國人能“在一個地方一動不動地坐很長時間”，無論街巷與鄉村，到處都可以看見這種無所事事的沉默，而沉默者臉上“麻木的、呆滯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什麼叫無助與絕望”。這個古老的國度，已如一個病入膏肓的老人，步履瞞跚地徘徊在永遠的日出日落之中。
一個衰敗落後的國家是無法打造出一支強大的軍隊的。
根據日本陸軍史記載，中日戰爭開端的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總兵員四百四十八萬一千人，其中戰鬥兵員一百九十九萬七千人。除國內常駐的十一個師團外，其餘為朝鮮軍、關東軍、台灣軍和中國駐屯軍。其兵力配備是：
中國駐屯軍：一個混成旅以及關東軍所屬的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十二師團。
關東軍：除了第一、第二、第四、第十二師團外，還有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獨立守備隊，騎兵第一、第三、第四旅團，獨立山砲兵第四聯隊，野戰重砲兵第九聯隊，高射砲兵第十二聯隊，飛行集團司令部，飛行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六聯隊，鐵道線區司令部，鐵道第三聯隊，電信第三聯隊，汽車第一、第二聯隊，測量隊，防疫隊，軍馬防疫廠，野戰兵器廠，野戰航空廠，臨時軍事法庭，下級軍官候補隊，旅順要塞司令部，憲兵隊，陸軍醫院以及陸軍倉庫等。另外，關東軍各師團在國內還有留守部隊，包括兩個步兵旅團和騎兵、野砲兵、工兵聯隊，通訊隊以及輜重部隊，共計一萬零五百多人。
朝鮮軍：第十九、第二十師團，此外還有要塞司令部、醫院、倉庫等部隊。
台灣軍：台灣守備司令部，步兵第一、第二聯隊，山砲兵聯隊，重砲兵聯隊，高射砲隊，基隆、澎湖要塞司令部以及陸軍醫院等部隊。
日本陸軍航空兵司令部設在東京，轄第一、第二、第三飛行團和直屬部隊，分別駐紮在日本本土、中國台灣和朝鮮等地。
日本陸軍在本土的部隊是：近衛師團、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十六師團，共計十一個師團。
日本陸軍的“師團”建制，世界上絕無僅有，實際上是一個各兵種聯合的作戰單位。自明治以來，日本陸軍一直沿用的“師團”編制為：步兵旅團兩個，騎兵、砲兵、工兵、輜重兵聯隊各一個，通訊隊、衛生隊、野戰醫院以及少量的後勤單位。其中一個步兵旅團轄兩個步兵聯隊，一個步兵聯隊轄三個步兵大隊，一個步兵大隊轄四個步兵中隊。因此，一個日本陸軍師團，常設四十八個步兵中隊。而每一個師團的兵力數，各個時期不相同，平時與戰時也不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時，日本陸軍師團平時兵力為一萬三千，戰時為一萬八千；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時，日本陸軍師團兵力平時一萬五千，戰時為兩萬多。
日本是第一個實行現代徵兵制度的亞洲國家，法律規定全國凡年滿十七歲至四十歲的男子都須服兵役。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除了現役的三十八萬官兵外，尚有預備役兵七十三萬八千人，後備役兵八十七萬九千人，第一補充兵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人，第二補充兵九十萬零五千人。日本總人口約為一億零五百萬，其兵役制的規定意味著日本陸軍在戰爭需要時，可動員兵力能夠達到一千萬人。
而中國直到戰爭爆發前一年才開始整編陸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的計劃是：一九三八年完成六十個調整師的編制。調整後的陸軍師被分為甲、乙兩種：
甲種師，每師轄兩個旅四個團，轄三個團的師不設旅部。師部直屬騎兵連一個，砲兵、工兵、通信、輜重營各一個，衛生隊、特務連各一個。甲種師是陸軍主力部隊。
乙種師，每師轄兩個旅四個團。師部直轄一個騎兵連、一個砲兵營和一個通信連、一個無線電排、一個特務連、一所醫院。乙種師是陸軍預備部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國陸軍編制為四十九個軍，一百八十二個步兵師又四十六個獨立旅，九個騎兵師又六個獨立旅，四個砲兵旅又二十個獨立團以及少量的特種部隊，總兵力為一百七十餘萬人。但是，這僅僅是編制數量，作戰初期預計真正可以投入使用的陸軍兵力為：步兵八十個師，九個獨立旅，九個騎兵師，兩個砲兵旅和十六個獨立團，兵力總數尚不足百萬。
因為在漫長歷史中實行的募兵制根深蒂固，中國一九三三年頒布《兵役法》後始終沒有得到施行。募兵制在中國自唐五代一直延續至清，即使清末袁世凱組建陸軍新軍時，兵員依舊來源於募兵制。與徵兵制不問的是，募兵為招募與應募，應募者的多少好壞是招募者無法掌控的。一九三六年三月，國民政府強制實施《兵役法》，即依照國家法令合乎標準的國民均有服兵役的義務，可實際上落實下去仍舊變成了招募與應募。因此，中國軍隊沒有預備役，後備兵源僅有一九三六年底才訓練出來的五十萬壯丁。 ——在日後漫長的對日戰爭中，中國在兵力動員上常常處在難以為繼的窘境裡，這對於一個人口大國來講真乃拙咄怪事。
在武器裝備方面，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也相差甚遠。
日本陸軍一個師團與中國陸軍一個師對照：各種槍支，日軍師團九千四百七十六支，中國師三千八百三十一支；擲彈筒，日軍師團五百七十六具，中國師二百四十三具；輕機槍，日軍師團五百四十一挺，中國師二百七十四挺；重機槍，日軍師團一百零四挺，中國師五十四挺；野山炮，日軍師團六十四門，中國師十二門；步兵炮，日軍師團四十四門，中國師三十門。 ——以上僅為常規武器，尚不包括日軍師團擁有的上千輛特種戰車以及數十輛坦克。就戰鬥實況而言，日本陸軍不但配備有大量的特種兵，還能得到空軍和海軍的全力支援。
一九三七年，日本海軍僅次於英、美，實力位居世界第三。中日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已經服役的作戰和輔助艦艇有：航空母艦四艘，主力戰列艦九艘，重巡洋艦十二艘，輕巡洋艦二十一艘，驅逐艦一百零二艘，潛水艇五十九艘，練習戰艦一艘，水上機母艦兩艘，潛水母艦五艘，布雷艦六艘，海防艦七艘，砲艦十艘，水雷艦八艘，掃雷艦十二艘，以及修理艦、運輸艦、特務艦、測量艦、布雷艦、獵潛艦等，總計二百八十五艘，總排水量達一百一十五萬三千噸。另外，尚有兩艘主力艦、兩艘航空母艦、四艘輕巡洋艦、十二艘驅逐艦、三艘水上機母艦、四艘水雷艦等正在建造中，即將全部投入作戰序列。
中國海軍至中日開戰前夕，共有各種艦艇一百二十餘艘，且都是小型艦艇，總排水量僅為十一萬噸。即便如此，實際可以投入作戰的艦艇僅有六十餘艘，總排水量約六萬噸，不足日本海軍的二十分之一。中國海軍的艦艇，不但小而且老，最大的巡洋艦“海圻”號是光緒二十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北洋水師從英國購買的；裝備最好的巡洋艦是僅次於“海圻”號的“海琛”號，同樣是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師一八九八年從德國購買的，排水量僅為兩千九百五十噸，航速每小時十九節，裝備有十五厘米艦炮三門、十點五厘米艦炮八門、四點七厘米艦炮四門以及三十七厘米四連發魚雷發射管一具。而此時日本海軍所擁有的常規巡洋艦，排水量都在一萬三千噸以上，航速每小時六十一公里以上，普遍裝備有二十厘米艦炮十門、十二點七厘米艦炮十六門、六十一厘米四連發魚雷發射管四具。如此，可以想見，中國海軍的主力艦一旦遭遇日本海軍的主力艦，戰局將會是怎樣的。
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航空兵隸屬於陸軍和海軍。陸軍航空兵擁有五十四個飛行中隊，其中戰鬥機中隊二十二個，每個中隊有常用戰鬥機十二架，備用戰鬥機八架；輕型轟炸機中隊六個，每個中隊有常用轟炸機九架，備用轟炸機六架；重轟炸機中隊八個，每個中隊有常用轟炸機六架，備用轟炸機四架。另外還有偵察機中隊十五個，轟炸、偵察混合中隊三個，每個中隊擁有的飛機數量與戰鬥機中隊相同。總計，日本陸軍航空兵有各種作戰飛機約九百六十架。此外還有運輸機、訓練機和研究機等數百架。
中國空軍名義上擁有各種飛機六百多架，但能夠參戰的飛機僅有三百零五架。這些飛機分別購自美、德、英、法等多個國家，由於機種複雜，維修困難，十分不利於作戰。少量的國產飛機也由於零部件依賴進口而長期不能使用。
除了武器裝備，中日兩軍最重要和最明顯的差距，是整體素質之別。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依托現代資本主義和天皇一統的混合政治體制，建立起一整套完備的現代軍事指揮系統。大本營的軍事指揮統一而高效，對陸海空三軍擁有絕對的權威。日本內閣裡陸相和海相的設置，近似於美國的三軍參謀長聯席制，指揮權的高度集中使之對軍隊的調度和作戰的指導迅速便捷。日本軍隊已經完全摒棄了幕府時代割據的弊病，成為一支宣誓效忠天皇並以“武士道”為精神支柱的強大的武裝力量。日軍官兵對內的絕對服從，對外的凶狠頑強，對自身的捨生殉道等基本素質，使“其能征慣戰之精神為世界各國軍隊首屈一指”，是當時世界範圍內軍力強悍的武裝集團之一。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陸軍雖然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但實際上組織領導和軍事指揮並不統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直轄部隊約七十個師，習慣上被稱為“中央軍”，其中約四十個師來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由黃埔軍校學生組建的國民革命軍，後來一直在德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進行訓練，裝備相對較好，官兵素質較高。其餘的三十個師，均來自北伐時期跟隨蔣介石或者被蔣介石收編的旁係部隊，雖然仍被叫作“中央軍”，但無論武器裝備還是官兵素質都比較差。中國的地方軍閥部隊，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個畸形存在。這些部隊基本上是地方軍閥的私屬軍隊，他們各有各的招募制度、編制制度和軍需制度，武器也是自己籌款購置或是自己土法生產的。財力豐厚的軍閥部隊武器裝備好一些，財力薄弱的軍閥軍隊武器裝備就相當原始。特別是，在這些軍閥部隊的內部，吃空額、喝兵血的弊端習以為常，一些官兵沾染上吸毒、狎妓、納妾等惡習。因此，國難當頭之時，儘管地方軍閥部隊願意抗日救國，但這終究是兩國之戰而不是兩省廝殺。 ——面對作戰意志極其統一堅定的日本軍隊，中國軍隊“無論就編組、訓練、裝備、補給任何一方面言，都是雜亂無章的”。而對於一支軍隊來講，如果官兵素質、作戰能力、武器裝備、整體協同乃至統一指揮均陳舊落後，那麼在戰爭來臨時就會“不堪一戰”或是足以致命。
國民政府在認識到中日戰爭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認識到了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間的巨大差距。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通過《確定國民經濟建設實施計劃大綱案》，稱：“值此國際風雲，益趨險惡，設戰事一旦爆發，海洋交通隔絕，外貨來源阻斷，舉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將立呈極度之恐慌。屆時即無強敵之侵入，我亦將因社會經濟之混亂而自行潰亡也……應速具勇往果斷之決心，採取最進步最有效之方式，迅速做適當之準備，調整原有生產組織，統制社會經濟活動，使國民經濟得為有組織有計劃之活動。”該案在計劃條款中特別提出：“國民經濟建設，應以整個民族為目標，在目前國際情況下，尤應審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勢，凡基本工業之創辦，重大工程之建設，均須擇國防後方之安全地帶而設置之。”國民政府提出：“擬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陽之間，為國防工業之中心區域，並力謀鄂南、贛西以及湖南各處主要資源之開發，以造成一個主要經濟中心。”
國民政府制定了“三年重工業建設計劃”。一九三六年計劃撥款一千萬元，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的這一年——撥款猛增到兩千萬元。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國民政府先後投資建立了二十多家重工業企業，主要包括鐵礦、煉鋼、有色金屬礦和冶煉、煤礦、電機製造、機器製造等，並且從應對戰爭角度考慮，將這些企業大多分散在了湖南、湖北、江西、雲南、四川，甚至是在青海。中國對日作戰全面開始後，這些企業大部分已經動工興建，有些甚至已經投入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對戰爭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中國沒有自成體系的國防工業，國內僅有的幾家兵工廠分散在各地軍閥手裡。特別是東北地區被日本佔領後，國民政府可以控制的兵工廠只有上海、金陵、漢陽、鞏縣等少數幾家。一九三五年，鞏縣兵工廠仿製出德式毛瑟槍，被定名為“中正式”，並投入了批量生產。金陵兵工廠能夠仿造出馬克沁重機槍。漢陽兵工廠可以製造出七十五毫米的野炮、一百毫米榴彈砲和二十毫米高射砲。但是，直至中日戰爭爆發前，國民政府可以控制的幾家兵工廠產品品種之少和產量之低，對於一個面臨全面戰爭的國家以及這個國家數量龐大的軍隊來講，簡直就是杯水車薪：
金陵兵工廠：月產八十二毫米迫擊砲一千八百門，手提機槍三百五十八挺，馬克沁重機槍三十三挺；
上海兵工廠：月產七十五毫米山炮六門，七九式機槍子彈、六五式步槍子彈各二百四十萬發；
漢陽兵工廠：月產七十五毫米山炮兩門，八八式步槍四千七百支，三十節式重機槍三十五挺；
鞏縣兵工廠：年產“中正式”步槍五萬支，月產元年式步槍三千一百二十支，捷克式輕機槍二十五挺；
漢陽火藥廠：月產槍藥三十噸。
自己製造不了，只有在有限財力支撐下進口武器。由於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是德國人，於是中國從德國進口的武器最多。中日戰爭爆發前，從德國購買的坦克、重砲、高射砲、機槍、探照燈、魚雷和艦艇等，大約裝備了三十萬人的中國軍隊。
德國軍事顧問提醒蔣介石：“發展具有戰略性的交通系統，在日本入侵時，可以迅速地輸送部隊至危急地區，實為當前首要任務。”蔣介石立即派出軍事交通考察團赴歐洲考察，並主持制定出國防交通建設計劃。截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國民政府先後建設的鐵路項目有：一九三五年九月，同蒲鐵路通車，打通了平綏、隴海兩大干線；一九三六年四月，株洲至韶關段通車，全線貫通了粵漢鐵路；同年，浙贛鐵路通車至南昌；一九二七年七月，廣九鐵路和蘇嘉線投入運行；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隴海鐵路寶雞以東至連雲港線路通車；一九三七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車。同時，錢塘江鐵路大橋也基本建成。 ——中國鐵路的通車里程已達一萬三千公里。國民政府在一年半的時間里新建鐵路總里程是中國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八年間鐵路建設里程的六倍多。國民政府還動用大量儲備資金購買機車設備，至中日戰爭爆發前，中國鐵路共有機車一千二百七十二輛，貨車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二輛，客車兩千四百一十六輛。全國各條重要鐵路線上增設了軍用站台、軍用岔道二百多公里；各鐵路幹線還儲備了可供使用一年以上的鐵路器材和燃料，修建了防空壕和地下室。但是，中國幾乎所有重要的鐵路幹線都是單行線，而且鐵軌規格不統一，其中同蒲路、正太路、浙贛路的杭江段竟然還是無法與全國其他鐵路網有效連接的窄軌。中日戰爭爆發時，中國的公路已有十萬九千五百公里，其中鋪設路面四萬三千五百二十一公里，土路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九公里，全國連接各省之間的公路網基本形成。但是，中國的公路即使是鋪設了路面，也多是沙石路，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不堪，土路更是會令所有的交通工具寸步難行。汽車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新奇的東西，偌大的國土之上，載人汽車加起來不足一萬輛，載貨汽車也只有一萬三千輛。現代交通工具的嚴重匱乏，直接導致了在本土作戰的中國軍隊調動的速度，竟然比不上從異國侵入的日軍。
或許認識到中國軍隊很難快速調防，快速突擊，於是按照中國人“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思維慣性，國民政府耗費巨資在沿海和沿江諸要點修築了大量的國防工事。國防工事按堅固程度分為三種：鋼筋水泥構築的永久式、鐵軌和枕木構築的半永久式、簡易材料構築的臨時式。國民政府在預計未來將與日軍作戰的主要地點構築的軍事陣地的分佈是：
一、山東區：濰河、魯西、魯南；
二、冀察區：北平、天津、張家口、滄縣、保定、德縣、石家莊；
三、河南區：豫北、歸德、蘭封、開封、鄭州、鞏縣、洛陽；
四、徐海區：海州、運河、徐州、蚌埠、淮陰；
五、山西區：晉東、晉北；
六、綏遠區：綏東、綏北；
七、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