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給林彪[1]的信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2]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因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鬥爭的問題，不過從前因種種原因把它隱蔽了，到近日來才暴露出來。其實從前的隱蔽是錯誤了，現在的暴露才是對的，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只有趕快調和敷衍了事，抹去了兩方的界線，以歸到庸俗的所謂大事化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這回是不會發生可怕的惡結果的。白砂會議[3]後不到幾天，問題已經在黨內群眾中熱烈地討論起來了，我想同志們一定要求這問題的徹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調和敷衍，模棱兩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選擇並擁護一種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前進的意見。四軍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軍的黨由此可以得到一極大的進步，這是絕對無疑的。

二、不明四軍鬥爭的歷史，便不明白現在爭論問題的來源，不明白它的來源，便不明白自有四軍到現在兩個思想系統的鬥爭的全部問題的性質。問題的主要點有以下各端:(一)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二)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三)小團體主義與反小團體主義，(四)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五)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六)地方武裝問題，(七)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八)對時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敗，(十)科學化、規律化問題，(十一)四軍軍事技術問題，(十二)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十三)分權主義與集權，(十四)其他腐敗思想。讓我在下面預說出來。 三、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記得的就是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我們記起了這兩點，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習慣、制度何以這樣地難改，而黨的領導與個人的領導何以總是抗分[4]，長在一種鬥爭狀況之中。紅軍既是從舊式軍隊變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的擁護者和一些反對這種思想、習慣、制度的人作鬥爭，這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里至今還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原因。不但如此，四軍的大部分是從失敗環境之下拖出來的(這是一九二七年)，結集又是失敗之前的黨的組織，既是非常薄弱，在失敗中就是完全失了領導。那時候的得救，可以說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個人的領導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這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裡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二個原因。明白了這兩個原因，我們再來看一看四軍黨組織以後的歷史，更明白個人與黨鬥爭的盈虛消長之機。自四軍成立以後，黨從連上建設了普遍的基礎，現在上級指導機關對於鬥爭策略的正確(湘贛邊界特委，四軍軍委前委)，邊界各縣地方黨部之建立，群眾鬥爭之發展，使得個人作用漸漸減少，黨的領導漸漸加強。大概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四軍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邊界為第一個時期，這時期包括邊界迭次戰爭的勝利和湘南的失敗[5]。黨在這時期中不能有絕對的指揮權，小團體主義充分存在而發展，黨不敢作調動槍枝上的嘗試，紅軍後方兼顧主義與少數同志的紅軍本位主義是衝突的，軍需制度和編制法規未能建立，個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這時候的黨從連到軍從它的實質說是處在一種從屬的地位，在某些問題上是絕對聽命於個人。

從去年九月重回邊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領汀州是第二時期。這時期內，黨能開始在理論上建設[6]小團體主義了(雖然在實際上還不能)，軍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長槍一連的製度[7]，然還沒有能觸及短槍[8]，撥槍交與地方沒有第一時期那樣困難了。這時期內少數同志極力把頭低下來，黨確處在指揮的地位了，從支部以至前委大體上說來都是如此的。在這時期內有幾個顯著的特徵:第一，是在湘南失敗及大餘一路逃難形勢之下，個人沒有顯出什麼大領導，同時非依賴黨的領導就會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時期有迭次的軍事勝利，這是黨的領導抬頭的第一原因。第二，這時期內黨的組織與同志們的政治程度和鬥爭經驗比起第一時期來確實進步些，少數同志不正確的言論行動比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擁護，因此自己要收斂一些，這是黨的領導抬頭的第二個原因。第三，這時期內遇到兩支新鮮的友軍，即五軍[9]與二、四團[10]。五軍不能給四軍以多大的影響，但在打破小團體主義一點上確還給予四軍相當的刺激，特別是柏路會議[11]討論四、五軍合編問題時，彭德懷[12]同志的憤激的表示，給了少數同志以頗大的打擊。至於二、四團，四軍的同志見了他們直是慚愧萬分，他們是指導員支配軍官的，前五冊[13]上軍官的名字列在指導員的後面，一個子彈不問過黨不能支配，他們是絕對的黨領導。這也可以說是幫助四軍黨的領導加強的原因。

從汀州到現在是第三時期。這一時期內黨及紅軍的各方面實在都比以前進步了。因一、二、三縱隊的編制，小團體主義從事實上開始減弱，[14]縱隊委員會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級黨部更能無顧忌地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短槍的數目也能規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職權也有限制了。這都是關於組織方面的。關於政治路線方面的，六次大會[15]指示的政治任務能在工作上去求實現了，城市政策的執行更好了些，宣傳進步了。大規模的游擊戰術學會了，因時局的開展紅軍的組織也擴大了。但因為黨的意志極大的限度的伸張、個人意志感到從來未有的痛苦，一連打了幾個勝仗和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這三樣匯合所以爆發了近日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在現在時代軍黨部要不要的問題，因為少數同志堅決地要軍委，遂不得不攻擊前委，於是涉及黨的機關的本身問題，“黨太管多了”、“權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們攻擊的口號。在辯論中論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說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話，這亦是由於黨的管轄範圍一問題生出來的，因為他們主張黨所過問的範圍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張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為黨的意志伸張，個人意志減縮，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席上議決之後，才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工作，使得個人沒有英雄式的自由，於是從要有相當自由要求出來的“一支槍也要問過黨嗎?”“馬夫沒有飯吃也要黨去管嗎?”這就成他們嘲笑黨部精密細小工作的口號了。以上是他們在湖雷前委會議[16]時發表的意見，議論問題雖則分成了三個(黨的勢力所及的範圍，支部的工作，個人無自由)，但精神是一貫的，就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爭雄的具體的表現。自近日爭論問題發生之後，有的同志覺得四軍的黨到來了一個危機，如果少數同志作的個人主義領導勝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來信所說有一種破壞黨的團結一致和不利於革命的前途會要到來。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為現在的四軍的黨是比第一、二時期都有顯然的進步，各縱隊的基礎已是不能動搖，個人自私的慾望決定會被群眾所拒絕，我們只要看四十一個人會議中三十六票對五票取消那少數同志們硬要成立軍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數人一定不會擁護他們的“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革命”的主張了。個人主義與反個人主義的，亦即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的鬥爭，是四軍歷史問題的總線索。下面各項大體說來(均其分支)沒有一項不是有正相反對的兩種意見，我們試簡單舉出。

四、四軍中向來就有一些同志是偏於軍事觀點的，與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因長期鬥爭經驗和工農群眾的影響，這種單純觀點的頭腦，漸漸洗刷了一些，單純的“打大仗”和“拿幾十個州縣”的觀念比較地減少了，但沒有完全消滅，遇有機緣就會發作，特別是在軍事失敗時候，差不多什麼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桿子保存就夠了。這些同志在會議時候最厭煩的是討論宣傳和組織問題，在游擊工作中發展單純的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軍閥軍隊殘餘的小團體主義是造害紅軍最大問題之一。少數同志們不但不肯努力去消滅小團體主義，反而有助長小團體主義的傾向。小團體主義不消滅，不能如二、四團一樣的完全由集體的黨領導，則紅軍只是一個好聽的名稱罷了!

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利害的，它的產生是由於四軍中的遊民成分。黨與這種思想曾作過許多的奮鬥，但它的尾巴至今還存在，從前代表這種思想的人，至今還不能說是已拋棄這種思想。流寇思想影響到政治方面的最顯明的表現，就是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的不同的見解。我們不要忘記，湘贛邊界割據問題在四軍黨內的一致僅僅是表面的罷了，骨子裡面是有一部分同誌時時刻刻要脫離邊界的鬥爭，一到危急時候，這些同志馬上[17]，參加過湘贛邊界鬥爭的人大家明了的。對於建設湘贛邊界武裝問題，因為要從紅軍中撥槍，歷來成為一個鬥爭，這是軍事觀點群眾觀點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發生出來不同見解的表現。紅軍的遊民成分產生了流寇思想，同時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負責同志亦顯然發出不同的意見，一種以為軍紀破壞一些城市破壞一些也沒有什麼大要緊；另一種則與此相反。對於軍紀破壞一事，有同志以為寧可沒有這次勝利，不可有這次軍紀破壞；還有同志則沒有這種深刻的感覺，馬馬虎虎嘆息一下就算了。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但因一種人主嚴，一種人主寬，效果便相消了。在群眾的心理上，因為多數人做了、少數人做好，結果便發生不良的影響。

對時局的估量亦歷來有不同的意見，因此對於紅軍行動的意見也就不同了，特別在邊界時是很顯著的。去年七月四軍大部往湘南的一致處，同志們大多數都承認是錯了的，沙田的代表會議亦是這樣承認，不料近日少數同誌之中的奇異見解，卻說往湘南是對的，留在邊界的倒反是錯了。這也是見解上極端相反的證例之一。 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和行動總要稍為科學一點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則恰恰與科學正相反對，一篇演說、一個行動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來。說話完全不顧及這話將要發生的影響，不管對不對，亂說一頓便了。 “你亂說就是，橫直他們只曉得那多”，這是何種非科學的態度!稍為進步一點的軍隊，就需要規律化，像紅軍本來這種“爛糟糟的”現象，我們只好認它是一種原始的遊民的隊伍的現象，要極力和這種現象鬥爭。然而同誌中顯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無意中在擁護這種現象，至少對此現像沒有和它奮鬥的決心，遂使紅軍至今不能建設一規模，比起資產階級軍隊還相差得很遠，這實是一種可嘆的現象。

“爛牛皮不是爛牛皮，爛豆腐不是爛豆腐”，這是朱雲卿[18]同志形容四軍軍事技術太差的憤激話。凡在四軍生活過的人，大概沒有不承認四軍軍事技術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對於訓練軍官的本職不願去管，卻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動，發生什麼“土豪不能打還有什麼事做”的怪話。這種現像不改變，四軍的軍事技術問題是沒有法子解決的。 五、到近日，兩種不同的意見最顯明的莫過於軍委問題的爭論。少數同志們硬是要一個軍委，骨子裡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的手裡，以求伸張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與歷來指導路線不同的另一指導路線)，然而表現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罷了。他們說:“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這不是完全形式主義的說法嗎?現在只有四千多人一個小部隊，並沒有多數的“軍”如中央之下有多數的省一樣。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數同志們對這些實際的理由一點不顧及，只是形式地要於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生生地插進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這是什麼人都明白在實際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數同志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設立不可，究竟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呢?要找尋出理由，我只好說這是少數同志們歷來錯誤路線的結穴，兩個指導路線的最後鬥爭，我們只要查明了四軍的歷史，就容易明白這回爭論的實際意義了。

為要成立新的指導機關——軍委，便不得不搜出舊的理由，攻擊舊的指導機關—一前委以至支部。他們提出攻擊的理由最具體的是:(一)黨代替了群眾的組織，(二)四軍黨內有家長制。他們這種攻擊又全陷於形式主義。黨的組織代替群眾組織，自有四軍黨以來就是嚴禁的，就前委指導下的工農組織說來，未曾有黨的支部代替過工農協會的事，就兵士組織上說，未曾有任何一連的連支部代替過連士兵委員會的事，這是四軍中有眼睛的人都見到的。至於黨部機關代替了群眾機關或政權機關，如縱委代替了縱隊士委、縱隊司令部、縱隊政治部，前委代替了軍士委、軍司令部、軍政治部，亦是從來沒有過。但是少數同志的形式主義又要在這裡發揮了，他們說黨部機關雖沒代替群眾機關及政權機關，但實際上縱隊司令部少向軍司令部打報告了，軍司令部淡了。少數同志們不知道這種現像是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之不同，縱委或前委的領導加強，一切問題(凡是他們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夠提出在會議席上討論決定，然後通知政權機關負責同志去執行，否則謂之自由行動(如自由支配財政、自由支配槍彈等)。這種表現是黨部領導力量加強的證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每次會議，政權機關的負責同志都是到會的，而意見也參加了，而且許多問題是要這些負責同志提議才能討論的(如作戰計劃、官兵訓練計劃等)，大家都參加了問題的討論和表決了，會後拿去執行起來，因而覺得行政機關簡單了一些，自由了一些，於實際上究竟有些什麼要不得呢?軍長閒起了，但是黨代表(與黨部書記是兩個東西)的閒起更甚，因為沒有下級黨代表向他打報告。縱隊司令部少有報告打到軍司令部了，但是縱隊政治部打到軍政治部的報告更少。不問後來的狀態比從前行政自由支配、比從前報告打得多的熱鬧的時代——湘贛邊界的初期，於工作上是否有效果，於鬥爭上是否更形便利，不從需要上實際上去估量，單從形式上去估量，這是什麼一種共產主義者的態度呢?!請問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麼用處呢?!至於指責到湘贛邊界的行委[19]，不問行委製度在邊界鬥爭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為是黨的機關代替了行政機關而認為要不得，這又是同樣犯了形式論的錯誤。這種形式論發展下去，勢必不問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險將不可勝言。邊界的行委製度在邊界的鬥爭上有過很大的效果，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內的黨部，一面又是公開的行政機關，有什麼妨礙行政機關的系統的呢?

至於攻擊四軍黨內的家長制，這個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於此我們要先問什麼叫做家長制，然後才可以知道四軍內是否有家長制，不然隨口亂說必定與事實不相符合。家長制的定義是:只有個人的命令，沒有集體的討論，只有上級委派，沒有群眾選舉。如果大家承認是這個定義，那末，我們看一看，四軍的黨內有沒有這定義所說的一樣就可以知道有沒有家長制了。四軍黨的集體的討論，從支部到前委歷來是如此的，各級黨部會議，特別是前委縱委兩級會議，不論是常委會、全體會，應到委員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員的負責同志參加。假若少數同志們患了善忘病的話，現在各縱隊的會議錄(三縱委有從去年五月起的全部會議錄，不差一次)、前委會的會議錄(有從今年起的會議錄，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問題，如井岡山之出發問題討論，東固之分兵討論，此次之爭論及分兵問題討論等等，總是徵求群眾意見的。說四軍黨內只有個人命令沒有集體討論，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吧?!說到各指導機關的產生，從支委[20]到縱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這不能作為四軍黨內家長制的證明，四軍黨內事實上尋不出家長制。為什麼少數同誌有這種藉口呢?這種話有什麼客觀的來源呢?是的，就是四軍中有一種黨部書記兼充紅軍黨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黨代表與書記在職務上是兩樣東西，因為黨代表與軍官的權限歷來沒有弄清楚，時常發生爭權問題，由是引起了頭腦不清楚的人把黨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黨的書記在那里工作了。三縱隊幾個連上的同志叫那個連的支書做“老闆”，就是這樣牽掛來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黨代表與書記分開，這是應該一面從內部找人，一面從外面多找人來才可以解決的(從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於唯心主義，唯心主義之來源是由於遊民、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成分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這與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等是在一條路線基礎上的，只是一個東西。這種思想發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權主義——也是代表遊民、農民、小資產階級的一種思想，而與無產階級的鬥爭組織(無論是階級的組織——工會，與階級先鋒隊的組織——共產黨，或它的武裝組織——紅軍)不相容的。軍委、前委分權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這個理由。

虛榮心、誇大、英雄思想等等腐敗思想，都是以個人主義一個為頭髮出來的。 六、我們是唯物史觀論者，凡事要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現舉出了自有四軍以來的歷史問題的各方面，以證明近日的問題(軍委問題，但原則問題)只是歷史的結穴，歷史上一種錯誤的思想路線上的最後掙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紅軍的來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統計，全軍一三二四名黨員中，工人三百一十一，農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學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與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對百分之七十七。討論到個人思想時，不要忘記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歷史，這是共產主義者的研究態度。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於農民、遊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我們必須和這種思想(主要的是思想問題，其餘是小、節)奮鬥[21]，去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凡有障礙腐舊思想之剷除和紅軍之改造的，必須毫不猶豫地反對之，這是同志們今後奮鬥的目標。 至於我之請求離開前委，並不是消極，不參加這種鬥爭，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對於與黨內錯誤思想奮鬥，兩年以來已經既竭吾力了，現在我又把問題的內容提出以後，使多數同志們作不斷的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二)我在四軍的日子太久了，一種歷史的地位發生出來的影響是很不好的，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個人身體太弱，智識太貧，所以我希望經過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學兼休息一個時期。在沒有得到中央允許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環境而得到相當的進步。 (四)四軍的黨已經有了比較堅固的基礎了，我去之後，決然沒有不好的影響。黨的思想上的分化和鬥爭既已經起來了，決不因我去而不達到勝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後面一段是過慮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見，決定要在黨部，我沒有離開一天仍舊可以隨大家作思想奮鬥一天! C的敬禮[22]! 毛澤東 六月十四日於新泉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 註釋 [1]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黃岡（今黃州市）人。當時任紅軍第四軍第一縱隊縱隊長。 [2]指林彪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給毛澤東的信。 [3]白砂會議，指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在福建上杭縣白砂召開的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 [4]原件在“抗分”後脫漏八九個字。 [5]一九二八年七月上旬，湘贛兩省的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會剿”。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不察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的時期，不顧湘贛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縣委聯席會議關於紅四軍繼續在湘贛邊界鞏固根據地的決定，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關於紅四軍向湘南發展的指示，附和紅四軍第二十九團欲回家鄉（湘南）的思想，於是第二十八團、第二十九團向湘南冒進，結果造成紅四軍在湘南和湘贛邊界同受嚴重損失，通稱八月失敗。 [6]“建設”二字，從上下文分析，疑為“批評”二字之誤。 [7]原件在“制度”後脫漏七八個字。 [8]原件在“短槍”後脫漏約三十個字。 [9]指彭德懷、膝代遠率領的紅軍第五軍，該軍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與紅四軍會合。 [10]指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一九二九年二月，紅軍第四軍與第二、第四團在吉安東固會合。 [11]柏路會議，指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在江西寧岡縣柏路村召開的中共紅軍第四軍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軍第四軍、第五軍軍委等的聯席會議。會議傳達了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討論瞭如何粉碎湘贛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和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決定彭德懷率紅軍第五軍和第四軍第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紅軍第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實施外線機動作戰。 [12]彭德懷（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當時任紅軍第五軍軍長。 [13]原件如此，可能是指花名冊說的。 [14]原件在“縱隊委員會”前，有三個字不清。 [15]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6]湖雷前委會議，指一九二九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在福建永定縣湖雷召開的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 [17]原件在“馬上”後脫漏三四個字。 [18]朱雲卿（一九○三——一九三一），廣東梅縣人。當時任紅軍第四軍參謀長。 [19]行委，行動委員會的簡稱。 [20]支委，指紅軍中的中共支隊委員會。支隊，當時相當於營。 [21]原件在“奮鬥”後脫漏七八個字。 [22]即共產主義的敬禮。 C為英文Communism（共產主義）一詞的第一個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