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1]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 中國在這一次有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可能性，為近百年來、五四以來、有黨以來所僅有。我們應該在此時機提出適當綱領，動員全國人民爭取其實現，也就是團結全黨全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中國。這個綱領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現在加以綜合及發揮。 為了達到建設新中國之目的，我們的原則是放手動員群眾。抗戰以來我們一貫的路線是如此，而另一條路線則是束縛群眾。蔣介石就是束縛群眾，他在柳州會議[2]上講所謂精神征服。我們對同志與人民是誠誠懇懇，無所謂精神征服，對敵人則是武力征服。我這個報告講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對此有些意見，這是因為思想不很通。 《新民主主義論》講抗日的話還要少一些。還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國，當時有同志不贊成，他們不知道抗日的問題是已經定了的，當時的問題是如何抗日。我說的這次有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3]至六中全會[4]時期的錯誤傾向是有區別的，那是主張依靠國民黨，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義的。要三民主義是一個原則問題，一定要堅持。同志們的意見很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採取了。

我們提出放手發動群眾是否“左”傾了?對國民黨如何措辭，我曾考慮半年之久。是否採取紳士腔調如同招待新聞記者那樣?那時我們的名譽很好，可是斯坦因、福爾曼[5]對我的談話就很不滿意，那種腔調有一很大缺點，即不能說透問題，不能揭破蔣介石。或者如同蘇聯的態度那樣?這也不適當，因為我們是不合法的，不像蘇聯，而蔣介石又非羅斯福、丘吉爾[6]。那末，是否像《解放日報》那樣?也不好，《解放日報》可以那樣說，但也並非天天說，我們的負責人就不宜於那樣說。我在這個報告裡面批評了他九分，批評很尖銳，但留了余地，有希望，雖然只佔一分不足。這是需要的，不留這個餘地就會犯錯誤。對國民黨抗戰成績我沒有多說，從科學的意義上應說國民黨是半法西斯主義，我沒有說，免得為他們張目。對他們的說法我是隨地而異的，其基本精神是我們的獨立性更強了，但對蔣介石仍留有餘地。

對一切要聯合的對像我們都採取聯合的態度，但也略示區別，略有批評。這一點也很重要，沒有區別是不好的。對資產階級，我說是多半與土地聯繫著。對大後方民主運動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評其不堅決，指孫科[7]之類。有的人看到三月一日蔣介石的講話與我們的痛駁後，又慌張了；聽說赫爾利[8]回我們的電報中說不要作最後結論，就又高興了。中間派是動搖的，中國的政治力量是兩頭硬中間軟。假如中國有農民黨，我們也要與它區別。這是要我們共產黨員弄清楚的，惟有區別才能領導。 國民黨反動派也在動搖，是兩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聯共，一面反共；一面聯蘇，一面反蘇。蔣介石的欺騙我們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國人壓。赫爾利來延安，美軍觀察組[9]駐延安，這個影響很大，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受到影響。愛金生、高桂滋[10]這些人都說天下是我們的，文化界簽名謝冰心、顧頡剛[11]都參加了。這個報告中我們沒有說這樣的話，但有這股神氣，我們要準備迎接勝利。

這個報告，蔣介石看了最不高興，中間派看了又高興又不高興。中間派是有前途的，外國人在蔣介石不行了的時候會扶他們，他們的壯大現在對我們是無害的。但他們是動搖的，蔣介石讓步了他們就會擁護。三月一日蔣介石發表講話，羅隆基[12]就寫文章歡迎“還政於民”；二日我們廣播了新華社記者對蔣介石講話的評論，民主同盟在十日又發表談話反對國民黨包辦國民大會。所以，他們是可以聽我們的，但需要我們的堅強領導。領導問題我在報告中講了一下，除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外，還包括其他民主分子。 對外國主要聯合蘇聯，對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國以聯合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們尊重中國人民的意見。 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列寧也要我們發揮他[13]。他的遺囑中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兩條是基本策略，他關於民主講得最好，要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國共產黨現在把華盛頓、林肯[14]都當作自己的旗幟，我們就有孫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緣，曾經和他合作過。內戰時期不講他不能怪我們，因為那時我們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現在不同了。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說服。

報告中講共產主義的地方，我刪去過一次又恢復了，不說不好。關於黨名，黨外許多人主張我們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壞了，所以報告中索性強調一下共產主義的無限美妙。農民是喜歡共產的，共產就是民主。報告中對共產主義提過一下以後，仍著重說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民粹主義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反舊民主主義也提了一下，軍隊國家化之類就是他們的口號，但不著重反對舊民主主義，因蔣介石不是什麼舊民主主義而是專制主義。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是無害有益的，而且報告裡也說明了有三種經濟成分。國家資本主義在蘇聯也存在了幾年，十月革命後列寧就想要有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未得，富農存在得更久一些。

一般綱領與具體綱領，這個區別以前沒有指出，其實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戰時期的一般綱領都沒有改變，以後還可以用若干年。工農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的本質。具體綱領在各個階段是不同的。聯合政府是具體綱領，它是統一戰線政權的具體形式。這個口號好久沒有想出來，可見找一個口號、一個形式之不易。這個口號是由於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大潰退、歐洲一些國家建立聯合政府、國民黨說我們講民主不著邊際這三點而來的。這個口號一提出，重慶的同志如獲至寶，人民如此廣泛擁護，我是沒有料到的。 如果大家同意報告的這些基本觀點，則修改後即發給所有代表，代表大會上仍可提出各種修改意見。 二 剛才幾位同志提到大會的精神算不算舊賬的問題。不算舊賬當然不是一個口號，總結經驗也可以說是算賬，但我們的算賬不要含有要搞垮誰的意思。參加七中全會的同志應當用很好的理由與態度去說服七大的代表們要有這種自覺，把過去歷史問題託付給七中全會解決比較好，以便自已集中力量解決抗戰建國的任務。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於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志是因為不自覺，以為自己是對的才要在黨內黨外打倒一切。現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15]同志最近寫信給我，也贊成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與團結全黨兩點，這是很好的。如果在大會上討論歷史問題，勢必要扯兩三個星期，轉移了中心議題，而結果仍不會超過現在的決議草案。扯到軍事歷史、華北歷史、各個山頭等等，更是扯不清楚。決議草案中沒有說百分之百，沒有說品質，沒有說非法，也沒有說宗派，這些不說至多成為缺點，而說得不對卻會成為錯誤。遵義會議[16]、六中全會都採取了這個方針。

政治報告中關於軍事方面有一點還要說明的，即共同建設人民的軍隊問題。抗戰中我軍內部情況已有很大變化，有一些軍事首長不是共產黨員。軍隊要全部是共產黨員是不可能的，即使內戰時期紅軍中的黨員也不過佔三分之一。如果有的軍隊和我們合作，以後又不合作了，這時我們應該讓他們走，留餘地，不要傷感情，即使再變成敵人也不過同合作以前一樣。同別的軍隊的外部合作，山東做得很好，我們許多地方還是“左”了，需要耐心說服。 聯合政府有三種可能性:一種是壞的我們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們交出軍隊去做官。軍隊我們當然是不交的，但政府還是獨裁的，我們做官不做呢?我們不要宣傳去做，也不要拒絕，要準備這種可能性。其壞處是在獨裁政府做官，不過這是可以向群眾解釋的(為了委曲求全，而這個政府我們是不贊成的)，但也有好處，可以做宣傳工作。第二種可能性，也是以蔣介石為首，形式是民主，承認解放區，實質仍是蔣介石的獨裁政府。第三種可能性，是以我們為中心，在我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一億五千萬人民時，在蔣介石的力量更加縮小、削弱，無聯合可能時，就要如此做，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我們要建設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國家。這個問題不在報告上寫。還有，七大的方針是只解決已經成熟的問題，故歷史問題延至現在的七中全會解決才成熟，各地的歷史問題現在就不必急於解決，因為不成熟。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 註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 [2]指蔣介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柳州召集的軍事會議。 [3]十二月會議，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 》的報告，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否定洛川會議通過的關於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由於毛澤東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決議，沒有在全黨佔據統治地位。

[4]六中全會，見本卷第143頁註[4]。 [5]斯坦因，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重慶記者。福爾曼（一八九八——一九七八），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駐重慶記者。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們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毛澤東分別同他們進行了談話。 [6]羅斯福，當時任美國總統。丘吉爾（一八七四——一九六五），當時任英國內閣首相。 [7]孫科，當時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院長。 [8]赫爾利，當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 [9]美軍觀察組，見本卷第226頁註[7]。 [10]愛金生，今譯為阿特金森（一八九四——？），美國《紐約時報》駐重慶記者一九四四年任重慶外國記者俱樂部主席，同年九十月間曾到延安參觀訪問。高桂滋（一八九一——一九五九），陝西定邊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十七軍軍長。

[11]謝冰心，一九○○年生，福建長樂人，作家。顧頡剛（一八九三——一九八○），江蘇蘇州人，歷史學家。他們參加了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的重慶文化界《對時局進言》的簽名。 [12]羅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 [13]列寧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指出，隨著中國無產階級的日益成長，“一定會建立這樣或那樣的中國社會民主工黨，而這個黨在批判孫中山的小資產階級空想和反動觀點時，一定會細心地辨別、保存和發展他的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的革命民主主義內核”。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頁） [14]華盛頓（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利堅合眾國的奠基人，第一任總統。北美獨立戰爭時期，任大陸軍總司令。一七八七年主持費城會議，制定聯邦憲法。一七八九年當選總統。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任美國總統，主張維護聯邦統一，廢除奴隸制度。南北戰爭爆發後，頒布《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保證了戰爭的勝利。

[15]王明，見本卷第76頁註[11]。 [16]遵義會議，見本卷第102頁註[14]。