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政治經濟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第43章 關於《墨子哲學思想》[1]一文給陳伯達[2]的信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 伯達同志: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3]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 二月一日夜 (一)題目 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 (二)事物的實不止屬性,還有其最根本的質,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於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 “志氣”,志似指事物之質,不變的東西(在一物範圍內),氣似指量及屬性,變動的東西。 (三)“君子不能從行為中分出什麼是仁什麼是不仁”,這句話的意思應是:君子做起事來卻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 “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現。因此,“沒有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會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是對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發,並經過無數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許成為十月十一日的漢陽起義,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義。 “不是在那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就不一定成為燎原之火”是對的,但也必定會在另一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而成為燎原之火。 (五)中庸問題 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4]、“兩而無偏”[5]、“正而不可搖”[6],與儒家的“執兩用中”[7]、“擇乎中庸服膺勿失”[8]、“中立不倚”、“至死不變”[9]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鬥爭,反對過與不及。這裡有幾點意見:(1)是在作兩條戰線鬥爭,用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來規定相對的質。 (2)儒、墨兩家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墨家沒有特別發展的地方。 (3)“正”是質的觀念,與儒家之“中”(不偏之謂中)同。 “權”不是質的觀念,是規定此質區別異質的方法,與儒家“執兩用中”之“執”同。 “欲”之“正”是“利”,使與害區別。 “惡”之“正”是“害”,使與利區別而不相混。 “權者兩而無偏”,應解作規定事物一定的質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異質偏),但這句話並不及“過猶不及”之明白恰當,不必說它“是過猶不及之發展”。 (4)至於說“兩而無偏,恰是墨子看到一個質之含有不同的兩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個質”,則甚不妥,這把墨家說成折衷論了。一個質有兩方面,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於這方面,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面,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說“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辯證論的話,便應作如此解。

(六)“半,端”問題 墨子這段,特別是胡適的解釋,不能證明質的轉變問題,這似是說有限與無限問題。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 註釋 [1]《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是陳伯達寫的,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陸續發表在《解放》第八十二、第一○二和第一○四期。 [2]陳伯達,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3]赫拉克利特(約公元前五四○——前四七○),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愛非斯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哲學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朴素的辯證法思想,列寧曾稱他為“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

[4]見《墨子·經上》。原文為:“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 [5]參見《墨子·經說上》。原文為:“仗者,兩而勿偏。”孫詒讓《墨子間詁》中說,“仗”當作“權”。 [6]參見《墨子·經下》。原文為:“正而不可擔。”孫詒讓《墨子間詁》中說,“擔”當作“搖”。 [7]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8]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9]參見《中庸》。原文為:“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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