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關於整頓三風[1]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 上次講了時局的問題，今天講講延安現在所進行的教育工作的問題。現在教育工作的意義很大，為了對付目前的時局也好，為了迎接將來的時局也好，都必須加強教育。現在的時局是一個國民黨反共高潮可能到來的時局。反共高潮來了，我們的困難更大；反共高潮不來，我們也是很困難的。今年明年，是最困難的兩年，所以要加強我們內部的教育。國民黨說我們在轉變作風，整頓內部，鞏固內部，這是說得完全正確的。為了現在，我們必須這樣；為了將來，我們也必須這樣。時局的黑暗只是暫時的，是要變化的。整個世界，整個中國，在不久的將來，都會有一個變化的，法西斯就要倒的。為了迎接光明，要加強我們的教育，要做思想的準備。報告時局，估計時局，這是思想準備的一種。我們把馬列主義搞通，把主觀主義反倒，這是加強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徹底的方法。如果我們全黨幹部在現在這一兩年以內，能夠把作風有所改變，擴大正風，消滅不正之風，這樣一個目的達到了，我們內部就能夠鞏固，我們的干部就能夠得到提高，我們也才能夠有本事迎接將來的光明世界，掌握這個新的光明的世界。總之，對付黑暗需要加強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強教育，無論怎樣講，我們都需要加強教育。

從我們黨的歷史上來看，全面的、全黨的、由中央領導進行的干部內部教育，過去還很少。從去年七月中央發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開始，我們才全體地、從上而下地、一致地註意了這個問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現在延安所進行的教育和學習，是有全國意義的。中央學習組[2]在座的同志們，整個延安的工作幹部，進行學習，這個意義不是局部的。一來是因為我們的機關是中央直屬的，這裡——陝甘寧邊區是所有邊區中政治意義最大的，這裡的很多幹部是作全國性的工作的。二來是全國許多地方的干部到這裡來了，這些幹部本來是全國各地的，他們之所以到延安來，或者是因為在原來地方立不住腳了，或者是因為有事情要到延安來辦，或者是到延安來學習的。延安這個地方集中了全國的人才，所以我們的教育工作有全國性的意義。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學習好了，現在可以對付黑暗，將來可以迎接光明，創造新世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這是全國性的。還有，延安這樣一搞，搞得很好，消息傳出去了，傳到了各個根據地，傳到了國民黨統治區域，各地的黨組織都會跟著我們幹。現在我們還只是在這里幹，我們要經過《解放日報》，經過新華通訊社把一些東西傳播出去。現在新華社應該主要是廣播教育材料，廣播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廣播斯大林的十二條[3]、斯大林論檢查、列寧論紀律、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這些文件。當然，現在世界處於戰爭形勢下，戰爭消息不能沒有，但可以少播一些，比如印度打仗的消息可以少播一點，蘇聯打仗的消息也可以少播一點，而教育材料要多播一點，延安整頓三風的報導也可以多播一些。華北送來了整頓三風的報告，可以由延安轉播出去。可以多做一些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

現在，國民黨也利用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來罵我們，在報上寫文章罵我們。但我們還要繼續反下去，當然我們所反對的主觀主義等與他們所罵的完全不同。我們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還要經過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們現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義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國性意義的工作，做一件建設黨的事，使我們黨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現在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要把我們的學風、黨風、文風改變，擴大正風，縮小和消滅歪風。中央各個部委除了一些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外，其餘的全部精力就是做這個工作。在這一點上，是否能做好，當然現在還不能斷定。現在各機關各學校也還有一些同志沒有認識清楚這一點，沒有把這件事情當做一件重要事情，沒有把這個工作當成一項中心工作。我們說在最近三個月內要把它當作一項主要的工作，其他工作是不是停止呢?日常的、必要的工作那是不停止的，要在日常的必要的工作不停止的條件下把它當做一項主要的工作。不緊要的工作怎麼辦?不緊要的工作就把它暫時停止。學校裡面有許多課程，那些不緊要的也可以停止。比如在中央黨校，就是把全部精力來搞這個事情，十八個文件[4]，加上四個[5]，共二十二個文件，要學兩個半月。中央研究院也要停止其他課程學這些文件。其他學校，按照不同情況，或多或少都可以停止一些課程。各個機關也可以或多或少按照情況停止一些不緊要的工作，就是說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外，要把二十二個文件的討論、研究，以及工作檢查、思想檢查，放在第一位。學校規定用兩個月，機關規定用三個月。學校兩個月如果不夠，延長半個月，半個月不夠，延長一個月。機關三個月不夠，延長半個月，半個月不夠，延長一個月。總而言之，要把反對主觀主義這件事搞得徹底，一定要搞好，我們必須要下這樣一個決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沒有搞好還得重搞，要搞徹底。有人反對就要說服，說了不服，還要再說，一定要使其心悅誠服。總而言之，一定要幹到底，一定要整頓三風，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變。這個轉變已經準備很久了，從遵義會議以來就在準備，特別是去年七月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頒布以後，到現在已經有十個月了，做了很多準備工作。現在再來一個三個月的突擊，在突擊以後，就要轉為經常的工作了。在突擊之中，除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外，統統停止。必須使高級領導幹部有這個認識，有這個決心，也要使所有的同誌有這個認識，有這個決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動一致。

如果不是這樣，那就難得很。為什麼呢?因為過去幹部教育中是有很大毛病的，特別是在學校教育中把方針完全搞到另外一邊去了，研究馬列主義搞到違反馬列主義方面去了，方法也是違反馬列主義的方法，這個毒害相當深。現在的主觀主義的毒害有歷史的，也有最近這個時期產生的，都相當深。歷史的毒害是遺留下來的。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許多東西搞得不好。因為思想龐雜，思想不統一，行動不統一，所以這個人這樣想問題，那個人那樣想問題，這個人這樣看馬列主義，那個人那樣看馬列主義。一件事情，這個人說是黑的，那個人則說是白的，一人一說，十人十說，百人百說，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思想相當濃厚，也可以說在某些部門中間非常濃厚。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共產黨員是不應該有的。但是現在有沒有人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呢?沒有人指破這一點。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各種干部，新幹部，老幹部，男幹部，女幹部，文化人，各個地方來的干部，從事各種不同的工作的人在一起，就有了毛病。這毛病，如果不經過這幾個月的工夫，將指定的這二十二個文件研究好，並貫徹到自己的實際行動中間去，是很難克服的。要把理論和實際行動聯繫起來，把文件上講的東西和自己的行動聯繫起來。什麼是實際?個人的歷史實際，機關工作的歷史實際，各個同誌所想的、做的都是實際。對它們可以先來一個研究，在研究中、在檢查中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夠達到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的目的。就是說，現在有許多違反馬列主義的東西，要在這次教育中、檢查中去掉，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做，否則，這個目的也就達不到，那就難於應付時局困難，打起仗來，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雞飛狗跳，那時候，“諸子百家”就都會出來的，那就不得了，將來的光明也就很難到來，即使到來，也掌握不了它。

全世界的共產黨，除了蘇聯共產黨之外，只有中國共產黨有根據地，可以教育與訓練自己的干部。現在也許還感覺不到這有什麼好處，如果延安失掉了，就會知道延安的好處了，有那麼多的窯洞，還有二十二個文件可以閱讀，可以討論，更會想到這個時候吊兒郎當不注意學習是不應該的，那時候就會後悔的。延安失掉了還沒有什麼，張家也要獨立，王家也要獨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觀主義也要搞，作戰也要搞。總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爛也要搞。要能對付以後的困難就得趕快搞，我們現在就要讀這些文件。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們的“緊箍咒”裡面有一句叫做“寫筆記”，我們大家就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斯大林的十二條，不寫一點筆記就研究不清楚。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幹部也好，老幹部也好，學校也好，機關也好，都要寫筆記。首先首長要寫，班長、小組長都要寫，一定要寫，還要檢查筆記。看文件一定要動手寫筆記，現在已經有許多同志動手寫了筆記，有許多在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寫了筆記。我們說犯了錯誤不要緊，只要認識自己犯的錯誤，並且能改正，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現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寫筆記，這是很好的現象，犯了錯誤還要裝老太爺那就不行。過去有功勞的也要寫筆記，不要把功勞變成一個包袱背在背上，一切都不在乎，這樣，只會把功勞變成一種很重的負擔。也許有人說，我功勞甚大，寫什麼筆記。那不行，功勞再大也得寫筆記。也許又有人說，我天文地理都懂得，三角幾何都曉得，看這麼幾個文件還用得了三個月，我三天就看完了。還有的人說，這算什麼，我不用看也可以考。能夠這樣當然是很有成績的，但我說不然。為什麼說不然?二十二個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中國革命二十年經驗的總結。斯大林的十二條是十七年前寫的，沒有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斯大林能不能夠寫出十二條呢?不能的，不然為什麼馬克思的時候就沒有寫出十二條呢?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也是積近百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革命的目的，就必須實行這個報告所講的，必須實行幹部政策的四條[6]。世界革命是從馬克思主義產生時算起，中國革命是從共產黨產生的那一年算起，五四運動就沒有算進來，只講二十年。中國共產黨這一點經驗也是經過艱難困苦得來的，不要看得那樣容易，沒有二十年的曲折，沒有二十年的鬥爭過程，就不可能產生中央今天的這些決定，也不可能產生中央宣傳部四月三日的那個決定。有同志說，這些決定好得很，早五年出來就好了。我說你的話不錯，早二十年出來就更好。如果中國共產黨從產生的那一天起，就沒有主觀主義，沒有宗派主義，沒有黨八股，那豈不是更好，那豈不是上策。世界上有沒有這種上策?沒有的!什麼事都需要經驗，什麼好的政策都是經驗之總結。剛剛讀了幾年書的青年，就神氣成那樣，說什麼三天可以讀完，不看也可以考，不需要學兩個月三個月。又有人說什麼自己走過了二萬五千里三萬五千里，還學什麼，我說走得再多也不行。水手是世界上游歷最廣的人，天天都在走，周遊全球，但單是走不寫筆記，經驗就總結不起來。中央制定一個文件有時要搞六七個月，至少也得幾個星期，好像我們這些人總是蠢些，人家總是聰明一些，我們寫起決議來總是不能很快搞出來。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許多同志輕視斯大林的十二條，輕視中央的決議，輕視馬列主義，這一點一定要講清楚，不要輕視它，要寫筆記，要討論，要反省。康生[7]同志在前天動員大會上講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幹工作要有一個重心，今天我們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慮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確的東西便把它擴大，不正確的東西便把它清除、取消。要使我們所有的學生、幹部都了解，在整頓三風時重心在自己。要幫助別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進步，要幫助別人是難的，這一點要講清楚。我們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則，自己進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範。一定要這樣做。無論什麼人都要這樣做，都要研究二十二個文件，要熟讀，要搞通。我們對這些東西要表示態度，到底是讚成還是反對。如果以為這些文件不合馬列主義原則，那就應該提出意見。如果以為沒有違反馬列主義而是站在馬列主義立場，沒有違反黨的政策、黨的原則而是合乎黨的政策、黨的原則的，便應表示擁護，表示贊成。要把中央的決心、高級幹部的決心、中央學習組同志的決心帶到下面去。一定要這樣做，並且要進一步實行好。反對自由主義，反對主觀主義，不要像在江西時反對“機會主義”那樣，說什麼吃辣椒也是右傾機會主義，而要反得正確，反得徹底。我們中央的同志商量，中央機關全部動員起來，幫助整個延安整頓三風，許多幹部去幫助各機關各學校。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不停止外，中央機關全部動員起來整頓三風。中央機關如此，各機關學校更應該如此。三個月研究文件，一個月檢查工作，開他幾次會議，如組織會議、宣傳會議、其他會議等。這次整頓三風，由中央的同志分頭領導，邊區一級由任弼時[8]同志負責指導，軍委系統由王稼祥、陳雲[9]同志負責，中央直屬各機關由康生、李富春[10]同志負責，學校(黨校除外)由凱豐[11]同志負責，黨校由我負責。在這次學習檢查中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是改變作風，團結內部，就是決定上寫的改變觀點，改變思想方法，改變作風，團結幹部，團結全黨。

在研究、討論文件和檢查工作中，會有許多幹部表現積極、熱忱，會有那麼一些人也熱心，也搞，但和平常差不多，也會有少數人比較更差，叫做落後的。大多數地方大體上都有這三種人，積極熱心而又正確的，平常的，落後的。這些人我們不能平均看待。在幹部中間實行平均主義是不好的，平均主義是使積極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後分子看齊。我們要使落後分子、平常分子向積極前進分子看齊，要使落後的、思想意識和行動比較差的、不正確的同志向正確的積極的同志看齊，使平常狀態的同志向積極的同志看齊。沒有這樣的引導，使積極的和落後的混同在一起，對積極的沒有鼓勵，和落後分子一樣看待，這是錯誤的。那谁愿意積極呢?那便沒有斯達漢諾夫[12]了。蘇聯爲什麼要提倡學習斯達漢諾夫?因為他積極，要使別人向他看齊。我們要採取這樣的態度，號召所有的人向積極分子看齊。當然在做的時候也要注意不要誇獎得太厲害、不適當，使人以為某些人領導特別喜歡，某些人領導特別不喜歡，那就搞不好。要使全體都向前，向積極的看齊，要有團結幹部、團結全黨的精神。

還有蒐集問題、研究二十二個文件和檢查工作的問題。各機關學校自己開會討論，解答問題，同時把這些問題反映到中央來。我們希望有兩種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壞的。把這兩種意見兩種情況報告中央。學習中發生的問題各單位自己解答，解答不了的開會討論，再解決不了交與中央答复。關於蒐集問題回答問題便是這樣。要把乾部中的積極分子、平常分子、落後分子分開，對思想有問題的、黨性有問題的人要特別加以注意，採取和他們個別談話的方法。這個方法西北局實行過，還有許多機關實行過，產生很好的效果。再一種方法是開幹部會。進行個別談話，開幹部會，用這兩種方法來做工作。幹部會怎樣開呢?我昨天和王首道[13]同志談了，他所在的機關中，小組長、科長等有二十多人，其他幹部有六十多人，一共八十多人。我以為可以兩星期開一次二十多人的會，一個月開一次八十多人的會。在二十多人的會上，把中央學習組的精神、要討論的內容系統地告訴他們，可以展開討論，大家發表意見，按機關的情形也可以十多人或八九人來開這樣的會，一星期一次最好，不能的話便兩星期一次，這些人是其他人的直接領袖。其他的人一月一次會，這樣的會人太多，討論恐怕很難，可以報告一下，把二十多人的會上討論的情況向他們說明，須要採取這樣的方法開會。同幹部發生聯繫，一種是和乾部談話，一種是開會。用這兩種方法我們可以知道各個同志想的是什麼，有什麼問題，什麼事他們不滿意，什麼事他們滿意。現在還沒有到檢查工作的時候，有些事到那時才能討論，比如講先批評領導者、後批評被領導者這樣的方式方法問題。上次鄧發[14]同志報告職工會的經驗，先批評領導者的缺點，大家肯講話，如先批評被領導者，便把大家嚇倒了，不敢說話了。檢查工作要鼓勵大家發言，如同中央研究院副院長[15]講的，大膽說話，有的放矢，只要不違犯法律，又是在規定的範圍以內的，說話是許可的。正確不正確是指說話的內容，有的對，有的不對。說得不對，是在說的過程中發生的，應該允許，說錯了的，以後可以糾正。在討論中發生了問題，要先批評領導者，後批評被領導者，這個方式比較好，像職工會的辦法。總的責任，這次搞得好不好，整個歸中央負責，搞好了算一功，搞不好有過。各部門搞得好不好，行政首長負主要責任，不是按照過去辦法由黨支部負責，這次規定行政上負責。個別談話解決了問題沒有，幹部研究二十二個文件寫了筆記沒有，檢查工作沒有，作風改變沒有，討論的目的達到了沒有，成績少或者沒有成績，這責任歸行政首長負。今天在座的同志都要負責任，希望好好考慮一下，研究一下，同自己領導的部門的干部好好商量一下，交換意見，達到整頓三風的目的。別人整三風，我一風也不整，如果黨員是這樣，那是不好的。你是共產黨員，便應服從黨的決定，你一風不整，行嗎?整兩風也不成，我們講是一定要整頓三風。要整頓三風，一些偏風也不讓有的，整了兩風半，還剩半風，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整三風，這叫搞到底。我們要擔負這個責任。這裡方法是重要的，首先要宣傳，宣傳部的決定提供了方法，即研究二十二個文件，討論二十二個文件，檢查工作，這樣才能搞好。這不是容易的事。

聽說有個別機關學校安排得很緊，一個文件研究兩天就過去了，這是走馬看花。許多文件須要一條一條加以分析研究，一個搞完再搞第二個，這時候別的先不要看，專討論這一個。有些可以兩三個合起來研究，但也要先一個一個地研究。斯大林的十二條搞通了很不容易，許多人想一把抓，結果沒有抓到。要一條一條地搞，要用分析的方法，搞了一條，再搞第二條，這樣搞下去，先剩下十條，再剩下八條，最後全部“消滅”。先逐條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全部才能明白。這次我們要搞出些名堂，使全黨面目為之一新，這就須要在座的同志負起責來。整頓三風搞得好不好，對目前，對將來，對領導整個革命，關係很大，我們一定要下決心把這樣的事做好。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 註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的報告。 [2]中央學習組，又稱中央研究組，是中共中央於一九四一年八月決定成立的，以中央委員為範圍，目的在於提高黨內高級幹部的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 [3]指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二月同德國共產黨黨員赫爾措格談話中闡述的各國共產黨要實現布爾什維克化必須具備的十二個基本條件。 （見《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313頁） [4]指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規定的整風學習的十八個文件：一、毛澤東二月一日在黨校的報告；二、毛澤東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會上的報告；三、康生兩次報告；四、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五、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六、中央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七、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八、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九、毛澤東關於改造學習的報告；十、毛澤東論反對自由主義；十一、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二；十二、《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十三、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十四、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節；十五、陳雲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十六、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十七、宣傳指南小冊；十八、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5]指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關於增加整風學習材料及學習時間的通知》中增加的四個整風學習文件：一、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二、列寧、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三、斯大林論平均主義；四、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乾部教育政策。 [6]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作的《工人階級統一起來反對法西斯（對大會討論的答复）》中提出的正確選擇幹部的四項條件：第一，要無條件地獻身於工人階級的事業，忠實於黨，並且在敵人面前——在戰鬥中、在監獄中、在法庭中——受過考驗的；第二，要極密切地接近群眾；第三，要能獨立地自覓方向，不怕擔負決策的責任；第四，不但在對一切違背布爾什維克路線的現像作不調和的對抗時，而且在對階級敵人作鬥爭時，都要守紀律，受布爾什維克的鍛煉。

[7]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東膠縣（今膠州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總學委副主任。 [8]任弼時，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秘書長。 [9]王稼樣，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中央學習組副組長。陳雲，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 [10]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 [11]凱豐，即何凱豐，又名何克全，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 [12]斯達漢諾夫（一九○六——一九七七），蘇聯頓巴斯的採煤工人，煤炭工業中的著名革新者。由於他運用新技術和改進勞動組織，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創造了在五小時四十五分鐘內用風鎬採煤一百零二噸的紀錄，相當於當時生產定額的十四倍。這一先進事例很快得到廣泛傳播，並發展成為群眾性的社會主義競賽運動，稱斯達漢諾夫運動。 [13]王首道，一九○六年生，湖南瀏陽人。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 [14]鄧發（一九○六——一九四六），廣東雲浮人。當時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15]指當時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範文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